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八办”纪念馆——文物里的红色故事
2022-09-15 10:18:10  来源：甘肃日报  点击：  复制链接

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甘南路旧址小院)

谢觉哉的皮箱

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的同志学习俄文时使用过的笔记本(本版图片由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提供)

字条(资料图)

丛德滋使用过的毛毯

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展厅一角

　　岳峰伟 王慧元

　　在高楼林立的兰州市中心，静静地矗立着两处青砖灰瓦木质门窗的院落，这两处院落相隔不远，均是典型的兰州传统民居。在车水马龙的闹市中，它们显得静谧而肃穆，像一位历经峥嵘岁月的老人，向每一位来到这里的人讲述着80多年前发生在小院里的故事，这两处院落就是八路军驻甘办事处旧址。在这里陈列的一件件革命文物触动人心，一段段革命历史永志难忘。抚今追昔穿越历史烟云，让我们走近这些无声的革命文物，追忆文物背后的峥嵘岁月。

　　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于1937年5月在兰州成立，时称红军联络处，又称“彭公馆”，8月改为现名。1943年11月撤回延安，历时6年，先后在两处旧址办公。其间，在党代表谢觉哉，处长彭加伦、伍修权等同志领导下，在开展营救被俘流落的红军西路军将士、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同苏联外交代表处和军事代表处的联系、接待党往返苏联人员、转运抗战物资、输送进步青年到延安、指导中共甘肃工委开展工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被周恩来亲切地誉为“革命的接待站，战斗的指挥所”。依据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的历史功勋建立的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简称兰州“八办”)，于1981年对外开放。

　　文物是历史的记忆。红色文物承载着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见证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程，是弘扬革命传统、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生动教材。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馆藏的革命文物具有极强的精神价值、历史价值、思想价值。这些革命文物蕴含着生生不息的红色基因，形成独具特色的红色印记。

　　谢觉哉的皮箱

　　谢觉哉的皮箱为纪念馆馆藏一级革命文物，牛皮，棕色，长方形，以两条皮带使盖与箱连为一体，外有弧形提手，四周侧面均有压制花纹，箱内上下均系红绸，内底部两端各有皮带条(带扣)，箱内底、盖之间各有皮拉带一条。箱体及箱盖四边均有裂缝，局部有破损。这只小小的皮箱看上去毫不起眼，甚至显得有些破旧，却展示了革命先辈谢觉哉的人生历程和革命故事。

　　谢觉哉，字焕南，别号觉斋，生于1884年，湖南宁乡人。21岁考上秀才，1920年8月，经何叔衡同志介绍前往湖南长沙通俗教育出版报编辑所主编《湖南通俗报》，以此传播新思想、新知识、新文化。1925年，谢觉哉加入中国共产党，至此从一个封建秀才一步步成长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1934年10月，谢觉哉参加了长征。

　　1937年5月，国民党面对全国抗日形势，同意中国共产党在兰州设立一个半公开的办事机构：红军联络处。7月29日，为加强党在甘肃的统一战线工作，壮大办事处的力量，谢觉哉受毛泽东的委托，以中共中央驻甘代表的身份手提着这只皮箱来到兰州。此时办事处工作正处于开展阶段，面对斗争形势复杂、环境十分恶劣的现状，谢觉哉不顾个人安危，寻找各种机会，全力推动甘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时任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代主席贺耀组，与谢觉哉同是湖南宁乡人，两位曾是感情笃厚的朋友。谢觉哉利用同乡与旧友的关系，对贺耀组开展争取工作。一开始贺耀组对谢觉哉的到访并不积极，并借故避而不见，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也经过谢觉哉的不懈努力，最终使贺耀组的政治态度发生了转变，开始接受党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并组织修改、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法令，推动了甘肃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为团结甘肃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谢觉哉经常不知疲倦地会见各界知名人士，并耐心地同他们促膝长谈，给他们讲解抗战形势，鼓励他们参加抗日运动。在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工作期间，谢觉哉写下了几十万字的工作日记，并以焕南、觉斋、明远、佳心等笔名发表了70多篇宣传抗日救亡的文章。

