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地下斗争十五个月
2018-04-01 14:51:36  来源：广州抗战文史  点击：  复制链接

梁锦昭 梁雄 郑方植 李小松 丘培华 李显仁

我们这批中山大学的同学，于1948年7月中下旬起，在中大同学、农工党成员李显仁同志的启发、指引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广州从事反蒋的地下民主革命活动，直至广州解放。我们由李显仁、丘克辉俩同志介绍，先后于1948年底至1949年初参加了中国农工民主党组织。38年过去了，现在我们都已先后离休。今天我们亲眼看到祖国的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不断向前发展，改革、开放、搞活经济不断深入，更加深信“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现在回忆我们在广州解放前的地下活动的几个工作片段。 一、结新光学社——走新的光明之路 　　1938年7月，广州学校暑假开始，梁锦昭多次到香港探望同学李显仁（李原在广州《每日论坛报》工作，该报被反动派查封后，避居香港经年）。在几次的梁、李晤谈中，李介绍了国内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最后并表白自己是农工党成员。梁自抗战胜利后，对反动派的腐败统治，已有不满情绪。此时，梁向李表示愿意参加农工党组织，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为迎接广州解放贡献力量。李欣然表示欢迎，愿作介绍人。在梁最后离港返穗前的一次晤谈中，商讨了联系发展多一些可靠同学，共同工作。当时决定香港方面由李联系黄荣谦、陈孚素（黄、陈当时在香港的中学任教）。广州方面由梁联系梁雄、郑方植、刘根耀、阮文治、黄树全、丘培华、李小松、林强、梁伯行等人。梁返穗后，当即与上述同学一一访晤详谈，结果甚为顺利。他们都对旧社会不满，眼看蒋家政权日益腐败无能，社会治安混乱，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加上私人交情的影响，故都愿意参加革命工作。至此，梁再次往港与李商量，决定港穗两地已联系上的同学都到香港聚会一次，以进一步阐明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革命的任务，借此提高认识，商讨具体行动。遂于1948年8月下旬，大家聚会于港岛的新光大酒店，参加者有：李显仁、黄荣谦、陈孚素、郑方植、刘根耀、梁伯行、阮文治、李小松、丘培华和梁锦昭。梁雄、黄树全、林强因事未往港，事后也向他们传达了经过和决定。大家都表了态，愿意跟共产党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为迎接广州解放效命。大家还同意取“新光学社”名义，纪念此次行动。“新光学社”并无具体章程和组织，寓意走“新的光明之路”而已。至此，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开始做共同的革命工作。

　　二、武装头脑 宣传革命

　　从香港回穗之后，鉴于广州方面的同学过去难得接触进步书刊，革命的理论认识偏少，为适应开展革命工作的需要，必须加强学习革命的理论。为此，梁与李商量，得到香港方面的支持，李、黄、陈三位集资购买了几十本进步书籍，如《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以及一年的《华商报》合订本。这些书报大多数得到梁锦昭的哥哥帮助(梁的哥哥当时任一艘行走港穗货轮的轮机长)，部分由郑方植设法，分批偷偷运进广州。书报首先藏于梁的寓所，然后分发给每个同学，看完各自交换。《华商报》因体积大，不敢外露，一直存放在梁家，要翻阅的到梁家去。这样，经过一段沉静而又紧张的时间，我们的革命理论水平有了一定提高，观察、分析能力也有所增 加。

