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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王礼锡
2019-06-27 14:07:22  来源:炎黄春秋  点击:  复制链接

 

  王礼锡1934年3月于伦敦

  王礼锡(左)和胡秋原(右)赴苏联途中

  海外归来一放翁,欣然执笔事从戎。

  平生肝胆留天地,旷代文章振聩聋。

  志在求仁仁自得,才堪率众众佥同。

  湘江此日新传捷,誓扫倭奴以报功。

  上面这首诗,是1939年10月郭沫若在重庆各界追悼爱国诗人王礼锡大会上朗诵的。王礼锡1939年7月率作家战地访问团,在中条山进行战地访问中患病,送洛阳医治无效逝世。葬洛阳龙门西山,与东山琵琶峰唐代诗人白居易墓遥遥相对。

  王礼锡长眠龙门西山已经60多年,随着时光的流逝,王礼锡其人其事,鲜为人知。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有个别文化界人士写文纪念,他的后裔也曾到洛阳垅墓树碑,但他一生的感人事迹及爱国主义精神,仍鲜为人们所了解。为此,笔者依据有关史料写成此文,对他作简要介绍。

  一

  王礼锡,江西安福县人,字庶三,生于1901年3月。7岁丧父,自幼从祖父学习诗文。10岁时就能写出清新流畅的小诗:“菊花开,隐者来,一枝香,揣入怀”,就是他童年的作品之一。

  12岁时,他在故乡复真学校读书。重阳节,师生们到风景秀丽的武功山登高,校长以秋景为题命每人作诗一首。王礼锡稍加思索,随口吟出:“昨朝君入市,途中草木枯,借问傲霜菊,留得一枝无?”引得老师、学生赞叹不已。

  1918年,他就读于吉安师范学校,因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要求学校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被学校开除。后转入抚州师范及南昌心远大学学习。离开大学后,他作过中、小学教师,新闻记者。在这些岗位上,他孜孜不倦,致力于新、旧体诗及小说的创作。他25岁执教于江西省立第三农业学校时,已写有新、旧体诗千余首,并选编成诗集《困学集》。

  大革命时期,因景仰三民主义,王礼锡参加了国民党,从事农民运动,曾当选为江西省党部的农民部长。1926年,他与毛泽东、李汉俊、陈宪文等筹办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后称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主编宣传农运的刊物《血汗》。

  王礼锡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热血男儿,他头脑清醒,是非分明,决不媚上取宠。他虽在组织上参加了国民党,但对国民党内反动势力倒行逆施的反共、卖国政策,却始终持反对态度。“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他正任职于南京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总政治部宣传处,当他看到反动当局在上海屠杀大批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使无数革命者、爱国志士纷纷倒在血泊之中,而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却步步退让时,愤而离开南京,弃职返乡。在南昌,他被杀红了眼的刽子手也当成共产党,准备下手谋杀,幸亏有人送信,才逃出了虎口。

  上世纪30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对中国的侵略步骤,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东北四省;1932年又制造了“一·二八”事变,疯狂地向上海发动进攻。王礼锡这时在上海奋力奔走呼号,力主抗日。当十九路军在淞沪浴血抗战时,王礼锡和他的夫人陆晶清女士,约胡秋原、彭芳草、梅龚彬等人,夜以继日地进行战地采访,赶写报道,头一天的情况,第二天就发表在《淞沪抗战号外》上,向上海人民传递战事的最新消息,歌颂浴血抗战的爱国将士,鼓舞了上海军民的抗日斗志。

  1932年2月7日,王礼锡与丁玲、冯雪峰、郑伯奇、戈公振、陈望道、胡秋原等人,联络一批作家、学者,在抗战的旗帜下集合起来,组成了“中国著作家抗日会”,发表《中国著作家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淞沪停战后,王礼锡将他的《战时日记》,交由神州国光社出版。在日记中,他记述了十九路军和群众抗日义勇军英勇抗击日军的战斗事迹;记述了日军破坏我国经济、文化设施及居民房屋、屠杀无辜平民的暴行;还记述了政府的对日妥协及汉奸卖国贼的丑恶行径。这本《战时日记》成为“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珍贵史料。

