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佳奇 | 1942—1945年美国战争信息办公室与中国的对日心理战合作
2022-08-22 15:44:09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 点击： 复制链接
作者陈佳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
战争信息办公室是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开展对敌心理战的重要机构。其在中国的国统区建立了系统的机构组织，筹建心理战小组开展反战工作，得到鹿地亘的支持与帮助。同时，战争信息办公室也注意到中共根据地的对日心理战情况，对其教育日俘的经验进行了系统考察，逐渐意识到日俘可以成为对日心理战的“武器”。但是，战争信息办公室主导的中美合作，深受美国外交政策与意识形态的影响，美国国家形象与价值观念的宣传在两国的合作进程中时隐时现，影响了美国对日心理战的决策与实践。
关键词
太平洋战争 美国战争信息办公室 心理战 中国战场 在华日俘
太平洋战争时期，为减少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加速战争的终结，美国在中国战场积极发动对日心理战，并强化与中国的合作。其中，负责对日心理战的重要机构之一战争信息办公室(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以下简称“战争信息办”)，在中美两国对日心理战的合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中国战场，一部分日俘经过中方或日本反战人士的教育与培训，加入反战斗争的行列。这不仅使美国认识到日俘具有被改变与利用的空间，同时也为其在华开展对日心理战提供了新思路。关于太平洋战争时期战争信息办的在华活动，西方学者多关注其宣传及情报工作的推行，阐明了该机构在华运作的基本样态，在肯定其组织实践的同时也揭示出战时中美合作的裂痕。国内学者王睿恒就战争信息办在华宣传的起源、政策、机制与影响展开系统研究，揭示了美国对华宣传的效果。贾钦涵关注到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与中共军事合作的尝试，集中分析了双方开展军事合作的阻力及最终搁浅的原因。就美国在华的对日心理战，吕彤邻的研究贡献颇多，不仅将在美搜集的原始档案编辑出版或部分翻译以便学界使用，更有专文细致考察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在对日心理战中的角色与作用。亦有其他著述从中共视角出发，探讨中共与美国在日俘教育方面的接触与协作。然而，关于战争信息办在国统区实施对日心理战的具体做法，及其与中共根据地合作利用日俘开展心理战的活动，相关研究并不多见。
笔者拟聚焦于太平洋战争时期战争信息办主导的中美在华对日心理战合作。这一时期，在中国战场的对日心理战，不仅是中美两国的双边行动，日本的左翼人士、海外侨裔、在华战俘等日方反战力量也参与其中，体现了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联合。近年有学者呼吁“从全球史的角度出发，从整体上把握抗日战争研究，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这场战争，充分理解中国人民顽强抗战的世界意义”。受此启发，研究这一问题不仅可为理解太平洋战争提供新的思考，亦可从历史中汲取增进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智慧与力量。
一、战争信息办在华对日心理战之缘起
美国的心理战战略起源于建国初期，开国元勋富兰克林和杰斐逊的外交活动。他们利用报刊媒体、公开演讲、暗中劝说等渠道展开政治舆论宣传，反对英国在北美的殖民统治。就具体策略而言，美国实施的心理战不同于思想战和宣传战。后两者侧重于通过公开手段，宣传己方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思想层面的内容，从而在扩大自身影响的同时建构舆论攻势。然而，心理战的中心目标是强调敌方在战争中的劣势与困境，通过各种方式影响、扰乱、削弱直至瓦解敌方的战斗意志和精神信仰。心理战的形式既包括公开宣传、颠覆策反、特殊行动(人为破坏、游击战、安插间谍)，也涉及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向敌方军民施压，使其对战争前途丧失信心进而放弃武力抵抗。进入20世纪，这种特殊的作战方式日渐被应用在美国的对外战争中。