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铮 ：中共抗战的生态环境解释
2024-02-09 12:27:30 来源：《区域抗战史》公众号 点击： 复制链接
内容提要
中共抗日之所以能够坚持和发展，生态环境亦即根据地政权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是诸多因素中的一个重要维度。以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为例，在自身实力弱小的前提下，中共充分重视对自然环境的认识、利用和改造，并由此形成了根据地的基本军事形态。山地游击战是其首选，也是红军苏区时期以来一直利用山地优势的传统。平原游击战则为抗战时期所开创，通过挖道沟、平毁封锁沟和地道战等手段，将不利地形改造为有利的“山地”。以上两种军事形态既相对独立，又互相依存，山地为平原战提供休整空间，平原为山地战提供粮食等物资。根据地还利用天时气候开展天候游击战，包括夜战、青纱帐战和苇塘战等多种形式。在军需民用上，同样利用了自然环境所提供的资源，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以求自给自足。正是在以上“择天”与“天择”的相互作用中，中共以弱战强，坚持到抗战胜利，并产生了“人定胜天”的自信。
关键词
抗日根据地 生态环境 游击战 军事
人类从事一切社会活动，实现一切行动目标，皆为天时、地利、人和之结果。所谓人和，主要指人的主观能动性、政府的意志以及人与人之间、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尽管人和居于首要地位，但它总是受到天时、地利的限制，人类所有的选择都是在既有的天时、地利之下做出的。而天时、地利就是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禀赋，包括地貌、地质、气候、河流湖泊、土壤、生物等等。本文所涉无论是山地、平原还是天候、自然资源，即都属于自然环境所涵盖的范围。自然环境不会自动发生作用，只有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发生互动关系时，才形成一个时期、一个区域的生态环境，并显现出自然环境的功能。这也表明，自然环境与生态环境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前者是“死”的，后者是“活”的，生态环境的核心指向在于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认知、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利用和改造，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自我的生存和延续。作为20世纪的伟大历史事件，中共革命之所以能够披荆斩棘，终获成功，同样可作如是观，其无法脱离人和与天时、地利的相互作用，即所谓“用兵之道，人和为本，天时与地利则其助也”。与其他类型的革命相比，中共革命的最大特色是走农村包围城市之路，从苏区时期开始，经过抗日根据地，再逐步扩大解放区，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程。而这一过程，也就是中共不断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环境的过程，是自然环境影响根据地、解放区演变的过程。应该说，以往学界对中共革命的政治、军事、经济以及与国民党政府、日本侵略之间的关系较为关注，对革命成功的多方面原因也做了较为深入的解释，然而，对同样起“枢轴”作用的生态环境与中共根据地史之间的关系尚少有自觉的探讨。尽管已有学者开始从地理区划的角度考察中共革命力量的区域分布，也有学者从自然角度研究华北根据地的挖道沟运动、河滩地的开发与环境治理以及中共武装行军与时间、地形的关系等，但对于中共政权如何积极地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环境，并服务于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还有诸多待发之覆，特别是对根据地的军事形态、经济形态，更缺乏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密切关联。同样是根据地的军事问题、经济问题，既可以从军事角度、经济角度进行研究，也可以从其他角度，譬如生态环境角度进行探讨。由于这一问题所涉时间跨度长、范围广阔、内容丰富，笔者不拟探讨其全部，而是以晋察冀边区为例，对中共抗战史，尤其是抗日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做一生态环境视角的解释。文中所述无论是对山地、平原的利用和改造，还是对天候、自然资源的利用和改造，都集中体现了中共根据地政权利用和改造自然环境的能动性，体现了生态环境与中共革命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 对环境、自然环境及其利用的总体认知
对环境、自然环境以及自然环境与抗日根据地的关系，中共中央及地方政权有一个总体的认知。这一认知，成为将自然环境服务于抗日根据地建立、形成、发展的思想基础。
第一，对“环境”的认知。
在中共的各种表述中，有的仅是对“环境”二字的认知，但更多是将“环境”与其他限制词连在一起使用，变为各种不同的“环境”表述。
中共对“环境”二字，认知是比较宽泛的。譬如，1937年7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提到“环境”：“常常听到一些同志在不能勇敢接受工作任务时说出来的一句话：没有把握。为什么没有把握呢？因为他对于这项工作的内容和环境没有规律性的了解，或者他从来就没有接触过这类工作，或者接触得不多，因而无从谈到这类工作的规律性。及至把工作的情况和环境给以详细分析之后，他就觉得比较地有了把握，愿意去做这项工作。”这里所说的“环境”，是指一个地方的历史与现实的整体状况。1938年4月，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在论述华北抗战的战略意义时谈到“环境”：“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比在内战中便利得多。内战中我们的敌人比较多，今天在民族统一战线下，敌人只有日本，因此根据地的创造也比较容易。这种环境对于我们进行抗日游击战和运动战都是非常有利的。”从此句的前后文可知，聂荣臻所说的“环境”包括敌军的战略、最近的占据、晋察冀军区的地位等方面。1940年初，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萧克在阐述根据地建立的条件时，谈到较好的“环境”和恶劣的“环境”。其中较好的“环境”，是抗战初期“敌人在占领华北各中心城市及交通要道后，又继续向内地各中心城市进攻，华北方面仅仅注意到中心城市及交通要道的统治，其他地方特别是比较偏僻的地区，它的统治是薄弱的。这时候华北游击战争处于战略进攻的地位，许多地区我军一到，很快地收复了。我们只经过很短的游击时期，便建立了根据地”。萧克所述的“环境”，指根据地是随着日军占领华北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之后建立的。
前面加限制词的“环境”，有50余种之多，诸如历史环境、当时的环境、目前环境、现在的环境、将来的环境、今后环境、一时的环境、抗战环境、国际国内环境、国际环境、国内环境、中国的环境、殖民地环境、半殖民地的环境、中国革命环境、世界革命环境、我们的环境、边区环境、北岳区环境、冀东环境、冀热边的环境、平西根据地的环境、敌后环境、后方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农村环境、工作环境、客观环境、战争环境、战斗环境、游击战争的环境、斗争环境、具体环境、特殊环境、新环境、复杂环境、严重的环境、困难环境、惨苦的环境、残酷的环境、艰苦环境、紧张环境、太平环境、失败环境等等。概而言之，既有反映时间的环境，也有反映空间的环境，还有反映某一领域或特殊状况的环境。反映时间的环境，譬如1938年1月，聂荣臻在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上提到日军占领太原以后“当时的环境”，“我们这个地区是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之中，同各个省政府断绝了联系，如晋东北方面已经和山西省政府脱离了联系，冀西一带也和河北省政府隔绝了，察哈尔省蔚县也是如此。当时的环境是很觉困难的，那时的情形和这个时候是不同的。兄弟那时奉十八集团军朱、彭总、副司令命令，指挥在此区之八路军开展游击战争。当在五台、忻口等地撤离时，整个形势看起来很困难”。这里所说的时间环境，是晋察冀边区政权建立之前各地的无政府状态。反映空间的环境，譬如1941年7月，北岳区党委组织部部长林铁在区党委组织会议上的报告谈到“北岳区环境”，指出一年来北岳区环境的新变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农村经济变化、阶级关系变化及其政治上经济上的意义；二是敌我斗争力量的变化，即敌人对我“扫荡”的方针和我们主观斗争力量的增强。这里侧重从经济、阶级和敌我力量的变化来谈北岳区的环境。反映某一领域或特殊状况的环境，譬如1938年4月，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在边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到“战斗环境”，指出军区的成立已有4个多月，“在这不长的历史过程中，经常环绕着一种最紧张的战斗环境。它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之中，一方面为着服从主力作战的利益，经常执行扰敌、困敌、牵制敌人的任务，同时在它自己的范围内，为着巩固与发展抗日根据地，又常常积极的向外活动，并部分的抵制与打退敌人的进攻。军区的武装部队，就在这样紧张的战斗环境下产生，壮大与锻炼起来的”。舒同所说的战斗环境，是指敌我双方的斗争氛围。
第二，对“自然环境”及其利用的认知。
在中共政权及领导人的表述中，极少出现“自然环境”的概念。就晋察冀边区而言，只有边区实业处处长张苏的一个报告中出现了自然环境的说法：“我们不但要照顾自然环境，而且要照顾战斗环境。”不过，在有关论述尤其是环境的论述中，已对自然环境的实际或多或少有其所指了。
