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边城》之抗战前夜
2018-04-19 17:13:45  来源：徐肖冰  点击：  复制链接

　　1937年1月10日，毛泽东从陕西保安(今志丹县)出发，随中共中央机关前往延安。离开保安时，女儿李敏(这个名字是1947年随母亲贺子珍从苏联回国后起的，出生时由邓颖超给起了个小名“娇娇”，一般都叫她“毛娇娇”)刚出生不久，还未满月。毛泽东将襁褓中的女儿抱在怀里，亲着孩子娇嫩的脸蛋，高兴地说：“我的娇娃，你赶上好时光哩，我们就要到城里住呢。”(《叶子龙回忆录》4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0月1版)

　　延安坐落在凤凰山和宝塔山之间的一块平原上，延河沿着两座山的北面拐了个小弯向东流去，南川河则从两座山之间汇入延河，清凉山在延河的北面。三山夹两河，是延安的基本地形。

　　西安事变前，延安被东北军占据。西安事变后，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结成“三位一体”的军事同盟，原来在延安的东北军撤向西安一带集中，以便对付国民党中央军的进攻。留守延安的国民党地方民团在中共陕北地下党的工作下，准备迎接红军进城。1936年12月18日，也就是西安事变六天后，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命令红一军团总指挥罗斌带一个团进入延安，没动什么干戈，比较顺利地在延安城楼挂起了红色苏维埃的旗帜。

　　1937年1月13日，毛泽东进入延安，受到了延安各界的热烈欢迎，有机关干部、学生、战士和市民一万多人，从大砭沟口到城北门，排了几里路。毛泽东与市民代表们一一握手。有一位代表牵着一匹高大的骡子请毛泽东乘骑，毛泽东表示谢意，但没有骑，而是踏着封冻的冰面步行过了延河。他身穿灰土布衣，头戴八角帽，走到哪里哪里就发出热烈的欢呼声。

　　延安宝塔山上的宝塔是明代所建，塔旁有一口明代的大钟，中共中央在延安时曾用它来报警和报时。秦代，始皇帝派蒙恬在秦都的北大门修筑长城，退却匈奴入侵之敌达七百里。宝塔山上还有宋代修建的城池和鹿寨，范仲淹题刻的“嘉岭山”三个大字，告诉人们这里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隋唐时，这里有盖吴灭胡起义、花木兰代父从军、刘迦伦起义。南北朝时，陕北人为了抗击北方部落赫连勃勃入侵中原，在黄陵县境内筑起了“统万城”，如今只剩下残砖断瓦。明代，陕北出了个“闯王”李自成，南征北战十几年，最后打进了紫禁城，一箭射在了午门的匾额上……

　　同保安相比，延安在陕北算是大城市。坚固的城墙顺着山脊蜿蜒而上，越过一道道山梁。除了山根的窑洞，城里有相当漂亮的房屋和院落。那些最宽敞最漂亮的院落，红军到来前都已经空空无人，有钱人认为共产党“共产共妻”，早跑到乡下或西安去了。延安大约有居民三四千人。在露天的集市上，农民和商贩还有少量的猪肉、蛋类及其它食品出售。还有一些小商店、小饭馆和旅馆，在照常营业。

　　除安顿徐特立这样的老人和李德、马海德这样的外国友人住在城里之外，毛泽东、朱德等都住在凤凰山根的窑洞里。张国焘选择了不城不窑的民居，各机关选择了适合自己的聚居地。一夜之间，延安成了红色中国的首都。

　　毛泽东到延安后，住处换过几次，最初是住在凤凰山下姓李的老乡家。这是五孔见方平顶的窑洞，洞前横砌着一道黄土墙，使得窑洞成天见不到太阳，阴暗潮湿。虽然生了一盆炭火，但无济于事，毛泽东平时睡惯了炕，这个窑洞里偏偏没有炕，只得架了一张床。每天起床时，被子潮乎乎的。

　　到1937年夏天，住了半年的毛泽东得了风湿病，右胳膊疼得抬不起来，连写字都困难，他又得天天伏案写作，痛苦不堪。毛泽东不爱看医生，这次疼得实在受不了，让他的秘书叶子龙去请中央军委卫生部长姜齐贤来诊治。姜齐贤来后，告诉毛泽东，这种病是由于长期住在潮湿的房间造成的，换一换环境，结合治疗，慢慢会好的。毛泽东皱着眉头气恼地说：“我就不信，我毛泽东非得住高楼大厦不行。干什么嘛，连胳膊都治不好，撤职!”

　　一直到1937年8月底开完洛川会议回来，毛泽东还住在李家窑洞，风湿病越来越重。叶子龙急了，到处寻访，看中了坡下不远张国焘住的吴家大院。这是一座宽敞的四孔窑洞，屋檐宽大，为了防潮，还用石板铺了地基。叶子龙请张国焘搬了出去，让毛泽东住了进来。毛泽东在吴家大院住了一年多，胳膊渐渐好转。(《叶子龙回忆录》4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0月1版)

　　1937年1月中旬，“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中革军委主席毛泽东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21日，毛泽东出席了抗大举行的开学典礼，并发表讲话。抗大和随后成立的陕北公学、延安女子大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等，都成为培养革命干部的延安的“黄埔军校”。毛泽东对这些学校的教育非常关心，时常来演讲，还亲自担任教员，讲授课程，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的许多篇章，都在学校讲演过，甚至最初就是教材。在抗大的开学典礼上，毛泽东说：抗大像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磨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打倒日本，去创造新社会。(《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64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1版)