　　我们在隐蔽地分散学习的同时，也隐蔽地开展宣传和争取群众的工作。当时淮海战役刚结束，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蒋介石政权崩溃之势已成，我们接触到的同学、朋友以至旧时的老师，都存彷徨恐惧的心理，看不到出路。有的准备跟反动派逃跑，有的打算跑港、澳，有的不知如何是好。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应对他们宣传，启发他们，争取他们不要跟反动派走，也不必跑港、澳，留在内地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此时，又通过香港陈孚素引介，接触了另一位中大师院同学陈同。他是广东南路人，由他协助，我们做了广南中学的几位行政领导和教师的工作。并且进而通过他们接触了两位以前中大师院的老师：张良修和夫人陈希秦。他们都是留法博士。(张曾任中大师院教授兼院长，当时任广东省立法商学院院长;陈任中大和法商教授，是当时国民党某元老立法委员之女)梁一次访晤他俩于私邸，谈及国事形势，张氏夫妇亦认为腐朽的国民党败局已定，广州解放在即，同意爱国者应有所选择其前途的看法。梁建议由张以院长的身份出面，约请多一些毕业同学座谈，以扩大影响，争取更多爱国之士留在内地，为新社会效力。张同意了。座谈会在文德路私立广州法学院一间课室举行，参加者除我们七八人外，还有10多位后届毕业同学。张主持了座谈。由于态度比较鲜明，座谈者较快取得一致的看法：“不跟国民党走，为建设新中国效力。”在座谈中，我们起了促进作用，我们建议学习新理论很重要，并愿设法提供进步书刊。这次座谈起到预期的效果，争取了群众，扩大了影响。据知，广州解放后，参加座谈的大多数人没有离开广州。张良修夫妇也留在广州继续任教授。

　　在这期间，我们虽然通过香港李显仁在农工党领导下，隐蔽地从事宣传和争取群众的工作，但我们仍未正式参加农工党组织。

　　三、参加中国农工民主党组织

　　1948年底，梁锦昭往香港办理了参加农工党组织的手续，地点在当时章伯钧主席的公馆。章其时已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的筹备工作。留港中央委员杨逸棠、陈卓凡、王深林在场，介绍人是李显仁和丘克辉。梁问及在广州的其他同志如何办理手续时，杨逸棠嘱不必都来香港，可照登记表样式在广州复制，由申请者填写妥，但不要携带或邮寄这些登记表来港，以免出事，将填妥的登记表随即秘密烧掉，将姓名及主要情况报来香港便可以了。梁返穗后，照此办理，在穗各人大都先后填表办了手续。当时仅梁伯行、刘根耀因故未办。解放后梁参加了民盟，刘参加了民革。

　　参加组织后，广东直属小组刘俊、萧介农曾不定期分别对我们作过分析革命形势的谈话，还学习过党内刊物《人民周刊》(油印本)，也不定期进行过组织讨论。这些活动均在极秘密中进行。

　　当时我们在广州分散工作，力量不集中。为了有利于工作开展，我们决定分成河南与河北两片，分头开展工作。河南片以李小松、林强为核心建立组织，以广东儿童教养院为隐蔽的工作据点，后来发展了该院教师张云、张汉良、黄珏等人为农工党党员。河北片以梁锦昭、梁雄、郑方植为核心建立组织。在我们接办光复中路的广州通讯社和南方印务局后，该地即成为工作据点，共同工作的有刘根耀、丘培华、阮文治、梁伯行。黄树全虽在河南，因工作需要，仍主要参与河北据点工作。

　　四、建立地下工作据点

　　广东儿童教养院 当时李小松任院长、林强任教务主任的广东儿童教养院，自成为农工党广州地下工作据点后，经常与河北农工党据点联系，并积极支持河北据点的工作。该院有无依无靠的儿童千余人。李、林及张云、张汉良、黄珏等人在农工党的领导下，团结当地农民，争取该院其他职工，积极做好迎接广州解放的工作。所以，广州解放时，这个据点保存了大量物资，避免了千余无依无靠儿童流散到社会上，受到解放军接管当局的表扬。该据点的具体工作，由李小松另文专述，在此不赘。

　　广州通讯社 河北据点集中力量于文化宣传工作。我们侦得广州通讯社领有登记证，具有合法身份，社长为中山大学教授陈劭南，至1949年初已停止发稿多时，原社内人员也先后离散。我们为了建立隐蔽的工作据点，通过郑方植、刘根耀与陈有旧的关系，找陈商谈接办该社，结果顺利达成协议。为了避免重新登记，仍由陈挂社长名义，刘根耀为副社长，郑方植为总编辑，梁锦昭为经理。其余在通讯社的农工党党员俱为编辑。社址在光复中路103号三民主义学会合作社楼上。楼上近30平方米面积。仅存破烂手推油印机一副，破方桌、烂藤椅各一张，长条凳两张。我们经济力薄，没有添置任何物品，因陋就简，便于1949年3月29日，即黄花岗革命烈士纪念日正式恢复发稿。经费开支靠香港资助一部分，我们自筹一部分。消息来源除靠我们大家采访、搜集提供外，通过郑方植约了几位外县青年为特约记者。后来由梁锦昭推荐，聘请黄以庄为仅给生活补助费的专职记者。黄后来也成为农工党党员。

