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金生、高一铭|西南区域政治转折的先声：1934年国民党对中央力量入川的考量与各方博弈
2022-10-10 15:18:34 来源：《民国档案杂志》公众号 点击： 复制链接
摘要
各方围绕国民党中央力量入川的考量与博弈，是观察西南区域军政格局变化的一个关键环节。1934年，蒋介石急于集中兵力“围剿”中央红军，同时还需要支持刘湘以稳定川局，故四川社会内部及国民党高层虽不时有入川之呼声，蒋也加强了入川的部署，然未下最后决心。11月，刘湘到达南京与国民党高层展开商谈，虽然暂时消解了国民党中央军入川的打算，但双方达成国民党中央参谋团入川的妥协，这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西南区域川滇黔诸省军政格局转折的先声。此前，国民党中央对川滇黔地方事务一直难以置喙，而中央参谋团入川，使这一局势很快发生转变。这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国民党中央与川滇黔地方实力派长期形成的微妙平衡状态，表现出央地双方此消彼长之势，国民党中央力量在西南区域得到强化。不过，这一复杂的过程，也呈现了国民党中央与川滇黔各实力派之间相互算计的形态，彼此之间的嫌隙为后来双方日渐隔阂乃至关系最终破裂埋下了伏笔。
[关键词] 西南区域 蒋介石 刘湘 入川
西南川滇黔三省长期以区域政治集团力量的面貌活跃在民国军政舞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川滇黔三省政治虽然呈现了不同的发展景象，但因地缘因素，彼此之间政治、经济、人文诸领域互动密切。从巩固和维护国民党中央权威的目的出发，蒋介石一直积极谋求将国民党中央力量渗入西南区域乃至直接控制三省;然而，受国内外政局形势影响及国民党自身力量所限，加之三省地方实力派的抵制，双方维持着一种表面的平衡。不过，1934年底中央红军转战黔滇川，蒋介石则于1935年4月借“追剿”中央红军之机强行改组黔政，迫使王家烈下台，打破了双方长期以来的微妙平衡状态。在某种程度上而言，1935年可谓是西南川滇黔三省政治形态转折的关键之年，蒋介石直接控制贵州后，对川滇地方势力形成威慑，对西南区域及两广的政治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过，虽然1935年的黔政改组是国民党中央力量在西南区域加强部署的重要标志性事件，但1934年底国民党中央参谋团入川，即已昭示着蒋介石代表的国民党中央力量强化了在三省的布局。从这一维度观察，1934年底国民党中央参谋团入川是西南区域政治平衡状态逐渐打破的开始，可谓为转折的先声。中央红军入黔后转战西南黔滇川、蒋介石对川滇黔政略的运用及三省地方实力派的态度等，一直是海内外学术界十分关注的领域。既有研究在讨论这些议题时，多侧重于1935年各方政策调整的前后经纬，包括对国民党中央参谋团入川也有较多讨论。其中对国民党中央参谋团入川前各方对川局的判断及讨论、蒋介石对国民党中央力量入川的考量等虽有关涉，但在史料挖掘、论述的视角及深度等方面，仍有进一步深入的空间。本文拟在前贤既有研究基础上，重点围绕1934年蒋介石对入川问题的思考及各方意图进行论述，力争通过对这一复杂过程的分析，呈现1934、1935年间西南区域政治场域中多方博弈的政治场景，深化对西南区域政治复杂性、国民党中央与西南地方关系多元性的认识。
一、各方对国民党中央力量入川的考量(1934.5—1934.10)
1934年底，国民党中央参谋团进入四川。此前，虽然蒋介石支持刘湘统一川政，但蒋、刘之间系利益关系，刘湘基于维护其对川政控制权的意图，对国民党中央力量在四川的活动一直怀有戒心，故国民党中央力量一直难以渗入四川。不过，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四川发展后，四川军政形势十分微妙，国民政府中央及四川内部各方力量之中产生了希望中央军入川的呼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虽然日本对华侵略不断深入，但蒋介石仍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集中力量对中央红军进行“围剿”。