　　1月30日，毛泽东致信徐特立，祝贺他的六十岁寿辰。徐特立比毛泽东大十六岁，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老师。信中说：“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一九二七年秋天加入共产党，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他赞颂了徐特立的品质，“你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而在有些人他们心之某一角落，却不免藏着一些腌腌臜臜的东西。”“你是处处表现自己就是服从党的与革命的纪律之模范，而在有些人却似乎认为纪律只是束缚人家的，自己并不包括在内。”信的结尾，毛泽东祝徐特立健康长寿，成为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

　　也是在这一天，毛泽东致信李克农，请他购买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两部。自从来到陕北后，毛泽东不像长征途中那样忙于军事指挥，可以抽点时间读书学习。但陕北地处偏僻，收集书报不易，所以毛泽东广泛收罗，下了很大功夫。

　　毛泽东少年时读过六年的私塾，学过《三字经》、《幼学琼林》和四书五经等儒家经书，也喜欢读《精忠传》、《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榜》等古典小说。1910年，一个叫李漱清的维新派教师从外地回到韶山，给十七岁的毛泽东带来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这是毛泽东读到的第一本包含新思想的书。

　　那年秋天，他离开韶山，到湘乡东山小学堂读书，接受新式教育，开始接触自然科学和地理、英语等科目，也才知道慈禧太后已经死了，新皇帝即位都两年了。他读了表兄文运昌借给他的一套《新民丛报》合订本，康有为、梁启超成为他崇拜的人物。同学萧子暲(即萧三)借给他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他被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等历史人物的事迹深深感染，作了大量的标注和眉批。

　　1911年，毛泽东来到省城长沙，就读湘乡驻省中学。读到革命派办的《民立报》，思想受到巨大冲击，曾将自己的一篇文章贴在墙上，表示支持国民党推翻清朝，建立民国，提出请孙中山回来当大总统，康有为做内阁总理，梁启超做外交部部长。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毛泽东投革命军当了半年兵，当兵期间从《湘汉新闻》上第一次看到了“社会主义”这个词，但并非后来社会根本制度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只是由社会名流江亢虎组织的中国社会党鼓吹的社会改良主义。后来，他退伍，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读了同学柳潜借给他的《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学习了半年后，感觉校规刻板，课程有限，就退学自修。住在湘乡会馆，每天步行三里路到浏阳门外定王台的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

　　在湖南图书馆，毛泽东读了西方十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近代科学的书，如卢梭《民约论》、达尔文《物种起源》，特别是严复翻译的书，如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肆言》等，受到西方近代启蒙思想教育。当他第一次看到图书馆墙上悬挂着的一张世界大地图时，非常震惊，才知道世界原来是多么大，中国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湘潭县在地图上根本没有。(《毛泽东传(1893-1949)》1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1版)

　　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第二年春，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范。在第一师范，毛泽东结识了杨昌济、徐特立、王季范、黎锦熙等一批学识渊博、思想进步的教师，也与蔡和森、周世钊、李维汉、萧子暲、何叔衡等人成为同学。在一师期间，毛泽东阅读了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时代的思想家著作，阅读了从二十四史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昭明文选》到《韩昌黎全集》，从《读史方舆纪要》到本省县志等大量书籍。

　　1915年秋，二十二岁的毛泽东读到了陈独秀刚刚创办的《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启蒙，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对西方哲学、伦理学发生浓厚兴趣，在德国康德派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上写了一万二千字的批语。

　　1918年8月，毛泽东和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二十四名青年从长沙进北京，组织赴法勤工俭学。10月，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图书馆主任是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毛泽东阅读各种新出书刊，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下，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阅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书籍。1918年11月，他到天安门广场亲耳听了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演讲。

　　这就是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读书活动。参加革命后，他非常喜欢阅读书报，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岁月，每到一地就会到处搜罗书籍报刊，不断从书报中汲取知识营养。红军进入陕北后，毛泽东更是进入了读书思考的新时期，在哲学、军事学、新民主主义理论、党的历史问题上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理论攻势，直到1941年5月后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更是掀起了高潮。他后来回忆说：“在延安，书读了不少，也写了几篇像点样子的文章，许多事情搞清楚了。”(《叶子龙回忆录》4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0月1版)

　　1936年6月至10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陕北苏区访问，多次在保安采访毛泽东，后来写出震惊中外的传世名著《西行漫记》。有一次斯诺夜访毛泽东，有人带几本新哲学书来，毛泽东当下要求斯诺改期再谈，而花三四夜专心攻读那几本书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67-6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9年12月版)

　　1936年10月22日，毛泽东致函在西安做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刘鼎，让他们“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大约共买十种至十五种左右，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每种买五十种”。“买来的军事书多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按照此标准选买若干。买一部《孙子兵法》来。”他后来多次讲到：在遵义会议时，有人说我打仗是照《孙子兵法》打的，其实我当时并没有看过这本书，倒是到了陕北后才读了这本书。

　　到延安后，毛泽东又挤出不少时间，不分昼夜，发奋攻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书籍。这些哲学书籍中马列主义哲学的占很大部分，尤以列宁的著作为多，如《社会主义与战争》、《第二国际的破产》、《共产主义》、《战争与俄国社会民主党》等等。

　　阅读的同时，毛泽东作了大量批注。现在保存下来的毛泽东在这个时期读过并作过批注的哲学书籍就有：西洛可夫、爱森堡等所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等。在前一本书上的批注约一万二千字，在后一本书上的批注有二千六百多字。批注的内容大约有四类：原著内容的提要;对原著内容的评论;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所发的议论;对原著中一些理论观点的发挥。郭化若回忆道：“有一次我在毛主席办公室内，看到桌面上放着一本《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我翻开一看，开头和其他空白处都有墨笔小字的旁批，内容全是中国革命中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他这些旁批，后来就逐步发展成为他的光辉著作《实践论》。”(《毛泽东传(1893-1949)》44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1版)

