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蔡锷援黔
2018-12-05 15:49:27 来源：《护国元勋蔡锷传》，作者 邓江祁 点击： 复制链接
1911年11月，蔡锷援川滇军第一、二梯团先后出发之后，心情并未随之轻松。因为第一梯团刚出发，就连续接到黎元洪致电独立各省都督两急电。第一电说：“敝处血战六昼夜，敌兵恃火器较利，抵死进攻，汉阳城恐不能能守。我军拟坚守武昌城中待援。事关大局，危急异常，恳刻即分别遣派海陆军队，星夜兼程来援。”第二电说：“连日汉阳剧战，因我军力单薄，半系新募之兵，不能支持，只得退保武昌。窃思武汉关系中国全局，武汉危即全局难保。元洪当督率将士，誓以死守，以维大局。惟敌人以全力争武汉，我同胞必以全力援助，方能取胜。务恳大都督，迅速调拨老练之兵，携带枪弹并机关枪、新式快炮，星夜来鄂援助，或另分兵他出，以牵敌势。”
12月13日，援川第二梯团开拔的当天，蔡锷又接到黎元洪急电说：“现虽停战议和，然不可不极力筹画。一旦决裂，自当立即开战。敌既厚集兵力于汉上，我亦不能不厚集兵力以为对待。敝处筹议至再，仍当以援鄂为急。方略既定，自应趁此停战机会，各省援兵一律于开战期前到鄂，始可决定进攻计画。敢乞诸公派遣援兵，即日出发。总之，能战始能守，能守始能和，我军计画，但当从战字着想，和则视为意外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支援湖北，蔡锷决定组织云南北伐军，编定4000人，以军政、参谋两部次长唐继尧为司令，庾恩暘为参谋长，取道泸州，与援川滇军合后，径赴中原，支援武汉。
云南都督蔡锷
然而，正在云南北伐军整军出发前夕，蔡锷接到了贵州宪政预备会以耆老会名义发来的密电，诉说贵州独立后公口(贵州、四川等地哥老会组织的名称)林立，秩序渐乱，向蔡锷请兵赴黔平乱。同时，贵州宪政预备会还派在云南办理矿务、时因父丧归里的黔人戴戡返滇，与时任云南都督府外交司司长的黔人周沆联系，串联旅滇黔人请求蔡锷遣滇军入黔平匪。
原来，辛亥革命前，贵州有两大政治社团。1908年10月，经贵州巡抚庞鸿书批准，“以个人自治为出发点，通过地方自治，达到国家自治”为宗旨的自治学社正式成立，其实际负责人为张百麟。张百麟，字石麒，号景福。原籍湖南长沙，1879年出生于贵阳。幼读诗书.稍长受到维新思想影响。1902年留学日本，肄业于早稻田大学法政速成科。次年冬返国，与黄泽霖等组织自新学社。1907年以候补通判身份入读贵州官立法政学堂。自治学社成立后，清政府颁布了《宪法大纲》，启动预备立宪。为了参加选举，夺取议席，进而控制谘议局，张百麟等人趁机于各地建立分社，大力发展社员，于是一大批举人、秀才、文武官吏、哥老会会员、军人、教师、青年学生、农民、小商人以及失业游民成为自治学社社员。自治学社因而又有“平民派”之称号。时隔一年的1909年10月，贵州的另一大政治社团贵州宪政预备会成立，其创始人为唐尔镛和任可澄等。宪政预备会奉行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主义，旨在保皇立宪。其成员大多来自贵州商界、教育界的上层士绅及知识分子，因而又有“贵族派”之称号。贵州这两大政治社团虽然均为立宪而起，在争取立宪问题上有共同的立场，但在教育界、舆论界和谘议局以及争夺地方的职务和权力方面却明争暗斗，势同水火。武昌起义后，蔡岳于11月1日自上海回到贵阳，他认为，贵州革命须自治、宪政两派通力合作，方可成功。由于他既为自治学社成员，又与宪政预备会头目唐尔镛、任可澄等人是同学且私交甚笃，因而出面邀请两派首脑会于崇学书局，商谈两派联合事宜。此时，自治学社已由立宪团体转向革命、接受了同盟会的领导，为了减少阻力，促进革命早日成功，自然愿意两派联合，而宪政预备会也感到大势所趋，对于联合也表赞同，于是双方均表示愿意化解成见，达成合作，一致行动。
