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香港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1）
2017-11-16 10:54:22  来源：论文网  点击：  复制链接

　　香港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与党组织的发展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于7月8日以“华南情报号外”的形式，通报有关情况。13日，又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华南区总部的名义，发出《华北抗战宣传大纲》，就动员群众援助华北抗战的问题作了部署。

　　8月15日，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香港60多个海员团体联合成立香港海员工会，宣布海员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香港洋务、五金、煤炭、印刷等行业工会相继成立，发表时局宣言，拥护全民族抗战的主张。香港海员多次举行拒运物资去日本的罢工，参加者达5000多人。此外，香港青年学生救亡团体积极进行抗日宣传、义卖和募捐活动，是香港抗日救亡运动的生力军。

　　1937年8月22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香港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撤销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张文彬任书记，薛尚实任组织委员，饶彰风任宣传委员。南委机关设在香港(1938年2月迁至广州)，隶属于中共中央领导(1937年12月后由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委机关刊物仍为《大路》，饶彰风任主编。南委领导广东、广西、香港、澳门、贵州、昆明等地的党组织。

　　与此同时，香港市工委改为香港市委，吴有恒任书记。1938年1月，改组香港海员工委，曾生任书记。3月，香港党员人数增至470名，其中工人占60%。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派廖承志、潘汉年到香港筹建八路军办事处。经过周恩来与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的协商和香港总督的批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于1938年1月成立，设交通、机要、通信、财务、侨委等部门，廖承志任办事处主任。

　　1938年4月18日，根据中共中央和长江局批准建立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干部扩大会议在广州召开，宣布撤销南委，选举产生中共广东省委员会。张文彬任省委书记，薛尚实(后为李大林)任组织部长，饶彰风任宣传部长，古大存任统战部长，梁广任职工工作委员会书记，尹林平任军委书记，麦蒲费(后为吴华)任青委书记，张越霞任妇委书记。

　　1938年6月，宋庆龄在香港组织保卫中国同盟，向国际友人和华侨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同时募集大批医药物资，支持中国抗战。8月13日，广东全省开展“八一三”抗日救亡献金运动。抗日献金运动的浪潮波及全港，献金达百万之巨，被誉为“无产阶级领导富人献金救国”，“大大提高了党的信仰与群众的情绪”。

　　1938年10月13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电示广东省委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要在东江日占区后方开拓游击区。廖承志遂召集曾生、吴有恒等开会，决定由曾生、谢鹤筹、周伯明等，带领党员和积极分子，到惠阳组织人民抗日武装。

　　10月18日，当广州即将沦陷时，广东省委针对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召开紧急会议。会后，李大林到西江，尹林平到东江，梁广到香港，加强对各地党组织和抗日活动的领导。10月20日，中共西南特委成立，罗范群任书记，下辖新会、台山、开平、恩平、阳江、阳春、鹤山、高明等县的党组织。10月24日，中共东南特委在香港成立，梁广任书记，下辖中山、番禺、南海、顺德、惠阳、东莞、宝安、广州、香港、澳门等地的党组织。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成立后，致力于动员和推动华侨、港澳同胞和国际友人支持和参加中国抗战。此外，1938年在香港还设立了中共香港统战工作委员会，专门负责包括华侨、港澳同胞在内的抗日统战工作。为争取华侨、港澳同胞抗战，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创办《华侨通讯》，保卫中国同盟创办《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揭露侵华日军暴行，刊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报道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优秀事迹，报道华侨、港澳同胞、国际友人支援抗战的情况。这两份刊物在香港、东南亚和欧美各国发行，在侨胞、港澳同胞、国际友人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在党组织的支持、发动下，港澳地区各抗日救亡团体纷纷建立。

　　中共领导的香港抗战文化

　　抗战爆发后，香港的政治形势也朝着有利于中共活动的方向变化：港英当局对民众运动的限制有所松动;香港民众的爱国情绪日益高涨;香港的自由港性质，使各种政治势力可以以商业活动的形式展开角逐，形成一个较好的统一战线工作环境。