　　在延安，毛泽东还认真研究日本人写的关于外线作战的书籍等。他阅读了大量的有关中日双方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情报资料，中日双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国际等各方面的信息资料。他让秘书和中央军委办公室负责收集资料，并在中央军委负责人和中央书记处负责人之间交流传阅。而《三国演义》、《水浒传》、《隋唐演义》和到延安后新读的蔡东藩的“中国各朝历史通俗演义”，在他这一时期的著作中都得到了灵活的运用，大量的历史典故被生动地引述。

　　1937年2月9日，毛泽东同《大公报》记者范长江竟夜长谈。毛泽东到陕北后，开始接受国内外新闻记者的采访。第一个访问陕北的外国记者是埃德加·斯诺，而第一个访问陕北、访问延安的中国记者是范长江。

　　1909年10月，范长江生于四川内江。1927年初，他进入共产党员吴玉章创办的一所宣传马列主义、培养革命干部的中法大学重庆分校学习，逐渐接受了反帝反军阀的思想。他在江西加入了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教导团，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后，随部队转战途中遭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围攻与部队失去联系。后来，他在南京国民党创办的中央政治学校和北京大学学习，1933年下半年起，开始了记者生涯，为天津《大公报》撰稿。1935年5月，范长江以《大公报》社旅行记者的名义，历时十个月，从上海沿长江西上，经四川到甘肃，行程六千余里，写下了大量的旅行通讯，真实地记录了中国西北部人民生活的困苦，还第一次以写实的笔法公开客观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踪迹，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大公报》的发行数量陡增。当这些通讯汇编为《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后，被抢购一空，数月内连出了七版，风行全国。

　　“西安事变”发生后，范长江毅然决定涉险去西安、延安等地进行采访，通过陕西省主席邓宝珊的介绍，到杨虎城的公馆见到周恩来，周恩来同意他去延安采访。1937年2月9日，在博古和罗瑞卿的陪同下，范长江到达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为他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范先后见到了林彪、廖承志、朱德等人。当晚，毛泽东在他工作的窑洞里会见范长江，长谈至次日黎明。

　　范长江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是：“他是书生外表，儒雅温和，走路像诸葛亮‘山人’的派头，而谈吐之持重与音调，又类似村中学究，面目上没有特别‘毛’的地方，只是头发稍微长一点。”

　　毛泽东就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当时共产党的总路线、总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表示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就是希望中国“走上宪政之路，以民主求统一、和平。和平统一之后，始可以言抗战。故为实现民主政治，共产党可以放弃土地革命、苏维埃和红军的名义。中国将来当然会成为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但是共产党不放弃工农生活之改革运动。”(张希贤：《毛泽东在延安》254—255页，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3月1版)

　　范长江向毛泽东提出，希望留在陕北，一面学习，一面搜集资料，准备写书，介绍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主张和事迹。毛泽东却建议范长江立即回上海，利用《大公报》的影响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范长江听从了毛泽东的劝告，他告辞时，天色已经发白。他稍稍休息了一下，匆匆南返，日夜兼程回到上海，写出《动荡中之大西北》一文。此文送到国民党新闻检察机关审查，被要求缓登。《大公报》副总编辑兼总经理胡政之却决定违检一次，2月15日，全文见报。此时正逢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这天的《大公报》送到南京，蒋介石看到上面全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声音，与蒋介石的报告形成鲜明对比，大发雷霆，申斥《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认为范长江的文章是替共产党作宣传，《大公报》不应当发表。

　　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在凤凰山住地会见了到访延安的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史沫特莱是到延安访问的首位外国记者，但她不仅是个记者，也是个传奇式的女革命家。她1892年出生于美国一个贫穷的矿工家庭，1917年来到纽约，为社会主义党的报纸《号角》撰稿，后来积极参加印度独立运动，1918年曾被捕入狱，半年后保释出狱，来到德国，更全身心投入支持印度独立运动的事业中，与流亡印度的著名科学家、印度共产党领导人维伦德拉纳特·贾洛帕达结为革命伴侣。

　　她写出自传《大地的女儿》后，1928年来到中国上海，参与创办进步期刊《中国论坛》，曾与宋庆龄合作组办人权同盟，与鲁迅、茅盾、丁玲、陈翰笙等左翼作家和知识分子有广泛交往。1931年2月，何孟雄、林育南等二十四名中共党员被国民党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关押在上海龙华监狱，很快被全部杀害。其中包括胡也频、柔石、殷夫等“左联五烈士”。在史沫特莱的帮助下，鲁迅、茅盾等人发表了写给西方知识分子的声明，揭露惨案真相，痛斥国民党的残暴。包括詹姆斯·瑟伯、辛克莱·刘易斯等五十多名美国作家在声明上签字，引起蒋介石的震惊。1933年，史沫特莱在苏联养病期间，写出《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书，书中的许多第一手资料是周恩来1932年在上海史沫特莱住所告诉她的，但史沫特莱当时未接触过红军。

　　史沫特莱不遗余力地支持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包括斯诺夫妇、马海德、白求恩、柯棣华等国际友人，大多是通过史沫特莱的介绍才开始了解中共和红军，然后经她的帮助去陕北的。史沫特莱热情如火，但与人相处往往不融洽，以致交往都不深，茅盾曾这样说史沫特莱：“认识她就好像我看到一颗流星高高地悠然滑过天空，随即很快消失。”(彼德·兰德：《走进中国——美国记者的冒险与磨难》80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1月1版)