1932年12月，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因第四次反 “围剿”失败，前往川陕交界处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至1934年，不仅红四方面军徐向前部在川北建立了根据地，而且贺龙也于6月初率红三军由川入黔，转战川黔边区，连陷婺川等县，同时还进至綦江、南川、桐梓连界之青羊石、桃子荡附近，占领黔边数县，计划向川南发展。如果红军实现这一发展态势，则红军力量将“蔓延于川、鄂、湘、黔边区各县”。红军在四川的活动，既影响四川地方实力派的势力格局，也牵制着蒋介石“围剿”中央苏区的部署。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西南川滇黔虽然表面服从国民党的统治，但并非是国民党中央能够直接控制的区域，三省地方实力派实际上掌握着地方军政大权。蒋介石虽然急于“安内”，但面临国内外诸多难题，无力完全控制各地方实力派，故决定对“各省怀柔政策”。四川形势复杂，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的发展十分迅速，各方对此相当关注，对川政策逐渐成为蒋介石日常思考的重要内容。在蒋介石这一时期日记的“注意”事项中，“西南、川、湘、鲁策略”的记载频繁出现，例如1934年3月27日、3月29日、4月3日、4月6日、4月8日、4月18日、4月19日、4月27日等日的记载中，均有相似或相同记载。蒋介石对四川局势的关注，既是统合地方实力派的内在逻辑要求，也是部署“围剿”中央红军的相关重要考量要素之一。
1934年5月上旬，蒋介石已经注意到中央红军可能向西突围。在5月7日的日记中，“注意”事项的第一项内容即是“匪向西窜”。然而，直到9月28日，他在日记“注意”事项中仍写道：“匪将西窜乎?”江西西面是湖南，湖南西面为贵州与四川、北面为湖北、南面为广西。从9月28日的日记所载内容语气判断，此时蒋介石对红军向西突围虽有察觉，然尚不能确定。不过，早在5月18日，蒋介石还是发出了一个比较肯定中央红军会向西突围而要求国民党军队计划布置的电文：“赣南残匪，将必西窜，酃县、桂东、汝城、仁化、始兴一线碉堡及工事，务请组织西南两路参谋团着手设计，……以为一劳永逸之计。”在其5月份的日记中，自7日后，“湘川策略”不断出现，10、12、14、15、16、17、21、23、24、25日均有相似或相同记载。对川政策已成为蒋介石不断思考的难题。
5月29日，蒋介石考虑“可否先定西南而后定川湘”。此处的“西南”指两广势力，自两广成立西南政务委员会后，“西南”一直是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面临的最大难题。先解决“西南”抑或“川湘”，蒋介石实难决断。将“川湘”与“西南”同时考虑，这表现出蒋对四川的日益重视。而5月28日，在南昌的蒋介石在阅读《变乱与革命技术》时，曾记录该书要点，其中要点之一就是“中心区域与重要据点之占领与控制”。1932年12月19日蒋介石在中央军官学校演讲“怎样复兴中华民族”时曾说：“中国经济文化的中心，在长江流域，尤其武汉是中国本部一个中心的枢要之地，无论哪一朝代，一定要长江上游安定统一，才算奠定了国家基础。”“这半年来，大局已经有了转机，湖北、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第一期的剿匪工作已经告一段落，将来对日本战争，一定是长江以北最重要，所以我这一次亲到湖北，先收拾好了豫、鄂、皖三省，就是这个道理。由此三省为起点，再渐渐来整理长江上游四川和下游江西及湖南，现在我们基础已经稳定，对抗日本的基础已有了地点。”可见，蒋介石治理地方的基本思路是先由长江上游而及下游，四川是其重视的重点区域之一。稳定控制“基本区域”的认知，是蒋介石一直坚持的重要理念。四川是建立抗日根据地“基本区域”的重要省区，蒋对川自然日加重视，也不断思索着对川策略。
