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报》对汪精卫的讨伐
2020-07-24 10:33:24  来源： 近现代史研究动态  点击：  复制链接

　　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公开投敌叛国，舆论一片哗然。中国共产党率先提出要“用一切方法打击卖国叛党的汉奸汪精卫，批评他的汉奸理论”，坚决“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中华报》是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自改版以后，致力于“揭露一切公开的或暗藏的汉奸、汪派、托派、反动投降派的卖国阴谋”，并开辟多个讨汪专题栏目，刊发多篇社论、专论、代论，更以漫画、口号、歌谣等多种民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展开讨汪斗争，在争取全国民众团结抗战、反击“防共反共”叫嚣、辨别真假三民主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媒介传播、引领作用，助力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设。目前，学术界关于讨汪斗争的研究较为有限，仅有成果多关注于大后方中共的讨汪过程，对讨汪之原因、方法、结果的探讨较少涉及。为此，本文以《新中华报》为研究中心，深入探究中共开展讨汪斗争之多种考量、具体方法、实际结果及《新中华报》发挥的媒介引领和动员作用，以期弥补以往研究之缺憾，深化和拓展党报党刊及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研究。

　　一、讨汪之考量

　　“报纸或许不能直接告诉你怎么想，却可以告诉你想些什么。”《新中华报》通过刊发社论、代论、专论，刊载漫画，全面揭露汪精卫等投敌的卖国行径，严厉批判其妥协投降的阴谋言论，以媒介议程转变为公众议程，以对汪精卫卖国行径危害的披露“抓住公众的注意力”，引发社会各界讨论，营造讨汪积极的舆论氛围，发挥媒介的舆论力量，唤起全国各党各派各团体团结抗战意识的觉醒，开启讨汪大幕。一是破坏抗战。1938年底，汪精卫发表“艳电”，郑重声明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谎称日本“尊重中国之主权”。汪氏公然匍匐于敌前，粉墨登场，“为和平之狂吠，作卖国之掮客”，“故意制造日寇可能放弃其灭亡中国之野心的梦呓，制造我军力不足、财力不足与民心厌战的胡说”，纯粹“失掉了中国人的资格”。1939年3月，汪精卫签订“汪平沼协定”，以为“敌国划策，屠杀中国人民”，破坏抗战建国之事业。后赴日本，“更进一步的去直接接受日寇的指令，以加强其破坏中国抗战、破坏民族统一战线、破坏国共合作的活动，以实现他卖国的阴谋”。1939年底，汪精卫与日本签订“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加快投敌叛国速度。其所谓的“善邻友好”，即是“要中国投降日寇”;“共同防共”，即是“亡国灭种”;“经济提携”，更是“操纵中国经济命脉”的危险工具。《新中华报》披露:“按照这卖国协定的一切规定，就是我国无论内政外交军事，无论财政经济贸易，无论税收邮政，无论海陆空交通，无论田园矿山资源，无论文化教育等等，都要归敌寇统治”，而这无疑是“使我亡国灭种的实施方案，就是我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卖身契，就是近卫声明的更详细更具体的实施步骤”，必将使中国人民的命运“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它比袁世凯所接受的二十一条，更要危险万分!”