1917年4月，美国成立的公共信息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为实施心理战战略提供了建制化的机构保障，对同盟国发挥了心理攻势之效。二战期间，美国为进一步发挥心理战削弱敌国精神意志的作用，1941年7月，罗斯福设立信息协调处(The Office the Coordinator of Information)，一方面负责信息情报的搜集与评估，另一方面执行美国对敌心理战战略。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受到日本前所未有的威胁。战局的剧烈变动促使美国决策层意识到在增强武力的同时，必须设立专门的对敌心理战机构，强化心理战的运用。1942年6月，罗斯福签署第9182号总统行政命令，设立战争信息办公室，任命曾供职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界名人埃尔莫·戴维斯(Elmer Davis)为战争信息办主任，全面领导战争信息办在信息搜集、新闻宣传及对敌心理战等方面的工作。同时组建战略情报局，将信息协调处一分为二。从此，美国对敌心理战主要由战争信息办负责，而战略情报局只负责在敌占区进行秘密行动。两机构的设备或人员可互通有无，在保持沟通的基础上合作开展对敌心理战，不过两者之间的联系是秘而不宣的，以此保证战争信息办拥有独立的职能与权限。
战争信息办主要有三大分支机构：一是美国内部事务协调办公室，负责强化美国与西半球国家之间的联系;二是战争信息办美国分部，负责在其本土通过各种通迅渠道准备、协调和传播信息，并配合各政府机构的宣传计划;三是战争信息办海外分部，负责策划、开发和执行广播、新闻、出版等对外活动，向西半球以外的国家传播信息。海外分部有两处，分别是设在纽约的大西洋业务部和设在旧金山的太平洋业务部，后者主要是对远东进行短波广播。
在敌我对峙的战争年代，战争信息办从事海外活动的主要目的并非信息传播，而是为尽快结束战争、降低人员伤亡的心理战服务。战争信息办在负责军事咨询和作战指挥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支持下，获得了对日心理战的经费、人员与设备，拥有从事对敌心理战、信息传播、制作发行宣传品等权力。但其在现实行动中依然遭遇不小的困境。日本军民投降人数非常有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心态使其对美军采取强硬的抵抗态度。日本军人在战争中出现了所谓“胜利病”的现象，即在“种族优越论”观念的影响下，骄傲地相信自己永远会战无不胜。他们坚定地认为愈是顽强抵抗，愈能让日本在与盟军作战或谈判中获得更多优势。同时，日本政府也一直强调“每个健全的日本人，无论其性别，都应该被号召加入战斗……面对敌人的武装力量，日本国民都应做好自杀式袭击的准备，为战争献出生命”。日本这种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的态度，极大增加了美军的作战压力，也使美军认识到通过对日心理战开展劝降工作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1943年9月，战争信息办为促使日军放弃抵抗，拟定了《对日宣传大纲》作为开展对日心理战的指导性文件。1944年初，这一文件经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审核修订后获得批准。该大纲强调美国在中缅印、东南亚、太平洋等美日交战地区开展心理战的主要内容是：第一，着重削弱日本军队的精神力量，降低他们对军部的信心并选择投降;第二，让日本民众对政府失去信心，进而愿意为和平的到来努力;第三，利用日本出现的经济和行政问题，减弱日本军队的战斗力;第四，动摇日本民众对政府外交政策的信心。为此，战争信息办从四个方面部署其对日心理战策略：第一，利用日军的乡愁、自怜、忧郁等情绪，降低其战斗意愿;激发日军内部矛盾，在其不同派系、不同军队和不同军种之间制造摩擦;强调美军善待日俘的承诺，并加大宣传美军的战争潜力和技术优势，以增加日军的心理压力;在沦陷区，鼓励民众和伪军对日抵抗，以牵制日本的军事行动。第二，在宣传中强调日本提出的“圣战”理想于民无益，且带来持续不断的伤亡;指出日本官方不仅在处理内政上效率低下，对外夸夸其谈、欺骗民众，掩盖其江河日下的事实。第三，利用日本经济存在的物资短缺、通货膨胀等问题，激发日本军民对政府的不满;说明日本军部及政府的所作所为已使其成为众矢之的，他们与德国之间在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也使其难以获得来自德国的全然信任，日德同盟不久将走向瓦解，日本外交将全面陷入困境。第四，配合美军，通过宣传品，发挥心理战的威慑作用，使日本军民对美军的空袭、进攻、炮击等军事行动愈加恐惧。
