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付西海，我的父亲
2018-03-21 09:28:36 来源：作者：傅子恒 点击： 复制链接
感谢深圳龙越基金会安徽阜阳志愿者的寻访和关爱，将我的当了一辈子农民的父亲，人生最后一段的里程，定格在在了“抗战老兵”这一角色。
父亲今年95岁(出生于1923年11月23日)，肖猪，在他的七个弟兄中排行第六，当年我家在当地是一个大户。战乱之时，国民党兵源不足，向地方农民以“抓壮丁”方式征兵，作为佃户的我家被摊派一人，爷爷让兄弟七人抓阄决定谁去当兵，四伯父抓到了阄，本该他去，但我的爷爷最终决定让父亲顶替四大伯，于是父亲就此去当了兵。
没有听说当年为什么爷爷让父亲顶替四伯父去当兵，我的父亲自己也从来没有提起过。只记得小时候家人们揣测，四大爷方面大耳、相貌堂堂，在一个动荡、战乱年代，当兵是一个能填饱肚子但同时也是极高风险的行当，爷爷估计舍不得他去充当炮灰。而我的父亲因为孩童时候从一棵树上摔下来险些丢命，自此落下严重的胃病，面黄肌瘦、身体欠佳，以家族风险匹配计，大概爷爷觉得让他顶替当兵更为划算吧。但这个揣测没有进行过任何求证，而目前已接近完全失聪的父亲自己估计也弄不清楚了。
无数次地听过父亲讲起他的行伍生涯，没有太多惊天动地的战争故事，只记得他说起几次侥幸逃脱的经历，这些经历让他觉得是上苍对他饱有恩赐，也让他感叹子弹会对好人网开一面，于是自此更加自觉践行“做一个好人”的信条，这些经历与信念在我小的时候都听得耳朵里磨出了茧子。至于父亲当兵的经历，以我自己的胡乱猜想，父亲入伍时因体质较弱，估计是被编在了炊事勤务班等后勤部门，专事烧火做饭、劈柴打杂之类的事务。零星记得的是父亲说那个时期国民党的部队纪律也很严格——当然是他所在的部队，并不像后期以及人们普遍听闻的那样，一味的纪律散漫、贪污腐化、祸国殃民，比如他亲眼所见有士兵私自摘了一把农家的脰豆角子，被上司发现后狠抽了一顿皮带，关了几天禁闭，等等之类的故事。父亲上前线的时间应当不多，当兵的时间也应该不长，他结束行伍生涯与被征入伍同样充满了戏剧与偶然：一场战斗中兵源严重吃紧，头一天晚上队伍通知第二天准备让他们开赴前线，但在第二天天未亮时从前线传来消息，部队被日本人打散，父亲于是随溃退下来的士兵逃散回家。
这是我一直以来对我父亲当兵经历大致的、模糊的、有许多是带有猜测性的记忆。
子弹不打好人的信念也让父亲对因果相报与世事轮回充满了乐观，我不知道这是普遍充斥于中国农民身上的、天生渗透到骨子里的、常常是盲目的乐观与自信，抑或是他后天的经历所造就。待我其后读了一些书，感受到更多的世事沧桑，对“好人与好报”的现世轮回，常常并不觉得是匹配的，使我对这种乐观充满着复杂的感情;也不知道该采取怎样的一种态度，才一定是正确的。以最新的社会情绪而论，也许我们所知晓的生命层级较低，对于更高层级的生命道德充满无知吧，——在更高生命层次和轮回中，也许的确是存在着因果报应的吧。唯愿如此。
从父亲零星的叙述，无法求证他参加过哪一些战斗，在哪一带活动过。我小时候的揣测大概是当过李宗仁将军属下的兵，因为很长时期尤其我小的时候，就当时的宣传与了解的信息所限，就只知道李宗仁抗日和台儿庄战役的故事;也因此认为父亲可能也是在徐州台儿庄战役兵败、部队被打散后回家，而结束了当兵生崖的，但时间好像也不对。如今依靠龙越慈善基金会志愿者的访谈，概要性地还原了父亲的若干当兵与抗战的生涯片断，才知道我的许多揣测根本不确切，对父辈们广阔的生命阅历，即便是早年的这一重要的一段历程，也是知之甚少。
感激与惭愧。
而以千年的视角回顾这段历史，整个中国、整个中华民族这个100年的近代与现代历史，在内忧外患、只贫积弱之中的灾难、曲辱与抗争，那种哀婉曲折、充满悲愤而又荡气回肠，令人生出诸多的唏嘘感慨。在这段延绵慢长的苦难历程中，父亲个人的经历对于与他同时代的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而言，当然是再普通不过。
福祸相依，父亲经过当兵历炼之后身体渐渐好起来，自此在我们以及邻近的几个村，他的“当兵的好腿”是出了名的，他的乐观其实本质上也是源自于当兵历炼出的好身体。他在八十五、六岁的时候仍能够非常悠闲地骑自行车赶集串乡，一次从坝子上连人带车摔落下来居然安然无羔，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虽然随着年事更高不再骑车，但身体依然硬朗。