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伪“中央政府”于南京成立，以“日汪密约”为蓝本颁布施政纲领，这“必然更加深了我民族危机，增加了我抗战新的困难”。显见，“汪逆打的是‘和平救国’的招牌，干的是卖国发财的勾当”。二是“防共反共”。汪精卫等不仅从事卖国投降活动，“更大肆狂吠‘反共’以挑拨中国内部团结，实现其‘以华治华’的阴谋”。甚至叫嚣“取消八路军新四军”“取消边区”“取消共产党在民众运动中的工作”。尤其因八路军打击各地伪政权，“便假借这些事实来挑拨离间，胡说什么八路军干政，破坏行政系统之统一”，肆意攻击。同时，“更加强调‘防共’‘反共’的宣传，以转移全国抗日反汪的空气”。因为“打击共产党，就是打击和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中国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取得抗战最后胜利。反对共产党，可以破坏国共合作，引起国共分裂;而今天如果国共合作破裂，便不能战胜日寇”。所以，“‘反共’在日寇、汉奸和投降派心目中，绝不仅仅是一种口号或借口，而实际上是政治上的一个大阴谋”。毛泽东一语中的，“统统不过是你们实行投降的准备步骤”。恰恰是“共产党的抗日到底的坚定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不畏困难的作风，拥护团结统一与合作互助的精神”，成为汪派等妥协投降分子卖国的最大障碍，“所以他们‘防共’‘反共’，就是为他们对日妥协投降扫清道路”。故而，“‘反共’在日寇口中成了灭华的代名词;在汉奸口中成了卖国和降敌的卖身契”，是“日寇破裂中国民族统一战线的阴谋，是它引诱中国投降的法宝”，是“汉奸汪精卫及投降分子破坏国共合作达到投降的借口与桥梁”。总之，“‘反共’就是汪精卫分裂抗日统一战线的阴谋”，“‘反共’即是灭亡中国”。三是曲解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与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民族自卫战争中的纲领基本上是一致的”，而且“共产党主义与三民主义是相容而不是相背的”，并且只有“应用世界上最科学的马列主义理论，方才能够真正正确地深刻地了解与实行三民主义”。但汪精卫却叫嚣共产主义是“国家社会祸乱之源”，“胡说共产党的存在违背三民主义”，“要求共产党取消其组织，放弃其马克思、列宁主义”，称“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而这显然是“公开地背叛三民主义，伪造三民主义”。1940年汪伪政府成立，孙中山之革命的三民主义遭受进一步污蔑，汪精卫等“树立起假三民主义的旗帜，企图取消真三民主义”，而托派反动派则“隐匿于抗日营垒内部，对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亦尽情曲解”，顽固派分子试图以假三民主义“‘反共’‘防共’‘限共’”。这些人“在政治上着重于分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分化国共合作，在文化思想上就着重于伪造三民主义……企图使三民主义的内容，从抗战团结的纲领，变为□□反共或‘和平□共’的汉奸纲领”。其实质便是“假冒‘三民主义’来反对共产主义，要使中华民族解放斗争失去正确的三民主义与马列主义的理论指导”，《新中华报》一针见血指出，“反对共产党主义，实际上也就是要反对三民主义，反对民族团结，反对国共合作”。总之，汪精卫的卖国阴谋昭然若揭，严重危害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设。《新中华报》作为“反对投降、分裂与倒退的有力武器”，“对日寇及汉奸卖国贼一切阴谋毒计加以无情的暴露”，刺激社会各界反复思考汪精卫的汉奸行为，以“激发读者情感，使他与所读内容产生共鸣”，在潜移默化中吸引全国民众加入讨汪浪潮，“造成人人敌忾、步步设防、军民合作战胜日寇的力量”。