对自然环境及其利用的认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对“自然环境”与根据地关系的描述。譬如，关于初创时期的晋察冀边区（即北岳区），如上所述，张苏虽提到“自然环境”一词，但对此并未做出解释，不过他对边区的“自然条件”有较多的描述，与自然环境应为同一所指。一是广袤的平原，冀中和冀西、晋东北、雁北的一部分是平原。这些平原无论在华北，在全中国，都是比较肥沃的土地，适宜于农业的发展；二是交错的河流，有滦河、永定河、大清河、唐河、沙河、滹沱河等；三是广大的山区，可以造林牧畜；四是有丰富的矿山财富，太行山、恒山山脉有金矿，铁矿也到处都有。这里无论是平原、山地还是河流、矿藏，都是自然环境的一部分，影响着新生的晋察冀边区的生存和发展。冀中区是晋察冀边区另一大块根据地，1940年3月，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在总结平原游击战争的经验与教训时，谈到冀中区的特点：冀中在津浦、平汉、北宁三条基干铁路之间，南面还有未筑成的沧石路；完全是一块平原，连一块高阜都没有，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河流纵横交错，有大清、子牙、滹沱、永定以及无数小河，因为河多，所以“树木丛生，森林遍地，也便于部队的隐蔽”。此述无论是平原还是物产、河流、森林，也都属于自然环境，成为冀中根据地建立和发展的基础。还有一处冀东根据地，1943年3月，冀东地委东北工作委员会书记李楚离指出，冀东（主要是冀热边）为华北与“满洲”的连接地带，地势北部多山，南部为平原，长城东西蔓延于中部山地；七大河流贯穿于冀东全境（滦、还、蓟、陡、箭、潮、白），水利不大，且多水患；气候温和，平地与平津同，山地较寒冷；有农产品、水果、狩猎，也有各种矿藏。李楚离所述的自然环境，也成为冀东开展游击战的基础。以上三个区域，都成为晋察冀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二，对自然环境运用于抗日根据地游击战的看法。上述关于自然环境与根据地的关系，已有此意涵，这里更加强调自然环境因素在根据地中的运用。譬如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时指出：“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所谓客观条件，就包括自然环境，指挥员须凭借自然环境这一舞台来指挥战争。基于抗日战争的防御战和持久战特征，毛泽东又特别提到：“战斗时的钳制和警戒方面，隘路、险地、河川或村落等处为着消耗敌人和疲惫敌人的抵抗配置，退却时的掩护部队等等，都是游击战争中战术上的防御部分。”由此突出了隘路、险地等地形对防御战的作用。同年初，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论抗日游击战争时也指出，因为游击队武器不好，所以“作战时第一须利用地形，利用夜间或特殊天候来补武器之短，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武器的地形来发挥自己武器的效力。……我们不但应利用地形的好坏，还要利用对地形的熟悉，不仅要知道一切的道路，而且要知道何处高低不平，何处有树林村落等”。朱德由此强调了地形、天候对游击战的重要性。1941年，晋察冀北岳区一地委在总结1940年冬季反“扫荡”时，要求各个领导干部都应“熟悉在自己领导范围内的地理地势、山沟小道、山川河流，熟悉村庄，准备在任何环境下坚持工作，随时能独立行动，并应大胆地在困难的环境中锻炼自己。这样才能在战争中争取到工作上的主动，在战斗中坚持和开展工作”。1944年7月，晋察冀军区代理司令员程子华在总结冀中区取得的成就时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解决了主客观的矛盾。如果没有主观的努力或主观努力不合乎客观环境，用之不当，则客观形势虽好，也绝不能自流的好起来，或者反会弄坏”。这一解释和毛泽东的认识是一致的。
不过，以上对自然环境与根据地关系的认识仍是比较笼统的，如何借助自然环境建立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如何具体地表现山地游击战、平原游击战、天候游击战等军事行为，以及经济上依托自然环境的自足生产，是本文要进一步研究的核心内容。
二、 山地游击战
山地层峦叠嶂，脉络显著，坡度较大，属于自然地貌中一个类型。抗战时期，中共创建的各个根据地大多以山地区域为主，以山地游击战为特色。晋察冀边区也是如此，始于晋、察、冀三省交界的山地，并扩大到边区之内的其他山地，约占边区范围的一半。后来虽也向平原发展，但山地一直是边区军政机关所在的核心地带。
在山地建立根据地，有其军事学的理论基础，“地理和地面特征密切和不断地关乎战争方式”，而山地最适宜于打防御战，“有限抵抗在山地比在平原更有效”。譬如，“山地障碍作用强，可以阻滞敌人，延缓敌人的进攻速度；利用绝壁陡坡、山隘狭谷据壕坚守；层峦叠嶂，蜿蜒起伏，隐蔽条件好；居高临下，便于观察；山回路转，便于设伏，诱敌深入，围而聚歼；……翻山越涧，道路崎岖，不利于机械化部队行动和展开”。在中共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始终面临强敌，因此建立山地根据地，进行山地防御战，就成为首选之策。
对此，中共领导人及其政权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深刻的认识。在苏区时期，1928年10月，毛泽东在分析红色政权何以长期存在时指出，湘赣边界的成功割据，是因为创造了罗霄山脉中段政权，有“永新、酃县、宁冈、遂川四县交界的大小五井山区，和永新、宁冈、茶陵、莲花四县交界的九陇山区，这两个地形优越的地方”。抗战时期，1938年5月，他在论述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时也谈道：“山地建立根据地之有利是人人明白的……这些根据地将是抗日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场所，是抗日战争的重要堡垒。我们必须到一切处于敌后的山岳地带去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起根据地来。”同年，朱德在谈到同一问题时也指出：“一个抗日游击队活跃在崎岖山地上，比较在平原广阔处便利些。”对于晋察冀边区建立时的山地优势，开创者聂荣臻看得十分清楚，“由于太行山和恒山联接交错的蜿蜒曲折的山地区域（除平汉路东），到处可以居高临下攻击敌人，各山脉之间易于联络，随时可以威胁和袭取保定和北平等各大城市。山地战本来是我们八路军的拿手好戏，这些山地区域恰恰有利于我们的作战，而不利于敌人的机械化部队”。他还提到，“山地乃是一种特殊的战术，是我们在长期内战中所养成的”。再清楚不过，苏区时期的经验为抗战时期建立山地根据地奠定了历史基础。当然，聂荣臻并未神化山地的作用，而是也意识到其局限性：“山地难于居住，河沟太多，道路过少，山不厚而长，使回旋的范围狭小；人口稀疏，土地贫瘠，这是不利的第一方面。”但从边区的整个环境来说，有利条件比较显著，且能克服不利条件。
基于山地战的优势，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在军事战略中，将晋察冀边区作为建立根据地的首选。1937年8月10日，毛泽东电示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彭雪峰，同各方接洽时应着重说明：“根据山地战与游击战的理由，红军要求位于冀察晋绥四省交界之四角地区，向着沿平绥路西进及沿平汉路南进之敌作侧面的袭击战，配合正面友军战略上的行动。”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其主要区域就是后来的晋察冀边区。此后，毛泽东又于8月17日、9月12日连续发出指示，将我军主力“集中阳原、蔚县、涞源、广灵、灵丘地域”，在晋、冀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不过，由于战争形势瞬息万变，中共中央对于发展根据地的主要方向也随之做出改变。9月17日，毛泽东鉴于敌分四路进攻华北，“涞源、灵丘为敌必争之地。……恒山山脉必为敌军夺取冀、察、晋三省之战略中枢，向此中枢出动主力。……过去决定红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在上述敌我情况下，已根本上不适用了”。故决定变更原定部署，一二○师转至晋西北管涔山脉地区活动，一二九师进至吕梁山脉活动，一一五师进入恒山山脉南段活动，并视情况逐渐南移，在晋东南之太行、太岳两山脉展开。不过，后来成为晋察冀边区的五台山、恒山地区仍是战略展开的重要区域。9月21日，毛泽东指示，一二○师虽以转赴晋西北为宜，但三五九旅副旅长王震率一个团暂时到五台，一一五师师长林彪也率陈光旅转向五台。9月23日又指示，五台山脉应成为重要区域之一，只是不宜集中于五台一区，也要注意晋西北管涔山脉地区、太行太岳吕梁山脉。9月24日指示，山西地方党应以全力布置恒山、五台、管涔三大山脉之游击战争，而重点在五台山脉，将来可向北恒山山脉发展。9月25、26日，毛泽东、朱德指示林彪在灵丘、涞源以南，曲阳、行唐、灵寿城以西，五台、盂县边界以东建立根据地，并向恒山山脉及其东、西、北三方突击。9月30日，聂荣臻、林彪向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建议，一一五师独立团到涞源、灵丘、大营、代县、曲阳、行唐等地活动，师直属队到阜平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10月10日，毛泽东指示，日军占领太原后，一一五师主力移到吕梁山脉，但该师杨成武独立团仍在恒山、五台山地区坚持游击战争，八路军总部决定聂荣臻留守五台山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0月22日，聂荣臻率一一五师独立团、骑兵营等3000余人到晋察冀边区开展游击战争。10月27日，在五台成立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分兵深入晋东北、冀西、察南地区，展开创建根据地工作。11月16日，周恩来指示，在太原失守的情况下，八路军仍可坚持抗战，“山西全境、冀察西部、热察边地，都是山地，最便于我军的活动、存在与扩大。……特别是晋察冀边的广大发展，将是我华北持久战的模范根据地”。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标志着以山地为中心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此后，中共中央和各根据地依然重视不断扩大山区根据地，以晋察冀边区而言，就有冀热边雾灵山、都山、燕山根据地，平西、平北山区根据地等。
山地根据地建立之后，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利用山地的地形优势进行作战。1938年1月，毛泽东在论述抗日游击战争的袭击战术时指出，对伏击地区的地形、隐蔽性、埋伏地点都要有所选择，譬如伏击汽车的埋伏地点，“应选在山谷、谷底、沟底、转弯处、上下坡处，并预先设置障碍、陷阱，或埋置地雷（束集手榴弹和迫击炮弹亦可），使汽车到此不得不停止或被炸毁翻倒”。1939年1月，聂荣臻认为，敌以大联队深入山地，离开了主要铁路线，人马供养必须靠后方联络，如将其后路切断，予以打击，必易得胜。险要处应以小队作不规则的游击动作，以迷惑敌人。此种战术不要机械地以教条主义式的、战术主义的眼光，要按不规则的地形，以特种战术战胜敌人。他还谈到，在山地，首脑机关要学会能走，游击战争的防御就是走。“你爬那个山头，我看这个山头；你追到这边来了，我又转到那边去了；同敌人“‘捉迷藏’，始终同它保持一段距离。万万不能朝敌人张开的口袋里钻，那是要吃大亏的”。晋察冀军区参谋长唐延杰认为，可以汲取红军长征时的“蛮子战”。在红军经过的“蛮子”区域，“蛮子”经常利用隘路之要点隐蔽狙击和利用石头打击我们，边区“山地村庄稀少，道路少，且隘口与交通不便，有许多天险之处，敌人活动困难。我们游击队与小组善于利用地形活动，是能收效很大的”。萧克对边区山地的反“扫荡”，则提出制高点战术教育，“制高点多在崇山峻岭上，路少壁陡，不易攀登，敌进攻时，多取仰攻，难发扬火力，重火器及技术兵器更不易使用，守者居高临下，可凭有利地形，以少击众，这是消耗敌人方法之一，这种例子在内战时期是很多的。制高点一般只构筑简单工事，构筑强固的工事，只在敌人很难利用的条件才行。控制之法一般采用游击方式为宜，但必须善于利用险要地形，消耗敌人，有时也要进行适当的正面抵抗，防御计划要周密，并要有周围的防御配备，以便应付各方来的敌人”。边区军校为使学员熟悉山地战，特别设置了爬山课程。1938年初，华北抗日前线战地记者、作家周立波走访晋察冀边区，在阜平城外数十里参观了边区军校，功课表贴在墙上，“爬山”是一门很重要的功课，每天都有。“最初，那些大学生吃不了苦，每逢爬山的时候，纷纷请假。但聂荣臻同志和军校的校长坚决地不准请假。学生们只好跟着大家练习下去。一个月后，这些书生们，都成了真正的兵士。他们能够忍耐各样的劳苦，他们也能爬山了”。毕业后，学员带着所学的山地战理论和所受的训练运用于战斗指挥上。