  二

  王礼锡不仅是一位爱国诗人,还是一位不断探索、追求真理的社会科学家。从1929年下半年起,他应陈铭枢之邀,主持神州国光社编务达四年之久。任职时,他向陈铭枢建议:“这个书店应当帮助左翼作家,为他们提供一个写作的园地。”这个建议得到陈的认可。神州国光社原来是一家以出版碑帖、古籍及美术书刊为主的出版、经营单位,自王礼锡接任主编后,即改变为以出版社会科学、进步文学作品与文艺理论书籍为主。在他任职期间,神州社先后出版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郭沫若译),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傅东华译),普列汉诺夫的《战斗的唯物主义》(杜畏之译),德波林的《斯宾诺莎与辩证唯物主义》(杨东莼译)等一大批社会科学书籍。在外国文学方面,出版了鲁迅主编的《文艺丛书》,其中有伊凡诺夫的《铁甲列车》、卢那卡尔斯基的《浮士德与城》、高尔基的《没落》、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等。另外还出版了一批美学及文艺理论书籍。这些带有革命色彩和进步的书籍,都是当时国内多数出版社不愿或不敢出版的。

  创办《读书杂志》,开展“中国社会史论战”是王礼锡对我国科学文化发展的又一大贡献。在《读书杂志》创刊号上,他提出“我们不主观地标榜一个固定的主张,不确定一个呆板的公式,去套住一切学问。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说,一般地作忠实的介绍;革命文学家的作品和趣味文学作品一样的登载。”在第二期,他就开辟了《中国社会史论战》专栏,对中国社会展开探讨与研究。他在《论战》的《前言》中指出:“现在是……正需要革命理论指导革命新途径的时候,”“要探索革命的正确前途,有一个先决问题应该解答:中国社会已经走上了一个什么阶段?中国社会史论战是对于这个问题各方面的试解。”《论战》第一辑发表了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一张闻天(化名刘梦云)的《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

  当年这场论战,涉及到中国应当进行什么性质的革命、依靠谁来革命、革命往哪里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它对我国当代革命实践活动、中国社会与历史的研究,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三

  由于神州国光社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左翼作家的文学作品,触犯了国民党当局,王礼锡被“蓝衣社”特务列入暗杀名单;神州社的出版物被查禁;北平、南京、武汉、广州等地发行分所均被查封。王礼锡与夫人被迫于1933年3月离开祖国,流亡欧洲。

  1933年冬,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爱国人士组成的“反蒋抗日”政权在福建成立。王礼锡于当年11月回国,参与起草了《人民权利宣言》、《政府组织大纲》等重要文件,并担任了文化委员会委员。不久,“闽变”失败,他又被迫逃亡伦敦。

  王礼锡夫妇虽远离祖国,仍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和国际反侵略活动。1936年9月,他出席了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他在大会上发表演说,提出中国政府应停止内战、建立全民联合战线一致抗日。这次会后,成立了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他任执行委员。这个时期,他又写了一系列文章,大声疾呼:“内战不应再有,外来的侵略必须抵抗”;“中国没有所谓‘赤色恐怖’,外国的侵略,不能以‘消灭赤色恐怖’为借口。”

  1938年2月,他联络国际知名人士,在伦敦召开了“救中国救世界和平大会”,有35个国家、25个国际团体的代表参加。他和吴玉章、陶行知等代表中国出席,会上通过了援华抗日的总决议。在英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英国码头工人拒绝装载运往日本的军火原料,使一些生铁、钢板搁置在码头,迫使日本货船驶离港口。

  四

  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英国首相张伯伦同希特勒签订了《慕尼黑协定》,与法西斯搞妥协,英国反侵略运动趋向低潮。王礼锡夫妇决定回国,与祖国共命运。

  1938年10月,英国友人已得知王礼锡夫妇即将回国参加抗战的消息,为他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送宴会。全英援华抗日运动总会主席高兰士、总会秘书长伍德门女士、《新政治家周刊》编辑马丁、伦敦大学经济学教授鲍尔、著名作家贾克生等人和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出席了宴会。当时的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也前往参加。王礼锡在宴会上满怀革命激情朗诵了自己告别伦敦的诗作《再会,英国的朋友们》,其中一段写道:

  我要归去了,回到我的国土——他在新生。

  现在血泊中,

  正崛起一座新的长城。

  它不仅是国家的屏障,

  还要屏障正义与和平。

  一块砖,一滴血,

  一个石头,一颗心。

  我去了,

  我去加一滴赤血,

  加一颗火热的心。

  不是长城缺不了我,

  是我与长城相依为命。

  没有我,无碍中华的新生,

  没有中华,世界就塌了一座长城。

  我要归去了,

  归去赶上中国的春。

  1939年元月,王礼锡回到抗战的陪都重庆。重庆文艺界著名人士郭沫若、老舍、胡风都前来与他亲切交谈,谈文艺如何为抗战服务,如何在抗日宣传中发挥作用。

  在重庆,他也受到蒋介石的接见。蒋对他发起海外抗日援华运动的成就表示赞赏,同时征求他对抗战的意见。王礼锡直言不讳,以他和许多国际朋友的意见回答说:“希望政府能团结全国军民、各党各派、各界爱国人士,结成抗战统一战线,抗战到底。”蒋介石听后,“唔”了一声,对此未表示可否。王礼锡在回答蒋“为何要急于奔走前线”问题时,动情地说:我是要来和一切中国人——受过直接抗战洗礼的中国人立于同等地位来工作。“为了号召国际的正义……我想到敌人后方去,把我们在敌人后方的活动,告诉一切国际人士,使他们知道,日本占去的领土仅是点的,至多是线的,决不可能是面的。”

  这次会见后,国民政府授予王礼锡“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中将委员”的职衔。国民外交协会增选王礼锡为常务理事。稍后,以孙科为院长的立法院又选他为立法委员。

  1939年4月,在重庆举行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第二次会议上,王礼锡当选为理事及国际宣传委员会主任。当年5月,日寇对重庆狂轰滥炸,他住的房屋中弹炸塌。他又看到儿童保育院那些在日寇炮火中失去父母、亲人的儿童,心中翻腾着仇恨的怒火,写下了《深仇》、《五月三日》两首长诗,表达了他对敌人的无比仇恨及抗战最终必胜的信心。

  五

  1939年6月,“文协”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到抗战前线访问。他们是王礼锡、宋之的、葛一虹、杨骚、杨朔、叶以群、罗烽、白朗、袁勃、李辉英、陈晓南、张周、方殷。经周恩来在会前的推荐,理事会决定由王礼锡任团长,宋之的任副团长。访问团的成员大半是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对他们郑重嘱咐:“大家一定要尊重王礼锡。他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他从英国返回祖国,就是为了参加抗日救亡。他不图名利,更不想做国民党的官,只希望马上奔走战地,当一名普通战士,竭尽绵薄。”

  1939年6月14日,“文协”在重庆生生花园为访问团举行出发仪式。周恩来、郭沫若、邵力子等参加并致词。6月18日访问团离开重庆到西安,在一次欢迎访问团的茶会上,一位国民党党部官员竟然为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唱赞歌,并且还恶意地责问访问团:“你们文化人为什么不丢下笔杆、拿起枪杆来?为什么总是把笔杆对内而不对外?”王礼锡当即回答:“抗战需要枪炮,也需要笔杆。语言的子弹,能打穿敌人的面具和灵魂。这敌人包括日本侵略者和汉奸。日寇和汉奸出于恐惧自然要我们放下笔杆。不知这位先生为何也要我们放下笔杆?这位先生责难我们总是把笔杆对内而不对外,我们写的都是揭露、控诉日寇侵略中国的暴行和歌颂同胞抗战的作品,这位先生竟把它们看成对内,不是把自己划在敌人一边了吗?至于说到希特勒,我到过德国,耳闻目睹希特勒驱逐残杀犹太人的暴行。希特勒的理论是:日耳曼民族不能混有‘低劣’的犹太人的血……想不到现在竟有人与希特勒攀起同种来了……”话还没说完,那个希特勒的信徒已悄悄溜走了。