其时，四川各派正在刘湘的“统一”指挥下，对四川境内的红军进行“围剿”。然而，川军内部复杂、各怀目的，难以同心协力。7月徐向前部反攻突破包围圈，次月攻陷万源、通江。刘湘所属第五路军损失甚重，其他各路亦纷纷后退。红四方面军有“乘势直达夔、万，封锁长江之可能”，并提出了“打破合围、封锁门户、赤化全川”的口号。之前尚将四川与湖南等并列作为“注意”事项之一，进入8月，蒋介石在其日记中已将“四川问题”单独列为“注意”事项之一了。8月23日，刘湘在内外压力下辞去“剿共”总司令职务并离开成都，蒋介石又将“川刘出走为何”“川刘问题”作为连日思考的事项。
9月中旬，时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的何应钦致电蒋介石，称“刘湘部损失达八九团之众”，胡宗南就此建议：“中央若不定入川大计，前途将不堪设想等情。查川军派别复杂，经此挫败后，川匪须俟中央派队，方能剿灭，已无疑义。惟赣匪正在聚歼之时，大举入川，势固不得不待诸明春，惟酌派一军入川，归刘湘指挥，以壮川军志气，使赤匪不致扩大，似又为当务之急。”基于胡氏的建议，何应钦称胡宗南部驻防天水，“可令其率十二团入驻川省广元，俾右翼军可逐渐东移，则防线可资巩固”;同时，为“明春大举入川”，应做好下列数事的规划及部署：一是由西安经南郑至广元之汽车路，“应责成经委会及陕鄂省府与当地驻军，务设法于今年完成”;二是通行汉口、重庆间之快轮，“应责交通部再造四艘，因异日入川，总以此路为主力也”;三是川中素无详细地图，“应就匪区所在地附近数县，用航空测量及调查等方法进行，以供明年之用”。胡、何的上述主张，并非他们的个人见解，应是国民党军政高层多次讨论过的内容。这从侧面说明，蒋介石有过直接派兵入川的想法。不过，受限于诸多因素，他不敢轻易行动。
蒋介石在9月13日回复何应钦，认可何氏的判断，称其“所见甚是，川匪诚极可虑，最后非赖中央加兵，恐不能戡定”。但是也强调，刘湘“迄无请援之表示，前且以谣传中央将派兵援川，自生恐惧，遂派人赴粤潜通款曲，加以川军内部复杂，对于中央军之入川，不但意见纷歧，各有怀抱，且恐一迎一拒之间，彼辈反借此而引起川局本身问题之纠纷，而置剿匪于不顾矣”。并且，“赣乱未平，尚须详加考虑”。因此，只能做好准备工作，包括：其一，“或于宜昌鄂北之间，控置相当部队，以备万一耳”;其二，陕陇公路“迭经督责赶办，除西安至汉中者即待兴工外，复规定汉中、白河一线，亦正在测量中，以期与业已通车之鄂北郧白段相衔接”;其三，“至添造汉渝航轮及航空测量川北地图，自属要着，当令主管机关筹办，第恐非急切间所能用耳”。蒋介石认同何、胡应派兵入川的建议，但作为最高领导者与决策者，其考虑要更周全。蒋介石对中央军入川的态度，是相当审慎的。
9月14日，蒋又致电程泽润，向程氏分析了四川的“剿匪”形势。蒋介石认为川军“围剿”失利并非兵力不足，川军的各路兵力皆有独立作战之能力，但缺乏“合作精神与剿匪经验”，这是失利的症结所在。强调“此种病根，如不彻底铲除，纵增加援军，亦于事无济”。要求四川“剿匪”按以下方略进行：1.各路军应就巴河附近的阵地尽力死守，“毋得再行擅退，否则中央必予严惩”。2.刘湘立即遵令复职主持，“不得诿卸责任”。3.各将领“应勘透利害”，唯有“并力会剿，乃为自救救川最捷之生路”。4.“剿匪”由中央统顾兼筹自然责无旁贷，“惟远水莫救近火，且川省不缺兵力”，川军各部应“重整阵容，再接再厉，不可妄存倚赖之心”。程泽润在1934年4月被蒋介石任命为川康军事“剿匪”中央特派员，主要任务就是调和川康将领刘湘、刘文辉、田颂尧、邓锡侯、李家钰之间的矛盾，以协力“剿匪”。同日，蒋介石还致电刘湘的参谋长郭昌明，要求其规劝刘湘复职：“刘总司令已赴开江，实行整理部队，至慰。应请切劝其遵照前电，即日复职，以振士气。”结合前面何应钦与蒋介石的往复电文，中央军入川是蒋一直思考的内容，但此时蒋氏并未下定入川决心。