利用山地和日军作战，成为根据地常用的战法，取得了明显的战绩。周立波走访晋察冀边区时，就深刻感受到官兵对山地战的熟练运用。他见到一一五师六八八团副团长田守尧的勤务员萧仁张，萧仁张和田守尧曾一道参加过平型关战斗。萧在高山上，看见太行山脉像狂波汹涌的时候，欢喜得跳了起来，说：“八路军就爱这种山，我们要用这种山来打败鬼子兵。”在平山县北冶里，周立波碰到游击队曾支队长，曾支队长向他介绍了洪子店的战斗：“这次在温汤，打得很激烈，我们的部队占领了山头，敌人在山下，我们的机关枪和手榴弹，很便当地从他们头上打去，他们的死尸填满了一山沟。但是很快他们的援兵就到了。我们部队打得太疲劳，就只好撤退。这样，敌人在三天恶战以后，占领了洪子店。”周立波问：“你以为我们可以很快把洪子店收复吗？”曾支队长称，“洪子店的敌人决不能够久停”，“那地方的地势不利于他们，虽然这市镇是靠近滹沱河，周围有一片小小平原，有利于他们的机械化部队的活动。但四面的山，也离开不远，敌人怕我们山上的游击队晚上袭击他们”。而且，“老百姓把粮食、草料和牲口都运走了。通平山和井陉的运输线又这么长，时刻有被我们切断的危险。敌人在洪子店是站不住脚的”。在生动的对话中，不难看出地方部队领导对山地战的信心和战斗效果。
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在全面抗战爆发后3年间指挥大小战斗211次，取得腰站、冯家沟、浑源、紫荆关、王安镇、东西庄、大龙华、团山、雁宿崖、黄土岭等多次战斗的胜利，毙伤敌人9780多名。以上战斗都是利用山地优势同日军的作战，“配合主力坚持华北抗战，创建与巩固了抗日根据地”。
以著名的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为例，1939年10月底，奉张家口日本独立混成旅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之命，辻村宪吉大佐率日军第一大队和伪军共1000多人进驻涞源县城，分三路向晋察冀军区一分区进行“扫荡”。杨成武决定打东路，因为东路从涞源到银坊全是深山大谷，出涞源城，过白石口，再往南到雁宿崖、银坊，其间只有一条山路可走，两面是大山乱石，不难找到伏击地域。另外，东路虽是敌人主力，但由于大山阻隔，另外两路敌人难以策应，主力就变成了一支孤军。11月3日，八路军同三路敌人先后接火，东路敌人被诱击了一下，闯进狭谷，行至雁宿崖，一分区三团的主力已在张家坟及其两侧山上隐蔽展开。经过拼杀，600多日军除被生俘13名外，几乎都陈尸于河套、山谷和村庄里，其余两路敌人则逃回涞源城。之后，阿部规秀亲自率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所属各部约1500多人，急驰涞源。聂荣臻对杨成武说：“银坊以东，直到黄土岭，地形仍然有利于设伏，只要敌人敢于由银坊东进，我们一定能伏击成功。”11月5日，日军从龙虎村向白石口前进，到达银坊。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一团、二十五团在寨坨、煤斗店集结，卡住敌人东进道路；三团从大安出动，占领黄土岭及上庄子以南高地；三分区的二团则绕至黄土岭西北尾随敌后前进，完成对敌包围。11月7日，将敌人压缩在上庄子附近一条长约二三里，宽仅百十公尺的沟里，用100多挺机枪从各个山头一齐朝沟中打。炮兵部队也连续发射数发炮弹，这条山沟立刻被弹片、碎石和浓烟覆盖住了。黄土岭战斗共歼灭900多名日军，生俘十几个日本兵。从11月3日至8日连续6天，边区取得了雁宿崖歼灭战和黄土岭围攻战的胜利，歼灭日军1500多人，击毙“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这两次战斗体现了八路军的高度智慧，将山地战优势发挥到了极致。
三、 平原游击战
与山地不同，平原以平坦广阔的地貌为其特征。晋察冀边区的平原属于华北平原，以冀中地区为主，主要是黄河、海河自西部、北部高原山地携带大量泥沙长期淤积而成。也有部分在冀东地区，为滦河冲积平原。从防御战而言，与山地的地形优势相反，平原为“完全消极的地面”，比较有利于敌人的机械化部队行动。中共领导人也承认平原作战的难处，强调苏区时期不曾有过此方面的经验。1937年8月，毛泽东指出，红军“只会打山地战，不会打平原战”。1939年6月，时任冀中军区政委的程子华也认为，过去10年内战，我们是在山里，而在平原地区，我们是很难的，也不善于在平原作战。对能否在平原开展抗日游击战，指战员多心存疑虑。1939年8月，吕正操提到“平原地带广泛发展游击战争，这是历史上的新项目”。大家讲到一般游击战争，就会联想到它是利用山岳地形，而平原地带，地形上有利于现代装备之敌，不利于低级装备的游击队，比较一般游击战争，困难较多，而收效较少。同年9月，在冀西山区参加部队整训的魏文健（12月任冀中军区二十四团副团长），转调冀中第二军分区，他说到了一望无际的冀中大平原时很不习惯：“心想，这可怎么打仗？除了村庄、坟地、凹道外，再无可利用的地形了。我参加革命八、九年了都没有离开过山地，山地打起仗来有依托，不外就是抢山头，守山头，山地部队运动比较隐蔽。可这平原怎么办？接连有一个多月我脑子里划着许多问号。”即便是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因习惯于山地战，当1944年11月调任冀中军区司令员时，也发出感叹：“眼前大平原一望千里，无险可据，敌人有坦克和汽车，有东洋大马，有汉奸自行车队，还有那可以掠过屋顶树梢，根本用不着担心撞山的飞机……我们将如何‘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当然，这不是说杨成武、魏文健被眼前的困难束缚住手脚，而是开展平原游击战的确面临着巨大挑战。至于普通干部和士兵的心态，则更可想而知了。
困难再大，中共也不可能放弃广土众民的平原地区。正如八路军一二○师参谋长周士第所言：“如果说平地不能进行游击战争，不能建立游击根据地，则等于自动放弃华北约三分之一以上（我从地图上大约计算的数目字）的领土，任日寇统治；让千百万同胞给日寇摧毁、屠杀；让无限的富源任敌人采取。这不仅是对游击战争的实质和重要性的不了解，而且也是对抗日战争的发展缺乏信心。因此对于平地游击战争，应从整个抗日战争中，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去认识其重要性。”至于晋察冀边区，平原所占的比例就不是1/3，而是约一半，不在此建立根据地，就等于丧失了一半的领土。不仅如此，中共军政领导人还认为，在这里开展平原游击战是有其可能性和条件的。毛泽东在1938年5月指出，平地较之山地当然差些，然而绝不是不能发展游击战争，也不是不能建立任何的根据地。因为中国有广大的土地，又有众多的抗日人民，这些都提供了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临时的或永久的根据地的客观条件。朱德在1938年也强调，“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不仅要在太行山这样的山脉里，并且平地上也要有”，“在平原开阔地也可以进行游击战，如同蒲路、平汉路线上均能进行”。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对河北平原游击战提出“人山”的概念，认为平原虽无山地的便利，但不能因此而否认开展游击战的可能性。除了地形之外，还可与广大人民相结合，创造平原地的“人山”，“不管什么样的山，也没有这样的山好。人民的力量是最伟大的力量”。聂荣臻也批驳了平原游击战不可行的看法，认为在广大群众的掩护下，能够克服我们的短处，打击敌人，获得胜利。冀中区的创建者吕正操，以亲身经验证明平原游击战的历史开创性，“凡是国军退出被敌人占领的地区，不论山地，不论平原，都同样地开展着广泛的民族自卫战争。游击战已经打破历史的战例，与地理条件的束缚，同样在平原发挥其伟大作用”。以上指示或看法，都为平原游击战的开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并有利于各级指战员自信心的建立和能动性的发挥。
从怀疑到自信心建立的过程，也就是平原根据地建立和发展的过程。1937年8月，全面抗战爆发的第二个月，毛泽东就委派曾任红军团长并在延安抗大毕业的孟庆山，回到家乡冀中平原，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开辟根据地。可见，建立平原根据地和山地根据地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后者并不明显晚于前者。同年12月，毛泽东、彭德怀指示，鉴于平汉路以东地区现甚空虚，拟向东派出两支队游击，由一二九师一部深入到磁县、沙河、赵县以东之永年、广平、枣强等地区，聂荣臻一部深入到石家庄、保定、定县线以东，沧石路以北，天津、霸县至定兴公路以南地区。前后两者，也就是冀南平原和冀中平原地区。此时，吕正操率领人民自卫军到平汉路西的山区整训，聂荣臻和他讨论了开展冀中平原游击战的问题。整训后，吕正操部回到冀中，与孟庆山部共同开创了第一个平原抗日根据地。1938年4月，冀中部队整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由吕、孟任正副司令员。5月，冀中区政权领导机关——冀中行政主任公署成立，吕任主任。晋察冀边区的平原根据地，主体就是冀中区，后来扩展至三四十个县。从整个华北来看，据周士第所述，到1939年初，冀中、冀东、冀南、山东西北部的平地中，都建立了大块游击根据地。这一事实证明，在平原是能够建立根据地和开展游击战的。
平原地区之所以能够建立根据地和开展游击战，除了指战员自信心的建立和广大民众的支持之外，更需要运用具体而有效的战术，尤其是对平原地形进行改造，将不利因素降低甚至变为有利。1940年，周士第对冀中平原游击战的战术特点做了总结。基于平原的地形、植被、人口、物产，以及日军的攻防战术，他提出八路军的应对之策：最主要的是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可进行运动战，要迅速解决战斗，避免战斗时间延长；平原村落多，房屋坚固，又是平顶，好像山地的高地一样，可多利用；防御战中，村庄房屋抵不住大量的轰炸与炮击，不可机械地固守村庄；平地地形条件差，土工作业成为经常的工作，主要应采用单人散兵坑，而不是集体散兵壕；为阻滞敌人的汽车、装甲汽车、坦克车的活动，破坏道路很重要；改造地形，挖交通沟，使我军行动隐蔽，敌人汽车、坦克行动困难，等等。比较而言，改造地形最能反映平原根据地的作战策略，如果说山地战主要是对山地优势的利用，而平原战则主要是对平原劣势地形的改变，将平地变为“山地”。地形改变的类型，主要有挖道沟、填平封锁沟和地道战等。