在太平洋战争期间，中国牵制了大量的日本军队，美军对日心理战更需在中国战场上发挥作用。正如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所言，“中国在缺乏盟友援助时如何支撑下去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不只在为其民族存亡而斗争，更重要的是为了更无私的理由。如果中国人不承受战争的后果，那日本的侵略将会扩张到世界各地，最终其他任何国家的人民都无法独善其身”。为进一步发挥中国战场牵制日军的作用，降低美军在华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美国开始与国民政府协同开展对日心理战。中国问题专家戴德华(George Taylor)以及拉铁摩尔成为战争信息办太平洋分局的主要负责人。卡尔·克劳(Karl Crow)担任远东事务协调官、沃尔特·威尔格斯(Walter Wilgus)担任远东广播处长官、爱德华·斯坦利(Edward Stanley)负责出版中心的事务、拉西·卡斯特纳(Lacy Kastner)负责电影传播事务，战争信息办在远东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组织人员架构。太平洋分局有三个重要的行动目标：发动对日本法西斯的心理战、与盟军共享太平洋地区的关键情报、推动日本占领区的民众能够坚持抵抗直至获得完全的胜利。
1942年12月，战争信息办中国分部，即美国新闻处(American Information Service)在渝设立，并开设重庆办事处，由费舍尔(McCracken Fisher)担任中国分部的负责人兼重庆办事处主任。他原为美国合众国际社驻华记者，曾任信息协调处的驻华代表。战争信息办在华设立分支机构后，由他主管美国在中国战场的对日心理战工作。重庆办事处配有无线电通迅设备，方便了美国与中国的沟通。重庆办事处每天收到约2000字的文件，涉及美国联合通讯社给国民政府中央通讯社的电报、评论、专题专栏及美国的政策报告。除文字类信息外，图片也可通过无线光缆由美国传递至中国，一张5×7英寸的照片及其文字说明可以在5分钟内传送至重庆。战争信息办的新闻广播信号通常由旧金山发至重庆，有时一些重复性播报还会使用中波传输。通过重庆办事处，中美之间的沟通与联系日渐密切，美国与中国的对日心理战合作由此拉开帷幕。
二、战争信息办在国统区的对日心理战
自武汉沦陷以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的相持阶段。战争信息办对中国提出的“持久战”主张表示支持，强调要协助中国激发抗日的斗志。为方便与中国政府的合作，在1942—1945年间，战争信息办在桂林、昆明、成都、永安、西安、贵阳等地增设办事处，通过无线电报、短波通讯等方式保持联络。为加强与中国的对日心理战合作，战争信息办还在昆明办事处增设心理战小组，专门负责收集日方情报和制作空投传单。至1945年7月15日，战争信息办在华办事处的发展情况具体如表1所示。
战争信息办在华各办事处陆续设立后，最初的对日心理战工作并不顺利。美国驻华大使高斯(Clarence Gauss)对战争信息办的工作成效评价很低。他的不满和质疑，一方面源自机构间的权力竞争，战争信息办并不隶属于国务院，其存在会超过他在华控制的范围;另一方面，高斯本身也质疑心理战的功用，他曾提到，“世界上所有的宣传工作其效果都不如一只驱逐舰”。因此，战争信息办也意识到必须制定合适的在华开展对日心理战的策略，以证明其存在的价值。
在1942—1945年间，战争信息办在华对日心理战的核心目标主要有两个，“推动中国牵制尽可能多的日本兵力”与“保护中国领土、资源和人员，以备日后对日军事行动之用”。主要任务是激发中国人战胜日本的希望，鼓励对日抗争，同时借助空投传单，播放广播、电影、幻灯片，制作海报、杂志等手段，瓦解日军士气。为推进对日心理战在国统区的实施，熟悉中国事务的美国外交官约翰·戴维斯(John Davis)给美军决策层提出了建议。他在给美国陆海军总司令参谋长(亦称“白宫参谋长”)李海(William Leahy)的信中提出，可利用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对战争信息办制作的对日宣传品进行空投。该建议得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许可，美军飞行员陆续在国统区及敌占区空投心理战传单。另外，部分美国空军新兵驻扎在乡村的小据点中，负责维修桥梁、建造仓库、安装电话线等交通或通讯任务。他们中有人是单独行动，有人是和翻译一起行动，同时也尝试监视敌机、搜集敌情。
