我在胡公馆的见闻
2018-11-13 16:05:44  来源：第八战区副长官部少尉军需官 褚应棋 撰稿  点击：  复制链接

　　一九四三年正值抗日战争进入艰苦阶段，神州山河大部沦陷。我从武功农校毕业年余，闲居西安，彷徨苦闷;秋天结婚后又增加生活负担，母亲终日愁怨不已。到了冬天，我的岳父忽然告我，说已托请他的房客易梦若(长安地方法院看守所所长)转托其表弟徐先麟给我找了一个事情，是到“胡公馆”做事，随即我就到东仓门一号报到。

　　“胡公馆”即胡宗南的住宅和官邸，位于城内东南靠近城墙的一所院落-东仓门一号。这所房子本系某工业职业学校校长夏先生的房子，环境幽静，位置偏僻，院内镌字取名“静思庐”。胡宗南占用这所房屋，作为他在西安城内办公、住宿和会客的地方。一号对面即靠“下马陵(董子祠)”亦为胡占用，他的卫队驻扎邻近的效忠里。整个地区包括东仓门一号、下马陵和效忠里，成为一个禁区。武装和便衣卫队日夜荷枪实弹，戒备森严。

　　由于胡宗南没有家眷，一号办公室也就被称为“胡公馆”。对外的公开名称则是“第八战区副长官部东仓门秘书室”，秘书室的主官是上校秘书徐先麟。徐先麟实际上是“胡公馆”的总管，徐本人私宅就在一号对门的二十六号，这所院子被徐占用，往来一号极为方便。我见到徐先麟后，他同我简单谈了几句，便派我当一号办公室的助理军需。这里本有一个少校军需官伍涤新，还有一个军需上士，我给伍军需当助手，那个军需上士协助我。我的事情是收发保管办公用品、茶点招待品、家具公物等等，也管少量的现金。不多日子，就有第八战区副长官部的正式派令下来，任命我为三等军需佐(少尉军需)。军需这类财务事务我根本外行，但只好勉强学着做。

　　东仓门秘书室人员不少，除主官徐先麟外，还有少校秘书陈少屏，一个上尉书记官和一个少尉司书，一个上尉副官张家驹，以后又增加少校副官张德广;还有两个准尉特务长，一个叫陈子平，一个叫王慧峰，下有勤务兵、炊事兵约十余人。

　　东仓门办公室还设有侍参室(参谋室)，为首的足上校高参萧健，侍参室有参谋五、六人。

　　驻扎在效忠里的侍卫队有数十人，其中不少是便衣警卫人员。这些人无法无天，谁都不敢惹。侍卫队队长原系胡的贴身侍卫官唐西园，副队长马大恢。由于唐西园一次违犯法纪，胡宗南只好将他关了禁闭，于是侍卫队长就由副长官部的副官处上校副处长刘大军兼任。刘大军和徐先麟、萧健等，都是胡宗南的亲信。

　　此外，还有胡的上尉侍从副官熊汇荃住在下马陵，经常陪同胡宗南外出，他是我见到的一位有学识素养的年青军官，英语讲得流利，据说是从北平流亡到西安的大学生，在王曲一七分校成绩优良，经挑选给胡宗南当随从副官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赴美国留学。

　　胡宗南为人好大喜功，野心勃勃，到了西安，便刻意经营，一面扩充部队，一面树立党羽，扩大势力，把西安作为他发展的基地。当时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是朱绍良，驻在兰州，根本不管事，是个名义;另一位副司令长官是傅作义，也只率领他自己的队伍。因而八战区实际上掌权的是副司令长官胡宗南。胡的总部设在小雁塔，官邸在东仓门一号及下马陵，他常去王曲七分校，在常宁宫有他的别墅，并常在华阴庙-华山脚下的玉泉院住宿。

　　胡占住东仓门一号及下马陵，作为官邸和城内据点，便不断充实这里的设施和警卫。下马陵系董仲舒墓所在地，胡的部下把董仲舒的庙堂修整为胡的办公室及寝室，两侧厢房作为随从及警卫人员居住。“董子祠”本是靠城墙的一座陵庙，地势较底，四周有围墙，南墙与城墙之间尚有一段距离，沿城墙有人行通道。而胡竟把南墙放倒，在东西两侧以砖石扎墙，连接城墙，隔断通道。在西墙南边开了一大门，以便汽车出入，又沿城墙向西修筑一条马路，直达南城门，胡乘车进城不经市街即可驶抵下马陵及一号院内。城墙一段既与下马陵连接，于是又在城墙根挖洞，在城墙内蜿蜒曲折，修筑工事，据说是指挥所和防空洞。我曾入洞 内看过，见在城墙里挖有秘密通道，并有几个小室，内装电话线路及电灯，并备有办公物品及食物，洞顶直透城墙之上，设有岗哨警卫。

