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翔：黄埔军校党军体制的创设：以孙中山、廖仲恺、蒋介石为中心（一）
2017-05-13 10:02:02  来源：搜狐历史 作者：李翔  点击：  复制链接

　　如何管理军队?如何控驭军人?这是古今中外的统治者念念不忘的头等大事。古代中国和平时期的军权君控，近现代英美等国的以政治军，以及苏俄的以党领军，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三种具有代表性的“以文制武”“文主武从”的驭军模式。

　　辛亥革命后，传统王朝政治终结，儒家思想倾覆，社会动荡不宁。在兵为将有、军阀割据的狂澜中，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在苏俄的帮助下，意识到了以往“藉利害来策动若干党外军队”、党军分离的严重危害。大元帅府采纳苏俄建议，改组国民党，强化党权;以党建校，以校建军;引入苏俄党军体制，以党控军。1924年5月9、10日，廖仲恺、戴季陶相继被任命为军校党代表、政治部主任。7月6日，军校特别区党部成立。11月30日，教导团采用党代表制。由此，国民党军队的党军体制在机构上初具轮廓。

　　国民党政权仿效苏俄建立的党军体制包括党代表制、政治部制和特别党部制。在理论上，三者互相连接，互相支持，统一于党领导军队的大目标。相较于政治工作，党军体制既包括事务性的政治教育，又涉及党、军之间的关系，更是一种重要的军政制度。

　　本文选取孙中山、廖仲恺、蒋介石为中心人物，紧密围绕1924年黄埔军校及其教导团的党军体制，将其置于历史发展的较长时段中加以评析，目的既在于加深对孙、廖、蒋的认知，也在此基础上动态地、深入地了解党军体制在中国军事政治现代化曲折历程中的经验与教训。

　　一、孙中山关于党事与军事的纠结

　　孙中山很早就认识到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兴中会初创，他“不能不以联络”旧式会党为“入手方法”。20世纪初，革命风潮激荡，新式留学生日益成为革命生力军。1903年夏，孙中山依靠日本武官建立青山军事学校。这是革命党人借外力创建军事教育机构的最早尝试。但此时尚无以校建军的构想，主要着眼于收容有志于军事学的青年。1906年秋冬之交，孙中山提出“以主义集合”、建“国民军”、立“军政府”的“四纲三序”革命方略。方略提出：国民军都督“全权掌理军务，便宜行事”。国民军除以主义集合外，再用“赏恤”“军律”“誓表”等加以规范。从这年冬天起，留日学习军事的若干同盟会员，受命组成“丈夫团”。团员毕业后多归国任职军界，运动新军。不过，无论是革命方略，还是丈夫团，均未明文规定党对军队的绝对主导关系，这就埋下了军、党之间的诸多隐患。

　　清政府覆灭前，孙中山提出的民族主义响应者甚众。民国成立后，“反满”招牌不在了，而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即使在提出之始，唱和者也为数不多。在主义的光环大减之后，国民党徒以主义号召同志，却没有要求党员在组织中进行有纪律的工作，因而沦为一个比较广泛也比较松散的组织。国民党没有铁的纪律，没有高度集中、有力的各级组织。在清末民初旧秩序崩溃、权威缺失、纷繁芜杂的时局中，国民党对于军队难以找到有效的统摄之方。辛亥革命以后的历次斗争表明，国民党以主义集合军队几乎成为奢谈。而党与军若不能一体，军事运动的结果则是“立见摧败”。军事与党事的脱离，造成党力进一步涣散，也导致军队缺少凝聚的精神纽带。

　　因对党事、军事的认识有偏差，孙中山有时自己解散武装，停止党务。如有一则通告这样写道：“奉总理孙先生谕：‘迨袁贼自毙，黎大总统依法就职，因令各省党军停止进行。今约法规复，国会定期召集。破坏既终，建设方始，革命名义，已不复存，即一切党务亦应停止。’”此时的“党军”多由党人用金钱“运动”而来，钱在则军在，钱尽则军散，所谓“党军”多徒有其名。孙中山常常采取从外部筹集资金、运动军队、“定点爆破”的革命方式。这一方式使他深谙金钱对军队和政权的重要性，金钱成为孙中山羁縻部队的重要砝码，思想灌输和主义信仰只起到辅助作用。但在利用军阀打军阀的过程中，尤其是在与南北军阀的恩怨纠葛中，不仅孙中山的个人形象大受影响，而且国民党的军事运动也屡遭顿挫。