　　二、讨汪之方法

　　政治传播学认为:“所有的传播手段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说服。”为了猛力抨击汪精卫等人投降卖国行径，筑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回击“防共反共”的叫嚣，肯定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打击汪精卫等反动派伪造之三民主义、执行革命的真三民主义，《新中华报》反复“说服”国民政府严厉制裁汪精卫及其党羽，并指引中国共产党人开展反妥协反投降运动，以及有针对性地引导全国民众以实际行动讨汪，发挥了媒体的引领导向作用，说服或指引国民党、共产党、全国民众开展正确的、积极的、广泛的讨汪斗争，引发讨汪高潮。于国民党而言，严厉制裁汪精卫及其党羽为之必要。自汪精卫发表“艳电”，“国民党中执委会开除其党籍及撤除一切职务外，未能作进一步之法办，以致叛徒恬不知耻，毫无畏惧，愈益扩大其阴谋，愈益进行其卖国勾当”。《新中华报》严正指出，“缉拿汪逆明正典刑。早已成了每一个中国人民，每一个坚持抗战者的共同呼声”，并要求“惟冀执政诸公，迅定讨逆大针，凡逆党所主者反之，凡逆党所反者主之，坚持抗战到底”。否则，“象汪精卫这样的汉奸头子，跑到敌京，亲上降表，为日寇充当进攻中国的先锋队，还只是轻轻解除职务，试问纪律何在!国法何在!”1939年6月8日，国民政府下令通缉汪精卫，但附逆之人“仍然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活动，而不受任何国法的制裁”，“政府不但没有明令一体通缉归案法办，甚而至今连国民党党籍亦未见开除”，这“实为最大之遗憾”。故此，希冀“我中央政府，对于这帮匪徒，应立即明令通缉……对于混迹抗战阵营里面暗藏及半公开的亲日分子，必须严密清除;而在抗日战线与亲日匪帮中间，划清楚明确的界限”，坚决“反对投降妥协，肃清投降妥协分子，枪毙汉奸卖国贼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褚民谊等”。与此同时，开放群众运动。中共认为，限于国民政府上层的声讨效力微小，务须“使反汪运动深入到全国每一个角落去”。“我们要求国民政府及全国各地军民团体，在坚持抗战到底的方针之下，应即时大胆的积极地开展反对汉奸汪精卫反对一切投降派的群众运动”，“从都市以至乡村，从上级以至下级，动员党、政、军、民、报、学各界，悉起讨汪”。《新中华报》直呼:“宜由政府下令，唤起全国人民讨汪，有不奉行者，罪其官吏，务绝汪党，投畀豺虎。”总之，“把反汪运动，开展成为全国反奸群众运动，把对奸徒之宽恕姑息，看作是对抗战的一种罪恶”，如此“才是正确对待奸徒底办法”。总之，为了争取抗战建国的最后胜利，国民政府“除了应当一贯坚持持久抗战的总方针，坚持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国共两党的合作外，但对于抗战建国的破坏者，绝对不能宽容，需要采取最坚决、最彻底、最严密的有效办法”。所以，《新中华报》呼吁国民政府或是严厉制裁汪精卫，或是依法处置汪派党羽，或是全面开放群众运动，其直接目的即是反对汪精卫等人的投敌卖国行径，打击破坏全国团结抗战的倾向及行为，夯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设。就中共来看，“中国共产党历来是抗战最坚决的反对汉奸最坚决的”。面对汪精卫“和平运动”的狂吠，国内妥协投降分子“防共反共”的叫嚣，中国共产党讨汪总方针是:“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亦即一切为了抗战，“就要反对投降，反对汪精卫的卖国协定，反对汪精卫的伪政府，反对一切暗藏在抗日阵线中的汉奸与投降派”;为了团结，“就要反对分裂运动，反对内部磨擦，反对从抗日阵线后面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进步势力”。毛泽东深刻指出，“强调团结与进步，以反对一切危害抗战的乌烟瘴气，以期抗日事业有进一步的胜利”。为了实现抗战团结进步方针，中国共产党人“当在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克服悲观失望的情绪，在抗战实践中全力开展讨汪斗争，以扭转倒退的时局，争取全国人民共同团结抗战。这就意味着“加强全党的马列主义教育，使全党对目前时局和抗战前途有正确的认识，纠正党内一部分人对时局的两种不争取的倾向——对时局悲观失望消极地等待突然事变到来的右倾倾向，对时局盲目乐观安然等待时局好转到来的左倾倾向”。在思想上，坚定“不怕任何投降派反共派顽固派的进攻”，坚信“中华民族的解放是一定的，中国绝不会亡国”。