第一，挖道沟。冀中区挖道沟的行动，始于1938年1月。据吕正操回忆，鉴于冀中平原交通便利，不仅有铁路、公路，各县城间也大都可通汽车，村与村之间道路纵横交错，可通人马和自行车，这对日军“扫荡”、机械化部队的使用甚为有利，于是冀中区发出“破路就是抗日”的口号，动员冀中军民对所有道路进行全面的破坏。开始破路时，是拦道挖横沟，但导致群众来往耕作运输的不便，而日军的快速部队仍可绕道通过。1939年，改为顺道挖沟，破路工程变为筑沟工程。沟的宽度、深度、角度都有统一规格，纵横贯连各村庄的大道沟，深3米多，宽3米左右，大车可通行无阻。每隔几十米，筑一个圆形土丘，围绕土丘筑上下道，两辆车对向而行，在此可以错开，也可防止敌人顺道沟射击，一举两得。道路纵横变为道沟纵横，从这个村庄到那个村庄可在沟内行走，不使沟上敌人发现。沟口连接村沿，便利了八路军、游击队的行军作战、伏击、运回、运输，而使敌人的机械化部队无用武之地。刚发动挖路时，部分群众不了解其中意义，表现得不够热心，但经过战斗，他们看到道沟对于军民的重要作用，于是积极起来，形成挖沟热潮，男的挖路，女的送水送饭，所有道路很快都被挖掉。随着战争的发展，道沟也逐步发展改进，群众也学会做工事了，在道沟两侧挖了各种作战掩体和防空洞，既便于我方军民作战，又便于转移，但日军的汽车、坦克、炮车等却无法通行。魏文健也回忆，二十四团曾到束鹿县旧城子掩护群众挖道沟。旧城子是沧石路上的重镇，是敌人伸向根据地中心的一个比较孤立的据点。在地方党、民兵、地方干部的带领下，民众从旧城子向四面八方挖通道沟，把村与村、县与县、前后左右统统都连贯起来，四通八达，构成一个抗日道沟网。1941年10月，冀中军区司令部为“迎击日寇今后更疯狂残酷的扫荡，更好的阻滞敌人机械化部队的猖狂进攻”，号召全区党政军民密切协力，再次发动全区普遍的用人力改造地形斗争的运动，对根据地内所有交通道沟重新彻底改造，“整旧挖新”，挖道沟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到1941年，冀中区已将93000余公里的乡村大道，全部挖成崎岖错综的道沟。对此，聂荣臻给予高度评价：“这样就使得敌人机械化部队的坦克、装甲车等活动，大受阻碍，到处碰壁。”朱德还将冀中、冀南平原挖道沟的具体办法，向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推荐。曾任冀中军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的李健也认为，“抗日沟”迫使敌人的汽车、坦克、装甲车和自行车未能发挥其快速的优越性，其速度降为每小时4—6公里的徒步行军速度。但抗日军队作战却可利用交通沟隐蔽、接近、迂回和包围；撤出战斗和防御时，可利用交通沟分散、隐蔽，摆脱敌人，减少敌火力杀伤。“这一奇迹是敌人想象不到的，我们也没想到平原道沟能起这样大的作用。这真是我军战史上的奇迹啊！”
第二，填平日伪封锁沟。改造平原地形并不限于抗日根据地，日伪也使用了这一手段。在冀中地区，日军为了掩护铁路、公路和主要交通道路，通过强迫民众挖封锁沟来防备中共抗日力量。1939年冬至1940年1月，民众被迫挖封锁沟达2551公里。1940年，日伪又实施“点线政策”（即“交通政策”），在铁路、公路两旁普遍挖深宽各5米以上的封锁沟。除交通沿线挖沟外，还挖县界封锁沟，如七分区赵县、栾城地区的南北大沟，十分区永清、固安地区的南北大沟，八分区青县至文案、新镇地区长达150里的封锁沟。甚至在区、村也大部分挖了沟，深宽均在2丈以上乃至三四丈不等。对于这些封锁沟，日军“特别重视警戒保护，防我破坏，除挖沟外，在我便于破坏地段，埋设地雷，架设铁丝网，电杆上缚手榴弹，并在铁路上用铁甲列车昼夜巡逻”。到1942年底，据吕正操的报告统计，日伪共挖掘了8373里封锁沟，平均每12.9平方里即有1里封锁沟。为打破日伪挖沟封锁，冀中党政军民也从1940年起，展开有计划的破沟填沟运动。其主要方法是，动员群众应付日军，白天慢慢挖，夜间在武装掩护下迅速填平。在群众基础好的地方，有计划地组织县区地方武装和民兵游击队，白天袭扰掩护挖沟的敌伪，迟滞其进度。也有的待敌挖到一定数量后，组织一个或几个分区联合破路、填沟。如1941年9月，冀中八分区在九、十分区配合下，击破了敌人在青县至文安、新镇挖封锁沟的企图。
第三，地道战。相较前两种做法，地道战更具特色，也更有影响。地道战并非由中共根据地首开其端，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军队围攻城邑时就将地道挖至城墙之下。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中，也用过此法。中共苏区时期，在福建长汀县松毛岭地区挖过30公里的地道，抵抗国民党军的“围剿”。但大规模挖掘和开展地道战，则是到了抗日根据地时期。在晋察冀边区，虽然冀东平原、北岳区接近平原的地区也开展过地道战，但以冀中区地道战最为著名。
冀中地道战的产生和发展，大致经历了5个阶段或转变。第一阶段，1938年11月至1939年4月，为“蛤蟆蹲”阶段。日伪对冀中先后发动5次围攻，当时根据地有的干部利用地窖、古墓躲避敌人搜捕，并受此启发，开始挖秘密的地洞，晚上睡在里边，白天回村工作。有些群众也秘密地挖洞藏人藏东西，一个挖地洞的活动就这样在近敌区开始了。最初挖的地洞，只能容一人或数人蹲在里边，称“蛤蟆蹲”，而且多在村外的道沟、土坡、树丛等隐蔽的地方，只有一个洞口。当时，各地挖地洞还没有认识到要开展地道斗争。第二阶段，1939年冬至1940年1月，地道发展为全村乃至村村相连。随着敌人继续对冀中发动分区“扫荡”，干部群众从在野外挖地洞回到村子里不为人注意的地方挖洞，不仅把“蛤蟆蹲”挖深，还把一个洞口变成两个洞口，左右邻居的地洞也互相挖通，单个洞变成连环洞，双口洞变成多口洞。有的全村地洞相通，甚至和外村相通。1941年进入第三个阶段，由被动的能藏能走的地道，发展成主动的能打的地道。随着日伪发动“治安强化运动”，根据地范围缩小，但各地的地道不仅数量增加，地道的构造也有改进，产生了地道斗争、地面战斗工事和爆炸运动三位一体的斗争形式。1942年5月，地道战进入最艰苦的第四阶段。日伪对冀中发动为时两个月的大“扫荡”，冀中区变成游击区。地道从发展堡垒户，挖小型秘密地洞开始，最后发展成全村的地道。到1943年底，许多地区又出现能藏、能走和能打的地道。1944年以后，为地道的大发展和完善的第五阶段。此时由于日军大量撤离华北，根据地由被动转为主动，地道也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到抗战胜利时，冀中修成地道达1万多公里的“地下长城”。在平原游击战中，地道战术复杂多样，发挥了显著作用，如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生命财产、创办武器制造的地道工厂、设置治疗伤病员的地道医院、建立收藏粮食和弹药的仓库、开辟地下秘密交通站，以及打击日伪的地道战等。
1944年11月，盟军观察组的美国军官艾斯·杜伦（Dolan）上尉来到冀中，对冀中平原游击战表示大为惊奇：“日本陆军的攻击能力是世界一流的，只是稍次于美军而已。在这样的大平原上，装备简陋的八路军不但能站住脚，而且还能不断歼灭日军，实在不可思议。”实不知，八路军也曾有过自我怀疑，但通过改造平原地形的战争实践，以及广大民众的支持，冀中根据地得以坚持、巩固和发展。
四、 相互依托的山地与平原根据地
依凭地形和改造地形而展开的山地游击战、平原游击战，皆有其相对独立的意义。但是，二者又非孤立的存在，而是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此为根据地基于不同地形环境的又一创造性结果。朱德、彭德怀1939年7月指出，“要认识巩固山岳地带的根据地与坚持平原游击战是不可分离的任务”，他们提出可设法从河北平原抽调适当数目枪支发给五台、盂县、繁峙等山地的群众游击武装。聂荣臻也曾多次强调平原与山地的密切联系，如1940年7月指出：“山地地形虽好，但依靠平原人力、物力的供给，平原地区应向山地输送，同时平原游击战争也必须依托山地支持才能坚持下去。”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在1942年6月和7月同样指出平原与山地的相互依赖，如果冀中不能坚持，“北岳区将感更多困难”，而冀东区平原根据地，则“应尽可能找到山地作它的依托”。吕正操更是感受到冀中平原和北岳山地之间加强联系的重要性，他1940年3月称，“冀中是晋察冀山岳地带的外围。没有冀中，山地便要孤立起来。因为在大的战役到来的时候，处在两条铁路中间，回旋区较小，便要吃亏”。“要依靠山地。孤立的平原是不能坚持的，虽然有人山也还不够，在大战役到来时，尤需山地作为回旋地区，而且主要后方也要依靠山地”。程子华也于同年7月指出，要巩固山地与平原的联系，平原在丰富的人力、物力、财力上便于发展和坚持游击战争，“如果将山地与平原密切联系起来，则人力、物力、财力、地形结成一体，我利补缺，互相配合，则将成为坚不可摧的堡垒”。舒同甚至将平原与山地的关系概括为一条规律，1940年12月指出：“我们所有敌后抗日根据地，不仅有山地，而且包括了平原，‘背靠山地，足跨平原’或者‘背靠山地，面向平原’，成为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展巩固的一般规律。”如果说以上所述，都将平原与山地的联系及其作用平行而论，没有偏重其中一方，也有其他根据地的领导人比较强调平原对山地的依赖。一二○师政委关向应就是如此，他曾与贺龙率部进入冀中区协助开展游击战争，对冀中平原抗战有过阐述，认为冀中游击战争今天能够坚持，是与整个边区的存在分不开的，这是山地与平原相互依赖关系的问题，它“不仅在战略上与战役上相互配合，更重要的在于平原对山区的依靠，没有这一点，冀中平原大兵团的游击战争将陷于极端的困难。冀中在那样密集的据点里行动，持续的行军和作战，如果没有山地作依靠，那将遭到怎样的困难，这是不难想象的”。之所以有如此认识，应该与关向应和贺龙领导的晋绥边区主要是山地战有关，而到冀中展开协助后，实地感受到开展平原抗战更为艰难。
对边区山地与平原的互相依托状态，日军也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如1942年5月，日本华北派遣军作战主任发表关于冀中作战的谈话：“晋察冀边区山岳地带住民物资来源极为贫弱，人力物力之补给百分之八十依靠冀中，于此可见冀中区之价值对山岳地带如何重大。此次冀中作战乃以覆灭彼等之物资补给基地并使河北省中部明朗化为目的。”日军在冀中三号作战计划中也指出：“冀中地区是向晋察冀边区共军提供给养的地带，可以判断，大量的各种农产品要运送到冀西边区根据地去。”基于此，日军在军事上对边区山地和平原采取了相应的分割措施，对边区的“扫荡”方式形成了规律，或者先“扫荡”西部山地再转入东部平原；或者先平原而后山地，即所谓“首先肃清平原，然后指向山地”。譬如1943年1月，日军出动较大兵力由东向西，以堡垒式推进，企图“蚕食”北岳区边缘平原地带，然后建立封锁线，分割北岳区与冀中的联系。日军对冀东地区的围攻方式，也因山地和平原而有所区别，如晋察冀边区冀东办事处主任朱其文所言：“如围攻区在平原，则敌人必须先从山地开始包围，不叫我们突出平原，利用山地和他作战，企图把我们压缩到很小的平原范围里，它就利用机械化兵团来歼灭我们。”日军的意图同样是打破平原和山地的互相支援，此恰恰反证了根据地灵活利用山地和平原根据地的有效性。
平原和山地的关系，主要是冀中区与冀西山地的相互依托。兹以此为例，考察其具体表现。
第一，将平原的粮食运至山地。无论是可耕地数量还是土质类型，平原都比山地宜于农业生产，粮食产量较高。尤其是冀中平原，为华北粮食的主要产区。抗战前，冀中平原以定县为例，粮食亩产约1.6石，而冀西山地以晋察冀边区政府所在地阜平县为例，粮食亩产还不足1石。正因为此，当1938年底蒋介石决定成立冀察战区，任命鹿钟麟为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政府主席时，中共中央及晋察冀边区坚决反对将冀中划归鹿钟麟管理。彭真讲得很直接：“若再将冀中区划还河北，则边区的存在逐渐更成问题；边区扩军数目日增，所需钱粮均由边区自给，而冀中系边区最富的区域，若划归河北，则边钞发行、粮食及税赋粮秣逐渐被人夺去，有将边区全部排斥路西而引起通货膨胀、财政陷于绝境的危险……务请用一切办法保持冀中。”相反，晋察冀边区为解决山地部队的粮食紧缺，有时将冀中的某些区域划拨给山地管辖。如1941年秋，平西根据地军粮供应紧张，农民负担很重，晋察冀军区就将冀中十分区北平南郊至大清河北岸的平原地区划给冀热察挺进军指挥，山区里的部分部队调到那里，解决了吃饭问题。