有了在华美国空军的支持，制作更有效宣传品的问题也被提上日程，特别是对日语人才的需要较为迫切。为此，战争信息办开始聘用一些美籍日裔人士。他们曾经因血统和种族原因遭到美国人的歧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关进集中营。对日心理战的开展，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转机，有些人因日语优势改变了命运。战争信息办将他们组成一支心理战小分队，专门负责撰写对日心理战的宣传品。但是，在国统区工作的美籍日裔人数有限，加之缺乏对日本士兵思想状况及处境的了解，在对日心理战的实际行动中，他们制作的宣传品效果不甚理想。彼时中美两国军队中都有一定数量的日本俘虏，身为日本军人，他们理解日本士兵的心理状态与情绪波动，也了解日本士兵的语言习惯与表达方式。此后，战争信息办逐渐意识到在开展对日心理战的行动中，日俘也将发挥潜在的作用。
为此，战争信息办指出要尽可能争取日军官兵投降。首先，通过制作并散发传单的方式，阐释美军对日本投降问题的认识。传单的内容包括：1.在军事局面日益恶化的情况下，即使是军事传统浓厚的文明国家，国民选择投降也并不可耻;2.在太平洋战争中，日军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因此不能用传统观念去苛责日本士兵的生死抉择;3.投降的日本士兵也是难得的勇士，美军优待日本战俘;4.强调投降美军的日本士兵数量正在明显增加;5.使用化名描述投降日本士兵的个人经历。传单的内容重点不在介绍投降的人数，而是清晰说明如何向美军投降，以及投降后享受的良好待遇，以此击破美军虐待残杀日本战俘的谣言。除此以外，对国统区日俘的采访记录、日俘的生活照、日俘活动的新闻短片均被作为素材，用于对日心理战中。其次，战争信息办也通过在华办事处的无线电短波通讯站，借助日语广播，广泛播报与投降有关的话题。在对日广播中既强调美军武器装备和兵员素质的优势，打击日军的自信心，同时介绍德意两国士兵投降的情况和日俄战争中日本俘虏的故事。目的是使日本士兵认识到在战争中选择投降的现象，在日本历史和当今世界都曾多次出现，以降低其负罪感和耻辱感。
1944年夏，战争信息办推动成立了一个日俘小组，由俘虏平田中尉担任负责人，协助战争信息办从事心理战的宣传活动。这些日俘向战争信息办提出了四项请求：第一，拒绝贬损、辱骂日本皇室;第二，真名在战俘名单中被严格保密;第三，不能被用来进行战俘交换;第四，战争结束后，能够到美国开始新生活。前两项请求还有实现的可能，其余两项则很难落实。不过战争信息办采用缓兵之计，承诺会把他们的请求反馈给美国决策者。起初，他们负责修改、校对心理战传单，其后，该小组辅助战争信息办撰写传单并创办了一份专门供日俘阅读的报纸《新生活》，经常在日军中散发。战争信息办对他们在滇缅地区的心理战给予高度评价，称“很难找到像他们一样兼具热情与动力的心理战小组了”。这一小组可以接触来自日本和盟国的新闻文件，参与传单的整理、制作与修改工作，但战争信息办并未对这些日俘进行更多的反战教育。日俘们难以接受日本即将战败的事实，也不愿在战后回到日本。
这一情况引起美国外交官约翰·埃莫森(John Emmerson)的注意。作为职业外交官兼日本问题专家，埃莫森具备处理对日问题的经验。他大部分时间和该日俘小组待在一起，长期活跃在中印缅战区，为美国决策层撰写调研报告，并与战争信息办的日俘工作组协同开展对日心理战。他相信日本人的精神世界是可以被改变的，即使武士道精神、法西斯主义对日本人的影响颇大，但他们并非铁板一块。埃莫森认为，战争信息办利用日俘从事心理战的规模尚小，特别是国统区尚有更多的日俘未被调动起来。为进一步加强与国统区的合作，1944年底，埃莫森拜访了在国统区开展反战活动的领导者鹿地亘。
鹿地亘，本名濑口贡，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是日本左翼作家的代表人物。1936年他与妻子来到中国开始从事反战活动，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从事敌情研究并编写日文宣传品，对日本战俘也做了大量的教育工作。1939年12月，他在桂林组建了第一个日本人民反战联盟，拥有50名成员。起初该联盟受到国民政府的支持，在重庆也设立了分部，但后来由于鹿地亘被国民政府怀疑投靠中共，所有的活动被迫中断。此后，他借助国统区其他反战人士的帮助，进一步扩大日俘反战组织的规模，并与战争信息办建立联系，以顾问的身份，于1944年协助其发行日语报纸。在重庆期间，埃莫森与鹿地亘、池田幸子、山川要等人一同在鹿地研究室召开会议，集中讨论了对日心理战的方法与策略。