　　在俄国革命胜利的刺激与启发之下，孙中山希望能更多地了解苏俄的党、军组织。1921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向孙中山提议：欲建立革命的武装核心，应先由党创办军官学校培养革命骨干，加强对官兵的政治教育，以使三民主义在官兵心目中得以深植，使党的威信在军队中树立起来，从而实现党对军队的统领。马林的提议得到孙中山的理解与赞同。或许是受俄共极其重视军队政治教育的启发，1921—1922年，孙中山特别注意对将士进行精神训话。他也意识到党组织涣散、军党分离的现状及危害，为此特别批准陈炯明所部粤军全体加入国民党，不料遭遇毕生最大创伤。这也说明，若不依托主义和信仰，不依靠组织以长期考察的方式发展党员，而是采取轻率的、集体变军人为党人的方法发展党员，不仅无法培育党的军队，反而遗祸无穷;要建设一支强大的党军，没有党组织的成熟与完备，没有较长时间的制度建设，是难以一蹴而就的。

　　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往往是在其军事运动遭遇重大挫折之际，才是其阐扬理论、重视党力、改造政党之时。而在平日，党务活动每每沦为军事活动的替补事项，党务常常呈现一种凌乱无序的状态。国民党一直没有明确的、较为固定的中央领导机构，难以培植党权。国民党自组建以来至1923年，竟从未开过一次全国性代表大会。孙中山自找台阶，把未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原因归结为满清官员的欺骗。1923年10月28日，国民党成立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党权才有了集中统一的最高机构。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孙中山决定以俄为师，聘鲍罗廷等人为顾问，按俄共模式改进党务，提高党权，为建设党军提供组织力量的支撑。从1923年下半年起，他反复提出关于强化党权、军党结合、以党建国的动议，其目的是向党人指出以往党事、军事的弊病，寻求党人对改组的支持，动员党人、军人拒绝金钱与官位的诱惑，为传播主义、实现主义而奋争。1923年年底，鲍罗廷向孙中山倡议，改组整个军队，成立军官学校，培养一些政工干部。在莫斯科的强烈建议下，孙中山“承认必须把政治工作提到最重要的位置”。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一大召开，全面改组正式开始。24日，孙中山下令成立军校筹备委员会，校名全称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下文简称黄埔军校或军校)，以表明创设军校的目的在于建立党军。5月1日，第一期学生开始报到。3日，孙中山委任蒋介石为校长。在鲍罗廷建议下，9日、10日，廖仲恺、戴季陶相继被任命为军校党代表、政治部主任。

　　改组工作一过，孙中山以往对军事的倚重即刻重现。1月30日国民党一大刚闭幕，孙对鲍罗廷说：“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按照苏联式样建立一支军队，准备好北伐的根据地。”直到8月，苏俄答应援助的军火还没有到位，军校数百名学生也未展示出骄人的成绩，孙对军事的期待依旧缺乏实力的依托。这正为其进行理论宣传提供了时间。孙在广州一边从事主义的宣讲，一边却坚信军事力量可以解决任何政治问题，“政治的原动力便在军人”。

　　即使军校业已着手引入党军体制，但孙对军校及稍后的教导团并没有多少具体、实在的制度贡献。孙四赴军校，或参加开学典礼，或视察军校，或因北上做告别演说及顺道检阅毕业生演习。此间，孙真正对军校表现出浓厚兴趣的，一是正在组建中的教导团编制，要求实行他的计划：“倘今日开练之始，不行我制，待至练成时，谓能听指挥，我决不信也。”更令孙念念不忘的，则是8月扣留在军校的商团武装和10月储藏在军校的苏俄枪械。尤其是后者，一再让身在韶关、谋划北伐的孙中山惦记。以上几件事表明，主义、信仰、制度常停留在孙的口头上，军人、军事编制、武器装备才是其行动上的眷顾者。孙对教导团军事编制的重视，远胜他对教导团政治工作和党军体制的倚重。进一步言之，孙对武器装备的厚爱，又远胜他对军事编制的推崇。

　　在鲍罗廷等人的规劝下，孙中山认识到单纯军事运动的缺陷，意识到了改组政党、提升党权、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并行的重要性。但以往对军力、金钱的依赖心理，经常左右着孙的行动。表面上，孙接受鲍的劝告，改组国民党，增强党力;以党建校，以校建军。但是，骨子里，还是看重军力，“革命不能徒托空言，须仗兵力”。有学者认为，孙“从踏上革命道路一直到晚年的转变，均可以找到信仰的理想主义与策略的实用主义对立统一的种种表现”。孙曾有言：“革命之志在于获民权，而革命之际必重兵权，二者常相抵触者也。”这种“抵触”，用在孙对党事、军事的知与行上，更为准确。尽管孙在公开场合多次呼吁党人重视党事，但往往把党事委之于“诸君”，也就是他人。