　　我们发稿的原则是：坚决不发“反共”消息，不为反动派粉饰太平。但我们也审慎地不直接暴露自己的观点立场，以防反动派抓把柄。我们的稿主要是揭露事实，即一些在反动派统治下的黑暗、不合理、不民主、贪污腐化等事实。一旦抓住，即加以发挥，扩大其坏影响。如当时石牌中山大学教授，因反动当局欠薪，生活陷于困境。他们发起庞大的“索薪”运动，痛斥、揭露反动当局的腐败无能。刘根耀当时供职中大，首先接触这一事实，及时组稿详加报道。当时市内各大报如《建国》、《大光》、《前锋晚报》等，都采登了我们的稿件，香港某报也全文照登，对反动当局是一次颇有力的冲击、鞭笞。又如当时北方解放了一大片土地，反动派南逃，不少大、中学生也被迫随着来到广州。反动当局不得不设立一个专门机构，负责安置这批学生，安置地点分散设在市区一些中学校园内。我们曾到西华路第四中学了解，发现他们的住地肮脏、拥挤，各种生活设置异常简陋，简直非人待遇。我们决定把这个事实公布于社会，引起人民以及“流亡学生”对反动当局不满，激化他们之间的矛盾。于是我们派黄以庄前往各住地采访，一连多天作了专题报道。果然，不少“流亡学生”来到通讯社找我们，诉说他们对当局的不满。我们接待了他们，并表示同情。终于他们按不住怒火、怨气，结队前往管理他们的机构，抗议虐待他们，弄得当时管理机构的负责人石某狼狈万分。石某亲自来拜访我们，尊称我们老大哥，请求笔下留情。(石为后届中大同学，彼此认识)我们表示，我们是尊重事实，不是对他个人，如果一切都好，学生是不会抗议呼喊的。石某无言可对而退。

　　通讯社的工作时间在下午，稿件由总编辑审核定稿(有时大家一同审核定稿)后，大家随即刻写蜡纸，并校对无误便动手油印，直到最后钉装。然后请楼下三民主义学会合作社的一位青年杂工代我们分送光复路各大报社。报社四时截稿，稿件必须赶在下午4时前分送完毕。因此，我们每天下午工作颇为紧张，稿送出后，才松一口气，各自回家。这段时间经常参与工作的有郑方植、刘根耀、梁雄、阮文治、丘培华和梁锦昭。1949年六七月间，丘培华去了中山，阮文治返回新会，刘根耀去了海南。由于人手不足，通讯社由每天发稿改为不定期发稿，一般是两三天发稿一次。八九月间，我们把复稿以来的稿件，秘密送往香港，由李显仁转交香港《华商报》和新华社香港分社请求指导。广州解放后，军管会取缔了24间报社和通讯社，我们的通讯社仍获发稿资格，被列为进步机构。

　　五、南方印务局的活动

　　我们接办广州通讯社时，楼下的三民主义学会合作社的印刷业务也几乎陷于停顿，欠发工人工资多月，欠交电话费、水电费近半年，该社经理也是陈劭南。我们认为借此机会再与陈洽商，租借这间合作社的全部器材搞印刷业，则楼上楼下连成一体，工作也可扩大范围;如果经营得好，还可得到经济上的收益，支持通讯社工作。于是又通过刘根耀、郑方植、黄树全等人与陈劭南商定，由我们集资清发工人欠薪和清交水电费、电话费，作为该年租金，从1949年7月份起，把合作社的经营权承接过来。经全体同志会议决定，由我们各购若干股份，后来还吸收了部分关系密切的亲友入股，开办南方印务局。我们成立董事会，并推出董事长黄树全，副董事长郑方植，经理刘根耀，副经理梁锦昭和梁雄。于是，印务局仅以4500港元开办起来。合作社原有正式印刷工人3人(何滔、邓明、冯桐)，学徒杂工2人，营业员1人全部留用。