　　谢觉哉生活非常俭朴，他不吸烟，不饮酒，每月仅有五元津贴，也常常用来资助家庭生活困难的同志。在他的随身物品里，最珍贵的就是这只皮箱。据谢觉哉夫人王定国回忆，皮箱里面放的一直是同国民党人士的接触记录、机密文件以及每天的日记等。正因此，在谢觉哉和全体办事处同志们的心里，这只皮箱是办事处名副其实的“财产”，也是一个真正的“百宝箱”。

　　1938年9月，党中央决定调谢觉哉回延安，皮箱也随谢觉哉从延安来到西柏坡，最后来到北京。1981年，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谢觉哉夫人王定国就把这只皮箱捐赠给了纪念馆，让它在这里安下了家。

　　学习俄语的笔记本

　　这个笔记本是当年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的同志学习俄文时使用过的，它是办事处同志们夜以继日努力学习的见证，也是当年办事处同志奋斗轨迹和追求精神的真实写照。

　　办事处非常注重学习。由于白天工作繁忙，日常学习一般在晚上进行，主要是开展政治教育、文化课学习和阅读新到的《新华日报》等。谢觉哉和伍修权主持学习活动并亲自讲课，分别主讲党课、马列主义基础、中国革命史、国际常识和语文。并每周讲一次时事问题，帮助大家了解国际国内形势。此外，为了更好地开展同苏联外交代表处和军事代表处的工作，伍修权亲自当老师，组织了一部分同志学习俄语。

　　这个笔记本记满了工整的俄语单词，本子虽小，但从中可以看到当时办事处工作人员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学习态度。办事处撤离后，房东王先生的儿子——当年年仅12岁的王宗尧就在本子的背面练习英文。王宗尧说：“伍修权他们走后这个本子就没人用了，但我看到那些奇怪的外国字就很好奇，于是捡来翻过来用了。”后来王宗尧成为重庆大学的一名英语教授，而这个笔记本因是当年八路军使用过的，并引导他对外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一直珍藏着，直到捐赠给纪念馆。据王宗尧回忆，当年印象最深的就是与办事处同志几年时间的朝夕相处和耳濡目染，从此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多年来，数不清的观众在参观中驻足观看，聆听它的故事。故事虽然简单，但背后蕴含的传承和影响却感人至深。

　　请求援助的字条

　　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收到这样一封信，是当时居住在乌鲁木齐市90岁高龄的刘镇海先生写的：“现寄上文物一件，是红西路军孙玉清军长路过我家乡(时靖远剪台子，今白银市武川乡一带)时写的一张字条，在我家乡和我家珍藏了60多年。……不知何时字条传到我母亲手里，她也识字，就一直珍藏。文革后我兄弟始知此事，看字条是红西路军孙玉清军长所写，知道了这是英烈的遗物，是重要的文物，应当捐献纪念馆为世人瞻仰。但因故蹉跎至今，现在寄给你们完成了我的夙愿。”随信捐赠一张文物字条，大约8公分见方，53字，内容为：“剪台子、杜山梁父老兄弟：本军此次誓师北上抗日，沿途经过纪律严明，但顺利北上，望我父母帮助军需，敢(感)谢之极，千万勿悮!军长孙。”

　　字条中的“军长孙”即时任红九军军长孙玉清。孙玉清，1909年出生，湖北红安人。1927年11月参加黄麻起义，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反“会剿”“围剿”的战争，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等职，并被授予“以一胜百”奖旗，获得“战将”美称。长征期间，孙玉清先后任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九军军长。会宁会师后随红四方面军一部在靖远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936年11月，率红九军在古浪与国民党激战中身负重伤。1937年3月，孙玉清带领数十名被打散的干部战士突围，在酒泉南山一带不幸被俘，后被押解到西宁。西北反动军阀马步芳对其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孙玉清义正词严大义凛然，他说：“我从参加革命时起，就把生死置之度外，现在我死而无憾，并引以为荣!”马步芳无计可施、恼羞成怒，于1937年5月下旬将孙玉清残忍杀害，牺牲时年仅28岁。