在会谈中，鹿地亘等人建议美国联合中国，成立国际日俘反战组织。这一组织的目标包括：推翻日本军国主义政权、保护人民的权利、保证人民幸福的生活、救济战争受害者等。埃莫森认为可以在关于日本战后问题的国际会议上讨论这一提议。他向鹿地亘等人征询训练日俘从事反战工作的办法。鹿地亘建议，要注重让日俘认识到从事这项工作是为了维护其自身利益，同时也是为自己的国家服务，这会给他们带来特殊的动力。第一，要让日俘清楚了解日本的历史;第二，让他们理解世界局势的演变，并帮助他们找到正确的人生道路;第三，让他们了解日本国内的情况，认清谁是战争的牺牲者，谁能帮助日本摆脱困境;第四，引导日俘熟知反战斗争的策略与方式。此行不仅让埃莫森了解到国统区的日俘反战活动在对日心理战中所发挥的作用，同时也认识到对日俘进行反战训练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进入1945年，战争信息办扩大了在华组织规模，这一方面源于其逐渐认识到中国战区对日心理战的潜在力量，另一方面也是为其在中国沿海地区开展登陆作战而服务。此后，战争信息办改变其宣传品的叙事结构，不仅增加对中方报道的引用，更强调中美合作是对日取胜的关键，肯定中国军队在指挥与参与作战中的贡献。史迪威事件的发生使战争信息办更加谨慎处理对华关系。为减少与国民政府的矛盾与摩擦，其广播内容更强调全体中国人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团结抗战。为开展在中国沿海沦陷区的对日心理战，继重庆、昆明、成都、桂林办事处之后，战争信息办又计划在广州、九龙、厦门、福州、台湾、上海、杭州、南京、武汉、青岛、济南、天津、北平、大连、沈阳等地增开16个办事处，一方面负责发行美方制作的心理战材料，另一方面辅助美军在华登陆。美国陆军出于加强在中国战区通讯联络的需要，也为战争信息办在华办事处增加了一些新的设备，在成都和重庆办事处率先使用，并逐步扩展到国统区其他办事处。
战争信息办在国统区的对日心理战行动，是为改变战争处境、加速战争终结而设计。就其具体效果而言，一方面，由于战时在华日军获得国际信息的途径不多，战争信息办散发的传单中有不少涉及太平洋战局的进展，其中关于日本作战失败的消息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日军的士气。战争信息办在与国统区的反战日俘组织取得联络后，重庆办事处与其领导人鹿地亘也建立了稳定的联系，后者也帮助战争信息办撰写日文宣传资料或散播传单。一些由美籍日裔或日俘创作的短诗、歌谣等宣传品，激发了日本士兵的厌战情绪。其中一份传单曾在日军中广为人知，内容是一首流行歌的歌词，由一个曾在迪士尼工作的美籍日裔音乐家创作。歌词中写道：“夜很长，战争很长，黎明何时到来?”由于传播较广，一些日本士兵能够熟练哼唱这首曲子。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大部分日本士兵阅读过战争信息办散发的传单，对其中的内容也有阅读兴趣，但其对日军的影响却因人而异，他们会被传单内容所触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主动投降。另一方面，对日心理战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日本普通士兵对美军的认识。起初他们受到日本军方战时宣传的影响，对美军采取敌视的态度，被俘后因受到意想不到的人道主义待遇，印证了美军广播和传单上的内容，进而对美军产生好感。有日俘回忆，有一次他被感动到落泪是因为在夜间醒来时，发现一个美国军人给他盖了一条毯子，同时为他们调正了蚊帐的位置。被俘的日本士兵多为平民出身，因经济条件的限制并未接受过高等教育。但他们中已经有人开始思考怎样终结战争以及如何规划日本的未来。美军在华对日心理战，促使日军或多或少接触到来自敌国的消息，这就为战争后期美国重构其在日形象提供了契机。
然而，战争信息办在国统区的对日心理战也遇到了一定的困难，中美双方的合作关系存在裂痕。战争信息办与国民政府之间不时会出现分歧，美方工作人员对国民政府的对日心理战行动不甚满意。这源于美国人认为国民政府机构效率低下、组织无序，且缺乏维护军事情报安全的意识。在国统区，一些中文报纸公开报道美国的军事行动，使美军的飞机遭到日本空军的阻截。另外，战争信息办的工作人员还发现，国民政府内部存在通敌分子，美军曾在四川侦察到通敌的电台信号，竟是江西省某高官的侄子所为，在美军的坚持下，国民政府将此人拘禁了几天，但随后就释放了。
随着美国在华对日行动的开展，战争信息办已认识到国民政府在对日心理战方面存在的弊端，由此，逐渐增加对中共根据地日俘反战情况的关注，尤其是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主持的日俘反战团体——日本人民解放联盟。1944年9月，战争信息办对中共根据地日俘反战运动的考察被提上日程。
三、战争信息办与中共根据地的反战合作