  1939年7月13日至25日,作家战地访问团在洛阳停留12天。其间他们访问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副司令长官孙连仲和其他将领及部队官兵;参加了洛阳新闻界的招待会;到伤兵医院慰问了为抗击日寇而受伤致残的官兵。鉴于卫立煌统率部队在中条山一带抗击着五个师团九路进攻的日军,而且节节胜利,王礼锡代表访问团,将一面绣着“民族干城”的绿色锦旗赠送给卫立煌。卫立煌在答辞中说:“卫国抗战,本是我军人天职。诸位隆重的盛意,我实在不敢当……诸位每一杆笔可抵10万兵,14杆笔将抵140万兵。这140万兵来到我们这里,无异给我们增添了一支雄厚的力量。”这是戎马半生的将领对作家访问团的赞誉。

  六

  7月25日,王礼锡率作家访问团由渑池渡过黄河,进入中条山战地。当他看到波澜壮阔、浪涛滚滚的黄河,不禁思绪翻腾,诗如泉涌,写下了《黄河南岸速写》、《渡河》两首诗。

  在中条山,团员们头顶烈日翻山越岭,冒着同敌人遭遇的危险,访问村民,访问战壕中的战士,访问游击队员,他们搜集了许多素材,写成文艺作品,寄往国内外多种报刊。

  在晋南,他听说民间有一个抗日群众组织,叫“红枪会”,拥有10万之众,认为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日内瓦他曾参加过世界农民反侵略协会的筹备会,要在世界范围内发展农民反侵略的组织。他打算把“红枪会”吸收进去。因此他和访问团专程去参加了绛县90余村“红枪会”的骨干会议。王礼锡热情向与会者介绍了国际援华抗日运动及全国抗战形势,希望他们参加国际反侵略农民协会。他的报告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与欢呼。

  在前线访问的日日夜夜中,王礼锡行军、访问、整理笔记、写作、开会,有时饭也顾不上吃,常常工作到深夜。8月18日,访问团到山西夏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中心区访问。当时团员们头顶烈日浑身汗水淋漓。到达中心区,顾不得休息,即步入准备好的会场。那是一间门窗朝西的农家小屋,十几个“牺盟会”的干部和13个访问团成员挤坐在一起。屋子酷似冒着热气的蒸笼。王礼锡和团员们在这个闷热的小屋中,与“牺盟会”的干部进行了三个小时的交谈。当他们途经驻地附近一条清澈的小河时,又热又乏的团员们纷纷脱去衣裤,跳进冰凉的河水中,痛快地洗起来。王礼锡也随着脱衣下水,和大家一同冲洗。当晚他就感到浑身发冷,躺在床上,头脑阵阵昏眩。经战地军医及三十七军军长赵寿山派来的军医诊治,当时诊断为感冒,但病情未得到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带病拄着手杖去拜访赵寿山,表示谢意。后来,他的病情日益严重,访问团决定将他护送至洛阳治疗。

  他躺在担架上,渡过黄河,8月25日到达洛阳。经当时洛阳最好的教会医院紧急诊治,发现他身上出现了黄疸,病情十分严重。在神智不清中,他还用断断续续的话,嘱咐葛一虹等:“继续你们的工作,不要因为我而受影响。”8月26日凌晨5时,王礼锡因病重医治无效,与世长辞。8月31日,洛阳各界代表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主持大会,访问团副团长、剧作家宋之的致悼词。

  当年秋、冬,重庆、延安、成都、昆明、吉安、香港及国外一些城市也都分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重庆《新华日报》用整版篇幅,《中央日报》、《抗战文艺》及国内外报刊在显著位置,刊登了王礼锡逝世的消息和悼念诗文。

  王礼锡一生勤奋写作,先后出版有诗集《市声草》、《去国草》;诗评《李长吉评传》、《南北朝诗论》;论文、随笔《中国社会史论战(4)》、《战时日记》、《海外杂笔》、《海外二笔》等。译著有《家族论》(与胡秋原合译)、《世界经济体系》(与王亚南合译)。他英年早逝,实在是中国文化界的一大损失。

责任编辑:徐为 最后更新:2019-06-27 14: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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