　　1936年9月，史沫特莱接受在西安与张学良长期联络的红军代表刘鼎的邀请，来到西安养病。当斯诺10月从陕北苏区返回西安时，她与斯诺见面并共餐。共餐地点是德国牙医冯海伯大夫家，冯海伯是史沫特莱向红军提供药品的一个中转人。从1937年到1942年，史沫特莱组织多方力量向陕北提供药品。共餐的还有了玲，丁玲1933年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后来逃脱。丁玲当时已经准备前往陕北，临时住在冯海伯大夫家。在这场愉快的宴席上，斯诺讲述了他在陕北的见闻，让丁玲兴奋不已。

　　丁玲随后去了陕北，11月中旬，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保安的一孔大窑洞里举行欢迎丁玲的晚宴，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凯丰、林伯渠、徐特立、邓颖超、李克农等人出席。后来，丁玲分别去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的窑洞做客，还吃到了牛油，当时是保安最好的东西。

　　丁玲是到陕北的第一位作家，她在保安“总共只小住了12天”，与长征到此的成仿吾、李伯钊等人筹备成立“中国文艺协会”这一“红色苏维埃第一个大型文艺团体”。11月22日举行正式成立大会，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参加并讲话。丁玲当选中国文艺协会主任，并恢复出版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

　　1936年11月24日，戎装加身的丁玲随前方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等人北上定边。“西安事变”后，又随彭德怀、任弼时领导的一方面军南下，经甘肃前往三原前方司令部。

　　1936年12月，毛泽东通过军用电报向前线发去了他填的一首词《临江仙·给丁玲同志》：“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1937年2月22日，丁玲主编的《红军长征记》在延安编竣，内收一百一十篇作品，计三十余万字。但因为西安事变后的国共合作形势，直到1942年11月20日，这部书才由八路军总政治部作为内部参考资料印制发行。2002年，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发现了由朱德亲笔签名赠给埃德加·斯诺的《红军长征记》孤本，引起各方关注。

　　毛泽东是编写这部书的发起人之一，指示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在政治部成立编辑委员会，并亲自起草征稿信，号召参加长征的师团以上干部把“战斗经历、民情风俗、奇闻轶事……择其精彩有趣的片断”写出来。一共收到几千篇稿子。经过丁玲、成仿吾、徐梦秋等人的编撰后，全书洗练、简洁，没有浮泛之笔，寥寥数语便勾勒出形神兼备的人物，塑造出色彩鲜明的性格。这本书文体朴实无华，语言鲜活异常，一直到2006年，经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成为研究红军长征极为珍贵的史料。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刘鼎的邀请下，史沫特莱通过设在西安的广播电台，代表张学良、杨虎城及其军队，每晚用英语和德语向外界报道事变过程、兵变部队的主张，从西安发出推动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的声音。这些报道给南京政府施加了很大压力，也使美国外交官大为光火。(彼德·兰德：《走进中国——美国记者的冒险与磨难》186-187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1月1版)

　　1937年1月，史沫特莱在刘鼎等人的帮助下，乘一辆从西安开往延安的军用卡车，来到延安。在延安，史沫特莱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彭德怀等人进行了多次交谈，手提式打字机一直响到深夜。她原本以为朱德是个“坚强英勇、脾气暴躁的革命者”，见面后却发现，朱德“五十多岁了，相貌和蔼可亲，额角布满皱纹。他看起来确像红军之父。他满面春风，连连对我说欢迎，并向我伸出了双手;我用双臂抱住他的脖子，在他的脸颊左右亲了一下”。后来，她与朱德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征得朱德的同意，撰写了他的传记。

　　她称周恩来是一位学识渊博、阅历深广、毫不计较个人的安福尊荣、权力地位的卓越领导人。在她眼里，毛泽东穿着一件带补丁的大衣，个子瘦高，前额宽阔而突出，具有风流倜傥的气质，总是流露出个性刚强、睥睨一切、当机立断的性格。同许多引述马恩列斯的经典原话发表三四个小时长篇大论的领导人不同，毛泽东以理论家闻名，但是他的理论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和战场经验。在史沫特莱看来，其他红军将领都可以在别的国家找到与他们的对应的人物，只有毛泽东无与伦比。(蒋建农、王宏斌：《毛泽东外交生涯第一幕》52-53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1版)

　　3月1日，毛泽东与史沫特莱谈话。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毛泽东说：“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的，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而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但是我们要求英、美、法等国同情中国的抗日运动，至少善意中立;在这个基本上，我们愿意同这些国家建立友谊的关系。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民族的，包括全民族一切党派及一切阶级，只除开汉奸在外。有人说共产党倡导人民阵线，这是不对的。共产党倡导的是民族战线，这种民族战线比起法国或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来范围广大许多。”

　　关于对三民主义的态度问题，毛泽东说：我们老早就是不仅信仰共产主义，而且同时也信仰过三民主义的。不然，我们为什么在1925至1927年能够加入国民党呢?我们党中曾经有若干人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及省党部委员，我就是其中的一个。现在的任务是必须为真正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这就是说，对外抗战求得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对内民主自由，求得建立普选国会制、民主共和国的民权主义，与改善人民生活、求得解除大多数人民痛苦的民生主义。这样的三民主义与我们现时政纲，并无不合，我们正在向国民党要求这些东西。至于我们还信仰共产主义，那是不相冲突的，孙中山先生在世时曾经同意我们同时信仰共产主义。只要当前革命政纲取得一致，即构成了团结救国的基础，即可泯除一切猜疑，走上共赴国难的轨道。