在中国战场，日军的物资供应每况愈下，作战出击频繁，日军下层士兵厌战情绪日益增长。在中共的引导下，一些由日俘组成的反战团体如“日本士兵觉醒联盟”“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在中共根据地陆续建立。及至1944年初，日俘反战团体的活动从华北扩展到华中，成员数量也有所增加，其反战宣传的对象也从日本士兵扩展到在华日本侨民及日本国内人民。中共根据地蓬勃发展引起罗斯福的注意，他委托副总统华莱士(Henry Wallace)来华斡旋，在得到蒋介石允许的前提下，派遣了一个美军观察组进入延安。战争信息办中国分部的负责人费舍尔也位列其中。他于1944年9月随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主要对中共的日俘政策与实践情况展开调研。虽然美国已注意到中共根据地内的日俘反战团体在1939年后配合八路军，陆续参与到反战活动中。然而，当费舍尔来到延安后，中共改造、利用日俘开展对日工作的经验还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其在延安停留时间较短，战争信息办决定在费舍尔离开延安后，派遣其他人员接续其责，深入考察日俘在中共根据地参加反战斗争的具体情况。
1944年10月，战争信息办派遣两名代表访问延安。一位是出生于夏威夷的美籍日裔技术士官有吉幸治，他在延安逗留的时间最久，与日俘接触较多。日俘香川孝志(被俘后化名“梅田照文”)在回忆录中提到1972年他与有吉幸治在东京重逢相聚的情景，可见他还与日俘之间有一定的私人往来。有吉幸治是美籍日裔心理战小组的负责人，毕业于乔治亚大学，当过商店店员、咖啡种植园监管员、卡车司机、筑路工、码头工等，曾参与过美国的劳工运动，是典型的左翼人士。他虽然从未到过日本，但能够流利地使用日语，同时作为战争信息办美籍日裔心理战小组的负责人，其表现也是可圈可点。根据其他组员回忆：“我们组经常要列队齐步行走，枪支是最干净的，制服也是最整洁的。”有吉幸治明确反对美国“知日派”对日本国民性的认知，尤其不赞成日本研究专家提出的日本人不可预测、不可理喻、狂热野蛮、奸诈多变等观点。他相信对日本国民性及士兵心理展开研究，不仅可行而且十分重要。其日语能力及从事对日心理战的经历，使他成为赴延安考察日俘反战活动的关键人物之一。
第二位代表是埃莫森。在延安期间，他对中共改造培训日俘的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展开系统考察，以调查问卷的方式调研中共对日俘反战思想教育的效果。他邀请其中的98名日俘参与问卷调查。根据问卷的结果，有96人认为日本对中国、美国发动的战争是错误的，94人相信日本会战败，96人愿意帮助美军和中共的军队尽早结束战争。埃莫森认为他们确实富有热情并基于一定的信念从事反战工作，且这些日俘中没有知识分子，属于劳工阶层，更能代表普通的日本民众。他还撰写了一系列调研报告，将中共根据地对日工作方针及日俘组织的反战宣传资料译成英文，发送至战争信息办和美国国务院，为对日心理战提供决策参考。
在二人赴延安调研之前，美军已拟定较为详尽的对日劝降报告，剖析了对日心理战的五点不利因素：第一，日本士兵长期接受忠于天皇、为国家荣誉而战、日本勇士战无不胜的思想灌输，对战争的性质缺乏正确的认识;第二，在日本武士所信奉的原则中，忠诚至死是基本信条，他们极力宣扬这类武士道精神;第三，日本人不过分看重生死，他们将战死者奉为民族英雄，而投降者则被视为耻辱，其家人乃至家乡都因此蒙羞;第四，日本军部利用士兵对被俘的未知与恐惧，宣称美军虐待战俘并将毁灭日本;第五，日本人有强烈的从众本能，很难摆脱其文化背景与思维方式。因而，在延安考察期间，在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李初梨和野坂参三的帮助下，有吉幸治与埃莫森广泛接触日俘，试图寻找克服对日心理战不利因素的新方法。
他们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与日俘一同上课，旁听日俘的课堂讨论，并定期召开座谈会。二人意识到美军必须善待日俘并对其进行再教育，利用日俘的现身说法，推动更多人加入反战行列，才能从根本上颠覆日本政府的战争宣传。为进一步获取对日心理战的经验，有吉幸治和埃莫森在延安以组织座谈会或圆桌会谈的形式，邀请从事反战工作的日俘，就制作对日心理战宣传品展开讨论。有吉幸治和埃莫森把美军的对日宣传品分发给日俘，听取他们的意见。日俘参与其中，借助其语言优势与宣传经验，为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反战传单设计提出了建议。