父亲终生对我的要求是做一个老实的、正直善良的人，“别怕吃亏，吃亏是福”，是我小时候听得最多的与“子弹是长眼睛”的一样耳朵起茧子的话。与“好人好报”的感叹不同，我对“吃亏是福”有着更多正面的理解，这种认识与前些时微信朋友圈流行的认为贫穷总是会使人堕落至卑鄙奸诈、人性扭曲的观点颇有不同。我的观点是，仅从“形而下”的角度说，世人眼中的所谓吃亏无外乎是多干点活，多一点体力、物质或者精神付出，对应于少一点的物质索取与回报，但在实际上，人生在世，劳动实在不单只是一种义务，更多的也是一种权力;所谓的吃亏，多劳动本身是一种福报，利他的同时也是在利已。从形而上的角度，主动的“利他”是一种高尚的修为，这种主观上的“自我实现”本身即是一种幸福感获得的过程，一种高层次的福报。所以从各个角度看，多付出少索取，所谓吃亏是福，大体上应该是不错的。
有几个事情证明着父亲的正直善良，我觉得这应该是他作为芸芸平凡众生中的一员，一生中除了当兵的经历之外，足可令他自己，也令后辈自豪。
一件是土改之后，解放初期，父亲的小家可以分得本村地主家的一处大院宅屋，但父亲觉得地主的房屋也是他们辛苦积累的家产，是别人的财产而不是自己的劳动成果，对这种不劳而获所得有一种迷信的心理排斥(不心安所得，也不吉利)，所以坚辞不受，只在自己另外分得的一小块宅基地上盖起了两间土屋，这份宅屋经几次翻盖与翻修，至今还是他的家，我们的家，是我回老家时的落脚之处。
一件也是在解放初期，我家因为“成份”好而被划为贫农，有一段时间上级组织动员我的父亲担任当地的小学校长，但父亲因只上过几天的扫盲班，只会写自己的名字和少量的字，认为自己无法称职，坚决不干这个校长，其后也有机会去到公社工作。这两个安排对一个普通农民来说，可是一个脱离农民身份、吃上“商品粮”、出人头地与向上攀爬晋级的极佳机会，在那个唯“成份”决定论的时代，这种安排自然也可以理直气壮、心安理得地接受。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父亲的推辞一直成为家乡人的笑柄。
我理解父亲所要的是一种不受约束的自由以及心安理得。
另一件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父亲当时担任本村三个生产队中第一生产队的队长。在人民公社“大食堂”兴起、大灶吃饭的时候，公社规定农村所有家庭不准私自开伙造饭，禁止单个家庭拥有任何粮食财物，谁要是违反这些禁令，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父亲顶着压力，冒着被批判纠斗的极大危险，私下偷偷地分过几次口粮——彼时，父亲带领生产队的几个社员私下偷偷窖藏了一窑红薯，由我的爷爷严密看管，最艰难的时期，每个社员每天只有4两口粮定额，这个定额根本无法正常活命，父亲与爷爷组织人在夜里偷偷向每个家庭私分几斤红薯，让每家人每天夜里多吃一顿红薯稀饭——在那个疯狂荒诞的年代，当时公社为杜绝家庭私自造饭，强制将每家的灶具全部收缴至大食堂统一保管，父亲和爷爷每次分完红薯后让每家将灶具偷取回家做饭，吃完饭再于天亮之前悄悄交还给食堂。正是这个举措，使一队社员避免了其后的饿死人的灾难，另外两个生产队——二队和三队社员由于没有进行额外的准备，出现了大量饿死人的现象，而父亲当队长的一队没有一个人饿死;非但如此，三年灾害时期，有几家亲戚与另外生产队的外姓人家投奔我家和我们生产队，得到父亲的容留照顾，其家庭都得以幸存下来。
当然这些都已经成为历史尘封的故事了，晚一辈的人甚至连“三年自然灾害”这一重大历史事实也都不知道了。唯愿天佑中华，世事永远昌明，悲剧不再重演，类似的天灾和人祸，今后永远都不再发生。
父亲寻获抗战老兵的“身份”，缘于一些事情的促动。对于我而言，这一身份关注使我对他的历史有了直接的了解，对父亲个人也算是一种心理的宽慰，但同时客观上也带来了不幸，其实从内心来讲，我是从一开始就不希望这种寻访与关注发生。
事情的起因就，2015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政府与社会各界隆重纪念这一节日，中国举行盛大阅兵。为体现对抗战老兵的关怀，民政部门所有参加过能够查实的抗战老兵一次性发放5000元补贴，这应该是政府的扶助首次关注、覆盖非中共性质的抗战老兵群体。这个政策不知通过何种途径传到了耄耋之年的父亲的耳中，开始到处去上级部门寻访，但因为时间太过久远，父亲一时难以找到可靠的人证与物证，这种寻访注定盲目而没有回响。