　　史沫特莱问毛泽东，是否会“放弃阶级斗争，而变成了民族主义者”，毛泽东答：“共产党人决不将自己观点束缚于一阶级与一时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热情地关心全国全民族的利害，并且关心其永久的利害。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我们主张从两方面努力，适当地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他们主张世界大同运动;但同时又是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者，为了保卫祖国，愿意抵抗日本到最后一滴血。”

　　史沫特莱问“对日作战是否已成为不可避免”，毛泽东认为“不可避免”，“德日协定之后，战争的威胁更加紧一步”。

　　其实早在1916年7月25日，年仅二十三岁的毛泽东在给萧子升的一封信中，谈及国际局势时，就认为中日必有一战。信中谈到日俄签订侵犯中国主权的密约，提出要认真对付日本的侵略，注意“东事”。他说：“日本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感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之为奴，满蒙去而北边动，胡马骎骎入中原，况山东已去，开济之路已为攫去，则入河南矣。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

　　1916年后的“二十年”，正是1937年。毛泽东当年的预言，成了现实。

　　毛泽东很希望这篇谈话能公开传播出去，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待抗日的政治立场。3月10日，毛泽东致信斯诺：“自你别去后，时时念到你的，你现在谅好?我同史沫特莱谈话，表示了我们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骤，今托人便寄上一份，请收阅，并为宣播。我们都感谢你的。”这篇谈话也在3月16日至4月3日的《新中华报》上，全文发表。

　　3月29日，毛泽东又致信范长江。当时范长江连续在上海《大公报》上刊发了他的《暂别了，绥远》、《宁夏进入记》、《陇东未走通》等三万多字的长篇通讯，介绍陕北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毛泽东给范长江的信中说：“那次很简慢你，对不住得很!你的文章我们都看过了，深致谢意!寄上谈话一份，祭黄陵文一纸，仅供参考，可能时祈为发布。甚盼时赐教字，匡我不逮。”

　　信中所说的《祭黄陵文》，是4月5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特派代表林伯渠参加祭黄帝陵时的民族扫墓典礼时的祭文。看来毛泽东在3月29日前就已经写好了。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

　　聪明睿知，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年，强邻蔑德。

　　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

　　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笞绳，我为奴辱。

　　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

　　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

　　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

　　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

　　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

　　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

　　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

　　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

　　尚飨。”

　　1937年3月23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延安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张国焘等五十六人。会议议程有两项，一是国民党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二是关于张国焘的错误问题。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虽然没有根本放弃反共立场，仍提出取消红军、取消苏维埃政府等错误主张，但已由武力“御共”变为和平统一，实际上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国共合作的主张。对当前形势，毛泽东发言说：现在中日矛盾是主要的，国内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我们的政策变化，国民党的政策变化，主要的根据就是这一主要矛盾。为了抗日要争取民主，是目前的主要任务。一切都要带国防性，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各方面的都是要为着抗日。

　　讨论张国焘的错误问题，与当时日益严峻的西路军军事形势有关。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后，中共中央召开了“两河口会议”，决定由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中革军委副主席。红一、红四方面军重新组合分为两路，一路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等人率领走过了草地，但朱德、张国焘等人率领的另一路，却由于张国焘反对中央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决定，迟迟不率军北上，张国焘还命令已经走过草地的原四方面军徐向前、陈昌浩部重走草地南下返回四川。10月，他率部南下川康，在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并通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人。中央红军在延安建立并巩固了根据地之后，南下期间损兵折将的张国焘被共产国际命令取消“第二中央”，张被迫带领红四方面军和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方面军会师后一同北上，1936年10月在甘肃静宁县将台堡(今属宁夏)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占领宁夏、甘西，打通与苏联的联络，随即颁布《十月份作战纲领》，决定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这一战役计划的背景，就是统治新疆的盛世才与苏联结成了军事同盟。

　　1933年4月12日，新疆发生“四·一二”政变，掌握重兵的盛世才被推为新疆临时督办，成为新一代“新疆王”。但当时新疆还有马仲英、张培元两股势力，先后率部进攻迪化(今乌鲁木齐)，对盛世才形成夹击之势。盛世才向苏联求救，并表示自己早就信仰共产主义。不久，斯大林派苏联红军进入新疆，先后将张培元、马仲英击败，盛世才牢牢地控制了新疆。

　　除了直接派兵外，苏联还向新疆提供了大量军事、经济援助，派遣顾问、专家三百余人，其中有不少人是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接受过培训的中共党员或加入苏联共产党的中国人。1934年，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要重视新疆问题，并要求把新疆作为通向苏联的国际通道。

　　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北上的目标，起先是苏蒙边界，途中发现陕北有红军，于是落脚陕北，但从来没有放弃过“打通国际路线，获取苏联援助”的想法。张浩于1935年11月到陕北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后，毛泽东就特别明确地提出了“争取开辟苏区到晋陕甘绥宁五个省份去，完成与外蒙及苏联打成一片的任务”。(《毛泽东军事文集》401—40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除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打通苏联通道也是中共基于陕北实际情况的现实需要。中共中央在致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王明电报中说，陕北及甘北地区“山多、沟深、林稀、水缺、土质松、人户少、交通运输不便”，中央红军连同陕北红军当时共有约两万人，粮食被服尚且严重匮乏，如果红二、红四方面军五六万人集中到陕北，不打通苏联通道，这些人的生存就是空前严重的问题。