对于中央军入川，不仅国民党高层，四川本省绅士及川籍京官也曾讨论过。1934年8月24日，四川士绅张澜、尹昌衡等就联名致电林森、汪精卫、蒋介石，称：“四川为中国之四川，赤祸非一省之赤祸，深望中央统筹全局，力持大体，或派劲旅入川以助剿，或中央派大员夹辅以督率，以保中国之心脏保四川”。1934年9月1日，四川绅耆曾鉴、方旭等人，再次联名电呈蒋介石、林森、汪精卫等国民政府中央高层，催促解决川事：“四川者国土也，川人者国人也，剿匪为中央整个计划，似不能置四川而不顾。川省独立撑柱，又将一年，人民既泽竭林焚，当轴亦智尽能索。……当此万分危迫之际，惟望中央急定有效办法，义同善举，拯救川人。并迅查前电，简派知兵大员，飞率善战而有纪律之师，来川协剿。对于刘总司令迅予慰留。”9月14日，包括张群、戴季陶在内的在京川籍官员集会，讨论川事，决定：“(一)呈请中央举办二事：甲，请中央派兵入川剿匪。乙，若目前一时不及派兵，应请责成刘湘复职，另由中央派知兵大员赴川督剿。丙，川省政治财政极度紊乱，应请中央制定整理方案，强迫实施。(二)电川中各将领，速团结一致，共同剿匪。”张群、戴季陶等人作为国民党高层人物，对蒋介石的四川政略应知大概，而川籍士绅亦希望中央军入川。客观上，中央军入川，其实已有一定的社会舆论基础。
然而，蒋介石虽有派中央军入川的打算，但出于各方因素考虑，不敢贸然而动。不论是何应钦、川籍京官或四川绅士的电文，并没有得到蒋介石实质性的回应。在10月间，“规定川事”“围剿黔匪”“川黔问题”等，仍是他日记中“注意”的事项。10月5日，蒋决定“对黔川办法，明日上午会商”;但在6日的日记中，仅在“注意”事项中强调了“川黔问题”;8日的日记则写道：“决定处置川事办法。”不过，在10月7日，蒋介石下令半年内完成湘、鄂、川、黔、陕五省公路联络线。这是否是6日会商“川黔办法”的结果，不得而知，但完善西南地区的交通设施，政治、军事意义极大。到了8日，刘湘由川来电，言其已返省城。蒋复电：“返省主持，提挈进剿，至为欣慰。盼即淬励各军袍泽，同心协力，急整阵容，先求稳定，续图反攻，以解嘉陵江之危，务期挽回战局，逐步进展，中因赴洛阳军分校行开学典礼，邓、傅、邱诸君到汉，已嘱雪竹、岳军妥为接洽矣。”上述电文表明，此时蒋介石一方面加强了入川的部署，一方面仍要借助刘湘来稳定川局，对派兵入川未下最后决心。
二、蒋介石派中央力量入川思路的明晰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此举不仅对国共双方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也对川滇黔政局产生了根本影响。如前所述，蒋介石在5月就发现中央红军可能向西突围，但并不十分肯定。既有研究表明，在6、8、9、10月，何键、陈诚、白崇禧诸人先后向蒋介石建议加强西路兵力部署，防止中央红军向西突围，不过都未得到蒋介石的切实回应。而中央红军在准备撤离时，与陈济棠达成了红军不进入广东腹地、粤方后撤20公里让红军通过的协议。蒋介石对粤、共接触亦有了解，在10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粤陈联匪已成乎?应制止之。”蒋介石虽然得到中央红军与陈济棠商谈的信息，但并不能确定双方是否已达成协议，不过他也担心双方密谈对其不利。10月2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又写道：“粤陈通匪乎?”蒋此时仍未能完全确定陈济棠与中共关系到底如何。10月19、20日，蒋日记“注重”事项的第一、二两条均写为“倭、俄、粤、桂情形”及“川、赣匪情”。“川匪”在“赣匪”之前，这一微妙的变化是否由于蒋认为经过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实力大损，对其威胁大减，因而关注减弱的缘故?蒋介石10月21日的日记“注意”事项第一条，则为“粤、桂情形渐佳”。蒋此时对两广居于优势地位，才有“情形渐佳”之语，但其中是否亦含有他排除“粤陈联匪”的可能?10月23日，蒋又写道：“匪果西窜乎?”此时他仍未完全确定中央红军是否向西突围。24日至29日，其日记的“注意”事项都关注“匪踪”。直到10月30日，日记中才写道：“匪向西窜。”肯定语气的出现，表明蒋此时才完全确定中央红军向西突围。前已论及，5月间蒋已经得到中央红军可能向西突围的消息，但并不能完全肯定。故何键、陈诚、白崇禧等人建议加强西线而蒋未予重视的行为，似乎可以理解。