对于冀中粮食供给山地军队、机关的重要性，聂荣臻、杨成武等都有深刻的认识。聂说：“山地需要粮食和布匹的供应，平原地区给予大力支援。冀中群众给山地军民送粮的场面，是很动人的。大车拉，小车推，扁担挑，趁着黑夜，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封锁沟，把粮食运到山区。”杨成武说，在他转调冀中之前，山地军队的粮食特别依赖冀中的输入，“那时，我们在冀西，吃的粮食和身上穿的布都是从冀中背过来的”。当然，要将冀中区的粮食运到冀西山地，“非有统一的计划与组织领导不可”。筹粮和运粮任务，主要由冀中军区供给部负责。譬如，从1939年7月（麦收后）至1941年冬，冀中区展开了向冀西大规模运粮的工作。其中，1939年7月至10月运粮1100万斤，1940年4月至10月运粮800万斤。两次运粮共动员民兵62万人次，马车4941辆，有4条运输路线，以4个主力团布置在4条干线上担任警戒战斗任务。七、九、十分区供给部都直接参加了运粮工作。4条干线分别是：新乐车站以北经行唐县至口头，保定站以南经清苑县方顺桥站北山羊村至唐梅，保定站以北徐水县以南经满城地区至塘湖镇，高碑店车站以北至涞水县张坊。各军分区派出粮秣人员于口头、唐梅、塘湖镇、张坊开设粮站，在粮站前面设接收站。每条线通过铁路封锁线都是一夜行程，30公里左右，路东集结出发地一般距离铁路10—20公里。1939年，日伪军兵力薄弱，铁路沿线据点、封锁沟墙少，采用马车运送。1940年至1941年，敌兵力据点增多，铁路两侧封锁沟墙也大大增加，以铁丝网进行封锁，并出动兵力进行袭扰截击，马车已不适应，改为人背肩挑。向山区运粮是一项复杂艰苦的战斗任务，在此期间有160余人牺牲，损失马车300余辆、牲口200余头、粮食几万斤。冀中行署主任徐达本的工作报告还谈到，除了过铁路封锁线用车4900多辆车以外，在将粮食进行集中运输时，使用的大车更多，有14379辆，比过封锁线用车多了2倍。在此过程中，还有具体到一地运粮的例证。赵小柱回忆，1940年秋至1941年春，晋深极县党政领导多次发动各村身强力壮的青年参加向平汉路以西山区根据地的运粮队伍。第一次是1940年秋，参加背粮的不下1万人。第二次是1941年开春，参加背粮的人，以区为单位集合后向定南县的存粮处出发，那里囤积着大批准备运往山地的公粮——小米。背粮的人，以村为单位去粮库装小米，每3个人分装一口袋，每人40斤。原计划在天黑时赶到铁路附近，然后猛冲过铁路。路西的目的地是大户村，距铁路还有几十里。完成任务后，再趁夜跨过铁路返回营地东里村。但由于被敌人的巡逻车发现，这次运粮过路没有成功。第三次运粮，为半个多月后，仍是以上路线，比较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第二，从平原输送山地所需的物资。其原因与上类似，冀中平原物产丰富，且依靠大中城市，可为山地提供货源。聂荣臻不断强调其必要性，如1941年11月，聂荣臻在北岳区党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北岳区被敌挤成狭长地带，经济上遭到封锁，因此，目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反经济封锁，“设法从冀中取得物资供应”。1942年9月，聂荣臻又指出，要坚持平原游击作战，“不仅在物资上可以补给山地，而且有更重要的战役配合作用”。1944年4月，聂荣臻在延安高干会议上作《晋察冀军区六年来的工作简报》的报告总结道：“冀中人力物力资源丰富，支援了山地斗争。”兹举两例，做一说明。
一是冀中军区送药品到冀西。1940年，冀中军区将打击国民党顽固军石友三部的战斗中缴获的药品连同通过“关系”从平津保等大城市购买的药品共123箱，送往晋察冀军区卫生部，以解决后方医院药品短缺的困难。此事由军区干部赵辛培负责，要求10天内将这批药品送交。军区动员200多民兵组成药品运输队，并由警卫营李连长率领一个连负责武装护送。赵辛培与李连长、民兵队长组成指挥小组，由冀中军区驻地——深县中绿村出发，先后到达安平县西南崔南铺村、定县城南东内堡村，和津南自卫军张仲瀚司令员取得联系，和他的部队一道过铁路线，以保证药品的安全运送。根据日伪的兵力部署、“扫荡”规律和可能出现的情况，从其守护力量薄弱的明月店车站和新宋车站之间的石家疃村通过平汉铁路。冲破敌人封锁后，又经过两天急行军，到达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驻地——完县北清醒村，将123箱药品交给卫生部顾正均部长。另一例是冀中隆昌商店为冀西购买军用品。隆昌商店为公营商店，1944年春由冀中第四专署和第九专署合作成立。其经营任务是，解决冀西山货和白洋淀席子的出口，采购军需品运往冀西根据地。1945年春，隆昌商店改为冀中、冀西、冀察三个行署合营的隆昌总店，总店设在白洋淀，下设若干分店和转运栈，解决三个地区部分土特产品的出口和军需用品的采购任务。隆昌总店负责军用品的采购和组织军用品向冀西的运输工作，经营种类有医药器材、电料、电讯零部件、印刷器械、印刷用品、纸张（钞票纸、新闻纸）、火硝、食盐等。采购方法，主要是组织白洋淀及其周围的群众和部分商人到天津、北平，通过各种关系进行采购，用船和自行车运回根据地。据统计，晋察冀边区收买的军用品，从天津经白洋淀进口的，占边区进口军用品总量的十分之六七。在军用品的运输中，如火硝、食盐的收购和运输始于1944年春夏，把任丘、高阳、安新等县收购的火硝组织群众运往冀西。同年夏秋，冀西食盐缺少，危及军需民用。隆昌商店在大清河沿岸收购水运海盐，又派干部到静大县组织二盐的运销，组织群众冲破津浦路到小站地区担运二盐，从秋后到冬季共担运二盐70多万斤，运到冀西指定的收购点，由此解决了食盐困难。
第三，冀中机关部队向山地转移。如果说以上两个方面都是冀中平原对冀西山地的支持，那么冀西山地则为冀中机关部队提供了退避和整训的空间。早在1937年9月底10月初，平汉线省委在石家庄召开紧急会议，就有过设想，冀中游击武装“如果不能存在时，可拉进太行山活动”。毛泽东也富于预见，在1938年5月指出，平原地带如果在严重的围攻之下，就应根据具体情况做出改变，留下许多小的游击部队在当地分散活动，而将大的游击兵团暂时转移到山地里去，等到敌人主力移动他去，再往那里活动。例如从河北平原向五台山和太行山转移，从山东平原向泰山和胶东半岛转移。朱德、彭德怀也相继于1938年4月、1939年2月指出，抽调宋时轮、邓华部队出热察冀创造雾龙山脉根据地，准备某种情况下，做吕正操部的回旋区。在敌“扫荡”河北及山东平原地带时，吕正操部不得已可移师至路西山地。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在1939年6月指示，将不易在平原地区持久的某些部队及地方的干部，及时调到山地去。舒同于1940年12月对平原部队到山地的整训提出建议，平原部队要坚持普遍的、经常的。同时特别分散的游击战争，但进行较大规模的与较长时间的整理训练工作，就不能不逐步地分期地转移到山地了。曾任冀中军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的高存信，将冀中部队转移山地的现象总结为“雨过天晴”“敌来我去，敌去我回”的规律。
关于冀中部队机关的转移之例，譬如，1940年3月，日军扫荡冀中第二、三、四军分区，冀中军区副司令员孟庆山率冀中第四军分区一部1000余人到路西休整，补充与领取夏衣后再返回路东。聂荣臻决定，除了调动路西部队到冀中进行支援外，冀中军政指挥领导机关仍回路东指挥，但冀中教导团、卫生部、供给部和其他后方部队、需整训的部队仍可留路西。1942年日军发动五一大“扫荡”后，冀中区严重缩小，进入空前困难的时期。彭德怀于6月12日指出：“适当的将平原正规军部分转入山地，在平原根据地坚持时勿使过早过大被迫消耗主力，减少将来坚持山区的人力困难。”聂荣臻更是多次发出冀中部队转移的指示，如5月18日，聂荣臻提议从冀中抽出正规军3个团及部分地方军转移至山地，加强山区作战，争取扩大山区根据地。6月28日，又指示将冀中区七、九、十军分区主力转移北岳区，因冀中部队不适于山地作战，因此须给他们在山地活动的空间，在整训时须注意山地作战的锻炼，并熟悉在预定活动的山地的地形民情。9月11、15日，聂荣臻建议冀西给冀中部队划出一定区域，强调各军分区绝无所谓主客之分。
有的单位还经历过不止一次往返冀中与冀西的过程。如冀中军区修械所，1938年5月成立，各军分区设立分区修械所，除修理武器外，还制造手榴弹。1938年11月，日军发动对冀中区的进攻。1939年初，军区修械所除留部分人员、设备继续在前方坚持工作外，其余人员和设备物资先后分三批运到易县、涞源等山区。七八月间，路西山区连降暴雨，修械所被大水冲毁，又回到冀中任丘县，恢复军区修械所。1940年三四月间，日军发动对冀中的“扫荡”，军区修械所又转移到路西山区唐县、易县。1943年下半年，修械所部分移交晋察冀军区工业部。到1944年10月，再一次回到归冀中。又如冀中军区被服厂于1938年4月成立。随着日军的“扫荡”，被服厂也在冀中与冀西之间经过两次的往返。1939年2月，被服厂厂部和大部职工转移到平汉路西山区。先是在唐县的山南庄、鹤峪口一带，后到阜平、易县以及涞源县一带。1941年底，除在路西留下一个小厂之外，被服厂厂部及职工陆续迁回冀中。1942年日军发动五一大“扫荡”后，被服厂再一次转移到山区完县一带。1943年春，移交晋察冀军区供给部，被服厂撤销。1944年9月，冀中区党委、行署、军区恢复，又重建被服厂。
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下，由于山地提供了回旋空间，冀中区机关部队力量才得以生存和坚持下来，这也可以说是冀中区为山地提供粮食、物资所得到的回报。
五、 天候游击战
天候是天气、气候和某些天文现象的统称，也为自然环境的一项重要内容，包括阴晴、冷暖、干湿和月相、昼夜长短、四季更替等。如果说山地游击战、平原游击战是利用和改造空间地形进行作战，而天候游击战则是利用天时及其变化的又一创造性战法，此即“兵必参天道、顺气候，以时制之”。其作战形式，主要有夜战、青纱帐战和苇塘战三种。苇塘战与青纱帐战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是湖泊与芦苇的结合。青纱帐和苇塘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自然环境，而是经过人工干预，但对其形成起到重要作用的天候季节因素却具有单纯自然环境的意义。基于此，将夜战、青纱帐战和苇塘战一并进行阐述。