　　1936年9月中旬，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单独进行的打通国际路线的宁夏战役全面展开。但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汤恩伯部和张学良东北军也展开大规模围剿，战局很快就变得对红军不利了。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在渡河过程中被胡宗南的军队占据了渡河点，近五万人的四方面军有二点一万人的主力部队被隔在黄河以西，黄河以东的红军部队被逼入甘北定边、盐池一带的狭小地带，作战回旋余地很小。11月，中共中央电令渡过黄河的红军组成“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

　　中央军委要求西路军停止西进，就地在永昌、凉州一带建立根据地。原计划以此造成河东红军将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调动蒋军，以便河东红军主力转移，但这一意图中央却没有明确告诉西路军，只是命其不进不退、困守不毛之地，陷于民族不同、文化不通的危险境地。西路军遇到了地方军阀马鸿逵、马步芳的强力阻击，在此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惨烈战斗，由两万一千余人锐减至一万五千余人，渐渐陷入绝境。

　　之后，经过血战高台、倪家营等地，在没有救兵、没有供给、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全军覆亡，战死七千多人，被俘一万二千多人。被俘后惨遭杀害的有六千多人，回到家乡者三千多人，经过营救回到延安者四千五百多人，流落西北各地的一千多人。仅余四百多人在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等人的率领下，于1937年4月底进军到甘肃、新疆交界处的星星峡，后由陈云、滕代远将他们迎至新疆。

　　西路军的全军覆灭，更激起了广大红军指战员对张国焘的愤恨。会议召开之前，中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凯丰写了洋洋万言的《中央与张国焘的分歧在哪里?》，已经在中央领导人中传阅过。3月27日下午，张闻天宣布“今天解决张国焘同志的分裂问题”，深受其苦的贺龙立即站起来指着张国焘的鼻子说：“张国焘，把你搞的那套好好交待!”

　　张国焘不紧不慢地拿出他早已准备好的检讨《从过去看现在》，尴尬吃力地念了起来。他承认自己“是路线的错误，是退却逃跑的错误，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但在一些具体的错误事实上，又进行狡辩，拒不认错。他念完，贺龙用烟嘴敲着桌子质问：“你这个张国焘，你轻描淡写地说完了?我是军阀时，你是个革命家，怎么我开始革命时，你倒成了一个军阀?”引得哄堂大笑。张国焘一拍桌子：“这是阴谋!这不是对我个人的攻击，是对四方面军的污蔑!”

　　这时，朱德发言了，揭发了张国焘私自南下、另立中央、攻击陕北中央领导人的情况和过程，大家也争相插话抨击。当天，会议开到深夜。

　　随后的几天，毛泽东、彭德怀、廖承志等三十余人相继发言。开始时，张国焘还辩解，到后来，他不辩解了，木讷地坐在那里。(肖思科：《山坳圣地——红色大本营延安走笔》，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年7月1版)

　　毛泽东的发言，点到了张国焘的要害，指出他在长征中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把军权看得高于党权，甚至以军队来威逼中央，要求改组中央，他的实质是右倾机会主义退却路线，是农民的狭隘性、流氓无产阶级的破坏性和封建军阀意识在党内的反映，给了他沉重的一击。

　　毛泽东说，张国焘在四方面军领导工作中，犯了许多重大政治原则错误，主要批评了张国焘的“机械论”和“狭隘经验论”及其“后梯队思想”。他说：张国焘的哲学，一言以蔽之，就是混乱，其中主要的东西就是机械论和经验论。张国焘只承认看得到的东西，老是将自己描绘成实际家，恰恰证明他是真正的经验论。张国焘的机械论，只看见形式，不看见内容。他把日本和蒋介石看作有无穷力量的魔鬼，害着恐日病和恐蒋病，说什么十倍于现在的力量也不能战胜日本，在革命战争中只想起“后梯队”的作用。他看不见日本和蒋介石都存在着种种矛盾。他不承认事物内部的矛盾，不知道红军中、共产党内部都有矛盾，只有加强党内斗争、思想教育和党内民主来解决这些矛盾。最后说：我们应该用诚恳的态度要求张国焘转变，抛弃他的错误，今后应从头干起。(《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665-66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1月2版)

　　会上，许多同志提出要给张国焘作组织结论，开除党籍，撤职，甚至枪毙。但毛泽东等人考虑，为了挽救张国焘，还应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和时间，暂不给张国焘作组织结论。延安会议后，在党内军内广泛深入地展开了揭发批判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同时，对他继续采取帮助教育的态度，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安排张国焘担任了边区政府的代主席。

　　批判张国焘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还是引起了抗日军政大学抗大校园内的一场风波。原四方面军干部在抗大被编为一个学员队，其他队学员在指责张国焘时，当着他们的面，使他们很不安。

　　少林寺俗家弟子出身的许世友，整天不吭声，对着土墙练拳击，有一次一掌推倒一面土墙。有人在背后议论他是托洛茨基分子，是军阀土匪，气得他吐了血。他住院后，他的病房成了四方面军干部的诉苦“俱乐部”，带来许多小道消息，有的听说要枪毙张国焘、何畏、周纯全等几位四方面军领导。说着说着，大家都哭起来。许世友说，老子南征北战，没有功还有罪吗?他们以为中央要像张国焘搞“清洗”一样把四方面军的干部全都搞掉，决定逃走。想了三天，许世友想起四川有刘子才部一千多人在打游击，刘是许的老部下，肯定会收留许等人，决定去找他们。