中央红军于11月进入湖南，在11月3日至8日间，突破国民党军队在汝城与仁化之间的防线，沿湘粤公路继续前进。陈济棠在蒋介石的严令下，派粤军到昌乐、仁化和汝城等粤边进行防堵，然后向蒋告捷，虚报红军伤亡及俘获红军人数，并称发现红军五个军团番号。蒋在11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不可错过剿匪成功之大好机会。”蒋认为此时是“剿匪”良机，或与粤陈向其汇报发现红军主力的情报有关。若如此，说明蒋介石是试图将向西突围的中央红军“剿灭”于此，并无让其入川的意图。客观上，徐向前部在四川的活动，已经让蒋有一定的借口派遣国民党中央军入川，而蒋也直到10月底才明确肯定中央红军向西突围。而在11月11日，蒋在日记“注意”事项的第十七条写道：“西北、华北、西南、川湘、中央政治经济等各项整个计划之制定。”12日，“注意”事项的第一至三条分别为：“改组中央乎”“收复西南乎”“规划川湘黔乎”。17日，蒋在日记“注意”事项的第一条还写道：“经营西南，再定川湘乎?”这表明，蒋介石虽十分关注“川湘”，然在“西南”与“川湘”之间，仍在迟疑之中。
不过，形势变化非常迅速。11月13日至15日，中央红军在良口、宜章间突破何键与陈济棠共同防守的第三道封锁线，疾速西进。蒋急派中央军入湘，14日在衡阳成立“追剿军”总司令部，以何键为总司令。就在其间，蒋介石对川湘黔的态度日渐清晰。早在10月中旬，蒋介石曾电邀刘湘到南京面商川事。11月15日，刘湘乘“巴渝”军舰离开万县，准备到南京与蒋介石会面。在这一过程中，蒋介石对解决四川问题的方针逐渐确定，并关心云南龙云的态度。11月18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湘川黔统辖于总部问题，即电商龙云”;在“本周预定事项”中，甲乙两项均为国府中央问题，丙项为“川湘问题”，己项为“湘匪堵歼”。19日的“注意”事项中则又强调“南北军事中心地区之确定”“派敬之赴日可乎”。蒋对川湘、“剿匪”问题的部署与整个“对倭”问题是统筹在一起的。20日，日记中写道：“对川收回财政而不收回军权”“湘事须从根本解决”。至此，蒋介石对川湘方针逐渐明晰。
11月2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川湘黔问题同时解决乎?抑分别先后乎?应注意滇龙。”蒋已经有解决川湘黔问题的打算，不过三者的先后步骤尚在考虑之中。因川黔与云南地缘关系密切，他也关注龙云的态度。22日，蒋在日记“预定”事项中写道：“川事须待湘匪解决再定办法。”在“注意”事项中则写道：“川事以外患与时间而论，应着手负责，季陶之言当可考虑及之。”蒋介石对川湘问题的先后顺序已有定夺。前述戴季陶等在京川籍官员曾主张中央派兵入川，而戴氏本人也曾在是年9月4日致电成都曾笃齐诸人，内有“川省为第一富强之大省，中央乃地方之总合，倘处斯危局，依然军民两志，省国两体，内则人民无可托之政府，外则无国可施治之地方，是造一大空穴，以聚全国之匪，而今国人畏川如虎耳”等语。“军民两志”“省国两体”，事实上是对川省割据的批评，说明戴主张消除四川割据状况。那么其对蒋的进言，虽然目前尚未见到具体所论，但其主旨应是将四川“中央化”。11月23日，蒋介石又写道：“如经营四川应注重驻地，以对倭寇、俄寇与两广皆能顾到为要也。”此时，经营四川于蒋的整个计划而论，仅是时机问题。
三、蒋介石与刘湘关于入川的博弈(1934.11—1934.12)
(一)刘湘与蒋介石关于中央军入川的谈判
11月下旬刘湘的南京之行，是蒋介石调整对川政策的重要节点。11月20日，刘湘抵达南京，当晚通过记者向各方阐述其入京的任务有两个：“(一)剿匪问题，须面谒蒋委员长报告及请示机宜。(二)为财政问题，须向中央请示具体办法。”刘湘同时表示“四川为中央之四川”，其负川省“善后责任”，一切“唯中央之命是听”，称“川事危迫至今而极，唯有整个在中央指挥之下徐图挽救”。他为打破“历来四川与中央之局面起见，特趋首都面谒政府当局”，请求安川方略，包括以下两端：一是请中央派大员入川统筹“剿匪”，川省各军在蒋介石指挥之下，“限期剿灭赤匪”。二是四川庶政亟待整理，应打破防区恶习，组织强有力之省府，将川政纳于正轨，但此“有待于中央力量之统驭”。但特别强调，“川不易治，举世皆知，治川之先决问题，端在财政。川省政紊乱之情形，非外人所能尽悉，故此来除向中央作详细报告外，并须请示安川大计”，这说明刘湘的重点在于解决四川财政难题。刘湘此次入京，不论于国民政府中央的对川思考，还是于四川未来军政态势而论，都具有关键意义。
