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洞庭中学的创办经过
2019-07-02 14:08:32  来源：刘侃元  点击：  复制链接

       洞庭中学是1939年，中央军校第二分校主任李明灏和我在武冈创办的。当时第二分校有一千多教职员工，其中 不少人都有子弟需要读书，而武冈原来只有云山中学等几所初级中学。这些学校设备巧陋，师资条件差，第二分校 的子弟多来自通都大邑，武冈的原有中学难以满足他们的要求;邵阳原是府治，学校条件较好，但离武冈二百多里， 前往就学又很不方便，因此李明灏就很想办一所中学。我当时虽名义上是总政治部的设计委员，但没有实际工作， 因与李明灏有一些渊源，住在武冈，他就和我商量这件事。 我说只要财力无问题，其他比较好办。他说财力问题第二 分校可以解决，校舍建筑也不难，立案问题也好办，即使立不了案也不在乎，总之第二分校有钱、有物、有人力， 于是就决定办一所中学，并由我定名为洞庭中学。

　　第一届招生是1939年10月，招收了初中两个班，120人，教室暂借李家祠堂，同时在唐富冲许家大屋建校舍。教员的来源：一部分是第二分校政治部调过来的;一部分是由我找来的，因为学校没有钱，这些教员就在第二分校挂衔授职，给予校级军衔，工薪也由第二分校支给。以后每届都招收两个班，春秋都招生。开始只办初中，还是比较简单的。创办初中三年以后，必须招收高中班，就慢慢复杂了：班级多了，规模大了，教员的人数必须增加，特别高中的课程多了，程度高了，师资条件的要求就不同了, 一般都要大学毕业的，这样的教员就比较难找了。当时湖南教育界的情况我不太熟悉，特别对中学教育界的人事不熟悉，所以感到困难。恰在这时，殷德饶先生与李石静先生来了，他们都是醴陵人，都和李明灏熟悉。他们原来在醴陵办湘东师范，后来因日寇进犯，长沙危急，醴陵不安全，加上政治上的原因，他们都想离开醴陵到武冈来。李明灏和我都同意他们来，他们在长沙有很多朋友，特别是熟悉教育界的人士。当时由于长沙的形势吃紧，很多中学教师都想离开长沙，找个安全点的地方避难。由于德铙的率领，很多有能力的教师都来到洞庭中学，这样就解决了增办高中班的师资问题。当然，如果没有第二分校在财力、物力上的支持，仍然是难办的。至于招收学生，开始感到没有多大把握。因为湘西比较闭塞落后，我们一到武冈就看到那种萧条落后的景象，穷乡僻壤，基本上为封建势力控制，没有受多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影响。所以，要在这个地方招收合格的新生，我们是感到忧虑的。当时新宁比武冈的闭塞程度要低点，有一些书香世家，于是我们在新宁也招了一批新生，在城步也招了一些。两三年后，这些学生都进步快、表现好，特别是武冈学生非常可爱：本质好，淳朴极了，勤劳、忠厚、真诚、肯努力、有感情(从开办到学校解体都没有发现特别坏的学生)。当时一切都在草创之中，没有制订特殊的校规、校法和校纪，好的学风、校风是自然形成的。大家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刻苦好学， 非常团结，这也证明学生的本质好，未受殖民主义的污染。教师中的风气也好，在政治上没有捣乱的(后来有个别被派进来的国民党党棍例外)，这所学校大体上既没有明显的共产党的有组织的活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没有国民党反动组织的渗入。第二分校的内部应该有军统组织，但在洞庭中学看不到他们的反动活动。洞庭中学的教职员中， 一部分人不问政治，一部分人倾向进步，但没有准确的路线。少数人有政治色彩，比如罗世藩、殷德饶、李石静在大革命时期参加过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退出来了，听说坐过牢，由于过去的历史给他们留下了明显的影响，他们在政治上倾向进步，与国民党反动派靠不拢，但在学校中没有具体的活动。教师一般都尽力于本职工作。

　　谈到我个人，我想先谈谈与李明灏的关系。我是1913—1923年在日本东京留学时认识他的。我们都是醴陵人，但以前不认识。到日本以后，我在帝国大学，他在士官学校，他爱下围棋，星期天常到我家下棋，他先我回国,回国以后在程潜部下当军官，程潜当时是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的军长，李明灏当团长。他大概是1922年回国的，我于1923年回国，回国后在广州中山大学教书，在广州曾经见过他。