　　计划本来很周密，王建安、洪学智、陈再道、詹才芳等人都表赞同，共有五名军级干部、六名师级干部和二十多名营团干部参与“密谋”。决定4月10日晚10时步行出发，拖出枪后，从城北门墙角下的水沟爬出去。为此，许世友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以便在走时留下告知一声。可在10日下午，事到临头，王建安突然很害怕，最后向队领导谢富治告了密。这事很快反映到抗大校长林彪和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指示注意保密，先把人抓起来，防止其他人出现类似问题。

　　许世友被抓后，因为他会武功，怕他逃跑，给他带上了脚镣手铐，关在窑洞里。中央成立了军事法庭调查委员会，进行公审，最后判处他们一年、八个月、六个月不等的徒刑。许世友被开除了党籍，感到很绝望。

　　这起“拖枪叛逃案”了结之后，毛泽东觉得，许世友等人事出有因，其实还是革命同志，不能光惩处不教育挽救。毛泽东先托人给许世友捎去一条“哈德门”香烟，又让刚从西路军回来的徐向前去看望他，做做工作。后来他亲自去看望许世友，向他说明张国焘的错误，许世友一言不发，毛泽东见一时难以说服，转身走了。

　　第二次见面，毛泽东脱下帽子说：“世友同志，你打了很多仗，吃了很多苦，够辛苦的了!我对你表示敬意!”许世友心头一热。

　　毛泽东接着说，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党的宝贝，不是他张国焘的干部，张国焘是党中央派到红四方面军去的，他的错误应该由他自己负责，与你们这些同志没有关系。一席话说得许世友掉下了热泪。

　　毛泽东趁热打铁，分析了张国焘错误的实质、危害和根源，张国焘的愚民政策和两面手法，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许世友渐渐听得进去了。毛泽东问他今后的打算，许世友说，党籍都开除了，只有回家种地养老母了。毛泽东说：“党籍开除了可以再恢复，怎么样?还耍你的大刀，上抗日第一线去!”

　　毛泽东亲自为许世友解开了脚镣手铐，许世友紧握着毛泽东的手，迸出一句话：“斗争中考验我许世友!”(李蒙：《毛泽东之路——画说毛泽东和他的战友》73-74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12月1版)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许世友撰文悼念毛泽东，回忆此事，他说：尔后在抗大多次聆听毛泽东同志讲哲学、讲政治、讲军事、讲形势，得益匪浅，更加感受到毛泽东同志是我党我军当之无愧的英明领袖。从此，我对毛泽东思想坚信不疑，对毛泽东同志深为敬佩。

　　1937年5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苏区、国民党统治区和红军中的党的正式代表二百一十八人，列席的有六十四人。这是一次人数众多、代表性广泛、意义重大的会议，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开会那天，毛泽东在张闻天夫人刘英的帮助下，剪了头发，换了一套干净衣服。这是全国各地党的负责人第一次看到作为党的高级领导人和最高军事统帅的毛泽东主持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讲到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任务。这个新时期的第一阶段，从1935年一二·九运动开始，主要任务是争取国内和平;1937年2月国民党三中全会开始了第二阶段，主要任务是争取民主。中国必须立即开始实行下列两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面，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第二方面，保障人民的言论、机会、结社自由，包括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等。毛泽东指出，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这个报告，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

　　5月15日，毛泽东会见了来到延安的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又称尼姆·韦尔斯)，回答了她提出的关于国共合作、阶级斗争、争取民主、准备抗战等问题。对于革命前途问题，毛泽东表示：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主张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去，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既反对尾巴主义，又反对冒险主义和急性病。不流血的政变是我们所希望和力争的。

　　海伦·斯诺1907年9月21日出生于美国，1931年来到上海，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任秘书时认识了埃德加·斯诺，1932年圣诞节与他结为伉俪。同时，她结识了同情中国共产党而又目睹了广州起义的美国外交官保罗·休斯顿，阅读了休斯顿有关中国的藏书。斯诺夫妇编译了一本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1936年其英文本在伦敦出版，是第一本介绍中国革命的文学作品集。

　　1934年初，斯诺夫妇来到北平，住在燕京大学(校址即今北京大学)附近海甸村的一座房子里，这是燕京大学董事会主席、银行家吉米为他们特意修建的。他家小客厅，成了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一些进步学生的聚集场所。燕京大学的王汝海(即黄华)、陈翰伯，清华大学的姚克广(即姚依林)，北京大学的俞启威(又名黄敬)等等都是他家的常客，也是后来发生的一二·九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地下党员们在斯诺家里商量了一二·九运动的具体步骤，并把12月9日、16日两次大游行的路线、集合地点都告知斯诺夫妇。游行前夕，斯诺夫妇把《平津十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连夜译成英文，分送驻北平外国记者，并联系外国记者采访。在游行当日，斯诺夫妇跟着游行队伍，认真报道了学生围攻西直门、受阻宣武门的真实情况。斯诺给纽约《太阳报》发出了独家通讯，刊登了有关一二·九运动的大量文字资料和照片。北平沦陷后，斯诺夫妇在自己的住所里掩护过不少进步学生，帮助他们撤离北平，参加抗日游击队或奔赴延安。

　　1936年5、6月间，斯诺通过俞启威、刘少奇、宋庆龄等人联系中国共产党，又得到张学良的帮助，获得进入陕北采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机会，撰写了他的传世名著《西行漫记》。

　　7月中旬的一个傍晚，毛泽东会见了斯诺和医生马海德。斯诺后来在《西行漫记》里描述毛泽东居住的窑洞：“两间窑洞里，四壁简陋，空无所有，只挂了一些地图”，“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除此之外，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的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服，包括两套制服……他一点也不在乎个人的外表，虽然他完全有条件可以打扮得同巧克力糖果匣上的将军和《中国名人录》中的政治家照片一样。”