　　孙玉清虽然只度过短暂的28个春秋，但他留给人们的却是无尽的追思与怀念。透过这张字条不仅让我们了解到红军抗日的决心，感受到军民鱼水情，更激发了我们去了解孙玉清的生平和他在河西征战的艰苦岁月，及被俘后在狱中与马家军不屈不挠、顽强斗争的情况。同时，也深刻体会到字条背后藏着的感人故事和革命精神。

　　丛德滋的毛毯

　　“纵然是花儿不在枝头开，你仍将切切秋意结硕果”，这是一位年轻战士在狱中题写的诗句，也是他一生的写照。他的一生短暂而辉煌，为了给劳苦大众求解放，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然同国民党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他就是丛德滋。除了狱中题写的这首诗，他留给我们的还有一条破旧的毛毯。

　　丛德滋，1910年10月出生于辽宁省凤城县一个农民家庭，早在凤城第二师范和东北大学求学时期，就与共产党人有了来往，并阅读了一些马列著作，开始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1933年丛德滋从东北大学毕业，到张学良将军的东北军领导机关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政训处工作。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影响下，他主编的《西北向导》《西北民报》等报刊积极宣传抗日和党的政策。1934年，为了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丛德滋开始在一些进步报刊发表文章，揭露蒋介石卖国投降和内战的行径，不久被国民党以“共产党嫌疑人”的罪名逮捕，羁押于武汉行营后经张学良将军营救出狱。西安事变时，任解放日报社总编辑。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羁押，随之东北军解体，《解放日报》也被查封。目睹蒋介石背信弃义的行径，丛德滋陷入忧国忧民的焦虑。他在一张照片上题词云：“……五年以来，栖遑于车辙马迹之间，国事日非，外侮日亟，极目前途，曷胜枨触，对兹须眉，诚堪愧汉矣!”同时，丛德滋从西安事变中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胸怀和坚决抗日的决心。七七事变后，他开始另寻革命的道路并离开西安游历各地，了解社会现状，接触社会各阶层人士，从内心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1937年9月，丛德滋来到了八路军总部，与邓小平同志一起共事，并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文职干部。任职期间不一样的军队气息对他产生了极大的鼓舞，也更坚定了他跟着共产党走的决心。

　　1937年11月，经林伯渠介绍，丛德滋到兰州工作。初到兰州，他以爱国人士的公开身份积极组织、动员广大民众开展抗日活动。1938年2月，在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和中共甘肃工委的共同领导下，在谢觉哉、伍修权的具体指导下，他与毕业于东北大学的同乡于谦等同志在南府街76号创办了《民众通讯社》和《战号》旬刊，任社长和总编辑，同时为掩护党的同志和进步文化工作者、转送红西路军失散人员做了大量工作。1938年，经谢觉哉、伍修权介绍，丛德滋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丛德滋利用他的人际关系，担任了国民党第八战区政治部主任曾扩情的秘书，并利用工作之便介绍了许多共产党的情报人员打入国民党内部，其中包括他的弟弟丛润滋。

　　1941年，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点，兰州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丛德滋的活动也被军统特务察觉，使他面临极大危险。伍修权当即指示其速带家眷离开兰州，但他在没有接到中央通知的情况下，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以党的利益为重，仍然毅然留在兰州坚持斗争，最后，被国民党当局秘密逮捕投入沙沟监狱。

　　在狱中，军统特务孙步墀等不仅对他威逼利诱还施以各种酷刑，丛德滋都没有屈服，他还团结王洛宾等狱友，通过各种方式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丛德滋入狱以后，党组织多方营救未能成功。1942年4月19日，丛德滋在狱中遇难，年仅32岁。

　　在狱中，丛德滋没有什么财产，一条毛毯就是他的全部家当。牺牲后，国民党特务就用这条毛毯将他的遗体裹住扔在了黄河边上。他的女儿丛丹在《我的父亲丛德滋》一书中告诉我们，当年母亲领着只有7岁的她来到黄河边找到了父亲的遗体，将他带回进行了安葬。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给予丛德滋很高的评价，1951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签署了编号为00001号“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由中央人民政府颁发给丛德滋的妻子王竹青。他的遗骨也迁葬在兰州华林山烈士公墓，供人们缅怀。

　　(作者单位：省委党史研究室 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2-11-15 10:2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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