云南援黔军总司令唐继尧
11月3日，张百麟联络贵州新军教练、同盟会员杨荩诚和队官赵德全等发动起义，贵州巡抚沈瑜庆并未组织抵抗，而是派员赴谘议局与张百麟商订五项条件后交出了巡抚印信。次日，张百麟与谘议局议长谭西庚以谘议局名义召集各界开会，宣布成立“大汉贵州军政府”，推定杨荩诚为都督、赵德全为副都督;张百麟为枢密院院长;任命周素园为行政总理，并讨论通过了组织大纲：都督专管军事，行政总理主持民政，枢密院赞划军事、指导民政。还规定军政府暂为临时机构，3个月为限;部长等以上政务官均尽义务，不支薪俸。同时，为了调和党见，减少革命阻力，还安排贵州宪政预备会会长任可澄任枢密院副院长，并对奉巡抚沈瑜庆之命赴贵阳准备镇压起义的兴义团练管带、大土豪刘显世也予以优容，安排他任枢密院枢密员。
由于贵州“兵不血刃”的反正后实行各派合作，加之都督府管军事、行政总理管民政，枢密院不仅管行政，还要“赞划”军事，原谘议局改为立法院，张百麟在新军、陆小以外又设有自治学社骨干黄泽霖为总统的五路巡防军，因此各种层层叠加、相互牵制，很不利于权力的集中运用。正如省外报纸所说：“枢密院大于都督府，总统又大于枢密院，立法、执法则与都督平权，用人行政各不相谋，都督命令不行，实一无政府现象。”所以，贵州军政府成立后，内部存在着各种矛盾，其中既有革命派中自治学社和新军、陆小间的矛盾，更有自治学社与宪政派之间的矛盾。12月14日，都督杨荩诚率新军两标，取道湖南援鄂，表面上理由冠冕堂皇，实质上也有避免内部纷争之意。
杨荩诚走后，赵德全代理都督，军政府内部的矛盾就集中在自治学社与宪政预备会之间。虽然两派实现联合时，均发誓“从前种种，都如昨日死，从后种种，都如今日生，尔毋我诈，我毋尔虞”，但两派政治主张存在差异，以前长期的积怨也难以消除，因此贵州军政府成立之后，两派在推选出席全国国民代表会议人选，黔军援川、北伐以及对待剿匪等问题上矛盾尖锐，争斗不断。对此，夹在中间的代理都督赵德全也束手无策于1月24日向其老上级、时任民国副总统的黎元洪倾诉苦衷，寻求救援：“黔省党派，发生于谘议局成立之年。是年春间，自治学社成立;九月中旬，宪政会成立。两党皆以催促宪政进行为宗旨，但自治主急进，宪政主渐进，而尤有异者，宪政多贵绅，自治多寒士，以此之故，意见日深，时有冲突。至独立后数月，竞争尤急。鄂省举义之后，长沙继之，自治中人密谋响应，而为宪政所阻，互相猜忌，不可终日，乃有党外数人出为调和，期以不相倾陷，始终相安。德全时在新军，与同志预备举事，自治中人来相联合，遂于云南独立之后，合力成此事业，事定之后，德全在都督府任军事，自治党魁张百麟为枢密院长，任行政事。张以事体甚大，惧党人不克负荷，乃与宪政党解仇，引其党魁任可澄为副院长，期以共济时艰。而党员多数未能消尽畛域，仍复暗斗，变态百出。枢密、立法两院，两党皆各有人，仍为两党之竞争，而非两院之竞争。是时杨都督在省，德全除军事外，一不过问。九月念日，杨都督为赏赍事，为新兵轇轕，委过张院长，张几被戕害。因与杨大起意见，旋由绅众调停，杨都督东出助战，张院长西上平匪，始得无事。德全于是代理正都督，始与两院交涉日密，而党争激烈，危机四伏，智尽力索，无能和解，目前两党皆各据有兵力，即新军将士，亦皆各有偏重，代理以来，奇险迭生，德全制驭无术，告退不能，茫茫前途，诚不知税驾何所。苟无外兵到来，尚能保持和平，除电告中央请大总统指示办法外，因我公之垂询，始敢略陈大概，尚望我公有以见教，黔人幸甚。”此外，五路巡防军是自治学社自己组织的武装，成员本来大多为会党中人，贵州光复后，五路巡防军总统黄泽霖自称龙头大爷，副都督赵德全也出任了公口职事(承堂)，以致军政府，“上至都督，下至微职,以及军队大小职官，无一非公会中人”。贵阳及各府、州、县也是公口大开，一批社会渣滓混迹期间，无恶不作。一位亲历者讲述他眼前的情形是：“各党会竟明目张胆占据民房、衙署，屹立公口。仪式陈设，比于官厅。而头戴英雄结，鬓插杨梅花，腰围战裙，足穿麻儿草鞋之辈，招摇过市，有如戏场。公口之间为争地盘，发展会众，械斗时有发生。”