　　我作为“胡公馆”内一个卑微的军需人员，历时不到一年，有些见闻回忆起来，约有几个方面：

　　一是了解到“胡公馆”的内情和胡的私生活。这所外界人认为神秘的地方不同于别处，平时表面看来极为幽静，人员闲的无事，甚至闲的发慌，但有时却极为紧张，忙得团团转。用一号人员的话来说，就是“你有睡觉的时间，没有撒尿的时间”。这里规定极严，平时如无公事或未经上级允许不准外出，更不得外宿，只有轮休假日方可回家。我到这里以后很不适应，如坐牢狱。闲时，指的胡本人不在时事情不多，但胡一回来，就气氛紧张，有关人员日夜不能稍怠。他回来又无定时，不论白天夜晚他一进门就是吃、喝、洗澡，打电话、要东西、约见人、请客宴会等等一连串的事。甚至深夜他离开一号院到下马陵去睡觉了，这里的人仍要提防随时支应。胡没有老婆和家属，一号院很多人是为他的私生活而忙，要经管他的吃、穿、用，衣食住行样样要管好。

　　我管的两项事，与胡的生活有关，一是物品，二是伙食费。这两宗事，我分别与两个特务长直接打交道。陈子平是长期跟随胡的勤务兵，当了特务长仍然侍候照料胡的生活，他手下有几个勤务兵，都是聪明伶俐少年。平时打扫住室，整理衣物用具，胡一回来就烧洗脚水、煮咖啡、拿香烟、炊料，侍候吃饭。王慧峰则是胡的厨师，戴笠介绍给胡的，此人系浙江人，一脸麻子，一只假眼，是特务组织的人，他倒做的一手好菜，中西菜肴样样皆精。陈于平从我的柜于里领走食品、招待品和办公文具，王慧峰又来领钱，购置杂蔬等等，事后报账。

　　胡的生活享用极奢，如招待烟要“三五”或“大炮台”，酒是威士忌，不喝茶而饮咖啡和广柑汁，刷牙用固齿灵牙膏，盥洗用棕榄香皂，其他种种都是洋货。他还喜食海鲜，如带鱼、鲍鱼、青翅等，这些都不是战时后方可有的，而他则由重庆或别处购来，空运西安。每隔些日子就运来多种，供胡享用斛待，费用很大。

　　胡的牙齿不好(据说镶了假牙)，喜食鸡腰，王慧峰常给他做一盆烧鸡腰;又常给他做牛肉汁(其法是把五斤整块牛肉放入笼内盛盘干蒸数小时，可得牛肉汁一小碗)供胡食用。

　　胡患有痔疮，每隔些日子，就把薛健(当时为“中正医院”院长)叫到东仓门为他治疗。

　　他理发时也是把关铁林(东大街一家埋发店经理)叫来理发。

　　二是看到了胡宗南的拉拢逢迎、发展势力，一心想作蒋介石的忠实学生和继承人。胡本人是个武夫，似对政治颇感兴趣，想充当文武双全的政治家。他不喜人称他胡长官，而要称他“胡先生”。一号院人员不论官兵见了胡宗南都恭做地喊“胡先生”，他才高兴。副长官部以及他的下属知道内情的人也这样称呼他。

　　据说蒋介石身边的人员也称蒋为“先生”，胡大约就是摸仿蒋介石。下马陵胡的卧室里悬挂着蒋介石与胡单独台影的照片，表明了蒋、胡的亲密关系。宋美龄和孔二小姐(孔祥熙的女儿据说也是宋美龄的干女儿)到西安，就住宿在下马陵或常宁宫，她们在陕时，胡一直陪着。

　　抗战开始，蒋介石让蒋纬国到陕西，在胡宗南部的第一师充当尉级军官，驻地在潼关。蒋纬国不时到西安，便住在一号院和下马陵。呆在下马陵感到心慌，只愿住一号院，胡无奈只好把自己的办公室和书房让给蒋住。这样，胡独用的那一幢半中西式的房屋(内隔四间)，就分为两半，一半胡用，一半蒋用。蒋经常把大华纱厂总经理的女儿石静宜带到一号院，在房中跳舞，无所顾忌。据说，蒋纬国某次在华阴庙车站乘车来西安，到站后车已开走，蒋责怪车站站长不按时发车，站长答复是准时开车的，他便把自己手表让站长看，说车站时间不准，并强迫站长给他专门开了一趟车。此事经陇海铁路局长报告给胡，胡罚他在下马陵读《中庸》一月。蒋纬国在胡的第一师呆了好几年，一是蒋介石把自己的儿子放在抗日后方，交给胡宗南照管，以示信任;二是胡宗南也极愿接受这件事以便依附蒋介石，笼络蒋纬国。