　　大革命时期，我在广州中山大学教课，在黄埔军校兼课。四一二蒋介石反革命叛变后，我离开广州到武汉，参 加武汉的政府，国共分裂后我又离开武汉，到上海住了两年。1930年到北京教书，九一八事变后，我极力宣传抗日， 积极参加一二*九北京学生运动，反对伪冀察委员会的成立，不久后就遭到反动派的秘密逮捕，几被处决，后经冯玉祥等营救获释。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我从北京经过武汉,在那里见到过李明灏，那时李明灏在武汉当中央军校第二分校的主任，盘桓几日才回到醴陵。随后李因事也回到醴陵，我们见了面，他劝我到武冈去，我们当时对形势的看法很一致，认为武汉既不可守，长沙也必然危在旦夕，只有到武冈才比较安全。因为武冈交通不太方便，相对安全，却又便于联系长沙或南去桂林，西接贵阳、重庆，把第二分校迁往武冈是李明灏的主张。于是1938年，我就迁家到武冈。那时国民党政府已迁重庆，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周恩来任总政治部副部长，把凡是赞成抗战的知名人士都 网罗为设计委员会委员，我也是其中之一。但大多是虚衔，没有实际任务，后来我就是以设计委员的身份闲住武冈并 办洞庭中学的。

　　着手办学，我既没有资本，也没有班底，就有困难。况且办地方中学，我一点经验也没有，就谈不上什么抱负。 尤其头几年我认为办初级中学没有什么想头，只有把高中办起来之后才有一点希望，加以武冈当时落后、闭塞，人 才缺乏，教员也难物色，所以抱应付态度，做天和尚撞天钟。后来办高中了，看到学生可爱，他们前进了，可以读 一点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作为启蒙教育了，我才逐步有了办学兴趣。在这以前，最多只能谈抗日，反蒋谈不得，革 命更谈不得，这是很别扭的，是最不舒服的。因为谈抗日必须谈反蒋，不反蒋就不能抗日，谈反蒋就必须谈马克思 主义，这是一定的道理。我写的“洞庭校歌”把我的这个思想表达了。“校歌”的倾向是明显的，使同学们对抗战有 了一定的认识，他们对“校歌”很有兴趣，印象很深。

　　起初谈抗日就是第二分校的反动分子也不能反对，但是到了后来，连抗日也不能谈了。因为我谈了抗日，第二 分校副主任周磐说重庆有命令，撤销了我的设计委员职务，同时要对我进行审查。李明灏也掩护不了，只好要我辞掉校长职务，赶快离开武冈。我于1941年冬辞去校长职务，谢行恕接了我的手。可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不愿离开武 冈。过了半年之后，我又去洞庭中学教书，不再当校长了。一直到1944年日寇打到武冈，学校解体我才走。我后来虽 不当校长，但对学校很有兴趣，因为我后来教初中三年级和高中，学生年龄大了，懂事了，可以讲一些东西了。

　　洞庭中学与当地豪绅的关系是这样的：为协调地方， 由李明灏牵头，成立洞庭中学董事会;李明灏任董事长， 董事有张子祥等人，我也是董事之一。我当校长就是董事 会选举的，对于地方恶势力，有第二分校的牌子，分校有 钱、有人、有枪，压得住。

　　如何对付当时的恶势力?第二分校有各种恶势力，李明濒各方应付，地方也荷各种恶势力，国民党、三靑团都想打入学校。六师校长杨某某是cc分子，知道我与国民党反动派不一致，怀疑我是cp，为了试探我，邀我去六师讲演，我明白他居心不良，就只讲抗日，不讲反蒋。他虽然没有抓住我的辫子，但还是大造其谣，说我如何如何，一定要审查我，打倒我。李明灏搞得没有办法，只好要我离开。他们的目的是要打进来，要在学校成立国民党的区分部，我反对，李明灏也同意我的主张。后来学校规模日大， 李明灏也挡不住了，于是第二分校派来了两个党棍，—个叫王经魁，一个叫尹汝山。王经魁来校之后，没有起什么作用，尹汝山很厉害，起了很坏的作用。他左调查，右调查;说是要派这个、派那个到学校来，企图进一步控制洞庭中学，搞得人心惶惶。怎么对付他们?当时非常困难，我与殷德饶商量，只好釆取消极抵制的态度。在我当校长的那段时间内，国民党、三青团始终未在洞庭中学成立和发展组织。
   
              （原载湖南人民出版社《武冈黄埔情----黄埔军校第二分校纪念文集》）
                   

责任编辑：徐为 最后更新：2021-08-07 10:5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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