正因为考虑到贵州军政府派别重重、矛盾多多，加之援鄂紧急，蔡锷开始拒绝了贵州宪政预备会及旅滇黔人希望云南北伐军入黔平乱的请求。尽管如此，对于贵州的乱局，蔡锷却不能释怀。1912年1月8日，蔡锷致电贵州军政府，对贵局表示关切：“前闻黔省土匪横行，杨都督被劫。私念粤、蜀、滇、黔于国防上有密切关系，故饬援蜀军及北伐队过黔境时，有土匪骚扰居民，即联络黔军协力扫荡，期复治安。初无有干涉之心，亦不识黔省党见未融，稍存偏助之意。兹悉杨、张两公出巡，诸事就绪，佩慰良深。惟改革之初，人心未定，即将来中央政府成立，而整理内治，胥赖地方绅士。似宜消除意见。一致进行，或于应办事宜较易措手。”两天之后，蔡锷又致电贵州军政府，对因川乱后，贵州盐务梗绝，民众淡食的状况表示关心，建议催因父丧回里的戴戡返滇协商滇盐济黔办法。
然而，就在北伐军出发前夕，蔡锷突然接到湖南都督谭延闿来电说，湘西镇箪道朱益濬甘为满人奴隶，压制兵民反抗，希望云南北伐军援鄂时经过湘西促其反正。因此，蔡锷决定云南北伐军取道贵州。1月27日，北伐军出发之日，蔡锷致电贵州军政府代理都督赵德全：
“敝处北伐队已派参谋部次长唐继尧为司令官，原拟取道蜀中，督率援军，共出关陕。嗣接湘都督电，朱道盘踞镇箪，颇为湘军牵掣，故滇军拟出湘、黔，顺道促其反正。近闻黔中匪势甚炽，遵义、大定皆抢掠一空，滇军到贵阳时，若贵军约其暂驻一二日，以资镇慑，滇军自当尽力。若恐人民惊疑，则滇军即行通过，决不逗留，万望宣示人民，共释疑虑。”在此电中，蔡锷通报赵德全云南北伐军过黔只是赴湘借道，并表示若贵州军政府需要滇军帮助平匪，滇军可以助一臂之力，并无主动要求援黔平匪乱之意。
军情瞬息万变。云南北伐军向贵州出发后，又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清政府署陕西巡抚升允反对清帝退位，率甘肃马安良的“精锐军”、陇东张行志的“状凯军”，东进猛攻乾州、凤翔，妄图攻下西安迎奉溥仪，建立偏安西北的小朝廷。陕西都督张凤翙急电各独立省派兵援助。另一件是贵州因各种矛盾的纠结和发酵，终于导致“二·二”事变爆发。2月2日清晨，东路巡防分统谭德骥等人，派兵数十人，分别前往黄泽霖、张百麟、张泽均等处所，进行刺杀活动，结果，黄泽霖身亡，张百麟、张泽均幸免出逃。“二·二”事变后，自治学社势力遭受重创，民政部长陈永锡、学务部长谭琛、交通部长孙镜都逃亡，枢密院也处于瓦解状态。而宪政预备会、耆老会以及地方团练势力势力日增，其代表人物刘显世、郭重光、任可澄等掌控了军政府实权，赵德全成为一个傀儡都督，贵州因而更加陷于无政府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蔡锷权衡利弊之后，决定云南北伐军改道入川，会合援川军，先平蜀乱，再援陕北伐。2月7日，蔡锷致电唐继尧下达改道命令并阐述其理由：“近因北虏猛攻潼关，陕势危迫，迭请救援，而蜀中匪势甚张，非速平蜀乱，碍难援陕，大局可危。又接叶荃、张璞等自流井来电：川事糜烂，非厚兵力，难望速平。谢、李来电亦云：韩师长武器为蜀扣留在资，拟率兵应援，又恐泸、叙为匪所乘，请派三梯团速行人蜀。日内又连接黔电阻兵，且探悉黔省情形，党竞甚烈，吾兵一到，冲突立生，即代为戡平，不过为一党人争势力，而劳师糜饷，于我军妨碍实多。当经开会研议，佥以审时度势，宜暂置黔事，并力赴川，先固根基，再图进取，既免树黔省之敌，又可增援蜀之兵。蜀事早平，于北伐尤易为力。业经电商改道人蜀，兹特以改道原因奉闻，希将大旨宣告军士，立行督率入川。”