刘湘的上述讲话，显然经过深思熟虑。有学者观察到，刘湘这次南京之行从11月20日起持续到12月10日，行程除在上海、杭州、苏州逗留了5天，其余大部分时间在南京，同蒋介石、汪精卫、孔祥熙等国民党要员进行了多次会谈。刘湘入京，于其而言“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让步”，他的目的是通过“进一步的象征性拥护”而“换取南京更多的实际援助”。但是，“几乎可以肯定说，刘不会要求派遣中央军。中央军驻川是他和别的四川将领不会乐意的事”。刘湘表示让中央派大员统筹四川“剿匪”大计是一种表面策略，实际上在与国民政府具体谈判时，却对中央军入川设置各种障碍。当时，杨永泰、张群、吴鼎昌是与四川方面谈判的国民政府中央主要官员，他们因担心直接与刘湘谈判容易陷入僵局，为使谈判有伸缩余地，他们先与刘湘的重要谋员邓汉祥进行商谈。
按照邓汉祥的讲述，他们向邓提出了蒋介石的具体意见。主要是：1.刘湘组织省政府，并任主席。2.四川善后督办公署改为川康绥靖公署，由刘湘兼任主任。3.仍由刘湘兼任“剿匪”总司令，但由中央派10个师分头由川东、川北入川协助作战，所有入川中央军及四川各军，统归刘湘指挥;军费及械弹等，由中央负责。对此，邓汉祥以四川军民排外为由表示拒绝。而后，刘湘又指使邓汉祥在谈判时表示：刘湘个人“愿意尽力效命疆场，但总司令一职，责任重大，请中央指派资望较高的人去担任，我愿听指挥”。刘湘此举实为以退为进的策略，借此表达反对中央军入川之意。蒋介石不愿意此时形成僵局，才暂时打消了派兵入川之意。
经过多次往复商谈并彼此妥协，双方就“剿灭川匪”与“整理川政”最终达成以下主要决定：“(一)军事方面，刘负计划指挥之全责，由中央尽量补助饷款械弹。(二)组织四川省政府人选即可决定。(三)整理财政问题，先由中央派干员入川视察后，再行拟具计划着手实施。”当时的报道称：双方商谈结果是“中央军不入川而以其他方法援助刘氏剿匪”，“中央只派高级参谋团入川协赞军事”。此时，蒋介石在中央军入川问题上作了妥协，仅派参谋团入川。为减少阻力，蒋介石还任命刘湘在四川速成学堂的同学贺国光为参谋团主任。
这一复杂的博弈过程，在蒋介石日记中是有反映的。11月24日，蒋介石在日记“本周经过”中写道：“川湘事未定。”表明此时与刘湘的谈判并不顺利。25日，日记“注意”事项的第三条与第八条分别为“解决四川办法”“决定对川黔方针与名义”，表明商谈已有结果。26日，日记“注意”事项的第五条为“经营四川，注意两广”，表明蒋对四川问题的思考是从其整个“统一”全国的战略部署出发而定的。28日，蒋介石在日记中称“四川问题，即信任甫澄，当不使其失望”，这表明蒋此时仍计划依靠刘湘来解决川局。30日，蒋介石更称“四川方针决委刘以专责”，体现了蒋依靠刘湘整理川局的明确态度。
在蒋介石与刘湘进行谈判之时，国民党第二路“追剿军”司令薛岳部已由衡阳经祁阳，于11月23日到达零陵(永州);第三路“追剿军”司令周浑元部，亦已于22日自桂阳到达宁远;中央红军主力则穿越湖南道县，正向广西境内突围。蒋介石于26日电令薛岳：“追击匪部，切勿稍存怀疑友军不力之心，只要我尽职责可也。如匪不能在湘桂边境消灭，则中央追击两纵队应继续跟进，即入黔川腹地，亦所不辞，并预备入黔为要。”从电文内容观察，蒋介石是希望在湘桂边境消灭中央红军的，不过并不能肯定能否达成目标。他要求追击部队即使“入黔川腹地，亦所不辞”，而前述他对入川并未下定最后决心，如此用语或是对下属表达一种坚决的态度。不过，蒋要求“预备入黔为要”，却是颇有所指。前已述及，黔桂因地缘关系，黔局于蒋的“对桂”战略甚为重要，故蒋一直希望拉黔制桂，周西城的下台就是这一策略的结果。而川滇黔三省中，黔省处于贫弱地位，蒋介石对其处理之顾忌自然相对较轻。
(二)蒋介石入川黔计划的明确
为“剿灭”徐向前部与贺龙部而派中央军入川及入黔，蒋介石确有充足借口，然反对声音亦强。中央红军入黔，客观上强化了国民党中央军进入川黔的理由。12月后，蒋介石对川黔政策更为清晰。