　　香港党组织在党内进行统一战线的理论教育，加强对各党、各派、各团体及各阶层的统战工作，克服统战工作中的短期行为，特别是争取“大量吸收文化界的左倾分子入党和有计划的培养和领导非党的文化工作干部”，以适应文化人来港，使“香港由商业城市逐步转变成文化城市”。

　　此时，为保护文化人士，发展抗战文化事业，党组织有计划、有组织地将内地文化人士转移到香港。其中有胡愈之、柳亚子、茅盾、夏衍、邹韬奋、阳翰笙、杜国庠、陈翰笙、司徒慧敏、蔡楚生、胡绳、萨空了、欧阳予倩、林林、戴望舒、杨刚、杨潮(羊枣)、恽逸群、刘思慕、萧红、端木蕻良、金仲华、马思聪、郁风、周钢鸣、林焕平、黄苗子、张铁生、范长江、戈宝权、胡风、章泯、丁聪、宋之的、千家驹、廖沫沙、于伶、黎澍、张友渔、韩幽桐、黄药眠、凤子、舒强、葛一虹、胡仲持、沈志远、袁水拍、叶浅予、冯亦代、梁漱溟、乔冠华、梅龚彬等。抗战爆发前已在港的文化人有许地山、胡春冰等。从欧美归来的有戴爱莲、姚锦新等。

　　大批文化人士汇集香港后，周恩来就“如何对待文化战线上的朋友”的问题，明确指示廖承志：“第一，不能拿抗战前的眼光看他们，因他们已经进步了;第二，不能拿抗战前的态度对他们，因他们已经经过一些政治生活，不是从前上海时代的生活了;第三，我们也不能拿一般党员的尺度衡量他们，去要求他们，因为他们终究是做上层统战及文化工作的人，故仍留有一些文化人的习气和作风。”香港党组织遵照这一精神，积极做团结文化界人士的工作，占领和开辟香港文化阵地。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周恩来认为党在香港建立全国性乃至具有国际意义的文化宣传阵地的时机已经到来。

　　几年来，党在香港打下了文化基础;大批不堪忍受国民党文化专制的人士从重庆、桂林等地汇集香港;日本征服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南进态势已明朗化，英日矛盾日益不可调和，英对日态度由中立、妥协向强硬转变。同时，抗战形势的发展，也要求在香港建立党的文化基地：顽固派加强文化检查和邮检，查封各地生活书店，港澳及海外读者看不到《新华日报》等;顽固派勾结汪伪政权，联合德、意、日，大造“蒋汪合流”“反共反苏”舆论;“重庆方面终于发现香港是一块重要阵地，且被共产党‘捷足先登’后，急忙向香港派出人员，建立各种社团到处活动”。

　　周恩来致电廖承志：在香港建立我们自己的宣传据点，出我们一张报纸，不仅在香港发行，还要发行到东南亚等地去。

　　为此，廖承志经与邹韬奋、夏衍、金仲华、范长江、乔冠华、杨潮、张明养、胡仲持等人商讨，决定创办《华商报》。由邓文田任总经理兼督印，邓文钊、范长江任副总经理，范长江主持日常工作，政治上由廖承志领导。夏衍、张友渔、邹韬奋、胡绳等参与《华商报》工作，撰写社论及各类稿件。《华商报》的基调是“主张团结、民主、抗战”，但与《新华日报》有所区别。4月8日，《华商报》正式创刊。这家报纸被称为20世纪40年代高挂在香港上空的“一盏明灯”。

　　《华商报》问世后，中共党组织又支持创办或复办了几家进步报刊。主要有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端木蕻良主编的《时代文学》、茅盾主编的《笔谈》、梁漱溟负责的《光明报》等。