塞班岛战役之后，日本官方大肆宣传当地出现大量平民自杀的情况，将死者塑造为“杀身成仁”的典范，并标榜其为日本武士道精神的突出表现。这些宣传引起美军的注意，他们试图制作文字、图片等日语资料，将塞班岛的实际情况展现出来，以说明自杀并非普遍现象，美军未有违反《日内瓦公约》的行为。日本官方媒体对军民自杀事件的过度渲染，让战争信息办意识到有必要开展“反自杀宣传”。为此，有吉幸治在考察期间也向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日俘征询意见。他们认为美军此前设计的传单过于程式化，未能切实体现出对日本士兵处境的了解和同情。需加入呼吁保护日本士兵切身利益的内容，燃起他们对新生活的希望，这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日军的自杀率。他们建议美军在传单中以日本士兵的口吻，表达其切实诉求，包括停止被掌掴、提供更多的食物、要有休息和假期、能够实现自愿存款、能接种更多疫苗、要安葬战死的士兵、拥有通讯自由、允许使用方言、要求政治自由、要有更好的武器装备、要承认士兵的贡献。《这些有针对性的建议有助于增加美军传单的感染力和说服力，也得到了美方的初步认可。
在传单设计方面，美军此前已注意到词汇的选择应尽量尊重日本士兵的感情。在对日军的直接宣传中，也强调避免使用“投降”这类日本人认为并不光彩的词语，或过多评价生死问题。而且，在美军传单中并不公布日俘的姓名，更不会公开其照片。在根据地日俘的建议下，战争信息办逐渐意识到在照片中透露日俘的身份，对宣传美军日俘政策的特殊意义，决定酌情公布一些日本战俘的照片。同时对心理战宣传品的内容也加以调整，其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日本人民解放联盟还为美方提供了他们撰写的对日慰问信，埃莫森和有吉幸治认为其中两封信件中的故事和语气都很真挚，反映了普通日本士兵被俘后的生活经历、心路历程及对战争和日本未来的思考，能触动日本士兵，遂将两封信翻译成英文，为美国对日心理战提供参考。在广播内容中，战争信息办也更加注意措辞，明确禁止使用贬义称谓如“杏眼人”“亚洲蛮人”等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词汇，因为这不仅会引起日本人的不满，还会引发同为黄色人种的中国人的误解。同时，对美军在华援军的规模，亦不作渲染性的介绍。每周二、周五上午9时，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延安本部会借助中共敌工部门的广播系统，向各地播放反战宣传品的内容，中共根据地的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支部可按期收听，记录信息后在反战工作中加以利用。同时，延安方面也会将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准备的一部分反战宣传资料提供给美方。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战争信息办派遣专人实地了解中共教育、改造、动员日俘参与对日心理战的做法，但其对待中共的政治态度依然十分谨慎。虽然延安方面提供的信息内容与其他地区相差无几，但美方明令禁止战争信息办的海外分部对来自延安的心理战素材发表评论。所有来自延安方面的资料，在被战争信息办采纳使用后，来源均须署名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由此可见，美方确实注意到中共在对日心理战所作出的努力，希望中国团结统一，从而帮助美国有效抗击日本。所以，在太平洋战争时期，战争信息办意在维护国共两党一致抗日的局面，使中美两国对日心理战合作能够顺利进行，以迅速结束战争。
在1945年1月拟定的关于在华对日心理战的长期发展纲要中，战争信息办也坦陈其对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力量知之甚少。美军虽然赞许中国共产党人为理想不懈努力的品格，但美国的利益诉求依然是鼓励中共的抗日活动，使其游击队发挥辅助美军在沿海地区登陆作战的作用，而不是正面支持中共的武装力量。战争信息办明确提出不会在国共问题上选边站队，更不会介入国共争端。毕竟这是涉及中国内政的关键问题，全然倒向国共任何一方都会招致中国许多民族主义者的反感。由此可见，战争信息办对中国局势以及国共两党的认知，受到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影响。