　　我曾在蒋纬国住室看到蒋介石给儿子的亲笔信，内容简略，嘱咐他要注意身体，听胡的指教等，还给他寄来几瓶维生素补药。蒋纬国的生母陈洁如也从云南给儿子来信，并捎来衣物鞋子等，因带来的皮鞋太小，蒋的勤务兵小侯把他卖了。

　　胡除了曲意逢迎蒋介石之外，对一些军政要人也多方拉拢。戴雨农(戴笠)与胡的交情极密，戴来西安，住在“胡公馆”，一号院人员称他“戴老板”。有次戴在宝鸡患病，电话传来，东仓门办公室即派副官张家驹带薛健医师专赴宝鸡诊治。胡的一些部下、亲随，亦是戴手下的人或戴介绍的。胡与汤恩伯关系密切，经常函电往来，彼此照应。张文白(张治中)每经西安，胡都宴请。杜月笙到西安，胡请他到一号院盛宴招待，执礼甚恭。人们看见这个身穿长袍马褂的老头子，颇感稀奇，不知胡为什么对他特别客气。我想这大约因为胡深知这个上海流氓头子在蒋介石面前说得起话，所以不敢得罪他。

　　胡与办党办三青团的谷正鼎、刘建群等人亦很有交往。谷正鼎在陕时，常去“胡公馆”;刘建群来陕，胡亦宴请。胡还拉拢陇海铁路局局长陆福廷，数次宴请，并将胡的亲信军需唐某(专门掌管胡的私人钱财，不归总部军需处管)的妹子介绍给陆福廷的儿子作媳妇，还一同拍照留念。这大约是胡为了运输方便而利用陆，而陆也想巴结胡。

　　胡为了在西北发展势力，还拉拢宁夏马鸿逵、青海马步芳和马步青。胡将马鸿逵的儿子送往重庆受训，以后提拔为骑兵军长。至于经常函电往来，赠送礼品更不待说。但对陕西省主席蒋鼎文、熊斌，胡却交往不多，这大概是派系不同。

　　有一天，徐先麟让我清抄一份文件，我拿去一看，原是某人给胡上的建议书。其内容除了对胡恭维赞誉以外，中心意思是教胡趁此时机经营整个西北、创立基业。文中对西北各省政治、军事、经济、人事等方面的情况，一一详陈，并作了分析。末了提出几条建议，大致是巩固陕甘，控制宁青，然后掌握新疆，而当前首要的是牢牢抓住陕西。建议胡兼任陕西省主席，以便把自己部下安插到全省各县，这样势力就稳固了。抄写了这份文件，我对胡发展势力的意图方才清楚。以后，听一号院人说，胡有雄心想作未来的“领袖”，他不同于一般将领，不仅握有兵权，而且党羽众多，有军事参谋班子(如总部参谋长罗泽闭、副参谋长李昆岗、高参萧健等)，还有政治参谋班子(如赵龙文、周天缪等)，又有情报班子(如机要室主任王维等)，以及散布各地的人员。在胡的亲随人员眼中，“胡先生”具有很多有利条件，将来很可能是蒋介石的继承人。他们心里就是这样想象的。

　　三是认清了胡宗南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胡宗南出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总部设于西安，他掌管的地区，东出潼关，西邻黄河沿岸，都是抗目前线，但八年全面抗战胡军究竟与日寇作战如何，一般人不得而知。胡不曾娶妻，有人劝他早早结婚，胡答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意思是圈难当头，身为军人，怎能顾及家室，标榜他是一个爱国将领，不打败日本侵略军，决不结婚。

　　我到了东仓门一号院后，抗战形势已日益恶化，西南战场、华北战场连遭挫败，西北战场相对地平静了一段时期。那时我很年轻，也十分天真，有时与一号院一些人员谈及抗战，不明白我们在西南打不胜日军，为什么不调西北军队去那里作战?胡的军队就有几十万，据说装备训练都好，为什么老呆在后方?他们听了我的问话，有的笑笑，有的说咱们不懂国家事，不谈这些。但这总是我的一个疑问。

　　以后，我偶然同侍参室的参谋黄友伯闲谈，黄是个有爱国心的青年军官，不愿在胡公馆作事，多次要求去部队。黄听了我提出为什么把大量军队不用来抗日，放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干什么的问题时，他说：“你是个傻子，委座(蒋介石)把胡先生派到西北就是为了防备共产党，这几十万军队不是用来打日本的，是专门对付共产党的，这个你都不懂?”