　　当时，广州市面动荡不安，民办的商业性的印刷业务不景。每天维持工人开饭，也不容易。我们决定尽可能利用社会关系，承印反动政权机关的文件。一借此猎取情报;二争取经济有所收入。我们第一宗生意就是通过郑方植与当时省府总务科科员王泽棠的关系，承印《省府通报》。(后来才知道，王原来是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曾任广东省石油化工厅副厅长)《省府通报》载有不少广东省政府与地方县府的各种内情，我们曾猎取了一本送往香港农工党中央，转香港中央组织参考。 　　第二宗印刷生意十分重要。就是通过郑方植之弟郑方略引线，利用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的郑彦棻是郑的亲故关系，还利用中大校友、郑的表亲袁国维任国民党中央秘书处总务科长的关系，承印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密电码”。“密电码”仅供该党中央常委20多人之间通讯之用，机密性极高。我们承印时，国民党中央党部派出一名监察委员或一名专员每天临场监印。每天工人检字排版，上机印刷，收工拆版，俱亲自在场监督进行，不多一页，不留片纸。我们深感下手困难。经分析研究，后来我们大施“拉拢”手法，陪他在楼上玩牌。招待吃喝，扯权贵关系，渐渐取得他的信任，监视行动才放松下来。此前，他将每天印就的数目点足后，即焚毁多余的一纸半页。后来他放松后，我们启发和说服了印刷工人，将每页字版上机试印的第一张，迅速收藏起来。全部印妥后，未露破绽。此后，我们又千方百计说服了该专员不要外送钉装，以保机密。由于他已信任我们，于是放心地交给我们在印务局内钉装成册。为此，我们召集两名青年徒工连同梁锦昭、郑方植、梁雄共5人，通宵进行工作。凌晨3时全部册数钉装妥后，叫工人返家睡觉。剩下我们3人，即 把收藏的页数取出，尚欠页数原拟由梁雄用摄影机拍摄，只因光线不足不行，乃迅即分工，实行手抄缺页数。凌晨6时左右，全部完工，梁锦昭即携带窃取的一本，乘三轮车回家。为防途中遇搜查，梁上车时即把册子放进坐垫下。幸平安无事，抵家后即把它藏在衣柜底板下。梁雄、郑方植守护印妥钉装好的“密电码”，待该专员早上到取，方始离开。取得“密电码”后，梁即通知香港李显仁，告之翌日由郑乘飞机携带往港。讵料第三日李从香港来信谓尚未见郑抵达。梁怀疑郑上飞机时出事，即通知梁雄，嘱勿返印务局，以防反动当局拘捕。梁2人也不敢回家，整天在街上来往走动，不时打电话回印务局找陈华俊(杂工)，借口有事未暇回局，询问有无特别情况要处理。几次电话未发现受反动当局注意，始敢回印务局。后来才知道郑并非翌日乘飞机去，而是为了安全延至第3日改乘火车前往，至此才算度过这场虚惊。“密电码”送港后，交李显仁转农工党中央，由李陪同农工党中央负责人之一陈卓凡将该电码送交中共负责人罗理实同志。后还受到中共负责人饶彰风同志嘉勉，并嘱咐我们要注意安全。

　　第三宗印刷生意是最大的一宗，如果不是形势急转，我们的经济将可从紧到宽，可是这宗生意竟在经济上陷我们于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们通过郑方植与国民党政府立法院简任秘书吴某的关系，承印当时在广州召开的立法院全体委员会议文件，会期一周，文件很多。他们对我们没有监视措施，我们顺利取得一些重要的文件及全部议案，通过梁锦昭哥哥的帮助运送到香港去。这次印刷份量大，而立法院未预付印费，我们为此到处周张，已感吃力。讵料印妥之后，立法院仅开出千多元大洋支票一张。当时解放形势迅猛发展，国民党中央各部都仓惶迁走，立委们也各自出逃，银行关门，支票无法兑现，致使我们负债累累，连给工人开饭钱也难以张罗。在山穷水尽之时，我们想起旧时广雅中学老校长，又是农工党老前辈黄慎之同志，他一向乐于为革命捐输，梁遂往救助，蒙他捐赠港币300元。梁同时向直属小组反映困难，萧介农同志亦捐助港币100元，才稍释燃眉之急。后闻银行迁重庆，又由郑方植将支票低价卖给赴渝的人。虽然如此，由于经济亏损过大，迫得出售以前购置的一台“马达”和一辆自行车，勉强维持工人伙食。