（一）夜战。夜战是利用黑夜进行的战斗，在以防御为主的根据地游击战中，具有一定的攻击性质。克劳塞维茨说，夜战意在“依靠优势和包围，去将未有察觉的敌人卷入一场条件如此不平等的交战，以致他不经惨重损失就无法逃脱。……它们的精髓在出敌不意”。亦即，夜战是一种信息不对称的战斗，把握夜间战斗的主动权就基本上意味着取得了胜利。早在苏区时期，红军就采用了夜行军和夜战的战法。抗战时期，中共及根据地领导人对此战法的作用也特别重视。毛泽东1937年10月在布置八路军华北战局时，就指示一一五师主力北越长城出至浑源、应县，以此为中心，分为若干支队，“采取夜间行动，袭击雁门、大同线，大同、张家口线之铁路，袭击张家口、广灵线，广灵、代县线之汽车路”。这一布置，将夜袭作为打击日军的重要方法。1938年1月，毛泽东在论述游击战战术时，提到袭击时间有夜间、拂晓、黄昏、白天四种，其中夜间袭击是指对驻止之敌，利用夜暗最能隐蔽接近敌人，夜暗冲锋可减少自己的损伤，增加敌人的恐慌，邻近敌人夜间也不易增援。这一解释与克劳塞维茨的看法是基本类似的。朱德也在1938年指出，因为游击队武器不好，作战时除了利用地形外，也要利用夜间或特殊天候来补武器之短，在风雪夜中比在晴朗白昼便利些。彭德怀1939年10月指出，战术指挥原则中须注意麻痹敌人，如“昼伏夜动，声东击西”。聂荣臻1939年5月的报告指出，在晋察冀边区，敌人弱于夜间战斗，它最怕的也就是我军的夜袭。但是敌人最害怕的东西，我们偏要最喜欢它、运用它。事实上，夜袭确是最易得手的，用不着充分的火力准备，只要我们有最顽强的战斗力，不管敌人有多么严密的戒备，我们总是会得到胜利的。如果我们能够坚决执行夜间战斗的任务，在天明以前，坚持予敌以猛烈之袭击，则在敌人来增援而未能增援的情形下，即不难胜利地结束战斗。萧克在1938年6月的报告中，对夜战战法的介绍较为具体，“夜间是主要的战斗时机。因为自身技术的落后，所以必须以迅速秘密突然的机动，以免为敌人技术所捕捉。夜间袭击敌人的宿营地及埋伏于汽车铁路之旁而伏击通过之敌，常常可以取得廉价的胜利”。夜袭前，部队首长须化妆至敌驻地附近，甚至进入驻地，严密侦察地形敌情，预先区分各分队进攻区域，待夜间接近敌人时，各分队即按地形分配的任务努力去完成。吕正操1939年8月将冀中游击战争的战术经验总结为10条，其中第5条为“昼伏夜行，冬守夏攻”。之所以昼伏夜行，因为敌人已在平原地带占领据点，且附有飞机及快速部队，所以其进攻经常在白天，夜间则伏处于据点内。相反，白天是不利于游击队行动的，因此在白天应该竭力避免战斗与减少行动。但在夜间，敌人因为不能发挥其武器的效力，很少有所行动，静止在据点以内。而游击队则夜间可以自由行动，或进行战斗，或转移位置，尤其夜行军，若有周密的计划，虽然距敌甚远，亦可安全无事。因此，担任平原游击战争的部队，在军事教育上需要特别着重于夜行军及夜间战斗的训练。总之，在敌强我弱、敌人善于白天作战的情况下，夜战是根据地运用天时的一种战术。
在根据地的游击战中，夜战发挥了积极作用。1938年，周立波在走访晋察冀边区时发现，他们没有现代的武器，没有步枪和手榴弹，更没有任何重兵器。人们也许会怀疑他们作战的能力，但他们有自己的战法，在月黑风凄的夜晚，他们拿着大刀，摸进敌人的哨兵线，把哨兵杀死，从容地缴了他们的武器的事，是常有的。正太路的敌人，每到夜晚，不敢出大站的营门一步，听到山上有什么风吹草动，常常全夜放炮。在雁北根据地，截至1938年6月，对敌战斗百余次，只有27次是白天打的，“他们将士都熟悉夜间动作，会在黑暗中齐投手榴弹，常常突然给梦中的敌人以不可思议的威吓及残酷的杀伤，使敌人技术无发扬的余地，而我则以小的牺牲得到大的成功”。由此可见，根据地的游击战斗绝大多数是夜战。1938年10月，晋察冀军区反日军围攻的高门屯一战，是夜战取胜的有名案例。日军在曲阳县高门屯设有粮站，周围装置了几层铁丝网，并筑有工事。八路军采用夜袭方式，冲破敌人的铁丝网与工事，消灭固守顽抗的敌人，焚毁敌人的粮站，完成了任务。而敌人的增援部队，直到八路军攻击部队凯旋后，还因畏惧而没有出动。1940年8月20日至9月10日，在晋察冀军区参加百团大战的第一阶段，“袭击是攻坚的最好手段”。在黑暗的深夜，八路军以自己熟练、秘密而迅速的夜间动作，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袭击手段，“无坚不摧无攻不克”。第一军分区三团攻打井陉矿区，直至攻入其堡垒和卧房时，日军才赤体仓惶应战，大部当即就歼。第二军分区十九团夜袭平定县移穰车站，将敌站房烧毁，只消耗了18粒子弹。1944年2月至9月，冀中部队三次夜袭肃宁县城。第一次为2月22日夜，三十四区队一、二连及肃宁县大队攻至肃宁城下，把东城门碉堡中的伪军一个班全部俘虏。接着，袭入伪警备队院内，俘敌20多人。第二次为5月13日夜，三十四区队一、二、三连与肃宁县大队向伪警备队联队部及警察所发起进攻，毙伤俘敌一部。第三次为9月29日夜，各部队相继占领伪联队部、警察所等机关，俘获日伪军和伪政府人员千余人，肃宁宣告解放。此外，前述冀中区领导机关的转移、冀中区将粮食、物资运抵冀西等，大多也是在夜间进行，虽非主动作战，但也可纳入夜战的一部分。
夜战是静悄悄的活动。农民多养狗，狗一见到夜间行军就会叫，成了敌人的“情报员”。为了使行动保密，平原根据地特别是冀中区将狗列为“汉奸”，发起打狗运动，“打尽了狂吠的狗”。冀中区打狗得狗皮将近60万张，附带解决了一部分皮大衣的问题。
（二）青纱帐战。青纱帐战，也是根据地在以防御战为主的情况下，利用天候夏末秋初青纱帐起之机，或隐蔽休整，或对敌发动攻击的一种战法。与根据地相反，日伪军总是避开青纱帐季节，而选在春季、秋末对根据地进行“扫荡”。有时还对正在生长的青苗进行“割青扫荡”，以消灭青纱帐起的可能。受以上阻碍，根据地无青纱帐掩护，伏击、奇袭敌人有较大的难度。但也正因为此，根据地特别重视青纱帐战的作用。譬如平北根据地，1940年6月，署名“锋”的一篇文章指出：“青纱帐快要起来了，这时期正是有利于我活动的时候，我们要抓紧这个有利时期，把平北几块小游击根据地发展扩大为大块完整的根据地，并把它巩固起来，我想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要有一个新的不同姿态出现，成为冀察热根据地的重要部分。”关于冀中区的相关认识就更多了，1939年6月，程子华指出，去冬今春冀中的战争是比较频繁的，敌人的企图是想在青纱帐起来以前“扫荡”华北。目前青纱帐即将起来，我们的主力部队仍在冀中，我们要在青纱帐起来的时期，准备更多的力量，以应付今冬明春的斗争。当然，敌人也在研究青纱帐问题，但“归根结蒂，还是我们可以利用的多，因为人民是我们的”。同年8月，吕正操有更为详细的阐述，他认为，随着时间而变化的空间，对于任何战争都有影响。一年之中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研究战争与指导战争者不但要研究一般战术，而且要研究适合于各个季节的战术，并且要研究各个地方各个季节的战术，更要研究各个地方各个季节的组织、装备、卫生、补给、通讯、设施等问题。平原的冬天便于敌人的进攻，所以敌人往往利用冬季进攻平原游击区。在此时期，我方处于战略守势。而夏天植物繁茂的季节，“是最便于平原游击战争活跃的季节，因此，我方应抓紧这时机去进攻敌人，大举截敌交通，粉碎汉奸及伪军，收复失地，扩大游击区，发展游击战争，补充整理训练修养部队都在这一时期。必须在夏秋两季取得胜利，稳定局势，才能更有把握继续击破在冬季再度重来的进攻”。1940年8月，孙志远也指出，冀中多种玉蜀黍、谷、高粱，尤其以玉蜀黍、高粱为多，而且成熟收割较晚，这就形成了7月至10月中旬的青纱帐时期。在此时期，部队活动异常方便，易于隐蔽、埋伏、防空，易于接近敌人，进行敌人所最怕的白刃战。游击队、游击小组也异常活跃，使敌人不知我军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感到处处是敌，草木皆兵。因此，敌人行动被迫固守据点，较少行动。由上可见，天时及其衍生的青纱帐成了根据地十分看重的一个基本战术。
青纱帐的确成为“歼敌的好战场”。仍以冀中区为例，曾任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勤务警卫的赵勇田回忆，这里曾流行着一首歌谣：“青纱帐，高又高，鬼子出来猫着腰，眼睛望着庄稼地，心也惊来肉也跳，摸摸脑袋掉没掉。青纱帐，高又高，游击健儿逞英豪，打个漂亮伏击战，鬼子尸体遍地抛，残兵败将无处逃。”青纱帐期间日军的狼狈和游击队的威风，跃然纸上。冀中平原的抗日群众都愿意多种高粱，收割的时候留下高粱秆，让青纱帐尽量多留一些日子。茂密的青纱帐，不仅是歼敌的好地方，也是抗日军民集会的好会场，军队、游击队和老百姓的不少“飞行集会”就是在庄稼地里召开的。青纱帐里又是部队宿营的好“营房”，不仅小部队利用青纱帐休息、学习、野餐、露营，有时大部队也选择合适的青纱帐短暂停留、休息或待命。区党委机关行军时，有一次因过铁路在高粱地里蹲了5个小时。利用青纱帐的战例所在多有，1938年8月，冀中区部队利用青纱帐的掩护，在高阳、蠡县附近歼灭日伪军200多人。1939年七八月，冀中区部队同样乘青纱帐的掩护，克复敌据点20余个，数度进入武强等几个中心县城，敌困守城内，得不到粮食，极度恐慌。此后，冀中区曾多次发动“青纱帐战役”。譬如，1940年6月底的青纱帐战役，重点是恢复河间、献县等6县，共作战146次，毙伤日伪军2600多名，俘伪军500多名，攻克敌据点15处，部分恢复与扩大了根据地。1942年日军五一大“扫荡”后，留在冀中区的游击队既利用青纱帐进行隐蔽，以“保持力量，隐忍待机”，也于8月底至10月上旬主动发起青纱帐战役，消灭日伪军1200多人，恢复了部分小块隐蔽根据地。1944年6月至7月，继续发动青纱帐战役，毙伤俘日伪军3000余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冀中根据地。又如冀东区，1942年6月至7月，发动青纱帐复仇战役，与日伪军作战50余次，攻克、逼退日伪军据点10余处，歼灭日伪军1600余人，被日伪蚕食的地区大部得到恢复。1943年6月至8月，冀东区再一次发动青纱帐战役，共作战80余次，攻克日伪军据点、碉堡40余处，毙伤日伪军1100余人，俘虏1400余人，沿长城线南侧和平原的多块“无人区”都得到恢复，成为我方巩固的根据地。
（三）苇塘战。与青纱帐战类似，苇塘战是利用夏末秋初水中植物丛生之机进行战斗的一种战法。1938年5月，在毛泽东看来，河湖港汊为抗日根据地的一种，其建立之可能性，“客观上说来是较之平原地带为大，仅次于山岳地带一等。历史上所谓‘海盗’和‘水寇’，曾演过无数的武剧，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支持了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汊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基于此，他认为在江北的洪泽湖地带、江南的太湖地带和沿江沿海一切敌人占领区域的港汊地带，都应该组织游击战争，并在河湖港汊之中及其近旁建立起持久的根据地。河湖港汊之所以能够建立根据地，除了水域的分割，还在于合适季节水中植物的掩护作用。在冀中区，有白洋淀、文安洼等大苇塘，尽管未被毛泽东提及，但却是晋察冀边区的“河湖港汊”，八路军和游击队利用夏秋之际的芦苇荡作为掩护，开展游击战。
苇塘战始于白洋淀。白洋淀位于冀中区安新、高阳、任丘和雄县境内，由99个大小淀泊构成，面积366平方公里。抗日战争时期，以水上游击队——雁翎队而闻名。1938年秋，中共新安县委和抗日政府在水乡三区成立县大队三小队，不久又以水上猎户为骨干，以40支大抬杆（水上打猎用的火枪）为武器，成立一支水上抗日游击队。因为他们使用的是火枪，为防止枪上的药孔被水打湿，队员们常在信口（点火处）插上一根雁翎，所以被命名为“雁翎队”。1939年秋，赵北口据点的20多名日军乘汽船到新安据点，雁翎队在下张庄和下赵庄之间的芦苇塘里设伏，几乎全歼日军。1941年5月，新安据点的50多名日伪军乘两只巡逻艇到赵北口据点，游击队员在大张庄和王家寨之间的芦苇丛中设伏，毙伤20多名敌人。在水上游击队的不断打击下，周围大批敌据点被拔掉。
1942年日军发动五一大“扫荡”后，冀中区的苇塘战进入最困难，但也是受到高度重视、发挥作用最大的时期。9月，冀中区党委和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关于“建立以白洋淀、文安洼、大清河一带之苇塘为主的游击根据地，逐渐向外扩张恢复与开辟工作”的指示，由冀中第八、第十军分区在任丘、安新、大城和永清等县苇塘水网地带，建立了多块对敌进可攻、退可守的游击根据地。像挖道沟、修地道将平原变为“地下山”一样，苇塘成了游击战的“水上山”，对保存冀中区的有生力量和坚持抗日阵地起了重大作用。1943年9月，雁翎队打了一场著名的战斗。日军一名中队长率领3艘武装汽船（内日军17人，伪军100余人），押送100多艘船从天津运军火去保定，支援对北岳区的“扫荡”。在王家寨东的横埝苇塘，雁翎队对该日伪军进行伏击，毙俘100多人，缴获几十船军用物资。