　　自1924年4月起，孙中山提及“党军”一词的频率明显增高。这表明在鲍的劝导下，孙建立党军的愿望比以往大为增强。作为屡被军人反噬的党魁，没有谁比孙更渴望建立一支党领导下的军队。但孙1924年言语中的“党军”，依然没有明确的划分标准，和其1916年时的称谓并无实质区别。如4月7日，孙激励滇军蒋光亮部：“故现在决定将滇军组织党军，俾全军皆具革命思想。”5月28日，孙训令顾忠琛的北伐讨贼军第四军：“应从切实编练入手，以植党军基础。”9月8日，孙批准经界局督办古应芬呈文，准由“该督办组织党军，改编团勇”。9月9日，孙复函蒋介石：“从根本办法，以练一党军而负革命之责任，此志正与兄同。”滇军、讨贼军、团勇、教导团等，均被孙呼为“党军”。由此可知，改组之后孙对“党军”“党军体制”并无一个明确的定位。鲍罗廷自1923年抵达广州，即采取各种方式劝说孙中山加强党的建设，引入俄式党军体制。但直至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前，除了大致原则和若干职位，党军体制在规章条例上并无明显进展。

　　孙中山的大元帅府“一举一动都要受军方的支配，而军方的大多数对国民党政策不以为然”。一次改组，能不能让党权脱胎换骨、力量倍增?能不能让军方甘心交出军权，归顺历来被人轻视的党权?这固然取决于多种复杂的因素，但作为党魁，选择最主要的事务——党事、军事，勇于开拓党务，让党军关系制度化，才是理顺党军关系和所有政事最为关键的因素。孙对军校和教导团的党军体制直接关注不多，甚至连“党军”的名号与标准都没有一个大致的界定，这对党军体制的发展不是一个好兆头。以校建军，引入党军体制，培养政工人员，改造其他私属军队，本是苏俄针对南方革命政权党务与军事的沉疴开列的药方。孙对改组政党、以校建军没有倾注过多的精力，虚弱的党权难以给军校培育的政工人员以足够支持。政工人员的地位无法提高，又如何能够进入滇桂军、粤军等私属部队?

　　1924年6月至8月间，孙中山曾试着采取党军体制之外的两种方式，管理、约束革命政府名义下的军人与军权。一是批准颁发《军人宣誓词》及《宣誓条例》，以便军人“至诚实行三民主义，服从长官命令”。二是公布《中央督察军组织条例》，欲建立一支中央督察部队。“本军由滇、湘、粤、桂、豫五军各派兵一团(每团计枪一千杆)编成之”，“以巩固中央威信为主旨”，“大元帅所有命令，本军负监督各机关及各军队严切奉行之责”。指望口头的宣誓短期去组合一支根本难以组建的部队，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果然，孙的指令如一纸空文，情形依然是“中山先生在广州很受气。刘震寰、杨希闽等占了广州，天天开赌，不听命令”。

　　直到10月23日，孙中山仍要求蒋把军校、教导团及俄械一并迁移搬运到韶关。后因冯玉祥政变，孙转而对“首都革命”寄予厚望，俄械事遂告一段落。11月13日，孙与蒋临别谈话，方有“今观黄埔军校学生，能忍苦耐劳，努力奋斗如此，必能继吾之革命事业，必能继续我之生命，实行我之主义”之语。此言既有对军校成绩的认可，更多的却是对蒋介石的客套。因自该日离开黄埔，至其离世前2天，即翌年3月10日，孙几乎忘掉了军校及其教导团。他在病中“常询问东江战事：粤军进至甚么地方?滇军又进至何处?”反而是各同志回答孙时提醒“粤军和黄埔教导团已打下潮汕，滇军已进占博罗等地”。是不是孙公务繁忙，无暇顾及军校及教导团的党军体制?只要看一看该时段孙的指令、命令，就能有一个真切的判断。1924年至1925年，孙多次为各部处职员的辞职、任职、抚恤事，以及大元帅府内政部“呈请褒扬节妇”等琐碎的杂务，颁发命令与指令。

　　以上剖析说明，兼任军校总理的孙，对军校及初期仅有3000人左右的教导第一、二团，并未特别放在心上。需要耗时耗力的党军体制，仅停留在孙的口头上，见诸行动者不多。孙的西北军事计划以及直至1924年依然进行的北伐，乃是试图通过军事快速获取政权，然后再改造国家。这种急迫心理加上过于注重军事运动的路径依赖，让孙把需要耗费精力、点滴积累的组织和制度建设放置到从属地位，出现口头上重视、行为上却偏离其事的现象。党魁如此对待军校及其教导团，以致党军体制自“出生”起即先天性发育不足。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李时英 最后更新：2021-08-06 15:4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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