　　毛泽东同斯诺通常从吃过晚饭谈起，一直谈到深夜。斯诺感到疲倦的时候，毛泽东则兴致正高，毫无倦意。斯诺后来写道：“时间已经过了两点，我筋疲力尽，但在毛泽东的苍白有点发黄的脸上，却找不出一丝疲倦的表示。”

　　毛泽东向斯诺第一次正式公开了中国共产党对行将爆发的抗日战争的前途的预见，预见到了国共合作，并且提出了“论持久战”。毛泽东说，战争初期，日本将打赢所有的重大战役，占领主要城市和交通线，还将摧毁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将会出现持久斗争的局面，那时，红军游击队将起到主要作用，并在国民党力量衰落的同时，迅速地壮大。他预料抗日战争将持续十年，战争结束时，中国革命队伍的人数会大大增加，并将成为亚洲东部的主要力量。

　　为什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呢?他形象地说，中国像一个大缸，而日本只有半桶水，肯定是装不满的。日本的人力物力决定了它不可能占领中国如此广袤的土地。它的战线越长，就会越困难。但战胜它要有三个条件，那就是中国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世界结成反日统一战线，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下的被压迫各国人民采取革命行动。这三个条件是可以形成的，在蒋介石愿意抵抗日本的那一天，我们的军队可以放在他的指挥之下，中华苏维埃也将变成他的一部。假如同南京的联合战线成立，现行的苏维埃法律尤其是土地问题的部分，将被废止。

　　毛泽东同斯诺说这些话时，是在1936年7月，西安事变前五个月，卢沟桥事变前十二个月。他的预言后来都惊人地兑现了。他还向斯诺讲述了自己的生平经历，这是一生中惟一的一次。他对斯诺说的这样一句话，高度概括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谁赢得农民，谁就能赢得中国，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能赢得农民。”

　　9月，海伦·斯诺到西安迎接埃德加·斯诺，她应邀会见了少帅张学良，张学良向她谈了支持统一战线、与共产党合作的愿望，西安电报局拒绝拍发她向外报道的电报，为了要发出这一则重要消息，她不再等待丈夫，立即返回北平，向《伦敦先驱日报》发出消息。

　　10月末，斯诺回到北平与海伦团聚，海伦立即投入到了帮斯诺整理资料、洗印照片的工作中，也成为斯诺撰写《西行漫记》的重要助手。包括全书的体例甚至章节，都是夫妇两人商议甚至争论后才确定的。

　　从书籍的销路和国外读者的阅读习惯考虑，斯诺曾试图把毛泽东提供的口述生平材料加以压缩，用自己的语言把其中的某些部分重写一下。这种设想遭到了海伦的激烈反对。她说，不应改动原材料，应该使用毛泽东向他讲述时的原话。她认为斯诺迎合眼下读者的考虑有些短视，毛泽东的口述显然会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绝不能割裂，而应让它完整地保留。“为什么呢?这就像在弗治谷请乔治·华盛顿讲革命的故事一样。”斯诺最终同意了妻子的想法。海伦协助整理这部书稿时，准确无误地抄下了每一个手写的单词，所有人名、地名和部队名称一个也没有漏掉。

　　《西行漫记》完成后，海伦始终想自己去陕北收集材料写书。1937年4月，她突破重重阻挠，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冒着生命危险奔赴延安，与红军一起生活了五个月的时间，进行了广泛的采访，包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为其《续西行漫记》等书的写作收集了大量素材。她采访了三十四位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领导人，有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贺龙、徐向前、萧克、林彪、王震、康克清、姬鹏飞等这样一些著名人物。

　　5月29日，毛泽东出席陕甘宁特区政府为欢迎本日到延安的国民党中央考察团涂思宗一行举办的晚会，并致欢迎词。(《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67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1月2版)

　　6月22日，毛泽东在凤凰山住处会见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问题专家比森、美国《太平洋事务》杂志主编欧文·拉铁摩尔、美国《亚美》杂志主编贾菲等，回答了他们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的一些问题。

　　拉铁摩尔1900年出生于美国，因为父母在当时的天津南开大学教英文，他不到一岁就随父亲来到中国，十二岁时回到欧洲上学，但因为经济拮据，于1919年重回中国，二十八岁就成为杰出的欧亚历史地理学家。1933年起，他担任著名的《太平洋事务》杂志主编，1937年到达延安，会见了朱德、毛泽东和周恩来。

　　拉铁摩尔对陕甘宁边区的民族政策大加赞赏，在后来成为经典著作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他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西北实行的联合少数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政策，其实是中国历代“王道”的延续，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共产党将可以通过联合少数民族，在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斗争中，先是占领中国广阔的边疆地区，然后如同当年的隋唐一样，以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为根据地，最终推翻盘踞中原和沿海的腐败统治者——一个新的、统一的中国将会形成，与此同时，内地与边疆之间互惠的、分享式的发展方式，将会得到重建。

　　拉铁摩尔后来与蒋介石夫妇等国民党上层人士有非常密切的交往，但就因为说过几句中国共产党的“好话”，1949年后还是受到美国麦卡锡主义的迫害，1963年，六十三岁的他不得不离开美国，在英国中部的里兹大学继续他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工作，直到1985年才返回美国，1989年病逝。

 

　　1937年，朱德在八路军总部。

 

　　1937年的朱德和彭德怀。

 

　　延安留守兵团警备部第一旅骑兵进行卧倒隐蔽训练。

 

　　经过训练，部队的军事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

责任编辑：张世昌 最后更新：2018-04-19 17: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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