结语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提到：“战争是政治的工具，是政治交往的延续。战争是政治的一部分，政治决定了战争的特点。”心理战恰是战争与政治密不可分的一种证明。在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以战争信息办为纽带，在对日心理战上与中国开展合作。一方面，战争信息办在国统区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组织体系，借助美国在华空军散发宣传品，通过组建日俘心理战小组开展反战工作，并得到鹿地亘的支持与帮助。在1945年以后，又试图扩大组织规模，进一步发挥中国战场对日心理战的作用;另一方面，美方也关注到中共对日心理战的情况，战争信息办中国分部的负责人费舍尔亲赴延安，埃莫森、有吉幸治等熟稔日本事务的工作人员，也对中共教育和组织日俘的经验进行了系统调研，并与日俘反战组织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展开合作。这期间，美国还积极开展对日问题研究。在战争信息办主任埃尔莫·戴维斯的推动下，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就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动机进行深入分析，出版其代表作《菊与刀》，成为美国对日研究的标志性成果。战争信息办的在华心理战实践，让美国决策者意识到，经过合适的引导或培训，日俘可以成为美军对日心理战的“武器”，从而将日俘反战工作纳入对日心理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战争信息办对日心理战也印证了“政治决定战争特点”这一论断。在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与中国的对日心理战合作并非一帆风顺。战争信息办美方人员对国民政府的人事腐败、行政低效等问题多有介怀，与其合作也一度伴随纠葛与摩擦。在史迪威事件发生后，美国虽未停止与中国的对日心理战合作，但盟友之间裂痕业已显现。另外，美国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十分敏感，就中共对日心理战的经验亦审慎待之。美国虽然试图参考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教育日俘的做法，但由于意识形态的明显差异，无法使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激发日俘的阶级意识，美国式代议制民主的吸引力又不及共产主义的理想世界，借鉴延安模式在美国开办的亨茨维尔战俘营(Camp Huntsville)维续时间不长，其作用还很难判断。而埃莫森回国后提交的关于建立日人反战组织的报告，也遭到了明显的删改，只将日俘的成员限定在美国范围内，不允许与在华日俘发生关联，所以未能有效推动中美两国日俘反战合作。战争信息办在华开展对日心理战虽然有其明确的注意事项，尤其强调避免干涉中国内政，但其具体行动却受到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显著影响。1945年春，赫尔利替代高斯出任美驻华大使后，美国公开支持国民政府，促使中共对美认识也出现变化，认为其选择扶蒋反共，对美军延安观察组的态度也随之改变。而战争信息办在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影响下，更加强化与国民政府的合作。
在中国战场，战争信息办尽管一直维系着美国与中国的合作，然而在实施对日心理战的过程中，亦随带输出美国的价值观念，塑造美国的国家形象。一则战争信息办注重强调其“美国式”的普世价值与人权观念：“我们必须向世界表明，美国自由主义或民主的目标是通过追求真理和实践正义来最大限度地改善个人生活。我们必须让世界知道，我们的目标是实现所有种族和人类信仰的完全平等……我们不仅要爱自己的国家，而且要爱全人类。”二则美国在华对日心理战，还伴随着对美国国家形象的建构。正如战争信息办对远东地区的工作指导意见中指出的：“战争信息办要让亚洲人民了解美国的成就，介绍美国的日常生活、科技成就、民主政治、社会福利、通讯技术及妇女地位。”以此激发亚洲人对美国生活的向往，塑造现代民主国家的形象。战争信息办的宣传机制和理念，不但深刻塑造了美国战时的宣传活动，也对战后美国对外宣传工作具有奠基作用，促使战时宣传变为一项长久性的外交工具。这既直接增强着美国的话语力量，又间接影响着战后东亚的国际秩序。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2-08-22 15:4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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