早在11月25日，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秘书长何其巩就上书蒋介石，认为：“赣匪之可虑，不在其窜逃，而在其守险负隅，旷日持久”，“赣匪倘能在赣川以东，合围而聚歼之，固为上策，否则有计划的网开一面，迫其出窜，然后在追剿中予以节节之击灭，似亦不失为上策中之中策也”。对何氏看法，蒋介石认为“卓见甚是，当存参考”。12月1日，何又呈文蒋介石，强调经营西南的重要性：“长江中部既为根本所在，与为犄角之西北，文化经济皆落后不足道，斯西南后卫之经营尚矣。”言西南“统湘粤桂川滇黔而言，湘鄂紧接，两湖一体，殆有不可分之势;粤桂为一翼，川滇黔另为一翼，而重要性则同”;并且“川滇黔三省拥有七千万以上之人口，形险而地腴。煤盐油矿以及各种金属皆不缺乏，足为国防之最后支撑点。宜乘徐匪猖獗之时，或在赣匪西窜之时，力加经营。即钧座不能亲往，亦宜派遣忠义大员统率重兵入川。第一步清剿共匪，第二步整理三省军政，第三步发展交通及一切产业。在彼建立国防重工业之主要部门，一旦国际大战发生，乃能处于可战、可守、可进、可退之地，争取最后之胜利，达到复兴民族之目的。”蒋介石认为此一建议“颇中肯綮，足备参考”。此时，中央红军向川黔突围的态势已经明确，何氏的这一建议符合蒋介石经营西南的意图。
12月1日，蒋介石在日记“注意”事项的第一条写道：“对桂以置部于湘黔为备，一面授其指挥黔湘以慰之。”“置部于湘黔”，结合前引11月26日蒋要求薛岳部“预备入黔为要”，或说明此时蒋介石入黔之意已定。12月2日，蒋介石在日记“注意”事项第一条写道：“桂事先从黔湘入手，先入黔后定湘，而后收桂，则得因利乘便之道。”“本月预定程序”的第三项则是“定湘黔川方针”。蒋介石计划入黔，以“追剿”中央红军为借口，但其中很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制桂”，他解决湘黔问题的根本是为了解决“桂事”。若其“置部于湘黔”，则于川滇政局皆有影响。
在12月中上旬的日记中，蒋介石对“桂粤川湘黔方针”颇为关注，连续多日均有记载。而蒋在8日日记中的“本周经过”有言“川事方针已定”，应是指与刘湘达成的协议。在7日时，蒋介石曾与刘湘会晤，“对川省财政问题，已商量竣事”。不过，15日的日记“本周经过”中的子条则是“入川部署未定”。这是指与刘湘达成的参谋团入川问题还是抑或有其他所指，并不清晰。然而，12月17日，国民党以“防剿赤匪”为名，决定：“(一)派山炮一营赴渝，归刘湘节制。(二)令第一师胡宗南部接防昭化、广元。(三)令四十七师、五十四师、四十四师及独立第四旅合为一路，由上官云相指挥。四十四师及独立第四旅，经竹山竹溪集中平利、安康、岚皋待命;四十七师、五十四师由洵阳前进，经紫阳联合向万源推进。”这些部队，除第一项山炮一营直接归刘湘节制，其他并不直接部署在四川境内，但基本都在陕西、湖北与四川的边界上。这一安排，或说明蒋介石准备安排中央军入川的计划仅是时间问题，与刘湘的协议只是暂时的妥协。20日，蒋介石预定明年的工作重点，其中第三项是“经营湘黔川桂”，第五项是“剿除川匪”，第六项是“收黔平桂、定川统湘”;23日，蒋日记“注意”事项的第二条为“明上年全力整军与入川部署”，清楚地表明了入川计划及部署已经明确形成。
小结
自民国以降，川滇黔诸省地方实力派就一直游离于中央政府权威之外。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川滇黔地方实力派虽然表面服从于中央，但依然各行其是。蒋介石一直关注川滇黔诸省政治形势的发展，并通过各种方式拉拢刘湘、龙云及王家烈诸人，但同时又采取各种措施，或离间各方关系、或将国民党中央力量不断向西南区域渗透，这也引起各地方实力派的猜忌与戒备。虽然1935年蒋介石改组黔政是川滇黔诸省军政格局发生变革的标志性事件，但1934年各方围绕国民党中央力量入川的考量与博弈，也是考察西南区域军政格局变化的一个关键环节。
对于蒋介石而言，他虽试图“统一”川滇黔，但受到自身实力、各方反对力量及国内外复杂局势等诸多因素的牵制。蒋从其统合全国及“基本区域”的战略出发，一直重视对四川的经营，试图将国民党中央力量不断部署于四川，但遭到四川地方实力派的抵制。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的活动，为蒋介石代表的国民党中央派军入川提供了理由。当时，四川社会内部及国民党高层均有入川之呼声。然而，一方面蒋介石急于集中兵力“围剿”中央红军，另一方面还需要支持刘湘以稳定川局，故虽强化了入川的部署与打算，但未下最后决心。中央红军向西突围后，蒋介石派兵入川的意向更加清晰，入川问题也成为他思考对两广政策及经营“基本区域”的重要内容。