与此同时，蔡锷还专电通告跟随滇军赴黔的戴戡、周沆：“日内连接陕电告急，援蜀军亦屡请添兵。又此间黔人纷传滇军入黔，将以扑灭黔军。刘荣勋、钟元黄等上书至云滇军助一二人之党争，将戕八百万人之生命。浮言固不足恤，然黔军府既深怀疑，将来到黔，必生冲突。滇军既多树敌，而黔省亦重罹其殃。当今开会密议，佥称只宜暂置黔事，并力赴川。已饬唐司令改道入蜀。”
戴戡、周沆获知此消息后大为惊讶，一面催逼煽动唐继尧，一面频频致电蔡锷反复陈述改道入川的后果：“滇军入黔，已迫通消息，预备欢迎。兴义刘显潜、蹇先陶已嘱令调集两营，又饬普安易荣黔另募一营，进扎镇宁、郎岱作援，前领械子饷银均运赴兴，以供军用。又得唐省吾带滇兵继进，此皆得公许可。如中途作罢，该兵作何解散，而滇助械饷，为刘营领去，张、黄切齿，迁怒贵阳，预谋诸人，必遭残害，株连良善，势所必至。元气正气，从此丧失殆尽。是滇兵不发，黔祸或缓须臾，滇兵改途，黔害立见糜烂。戡、沆负黔负滇，惟有请戮于贵军府，以谢不慎之咎。”
经戴戡、周沆等人做工作，唐继尧思想有所松动，9日电复蔡锷诉说，“先遣各队，入黔已深，抵威、毕一路，粮草既未预筹，改道种种困难，谅在洞鉴”。次日又说，“北伐前军，已深入黔，碍难改道”。鉴于唐继尧坚持不予改道，蔡锷感到“远道殊难悬揣，进止机宜，未便遥制”，只好退让一步，复电唐继尧：“由执事酌量分拨数队代定黔事，余军仍需入蜀，以应援蜀之急，并速北伐之师。”并告戴戡、周沆：“已属唐蓂赓酌分队伍赴黔，余仍入蜀。黔事固不忍坐视，而亦不得不为大局计也。”
2月24日，唐继尧致电蔡锷报告入黔情况：“行抵黔界，善良绅耆欢迎，各门前均有“北伐军万岁”，并立旗相赠。匪类闻风潜匿，时派弁兵巡边，拿获匪犯，予以正法，莫不称快。沿途张贴告谕，晓以共和宗旨，民国法律，暨黔省公口、山堂亟行解散，胁从罔治等语。查入境时，匪等造谣，人民智愚不一，间以腐败时代军营状况相猜疑者，迨至本军经过，风纪军纪两无缺点，大喜逾望。耆老者至谓，此等军容，未见未闻，颂美不置。……贵阳同胞亦函电交驰，谓如望岁，请求速进。拟即出发抵筑垣，相机办理。”
此时，清帝宣布退位，滇川两军冲突也已化解，平息黔乱即为当务之急。蔡锷熟审各方形势后即致电唐继尧：“昨得泸州电，滇川事已和平解决，拟与蜀分道援陕北伐。惟现在和局已成，战事自熄，计划当稍变更，已电令与蜀协商，经营藏、卫。至黔事糜烂，迭经绅耆请援，实难坐视，希即督率所部，戡定黔乱为要，无庸改道入川也。”
同时，蔡锷将滇军入黔平乱事电报黎元洪：“滇、蜀两军问题已和平解决，乞免注。黔事闻甚糜烂，现黄泽霖已毙，张百麟逃粤西，惟匪气尚炽，人心未安。迭接绅商文电请援，已饬北伐队留黔镇慑，适与尊意相同。”黎元洪电复蔡锷：“滇、蜀两军问题，已平和解决，甚慰鄙怀。现以维持地方秩序为第一要着。滇军留黔镇慑土匪甚好。”
可见，清帝退位、南北统一后，维持地方治安已成各地第一要务，滇军入黔平匪已得副总统黎元洪的认可。27日下午，在宪政党、耆老会和刘显世的引导下,唐继尧率部抵达贵阳城郊，驻扎在南门外之陆军小学堂，炮兵则驻扎在大南门外之观风台。代理都督赵德全也派人迎出60余里，并指定驻地，予以招待。28日，唐继尧和庾恩暘到东城门外和城内查看完地形即决定移兵螺蛳山、九华宫、东山等形胜之地。
对于滇军，赵德全自是希望其继续北上，不要在贵阳停留，眼见其迁移到螺蛳山、九华宫、东山一带，甚为不满，即于29日，向黎元洪告状，指责滇军“抵省后其一切举动非为，不合军律”。