白洋淀之外的另一处代表性苇塘根据地，主要位于大清河北的文安境内，号称“东淀苇塘”，北起胜芳镇，南至大清河，东起子牙河岸的茁头，西至苏桥东北，总面积达270平方公里。东淀苇塘根据地靠近天津远郊，对天津敌人威胁很大。1942年五一大“扫荡”后，第十军分区、地委、专署以及文新县委、政府、县大队进驻东淀苇塘，建成苇塘根据地。依托这一根据地，游击队于1942年7月夜袭大清河上的重镇胜芳，1943年8月奔袭津西重镇杨柳青，不断伏击日军包运船队，极大地威胁了日军据点，把小块隐蔽根据地逐步转化为游击区和根据地。
无论是夜战、青纱帐战还是苇塘战，根据地都利用了天候因素的优势。原本在平时仅关系到民众日常生活、生产经营的天时及植物，在特殊的战争环境下，却成为根据地抗击日伪军的重要支撑。
六、 “与自然作斗争”的自足生产
根据地无论是依凭地形还是天时的作战，都必须有军需民用做支撑。而在应对军需民用的过程中，皆需积极地利用自然环境和改善自然环境，“与自然做斗争”。譬如为提高农作物产量而改善自然条件，为发展日用工业、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而开发土产原料和自然矿藏。
根据地提倡自给自足的生产，为此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政策依据。所以如此，主要在于残酷战争和日伪封锁之下，根据地军需民用遭遇严重的困难。1938年4月，朱德、彭德怀指出，华北八路军经费奇缺，“现无单衣着棉衣，无鞋子等，生活比较苦。但部队扩大，收买武器仍不应停止，而相反应加紧去做。解决财政经济问题，比打土豪时期困难许多”。晋察冀边区在开辟过程中，“正值严冬季候，五台山上积着很厚的雪。那种寒冷的气候，连过惯山地生活的居民都要感到极度的困难。但是那时，我们部队大多数还没有棉衣穿，赤裸的足套着一双草鞋，在冰雪里蹒跚地走着。……那时，物质动员的工作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1942年日军反复“扫荡”，加之发生罕见的大旱灾，晋察冀边区在各个方面尤其是经济生活进入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人民群众吃的、住的都发生了严重问题，许多地方的群众吃树皮、树叶。……部队粮食不足，油盐菜蔬缺乏，不得不以黑豆、麦麸充饥。……各种药品和生活日用品也十分短缺”。面对如此困境，从战略上当然要有足够的信心，中国地大物博，“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但如何实现自给自足、减少对外依赖才是具体的、实际的。毛泽东特别强调自力更生，于1939年9月指出：“中国抗战主要地依靠自力更生。如果过去也讲自力更生，那末，在新的国际环境下，自力更生就更加重要。”彭德怀1940年9月也指出，华北乡村军需原料丰富，使我们能制造必需品。达到自给自足最基本的办法，就是增加各方面的生产，包括增加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只有小工业与家庭工业普遍发展起来，才能谈到自给自足”。彭真也强调，财政经济建设为晋察冀根据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建设工作的一环，应在有利民生军需的前提下，使小生产者自由自主地从事生产和贸易，发展农业、林业、工业、矿业等。张苏是边区经济的负责人，他在1941年8月指出，建立自足自给、独立抗战的经济是我们的总的经济政策。“要坚持敌后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只有依靠自给自足。……边区有广大的乡村，有丰富的资源，众多的人口，固有的技术，客观上具备了自给自足的条件”。
近代以来，农村商品化程度提高、经济作物种植愈益扩大，一方面被视为半殖民地化，另一方面也反映经济的进步，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成了社会落后的标志。但在根据地，自给自足经济却成为支撑中共革命的重要力量。早在苏区时期即是如此，到抗战时期更继承和发展了苏区经验。尤其是对军队和机关学校所进行的自给生产，毛泽东给予了辩证的认识：“它在其他历史条件下是不合理的和不可理解的，但在目前却是完全合理并且完全必要的。我们就用这些办法战胜了困难。”发展自给自足经济当然关联到诸多因素，但从利用和改善自然环境而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为提高农业生产而改善自然条件。在自给自足经济中，农业生产居于首位。改善自然条件，包括垦荒修滩、兴修水利和应对自然灾害等，几者之间是有联系的。
其一，垦荒修滩。增加耕地面积，是提高农业产量的首选措施。晋察冀边区政府多次做出垦荒修滩的规定，并给予具体指导。如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通过的《经济问题决议案》指出，扩大和改进农业生产，既要开垦荒地，又要防止新荒；鼓励农民抢荒，不论官荒私荒，经地方政府核定，准许农民自由开垦，地主不得要求收回或禁止；垦荒农民在战争时期不纳地租。所有逃跑地主，其土地分发无地及少地的贫苦农民承领耕作，也不纳地租。还有专门的垦荒条例或办法，内容更加详细。如1938年2月，《晋察冀边区垦荒单行条例》规定，凡本边区未垦之地、已垦而连续二年未经耕种者，不论公有私有，一律以荒地论，准许人民无租垦种；无论公私或寺庙之山场，未经垦种者，农民得自由组合垦种；凡公私荒地、荒山，经承垦人垦竣后，其土地所有权属于承垦之农民；凡集体垦种大量荒山、荒地之农民，其农具种子有不足者，可请县政府协助。同年9月，边区政府颁布《晋察冀边区垦修滩荒办法》，规定原属自耕之滩地尽先地主垦修，于1940年春耕前地主不能垦修，得由地方政府招人垦修；原系租佃之滩地，尽先地主兴修，仍由租佃户垦种，地主不能兴修者，由租佃户垦修，于1940年春耕前，地主租佃户皆不能垦修者，由地方政府招人垦修；因冲刷过甚，工程太大，地主或租佃户不能垦修之滩地，地方政府招人垦修时，得按地势优劣费工多寡，以工折价，予承垦人以5年至20年土地使用权；抗属之滩荒，无力垦修者，得由地方政府贷资或发动人力垦修。以上办法和条例，基本上明确了垦荒修滩当事各方的责权利，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此外，晋察冀边区各级政府、机关部队也在报告或指示中，经常强调恢复耕地、开垦荒地。如1939年8月20日《抗敌报》社论指出，生产运动最重要的是恢复耕地，大量开荒。边区山坡上有许多未开辟的荒地，这些荒地都适宜种植荞麦、苦荞、糜子等作物。因而，希望立即把大批难民组织成垦荒团，由各县区政府划定荒山荒地，让他们去耕种，人数多的可在荒僻的山沟处设立垦荒新村。1940年8月，晋察冀军区对部队生产指出，军区范围如此广阔，土地性质各不相同，有的不乏可垦的土壤，有的则是非砂即石，无法开拓，这样使得劳动力的组织与分配不得不事先周密计划，才能收到应得成绩。要开荒种地，不荒废一寸可耕的土地，保证一定时期部队给养自足自给。
在以上办法、指示的指导下，农民、机关部队进行了多种方式的垦荒修滩，到抗战胜利时，晋察冀边区共开生荒39.4万亩、垦熟荒84.9万亩、修梯田1.4万亩、改良碱地35万亩、修滩35.2万亩，合计190余万亩。其中，机关部队起了重要作用。如晋察冀军区部队，到1940年上半年，开垦与耕种3.4万亩，收粮1.7万石；帮助春耕18.1万亩，收粮9.1万石。1944年，仅北岳区机关部队就开垦生荒3.88万亩、修滩地1893亩、垦熟荒1.3万亩，还有近2万亩伙耕和伴种地，合共经营约7万多亩土地。据1944年8月的粗略统计，北岳区机关部队能收获1.5万石以上粮食。
其二，兴修水利。主要是农田水利建设。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对兴修水利也给予重视，要求“用集体方法切实办理水利、灌溉事业”。1940年8月，中共中央北方分局颁布的《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指示，发展农业的措施，除了垦荒等以外，还要“有计划的凿井、开渠、修堤、改良土壤”。张苏的建议更为具体，将兴修水利作为增加土地产量的主要办法，包括灌溉、修渠、凿井、造泉等；边区河道很多，可以利用大量修渠；有的地方，没有河或水，就要造井。1943年2月，晋察冀边区政府颁布专门的《晋察冀边区兴修农田水利条例》，规定凡边区可资利用之河流、泉水，人民均得开凿利用；人民开渠凿泉，其资金不足或技术困难者，得报请边区行政委员会协助；开渠凿泉所需建设工程费用，得以地主受益程度，分段分等按亩分担；在上游另开新渠时，以不影响下游旧渠灌溉面积所需之水量为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边区还提出战胜自然、“人定胜天”的思想。1942年，冀中行署认为，水利建设“都是与‘敌人’、‘自然’、‘本位主义’做着坚决的斗争的。……对‘自然’斗争是治河的基本课程，能战胜自然即是河工成功”。1945年初，冀晋区提出“人定胜天”的口号，发布认真开展防旱备荒的工作指示，教育干部和群众，贯彻“人定胜天”的思想，开展向大自然作斗争的防旱备荒运动，证明了“人定胜天”的真理。战胜自然、“人定胜天”，成为中国共产党极为重要的思想资源。
到抗战胜利时，晋察冀边区共修渠2798道、开新渠3961道，其他还有凿井、修滩、挖泄水沟、修坝、开河、修堤等，新成水田和受益田达213.7万亩，估计每年增产粮食100万石以上。其中，冀中区的河堤建设较为突出。1937年七七事变后，大多河流河务废弛，决口比比皆是。抗日政府建立后，开始着手整理，主要是治河，尤其是河堤修复工作。1939—1940年，修堵大小决口215处，整修险工53处，复堤筑堤39条，疏浚淤河9段。另外，滹沱河北岸培修80余里，千里堤任丘、高阳段培修200余里，开凿潴龙河入淀引河。1942年，滹沱河南堤大部分地区完成。
其三，应对自然灾害。农田水利建设已和防备自然灾害有关，但应对自然灾害，又不限于此，还有植树造林、消除虫害等。植树造林主要是为了防止水患，1939年9月、10月，晋察冀边区政府先后颁布《晋察冀边区保护公私林木办法》《晋察冀边区禁山造林办法》，规定林地或禁山区域非经开放，一律禁止牧畜，也不得垦荒；山间所有树木根株，一律不得采掘，使能固结土壤，以防水患。1940年8月，张苏提出，造林主要是治水和防旱，要治水得先治山，不把晋东北、冀西的山治好，冀中河流的泛滥就很难治理。而治山的方法，是植树造林，以巩固山上的土块，沙石不致冲下来，同时也使附近的土地不致太旱。造林方法首先是禁山，原有的树木不准砍伐、牧畜，在没有自然林的地方要大量造树。在同年的春耕运动中，冀中行署发出一人栽植一树的号召，要求各村在适合的地方，普遍栽植榆树、槐树、椿树、杨柳、杜梨树、枣树等。由各区公所指定有公地的村庄设立苗圃，每区至少设立10处。据统计，1939年，已有不少地方做到了一人一树。1940年，五专区平山等6县共有人口97.5万人，植树465万株，平均每人4.8株，该区号召一人5株树的运动基本上完成，其中新乐县已达到一人10株以上。在四专区，植树1187万株、苗圃342个。
农业灾害，主要是虫害。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提出“防止并扑灭各种农业灾害”。1944年春，有46县发生蝗灾，其中23县被毁土地80万亩，稻苞虫和蚜虫也毁了一部分稻子。中共晋察冀分局和边区生产委员会称，“人不消灭蝗虫，蝗虫就要吃人”“放纵蝗虫就等于放纵敌人”，发出消灭蝗虫的号召。阜平等14个县58.6万人参加打蝗，县党政军民负责人亲自动手，部队机关也组织打蝗队伍。就这样，“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灭蝗的惊人成就”。1945年秋，边区蝗灾又发生于冀晋、冀中22个县，受灾田地12万亩。在冀晋区，据6个县的统计，捕获蝗蝻28万斤；据4个县的统计，挖卵4.1万斤，“我们基本上实现了卵不变蝗、蝻不变蝗、蝗不下卵的口号”。以上捕杀虫害的行动，都减少了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