可以想见，我、我的姐妹，我们全家人一致坚决反对父亲的这种寻访。理由是如此高龄已经不起情绪与体力的颠簸、折腾。我把当年他教导我的观念再回传于他：希望让他知道，我们家尽管谈不上有多富裕，但也并不需要为寻求那么一点补助而去劳心劳力地求人与折腾;而且，战争中有那么多人死去，能够幸存活下来并且长寿与健康，已经是上天大恩了;平安是福，不再心理动荡波折，好好安享晚年，是我们全家最大的期盼以及福报。
但父亲不听，坚持上访，去县城的民政局，听说是拐杖将人家的楼梯杵得当当响，也四处寻找证人，但一方面不得要领，一方面许多证人因为年高而已不在人世，所以一次次地无功而回。按照当地政府部门解释的政策，非中共党外人士属于统战部统管辖，并不属于民政局，而无论统战部还是民政部，都需要找到或者人证、或者书面的证明;而结果是，作为年代久远的国民党的最基层的兵，书面的物证已不可找到，打听到的可以作证的、分散在遥远与不同村庄的几个同样有当兵经历的战友或者同乡，及至寻访，却已经不在人世。
父亲悲愤，着急，上火，在炎热的夏天，起先是茫无目的地东奔西走，其后是我的姐姐用电动车拉着他，听从他固执地胡乱寻人，终于病倒。发烧，起初只是吃药。待我听说时已过去了将近一周，急匆匆从工作地上海赶回，打针吊水，第七天烧退了，但元气大伤。
父亲拄着拐杖，一如既往地操心，在盛夏渐过、中秋快到的时候，农村秋收渐次展开，各种庄稼收回家，就在一个月夜，晚饭后的那会我们有事恰都不在家，父亲操心塑料布去盖刚打下的豆子，最终跌了一跤。救护车第二天凌晨送到县城医院，转子间骨折。手术，出院，其后辗转多个医院，治疗褥疮，康复珍治，反反复复，在牵扯全家人无数的精力以及各种的抗争(主要是与父亲观念上的)之后，最终，父亲还是没能站起来。
父亲摔伤的那晚是2015年9月2日，第二天是北京纪念抗战70周年的九三大阅兵。
我知道父亲心中的寻访是对自己经历认可与关注的渴求，只希望能有几个听众，听他讲述当年的经历，其后不再坚持反对他的上访。在政府民政系统认可无望之后，最后在朋友的帮助之下，很巧合地联系到了关爱抗战老兵的一家民间慈善组织——深圳龙越基金会，对方迅速回应，热心关怀，从各种渠道中，逐渐还原父亲的那一刻的片断历史。
父亲摔倒与手术之后，我的最大愿望与努力，就是希望父亲能够最终康复，重新站立起来，到今天已是两年半的时间。但现在他的腿强直了，恐惧，固执，护理不周，都是原因。我不会放弃努力，我希望至少能够继续以往，更长久地、更好地陪伴。这是一份最普通的坚持，因为对于对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而言，父母在，天不老。
附：
龙越基金会志愿者寻访记录：
姓名：付西海
出生年月：1923年11月
民族：汉
籍贯：安徽阜阳市太和县
身体状况：耳聋，高血压，胃病
婚姻：老伴去世多年
经济情况：每月农养70元
子女情况：1子3女，务农
部队番号：85军暂55师
参加战役：鄂北豫西会战
民国33年【22岁】被壮丁送到太和西关，68军先验兵，我们后验兵，验过兵就发军装【粗布的，有灰色，有黄色】，先是1个营3个连，后来1个营4个连。
85军;王仲廉，暂55师;李守正，3团;袁治山，2营;湖南人，3连;姓名记不起了，小个子，向我家要过酒，4排，9班，步兵。1团驻太和北旧县，2团驻太和东赵集。老人说使用德国捷克式，申胳膊比划着一托长，打70米远。
在河南柘城驻防过，从陈州去豫西打日本人。
白天不敢动日本人上面有飞机，地上坦克，大炮，夜间才能活动。
日本人投降后去过山东参加解放战争。
与儿子生活，儿子外出务工，老人和农村留守老人一样孤独，我们去走访老人高兴又是拿烟待客，又是让家人开西瓜。听说老人要去上访，有可能孤寂或想得到别人对他的那段历史认可，近70年过去了那段历史在心中，没有听众无处倾诉。我们与老人聊天不时的拿烟待客高兴的不知疲倦，眼中不时闪着什么，或许有听众了，或许有倾诉的地方了。老兵不怕死，怕被遗忘。英雄要求不高，有听众老人已满足。
老人耳聋即使带助听器交流依然困难，有时需要家人协助也可能。走访结束老人行动不便拄拐杖坚持送门外。
走访人：赵斌、于凡、唐殿智、朱洪宝
记录：朱洪宝
走访时间：2015年8月12日
——傅子恒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8-03-21 09:3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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