黎元洪复电安慰老部下云：“前屡据电告，贵境不靖，党派冲突，恐贵军不能自保安宁秩序，故中央以援鄂滇军就便镇慑。滇军既为保护邻省安宁秩序而来，断不致扰害邻省治安。请一面转饬滇军司令官严肃军律，免召不韪，一面整顿贵省内部秩序。一俟肃清，即可商之蔡都督，将该军队撤回。”
唐继尧和宪政党人、耆老会人和刘显世等几经商议后决定，先由黔人以全省绅民的名义致函赵德全，劝彼悔过知趣，识相退让，并限时答复;再由唐继尧致函，表明愿保全其身家性命，资送回籍，并定于3月3日早上5时，由刘显世所部新军、胡锦棠所部团防各营先入城，滇军继之，城外各主要地点也归滇军防堵攻击。
3月1日，戴戡、周沆以全省绅民的名义致函赵德全，历数其提倡公口、玩视民瘼、纵兵殃民、庇匪虐民、耗竭公款、败坏军纪、调度乖方、营私舞弊、轻躁败事等九大罪状，并告赵：“如能即日引退，宣布辞职，于今晨八点钟单身至团防营表明此意，托胡锦棠保护。代表得有确信，即当与乡人父老公认赀送出境，决不加害，所有阁下个人财产准全数携出。如尚私心恋栈，自将卖首插标，是将自绝其生机，并置黔人于死地，过所限钟点，则北伐滇军及我军同志请军队决以武力相见，即请振旅出城凭轼一决，勿惊吾父老子弟。如城中兵队稍有暴动，仍唯阁下是问。”接着，唐继尧也致函赵德全，其内容与戴戡、周沆之函大同小异。
贵州反正后，虽然陆军由原来的一标扩编至四标，但第二、三标早已由都督杨荩诚率领北上援鄂，第四标由刘显世所控制，第一标前由叶占标带领援川刚返回贵阳，因此，此时贵阳城内除第一标外，仅有少许卫队和巡防营，总共才1000多人。赵德全自料抵御不过，又幻想贵州耆老会、宪政预备会和滇军不致于真要置自己于死地。所以，既不作答，也不作防备。
两天过后，未等到赵德全的任何答复，唐继尧、刘显世等人于3月3日凌晨5时，按照既定计划，对赵德全采取了军事行动。刘显世率新军第四标进攻军政府，胡锦棠率保安营坚守各城门和十字街口。滇军驻观风台炮兵开炮轰击南厂新兵营，第一大队包围贵阳城，第二大队攻头桥，第三大队攻黔灵山，干部大队、骑兵队和机关枪队则随唐继尧的司令部集结于螺蛳山高地作预备，机动增援。至下午4时战斗基本结束。赵德全所部被围攻击溃，以逃跑者、投降者居多，顽抗者只是少数。赵德全、第一标标统叶占标、执法部长蓝鑫等逃脱。滇军仅以1人死、6人伤的代价就完全控制了贵阳。之后，滇军除韩凤楼一个大队入城镇守以防暴动外，其余各部仍归宿城外营地。
次日，由贵州耆老会、宪政预备会、地方团练头目郭重光、任可澄、华之鸿、刘显世及戴戡、周沆等出面，改组军政府，一致拥戴唐继尧为贵州临时都督，总揽军政大权，戴戡、任可澄出任都督府参赞。都督府下设“一部四处”。“一部”，即卫戍司令部，由韩凤楼任部长;“四处”，即军务处、政务处、参议处、参谋处，分别由刘显世、周沆、郭重光等人担任。
3月4日，唐继尧向蔡锷报告：“我军二月二十七日抵黔，耆老会绅均表欢迎犒劳，人民以忭舞欣幸，谓为重睹天日。本部驻螺狮山，各队分扎照壁山、东山、观风台、九华宫等处。连日耆老会诸君代表全黔不承认赵都督德全，并要求继尧为黔省临时都督，代剿防陆各营会匪，情词恳切，辞之再四，继见黔省人民倒悬待解，黔滇唇齿，关系密切，如再固辞，未免伤黔人感情，只得允许暂行担任。”
蔡锷即复电唐继尧云：“黔事不靖，全境阽危，我军俯念黔民，允为戡乱，兵威所至，一律肃清，父老欢迎，咸庆重睹天日。拔黔民于水火，登诸衽席，厥为执事之功，乃我诸将士用命之力，闻之无任欣慰。现黔局甫定，镇慑需人，既经公推执事为都督，自应勉为担任，以副群情。所有一切善后经营，尤望与黔中绅民妥筹办理，期全局早日底定。”为表示对唐继尧的支持，蔡锷还决定支援贵州五万元经费。