　　经济上我们无疑是打了败仗，但政治上我们的收获却愈来愈明显。尤其是在解放前夕，我们南方印务局在十分冒险的情况下，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就是以中国农工民主党名义印发了广州解放时第一张进步的政治传单——《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告广州市民书》。过程是这样的，梁锦昭参加直属小组一次碰头会，黄弘通汇报反动派已撤，广州解放在即。刘俊知道我们有印刷设备，建议准备一份在解放军进城后散发的政治传单，这样可以起到欢庆解放、安定民心的作用，大家同意，由萧介农执笔，萧稿成后交梁携返印务局等待印刷。事关重要，不能早印以免出事，迟印又会削弱政治影响，并且还要靠工人动手检字排印，开机印刷。这样明显暴露身份，处理不好，就会引致杀身之祸。经几番商议，关键在准确掌握解放广州的时间和做好工人的思想工作。10月14日傍晚，海珠桥爆炸声传来，这一爆炸声又表明反动派军队已完全撤离，广州解放快成事实。郑不断做工人的思想工作也逐渐成熟。解放前夕，郑方植、梁锦昭、梁雄都在印务局，是夜借着微弱烛光，与工人们秘密排好字版。凌晨3时左右，远闻几发枪声，知解放军进城，我们马上开机印刷。清晨5时左右，刚印完2000份红字传单，解放军战士早已睡在我们铺外的道路两旁，我们与战士们只有铺门一板之隔。不久，从门缝窥视，铺外已站着一个持枪的解放军战士，嘹亮的号音也在此刻响起。我们随即打开大门，不久刘俊同志也赶来。我们决定利用自行车和劝留的省府机关汽车司机开车散发传单，由杂工陈华俊乘自行车在西关一带散发，刘俊和郑方植坐黑色福特小车在惠爱路、财厅前、东山口沿途散发，还有一部敞蓬大卡车，由梁锦昭、梁雄等人环市沿途散发。所到之处，市民争相传阅，景况异常热烈，确起到解除疑惧、安定民心的作用。当我们回到印务局时，不少青年男女，挤拥在门前，要求参加革命工作，我们被他们的赤诚热忱深深感动!经我们劝勉，久久始散。

　　继第一张政治传单之后，我们不久又印刷发行了广州解放后第一份政治刊物——农工党的《人民周刊》。它是直属小组在地下活动时，刘俊在家秘密刻写油印后，秘密分送所联系成员阅读的刊物。广州既已解放，我们转为公开活动，在粤穗的农工党人也陆续会晤。刘俊要求我们铅印出版《人民周刊》，第一期为迎接解放专号。我们虽穷，也一口应承担起义务印刷、义务发行的任务。该刊除分送成员及所联系群众和单位外，由我们发给报刊摊贩代售。当时市内到处的报刊摊贩都摆有《人民周刊》出售，增添了广州解放后迅速恢复正常秩序的气氛。

　　南方印务局到底由于经济损失过大，我们无法支撑。工人们要吃饭，我们又不能置之不理。经采取劳资合作的办法，度过一段时间。后来军管会清理印刷业时，我们主动造册将全部印务局的机器、铅字等设备，由郑方植报送军管会新闻出版处张其光同志，请求处理。经军管会请示中共华南分局批准，拨给广东军区政治部使用。最后由梁雄、梁锦昭移交给广东军区政治部印刷厂接收，并妥善安置工人工作。此外，教育厅由梁雄保存了一些物资和档案，民政厅由叶柱淮(广雅同学)保 存有一些物资和档案，解放后也顺利移交了。至此，南方印务局已移交结束，广州通讯社也主动停止发稿。它们完成了光荣的历史任务。我们也分别参加各条战线，开始新的革命工作。

　　1987年5月于广州

　　注：此稿我们经过集体回忆，由经历全过程的梁锦昭执笔写成初稿，经郑方植、丘培华、李小松审阅，提出了必要的补充、修改意见，再由梁雄补充、修正定稿。经李显仁、梁锦昭、梁雄集体讨论、修订全稿，并根据现存原始资料核实审定。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04-01 14:5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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