在实践上，则“第一便要普遍扩大反汪反汉奸的宣传，坚决揭穿一切投降分子的阴谋，从思想上、政治上打击投降派与反共派。坚决明确与具体的证明反共是投降派准备投降地反革命步骤”。此外，还须“猛力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统一战线，组织进步势力，同国民党的大多数亲密地合作，用以对抗投降派与反共派”。同时，“抵抗一切投降反共势力的进攻，对任何投降派、反共派、顽固派的进攻，均须在自律的原则下，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下坚决反抗之，否则其猖獗，统一战线就会破坏，抗日战争就要失败”。为此，更要“发展抗日的民众运动，团结一切抗日的知识分子，并使知识分子与抗日民众运动、抗日游击战争相结合，否则就没有力量打击投降派、反共派与顽固派”。进一步说，就是以讨汪“来间接回应国民党方面顽固分子的反共活动”。显见，《新中华报》指引中共和国人讨汪，主要目的是忠告那些在主观上不是汪派人物，但特别制造国共摩擦、破坏国共关系的某类人，“请你们少闹意气，请你们少存成见，请你们认清共产党、八路军是坚决抗日的力量，是抗日人们的忠心朋友。你们现在反共，客观上就是帮助日寇和汪精卫;你们现在反共，实际上就是反对抗战……就是反对中华民族解放”。实际上即郑重表明:“中国共产党是最忠实、最彻底代表民族利益的政党，是真正能为民族独立解放和为万世子孙摆脱一切苦痛、压迫而奋斗的政党”;更加强调:“谁反对这个政党，谁就是反对民族、人民的利益，并且一定要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谁走上反共的道路，其历史逻辑的发展，就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叛卖自己地祖国，被抛出于中国民族之外”。其实质即公开肯定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及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至于全国民众，又必须在事实上引导真正地给予讨伐，“绝不是限于表面上的空谈”。然而，“一般的说，反汪反投降运动仅限于文字通电，通电声讨固然重要，然而通电声讨后，不继之以实际行动，是很难收到反汪反投降运动的实效的”。所以，讨汪斗争“绝不能仅限于口头上的空洞宣言，而必须是要切实地执行实际政策”，以实际的斗争“从全国各地抗战阵营的每个角落里，无情地扫除汉奸妥协投降分子，制止破坏团结”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另外，改变“反汪反投降与实际斗争联系异常薄弱，对清除汪逆余孽与少数妥协投降分子不力”的状况，赋予讨汪以更深的内涵，“将反汪运动与整个抗战问题联系起来，这是从最积极的方面进行反汪反投降运动，同时也是反汪反投降的最好的和最有效的办法”。譬如，“汪精卫降日卖国，反汪的人应该抗日救国;汪精卫实行反共卖国，反汪的人应该坚持联共救国;汪精卫反对国共合作，反汪的人应该坚持国共合作;汪精卫实行政治反动，反汪的人应该实行政治进步”。从这一角度出发，汪精卫盗用三民主义，全国民众须奋起“彻底实行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坚决反对“汪精卫篡改了的反动的假三民主义”，认清“中国的三民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有共同的目标，便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同时，加紧学习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的全部革命理论和方法”，坚决与那些“污蔑马克思主义的人作斗争”，并“加紧实行三民主义”，做到“马克思主义者与三民主义者精诚友爱的合作”，共同“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新中国”。实质上，“说服传播的主要影响在于刺激个人思考他的原始观点和传播中建议的新观点”。《新中华报》作为中共中央的“喉舌”，也是各党派了解中共政策的一面“窗口”，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体。故而，以《新中华报》说服、指引各党派、全国民众开展行之有效的讨汪斗争，愈发刺激读者按照报纸的观点指引自身行动，以“指路明灯”的作用坚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回击“防共反共”叫嚣，执行革命之真三民主义。