同时，蔡锷还将有关情况通报孙中山、黎元洪及各省都督：“黔省独立后，匪势甚张，劫掠奸淫，全境糜烂。迭据绅民告急，并派代表来滇请援，时因建虏未平，急图北伐，未暇兼顾。嗣北伐队道经黔中，绅民复沿途吁恳，滇军乃允为戡乱，解此倒悬。昨接黔省绅商军学各界公电称：北伐滇军司令唐继尧君率兵抵筑，助平匪乱，纪律严明，匪党遁逃，黔省人民重睹天日，现公推唐君暂任临时都督。又接唐君电称：此次人筑，意在救灾恤邻，留充都督，殊非所愿。惟黔局甫定，喘息未安，不能不勉徇群情，暂资镇慑。云云。已嘱令与黔省士民妥筹善后，以期一律肃清，庶黔省早复治安，滇军亦可早弛责任。黔省素瘠，饷糈甚艰，反正之初，公私赤立，前已由滇协济。现在整理一切，需款尤繁，不能不暂为筹措。一俟全境底定，滇军自当撤还，将来惟望中央维持，不独黔省之幸。”
唐继尧改组军政府后，又得蔡锷汇来五万两银的资助，即着手组织五路人马，黔军、滇军各半，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清剿会匪行动。以吴传声为大队长出巡南路的黎平、古州一带;以甘澍为大队长出巡北路的遵义、大定一带;以刘法坤、何麟书为正副巡按使出巡东路的铜仁、镇远、石阡、恩州一带;以胡锦棠部出巡镇远;以刘显潜部出巡兴义。并借调滇军李鸿祥旅由泸州、永宁入黔，刘法坤联队由平彝(今云南富源)、普安、黄草坝入黔，张子贞、黄毓英联队由重庆、綦江、遵义入黔，黄毓成联队由重庆、遵义入黔，四面八方，夹击会剿。由是，“各路疏通，民庆更生”，“各处颂扬之声不绝。”随后，黔乱逐渐平息，社会秩序恢复正常。5月10日，袁世凯正式任命唐继尧为贵州都督。
对于滇军援黔，学界历来有争论，有学者认为，滇军入黔，“开创了民国成立以来，以武力夺取邻省政权的先例”;还有的指责唐继尧不分青红皂白地实行大屠杀。客观而论，滇军援黔是从维护国家的统一与稳定西南各省社会秩序出发的，这从蔡锷对内对外、对上对下的电报中不难看出，所以，滇军援黔的动机应无问题。事实上，黔省两派争斗导致的自乱，渊源甚长，难有已时，倘若没有外力的干预，要达到自治，尚费时日。滇军入黔大大缩短了贵州由乱到治的过程，使其社会秩序得以迅速恢复，这有利于其自身乃至全国的稳定和重建。而况，滇军援黔行动还得到中央政府的肯定和支持，唐继尧为贵州都督也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认可，唐继尧为首的贵州都督府又多有贵州人士参与，且统一于中央政府的领导之下，似不存在“以武力夺取邻省政权”的问题。毋庸讳言，滇军在军事行动中，确实错杀误杀了一些人，但也远非象某些宣传的那样夸大。张百麟后来曾致书唐继尧，谈及此事时说：“闻执事率兵入省时，刘(显世)、任(可澄)辈暗呈名单，皆谘议局、教育会中著名民党，意在借重大力，全数杀戮，经执事谢绝，故受刘氏暗害者，惟余君烈全(即于德坤——引者)、钟君山玉等二十余人，此外同志之得保性命，远走四方，皆执事之力也，同人感激，莫可言喻，且足征黔中党祸，早在鉴中矣。”所以，滇军援黔总体上也应予肯定,而不应苛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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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23-01-05 15: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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