　　到了一九四四年春末，胡宗南的作战部署受到了惩罚。这年四、五月问，盘踞洛阳一带的日军向豫西发动进攻，胡的军队一触即溃，日军逼近陕州，胡仓惶奔赴潼关督战，东仓门一号竟乱了套，一日几次警讯，什么日军三百辆坦克过了龙门呀，什么我军两师被包围呀，陕州、灵宝守不住了，日军就要进潼关呀等等，弄得人心慌乱，开始作起了撤离西安的准备。但过了不久，日军并未继续进攻，日寇是搞声东击西，目的仍在西南战场，豫西战役不过是给胡宗南的军队一点颜色看看。但却证明胡宗南部队的腐败无能。

　　四是看到了蒋帮内部的矛盾倾轧。一九四四年前半年全国各战场抗日战争的失败，引起了强烈反应。全国人民特别是各界上层人士对蒋帮统治极为不满，纷纷批评;另一方面，英美盟国的在华官员也对蒋政府提出指责，引起了蒋帮内部的混乱，追究一些官员的责任，导致了孔祥熙下台，宋子文重新上台。西北战场的指挥机构也改组了，撤销了第八战区长官部，改设第一战区长官部，陈辞修(陈诚)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把两个副长官，一个是胡宗南，另一个是郭寄峤。陈诚把他的总部设在汉中，西安原来的副长宫部被取消了，改为第一战区长官部西安指挥所。这样一变，胡宗南的气焰顿时下降，原来陈诚和胡宗南不睦，一向合不来，胡宗南倚仗蒋介石的靠山不买陈诚的账，可如今陈诚是他的顶头上司，情况就不同了，陈诚到西安，胡在东仓门接待他，一号院人员都小心翼翼，因陈诚的脾气很大。他对胡宗南不满，多方指责，两人在房子里竟吵起来。陈在西安期间，胡的日子不大好过。

　　不料事情并未完结，可能是重庆还有些人攻击胡宗南，要追究他的责任，胡只好到重庆去活动。过去也曾有人在蒋介石面前说胡的坏话，或上书反对胡宗南，而蒋介石却一心庇护，在文件上只批了“宗南才具不足，忠诚可嘉”几个字，就搁置一旁，但这次情况不同过去，反对胡的人太多，批评强烈。胡去重庆月余才回到西安。据闻是戴笠、汤恩伯等人支持，胡的地位才未动摇。听说汤恩伯也受到指责，而胡又全力支持汤，他们之间就是互相勾结。不久，何应钦下台，陈诚当了军政部长，第一战区的大权又重归胡宗南掌握。

　　不觉已到了秋天，我在东仓门一号院做事已将近十个月，长期的收发保管物品、财务事务已使我十分厌烦，严格的规定，毫无自由，也令人无法忍耐，在这个公馆过日子耳闻目睹的一切，都和社会的现实、抗战的形势以及我的家庭生活极不协调。虽然有的人认为在一号院做事很不错，但我却过不惯这种生活，受不了这种约束，何况终日提心吊胆，生怕招致灾祸。我认真考虑之后决心请长假离职。

　　正在这时，发生一件事情，我保管的物品柜中丢失四筒“炮台”香烟。这固然是小事，然而要赔偿，在西安购买炮台烟，价格极昂，黑市每筒高达四千五百元(法币)，四筒香烟要一万八千元。当时我的月薪不过五百元，这要折合三年的薪金，对我来说的确是件要命的大事。我的妻子又生了孩子，家中需人照料，东仓门的规定不允许我经常回家，这也使我十分苦恼。

　　在这种情况下，我设法借钱买了四筒“炮台”烟，补足库存，随即写了请长假的报告。

　　徐先麟看了我的报告，把我叫去询问，他说：“你在这里干了几个月反而赔了钱，这不要紧，慢慢想办法填补，现在发给你两筒，让你少赔些;家中有事请几天假也行，不要一闹就请长假。”我知道他想留下我继续在一号院做事，但我决心想离开，便说因身体有病无法支持，徐先麟说有病要有医师证明才行。于是我到中正医院找了原二中同学蔡总洲医师，设法替我开了诊断证明书，交给徐先麟，并办清了交代手续，从此离开了东仓门一号。行李出门，我回头望了那两扇黑色紧闭的大门，才感到一身轻松。

责任编辑：振中 最后更新：2021-08-07 14: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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