　　三、讨汪之结果

　　报刊有其固有的功能定位，故“报纸不能篇篇都是大文章，板起脸孔说话”。为争取更多的民众讨汪，《新中华报》或直接刊载边区新闻，或转载延安新华社消息，或抄收重庆中央社电讯，并创办《援助香港反汪罢工工友运动》、《展开反汪运动》等栏目，以短小精悍的简讯展现全民讨汪的结果，助推讨汪斗争进一步向纵深发展，以媒介的传播作用反复影响民众情绪，调动其讨伐热情，再掀讨汪浪潮。首先，陕甘宁边区以实际行动开展讨汪斗争。1940年2月1日，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延安民众举行讨汪拥蒋大会，以歌曲嘲讽汪精卫“愿做日本强盗的忠臣”，以口号“反对汪逆精卫卖国密约”，并陈救国大计十端，“愿我国民政府，各党各派，抗战将士，全国同胞采纳而实行”。毛泽东作《相持阶段中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时指出，以“通俗而诙谐的语句痛斥着汪派分子的卑鄙无耻”，并指明全国人民奋斗的方向。吴玉章历数汪精卫的卖国罪状，认为“他的方向就是……历史向后退的方向，他的名字也就是投降叛变的可耻标志”。林伯渠将“中日新关系调整纲要”看作是“替我们中国安排了亡国灭种的命运”，号召边区200万民众要“坚持反对汪贼汪派任何卖国的言论行为”。1940年2月27日，甘泉县召开讨汪拥蒋大会，指出“日汪密约”是“亡国灭种的卖国条约”，如此将使中华民族永不翻身，世代为日本的奴隶。同时，安塞县民众“团聚一道，举行了激昂的反汪拥蒋大会”，决定“加紧锄奸运动”，为“巩固边区”、“拥护边区政府”而斗争。1940年3月1日，晋东南各界在朱德和彭德怀的带领下举行反汪拥蒋大会，决心从“实际工作中去‘讨汪’”，肃清“抗战营垒中的汪精卫及其附和者”，争取抗战最终胜利。更为重要的是，在“全边区五分钱的募捐运动”的号召声中，边区民众积极响应声援香港反汪罢工工友3的运动，再次以实际行动参与到讨汪的大潮。八路军政治部印刷厂的工友“很热忱”，“大家抢着往主席台挤去，争着说自己愿捐出的数目”。边区机器厂工友将置办冬衣的财款“尽力捐助”，并拟二次募捐。边区振华造纸工业合作社全体职工对香港三报工友“表示了无限的同情”，慷慨捐助。延安光华制药合作社工人援助“情绪也极为高涨”。同时，延安市工会积极响应“五分钱募捐运动”，召集本市各分会负责商人商讨捐款办法。延安市职工委员会主动捐助三报工友，“聊表兄弟之友爱”。除各商会、工会、工友的支持外，边区社会各界也展开对香港三报工友的捐助活动。为更直观表明边区党政军民学各机关、各团体积极捐助的情况，根据报纸内容特作《延安等各界捐款一览表》(见后)。该表所显示的捐助数额多少不等，但在边区艰苦的环境中，社会各界为反对妥协投降，坚持团结抗战，纷纷慷慨援助。截至1940年7月，《新中华报》共代收捐款8951.95元，营造了边区各界轰轰烈烈互帮互助、团结有爱的氛围。如陕甘宁边区党委全体工作人员“怀着对汉奸汪派投降分子的极端的仇恨”，接连两次募捐。边区民众剧团“准备冒着严寒，出发各地工作，扩大边区的援助香港反汪罢工工友运动”。中共中央秘书处节省三天的伙食、边区医院饲养员陈德山节省吸烟费、边区民众剧团的女同志节省缝制棉衣的钱款均捐助给香港反汪三报工友。边区二兵站医院第四休养所的休养人员更是“异常慷慨捐助”，此种热忱“十足表现了对香港反汪工友的爱护与同情”。显见，边区各界的捐助活动，“决不仅是出于单纯的同情，而是以实际行动参加反汪派汉奸、反‘张精卫’‘李精卫’等妥协投降的斗争”，展现出边区民众团结抗战的决心和信念。《新中华报》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援助运动中充分发挥媒介的传播作用，如陕甘宁边区淳耀县民众自从在《新中华报》上看到香港反汪工友罢工的消息以后，展开了“热烈的募捐运动”。八路军兵站汽车队的工友“在《新中华报》上看到你们组织回国服务团的消息，特发动了直属队的募捐运动”。其次，国民政府严惩汪精卫及其党羽。在中共及全国民众排山倒海讨汪浪潮的冲击下，1939年6月8日，国民政府明令通缉汪精卫，认为其“违背国策，不顾大义，于全国一致抗战之时，潜离职守，妄主和议，并响应敌方谬论，希冀煽惑人心，阻扰大计”，故此，“即由全国军政各机关，一体严缉拿获，依法惩办，以肃纪纲”。1939年8—9月，国民政府又相继通缉周佛海、陈璧君，开除并通缉褚民谊、梅思平、高宗武等7人。这“正是全国爱国同胞的迫切要求，全国人士聆悉之余，莫不极感兴奋”。而且，蒋介石于1940年1月底先后发表《为“日汪密约”告全国军民书》《为“日汪协定”告友邦人士书》，揭露“日汪密约”的卖国阴谋，公开批评汪精卫是日本人的奴隶，其行为“替敌阀建造灭中国的路子，替敌阀建构陷死中国国民的路”，其密约“较之民国四年的二十一条，不知道要广泛毒辣到多少倍”，并宣称汪精卫与日本“所签订之协定，其本身之价值，不发生任何效力”。