　　在筹办《华商报》的同时，廖承志、潘汉年等着手建立领导全港抗战文化运动的机构。3月24日，他们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周恩来，提出建立党的统战文化委员会的建议。5月初，经中共中央同意，党的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香港文委”)正式成立，由廖承志、夏衍、潘汉年、胡绳、张友渔五人组成，下设文学、新闻、学术小组。各小组又分别组织文艺、戏剧、学术、新闻、国际问题和妇女问题座谈会。在香港文委的领导或组织下，各种文化组织不断涌现，主要有由宋庆龄任名誉会长、颜惠庆任会长的中苏文化协会，张一?、许地山主持的新闻学会和世界语协会，乔冠华、胡一声、吴全衡等主办的香港中国通讯社，丁聪等主办的新美术社，司徒慧敏等主持的旅港剧人协会等。《华商报》的创刊和中共香港文委的建立，标志着香港文化宣传阵地的建立。

　　1941年夏，苏德战争爆发，日军加紧南进，国际形势发生根本变化。文协香港分会(香港文委的外围组织)呼吁中、苏、美、英联合起来，开展反德、反日文化运动。许地山、茅盾等发表《中国文艺作家给欧美文化界的一封信》，夏衍、戈宝权、廖沫沙、黄药眠、叶以群、于伶、宋之的、胡风、章泯等发表《致世界作家书》，号召全世界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组织“反法西斯作家同盟”，共同反对法西斯。

　　在香港党组织的推动和进步文化人士的努力下，战时香港由“文化沙漠”变成了“文化绿洲”。

　　秘密大营救

　　抗战以来，香港集中了大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尤其是皖南事变后，因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对抗日进步人士的迫害，许多文化界人士及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在内地不能立足，辗转来到香港。由此推动了香港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带来了香港抗战文化的繁荣。

　　香港沦陷时，困于港九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和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有300多人，他们的行踪逐渐为日军察觉。日军占领香港后即封锁港九交通要道，实行宵禁，分区、分段、挨家挨户检查，搜捕抗日分子、文化名人和民主人士，并发布命令，限令有关人士前往“日本军报导部”或“地方行政部”报到。日本文化特务还在香港公共场合点名要蔡楚生、司徒慧敏等到日本占领军司令部“会面”。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处境万分危急。

　　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对此极为关注。12月8日，即日军向港九发动进攻的当天，中共中央急电周恩来、廖承志，要求设法保护并帮助旅港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撤离，将他们转移到东江抗日游击区。为此，南方局和周恩来于12月9日急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和东江抗日游击队领导人，要求他们坚决执行中共中央指示，不惜任何代价，不怕牺牲，积极营救滞留在港九地区的各界知名人士和国际友人。特别是对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要全力保证他们安全撤离。

　　日军进攻香港前夕，中共南方局南方工作委员会正在香港开会，张文彬、尹林平、梁广、杨康华等均在香港。南方局派到香港工作的李少石、潘汉年、刘少文也在香港。按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关于紧急开展营救工作的指示，张文彬、廖承志、尹林平等先后在香港、宝安和惠阳，召集香港党组织、广东党组织及东江抗日游击队领导人会议，部署营救工作的种种问题，决定乘日军刚到香港，对情况还不了解以及大批居民逃难疏散的机会，以最快的速度，帮助滞港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迅速转移。

　　营救工作从寻找营救对象开始。当日军压境而来时，许多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已从九龙退至香港岛。香港陷落后，在日军多次搜捕中，这些人又几易住址，到处躲藏。中共党组织派出的港九武工队员和交通员，克服各种困难，把需要营救的人一一找到，然后避开敌人的搜捕，将这些人转移到秘密住址。在武工队护送下，从1942年1月5日晚开始，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分批从香港岛偷渡过海，到达九龙港九大队交通站。

　　在这次秘密大营救中，被党组织和东江抗日游击队营救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主要有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胡绳、夏衍、戈宝权、张友渔、黎澍、乔冠华、沈志远、刘清扬、胡风、千家驹、范长江、萨空了、廖沫沙、蔡楚生、司徒慧敏、丁聪、叶浅予、章泯、金山、张明养、宋之的、梁漱溟、高士其等。被营救脱险的还有国民党海军少将陈策，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的夫人上官贤德等10多人。与此同时，还帮助近百名英国官兵、各国侨民安全撤离香港。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1-16 10:5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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