第二，利用土产原料发展工业。一些土产原料少有人工培植，也属自然资源，边区以此发展工业，成为军需民用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一，发展日用工业替代品。在日伪封锁之下，发展日用工业替代品愈发急迫。1938年9月，晋察冀边区政府指出：“战争中所需要的货物，凡是土货可能代替了的，都要尽量用土货。” 1941年6月14日，《晋察冀日报》社论也指出：“农村是我们人力物力财力的源泉……利用边区丰富的原料，更大量的创造日用工业必需品和各种代用品。”但土产原料适于何种工业品，还需要进行实验。为此，边区工矿管理局成立以后，成立技术研究室，负责工业品的研究、改进和推广。如利用土产原料试制油墨，用植物油试制原油业，用土产锌和氯化铔试制电池，用土产芒硝制造粗碱，粗碱可充作肥皂、造纸、炼油、脱脂等工业原料。
在开掘土产原料之下，一些日用工业、轻工业得到了发展。譬如榨油业，北岳区三、四专署灵寿、平山、阜平等7县的油房数，到1942年11月，已达195家。凡是含油的草木种子尽可能用来榨油，平山县还使用椿树籽榨油，其他如荆子籽和蒿子等也可利用。二专署的油房数，到1942年初有40余处，用大麻子、核桃、桃仁、蒿子等为原料。又如食盐业，北岳区食盐缺乏，只有刮取盐土，熬制硝盐，平山、满城、灵寿、应县、寿阳、代县、望都等地都有产出。其中，灵寿县的三、四区，至1942年5月已熬盐14817斤，存盐土20714锅（能熬盐18762斤）。
其二，开发矿藏，发展重工业。晋察冀边区矿藏丰富，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指出，要开发国防工业，一方面恢复、保护并扩大各地已有之炭窑、炭矿、云母等的采制，增加其生产量；另一方面，集中资力，利用可能的科学方法或土法开采各地未能发掘之大小铁矿、煤矿、铅矿等。1940年8月，张苏在布置边区下半年的生产工作时提出，在重工业方面，已有的矿要扩大开采，没有开的矿，要找人勘察。这一工作，需要各地普遍注意，发现后即上报边区政府，以便派技师调查。1945年，冀晋区二专署指出，二专区地处晋东北，多系山岳地带，蕴藏矿产颇多，如盂县的煤矿和坩子，五台的煤、硫矿长石和坩子，崞代的金子，榆次、阳曲、寿阳等县的煤铁、坩子、长石等，都是发展工矿业的条件。
矿藏开采也取得一定成绩。譬如平西根据地，到1940年4月，宛平县洪水峪的新兴煤矿、复兴煤矿，月产在10万斤以上；房良县的宝如煤矿、东村卢子水煤矿、堂上村煤矿，年产在200万斤以上。此外尚有涞涿村的石灰矿，年产在10吨以上。在北岳区，到1942年11月，平定、唐县已开采铁矿，浑源、房山开采煤矿，五台、浑源开采硫磺，涞源开采云母、石棉等。不过，由于矿藏开采难度大、成本高，其成绩远不如日用工业。
其三，土法自制弹药。根据地的武器弹药，除了战斗缴获、民间收集、购买，以及向国民政府请领之外，也有自己的军工生产。军工生产就是所谓“土枪、土炮的制造”，其难度既有技术上的，也有原料方面的。对于子弹的制造，曾任晋察冀军区工业部部长的刘导生有较为详细的回忆。他说，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下，晋察冀的军工生产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在军事工业的发展初期，只能复装子弹，将缴获的炮弹拆开，取出无烟药条，剪成小块，装入复原的旧弹壳内，安上自造的铜皮灌铅弹头。但是，取自敌弹的无烟药条是极其有限的，为改变这种“等米下锅”的局面，必须自己制造无烟药。但要制造无烟药，必须从自制硫酸做起。而制造硫酸的原料，是硫磺和火硝，这两种都是边区人民可用土法生产的。硫矿主要产地是山西五台山一带，产量丰富，含硫量高达95%。火硝是冀中农民在盐碱地上刮起硝土，用水浸泡，再用草木灰过滤，将滤液增浓，用结晶法分离而得的毛硝。经过反复试验，硫酸的制造获得成功。这种“就地取材，土法上马”制造硫酸的方法，在书本资料和国内外实践生产中是不曾有过的。与日本无烟药相比，边区自制的无烟药，在弹道性能上并不逊色。后来，又就地取材，试制成功“硝铵混合炸药”“朱迪生炸药”，是比较高级的炸药。要生产这两种炸药，需要先制作甘油，后用边区所产的动植物油（如牛油、羊油、麻子油、核桃油、花生油等）和熟石灰，制成钙皂，再用甘油与硫酸、硝酸制成硝化甘油。有了这两种火药，就可大量生产炮弹、掷弹筒、手榴弹和攻坚用的炸药箱了。广大农民用土法熬制而成的大量硫磺、火硝源源不断地运来，仅火硝一项，有时可以收到50—100驮子，最多时一天达到八九千斤。以上过程，实现了从“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到“没有枪没有炮我们自己造”的跨越，土产原料为边区的弹药生产做出了重要贡献。
结语
通过以晋察冀边区为中心的研究，大致回答和解决了本文开篇所提出的问题，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中共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环境并服务于根据地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尤其是根据地的军事形态、经济形态与生态环境的关联。进一步言之，根据地的自然环境，无论是山地、平原、河流，还是春夏秋冬、气温升降、白天夜间，以及植被、土产、矿藏，都是相对稳定的自然禀赋和运行方式。自然环境究竟是处于蛰伏状态还是显示其作用，端赖于生活于自然环境之上的人类主体是否给予利用和改造。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之间的战争，就是人类主体和自然环境发生关系的重要途径之一。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根据地和日伪政权所面临的自然环境是大体一致的，由此就产生了双方在运用自然环境以及战争形态上的复杂博弈。总体而言，日军有先进的现代化武器，其军事实力远超中共军队，进攻多于防御。而中共力量弱小，武器落后，主要开展的是防御战，注重保存和发展实力，在防御中打击敌人。这一力量对比和自然环境的结合，既决定了中共根据地建立和发展的基本形态，也决定了军事战术、经济结构的基本形态。在区域上，将山地作为创建和发展根据地的首选，但也不放弃平原根据地。在军事战术上，山地和平原有着显著区别，在山地区域，中共政权利用山地的地形优势，充分发挥其灵活性，从而降低日军现代化武器的威力。在平原区域，则主要是改变平原的地形劣势，以挖道沟、填平日伪封锁沟和开展地道战等方式，将平原变为地下“山地”，同样减弱了日军现代化武器的力量，限制了敌人的大规模进攻。不仅如此，山地和平原并不是互相割裂的存在，而是互相依赖，互相促进，山地依靠平原的粮食、物资支持，平原根据地也能依靠山地，闪转腾挪，从而形成不同区域的良性循环。与以上依据地形、空间的方式不同，天候战是一种凭借天时的战术，中共利用夜间、利用夏末秋初的青纱帐、苇塘等发起对日伪军的攻击，以对抗日伪军的白昼战、春季秋末大“扫荡”。所有军事战术的完成，都需要军需民用的支撑，而与之相辅的是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自然环境的改造。在自给自足的生产战中，根据地一方面通过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和植树造林、防治虫害等，改善自然条件，提高农业产量，另一方面挖掘和利用土产原料，创办日用品替代工业，开发矿藏和发展重工业，并自制弹药等，为保证军需民用做出努力。
但也不能不说，在根据地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曾有过对自然环境、敌我态势与根据地关系的误判。譬如冀东根据地初建，就有不少曲折。1938年9月初，时任冀察热宁军区司令员的宋时轮认为，冀东平原无依靠，队伍站不住脚，而热南都山比较大，好坚持，因此应建立都山根据地。于是，冀热边特委决定八路军第四纵队和冀东抗联部队东渡滦河向都山出发。在抚宁、青龙边境，第四纵队连续遭敌阻击，宋时轮遂改变在都山建立根据地的设想，命令抗联部队撤退滦河西。9月中旬，第四纵队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多数人认为冀热边雾灵山、都山地区敌统治严密，难以创建根据地，冀东平原与平津和伪满毗邻，青纱帐倒后八路军更难于立足，因而决定第四纵队主力及抗联部队撤回平西，只留主力数百人在冀东坚持游击战争。10月，第四纵队和河北省委、冀热边特委、冀东抗联主要负责人召开联合会议，由第四纵队政委邓华主持，多数人也认为八路军主力和抗联应该西撤。但由于西撤组织不严密，途中不断遭敌截击，冀东抗联部队大部溃散。以上后果，与宋时轮等领导人对冀东山地、平原开展根据地的可能性估计不足有关，从而未能坚定地执行中央发展冀东根据地的决策。党中央尽管肯定宋邓纵队的成绩，但也提出批评，认为西撤导致冀东军队及地方武装受到相当大的损失。又如冀中区，1942年日军五一大“扫荡”后，也有过冀中主力部队撤离冀中而未能及时返回冀中的偏差。在敌人重兵压境，大部队活动困难的情况下，为保存主力，暂时离开冀中，转移到山区或是毗邻地区，作大踏步有秩序的退守，是完全必要的。但在撤离后，东移西转，后来从晋东南转到晋西北，没有及时返回去。冀中第三纵队受到很大削弱，部队减员不少。其原因就是，“我们的一些同志，在一般的情况下，觉得还可以坚持平原游击战争，而在严重的形势下，就感到坚持平原不可能了”。实际上，冀中部队撤离后，敌人的大部兵力也很快撤退了，但我方没有再及时返回去。再如定县北疃村地道惨案，则和地道的不健全有较大关系。1942年5月28日，日伪军出动300余人，向定县南北疃村方向合击。北疃附近的南疃、东西赵庄、东西城村、马阜才等十余村庄的百姓，纷纷来到北疃进入地道隐蔽。日伪军将大量窒息性毒瓦斯放进地道，800多妇孺老弱全部惨死，县游击大队及民兵亦有一部分牺牲。从地道方面看，主要是由于无防毒设备，也缺乏组织性，造成秩序紊乱，各地道口也缺乏武装的警戒。当然，以上都是根据地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为此后的恢复或改善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综上以观，生态环境视角为中共抗战乃至为中共革命的成功增加了一个认识维度，丰富和深化了以往的解释。中共根据地利用自然、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也是主动和被动、主观和客观相互作用的过程，或者说，既是根据地“择天”，也是“天择”根据地的演化过程。通过择天与天择，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中共将有利的自然条件变为优势，将不利的自然条件规避劣势并转为有利，促进了根据地的形成、坚持、发展和壮大。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于此也获得最好的诠释。正是在此过程中，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以弱战强、以弱胜强的创造精神，并开始产生“人定胜天”的自信。
作者：李金铮，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3年第3期，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4-02-09 12:3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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