　　延安等各界捐款一览表

　　最后，全国各界纷纷声讨汪精卫。汪精卫的卖国行径引起“国愤”，“全国各地军民，莫不愤慨，一致群起声讨”。1940年1月，朱德、彭德怀电呈蒋介石反对“日汪密约”，批判“汪逆及其党徒之无耻丑恶，只图卖国肥己，置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1940年4月，再次发布《八路军新四军讨汪救国通电》，希冀“合四万万五千万人之心为一心，坚持抗战局面，争取最后胜利”。国民党讨汪人士颇多，陈诚指责汪精卫“一切挑拨离间污蔑吾抗战将士”，力主全国同声讨伐;李宗仁斥责汪精卫必将“沦为全国人民世代子孙永为敌人奴隶牛马”;何应钦发布广播，驳斥汪精卫的投降谬论;顾祝同号召全体将士，“坚决抗战，锄此奸逆”;云南绥靖公署主任云龙、副主任吴鼎昌公开严声讨伐汪精卫。同时，全国大学校长誓与汪派汉奸作“殊死战”，各地报社痛斥汪精卫“丧心病狂”，上海各工会以讨汪拥护抗战建国国策、全体市民以散发传单、各学校学生以罢课方式同声讨伐，由此形成全国上下一致讨汪的大趋势，造成“全国统一的、广泛的、坚强有力的、群众的反对汪精卫的巨潮”。典型报道是党报重要的舆论手段，“是一种用来引导舆论、指导工作、催人奋进的常用报道形式”，新闻效应十分显著。《新中华报》通过报道中共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国民党政府、多位社会知名人士及多个团体声讨汪精卫的典型事例，恰是以榜样示范的作用强化传播，扩大舆论，熏染社会，动员更广泛的民众加入讨汪巨流，抨击其“防共反共”的阴谋论调，打击其以假三民主义破坏抗战建国纲领的汉奸行径，共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四、结语

　　在中共努力下，全国群众性的讨汪斗争如火如荼。虽未能阻止汪伪政权的产生，但全国广大民众已清醒认识到汪精卫投降叛国的丑恶嘴脸，意识到“坚持抗战则生，中途投降则亡”普遍真理，这对于全国团结抗战、持久抗战“起了大的作用”。而且彻底打破了汪精卫“和平建国”的阴谋，“日汪密约”遭到全国民众的唾弃，“以后，连汪精卫也不敢公开承认有这一密约”。不仅如此，而且对“蒋介石顽固派集团本身的妥协投降企图，也起了十分有力的遏制和震慑作用，并阻滞和限制了它的反共步伐和规模，这对于继续保持统一战线和维持抗战局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华报》作为中共讨汪的先锋，不仅全面揭露汪精卫投敌卖国的行径并揭示其危害，还说服、指引各党各派各团体开展正确的讨汪斗争，又以报道全国讨汪之形势助推斗争的进一步发展，尤其强烈呼吁国民政府依法制裁汪精卫，相比于重庆《大公报》1939年4月5日才指出国民政府对汪精卫等人“并未发动国法……实为姑息养奸，过于优容”等看法，不仅时间早且程度深，充分发挥了报刊媒介的舆论引导、传播动员作用，成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但一段时间以来，《新中华报》未曾引起学术界重视，相关史料未曾得到有效挖掘。事实上，《新中华报》是蕴藏丰富的“宝矿”，是研究陕甘宁边区中共政治活动史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来源。故而，以《新中华报》研究中共的讨汪斗争，对于拓展和深化中共党史及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领域均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作者简介：耿显家，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室主任。

责任编辑：李艳萍 最后更新：2020-07-24 10:3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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