对于刘湘而言，他既需要蒋介石的支持以维护其在四川的权势与地位，又担心国民党中央军入川威胁其在四川的统治。因此，刘湘对国民党中央是既迎又拒，一方面通过政治上的拥护来获得各种利益，一方面又抵制国民党中央力量在四川的渗透。1934年11月，刘湘到达南京后，经过与国民党高层反复折冲，虽然暂时消解了国民党中央军入川的打算，但同时也不得不妥协，同意国民党中央参谋团入川“协赞军事”。
实际上，刘湘及蒋介石双方皆另有所图。刘湘需要蒋介石在财政及其他方面给予支持，蒋介石也需要刘湘配合其“围剿”中央红军及红四方面军的部署，故双方能够达成妥协，但政治目标及利益的不同使彼此的妥协只能是暂时的。作为中央一方的角色，蒋既不能容忍地方实力派的存在，又将控制四川纳入其全国战略的重要一环，其派遣中央军入川的计划及部署已经明晰，只不过是步骤及时间上的安排问题。12月29日，蒋介石日记“注意”事项的第一条为“桂湘黔方针”，包括内容甚多：“甲、助滇黔以制桂。乙、和桂以黔易湘。丙、保湘使各方不加疑惧。丁、保湘，既不能助黔，又不能制桂，何益之有。戊、令湘何入黔追剿，既可用其余力，又可缓和各方，如图桂从缓，则此策无碍也。己、我军既入黔，不患不能制桂，故可置缓图，且应利用湘何从令攻桂，是亦一策也。庚、如上所言，既不收桂，又不收湘，亦不整理中央，与进剿川匪，是于原定方针违背也。辛、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清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当再熟筹之。”结合前面所论，蒋介石在经营川黔湘桂问题上的复杂思量与变化，于此可窥一斑。蒋介石的认知与政策是依时局的变化而调整的，具体思考过程时常变动，但一直将四川作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这与刘湘维护其在四川的统治利益是相冲突的。
从一定维度而言，国民党中央参谋团入川，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西南区域政治转折的先声。此前，国民党中央对川滇黔地方事务一直难以置喙，但中央参谋团入川，使这一局势很快就发生了转变。国民党中央参谋团正式进入四川，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国民党中央与川滇黔地方实力派长期形成的微妙平衡状态，表现出此消彼长之势，国民党中央力量在西南区域得到强化。不过，这一复杂的过程，也呈现了国民党中央与川滇黔各实力派之间的相互算计形态。彼此之间的这种嫌隙，为后来双方日渐隔阂乃至关系最终破裂埋下了伏笔。1949年12月9、10日，云南、四川、西康及贵州先后通电起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蒋介石与西南区域各地方实力派长期相互算计的结果。(责编：廖利明)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南京国民政府与滇川黔地方关系研究”(14CZS05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承蒙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贺江枫教授、湖南师范大学姚江鸿博士等师友指点，谨致谢忱!
原文载于《民国档案》2022年第3期，注释从略。
作者简介：
段金生：云南民族大学科技处教授、博士生导师
高一铭：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2-10-10 15:4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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