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的回族（22）
2017-11-07 14:48:57  来源：穆斯林在线  点击：  复制链接

　　新疆的昌吉，三四十年代以"六保馆子"远近闻名。"六保馆子"的创办人是回民马文玉，创办于民国初年。"六保馆子"有9间门面，主要经营回民风味小吃。"六保馆子"的薄皮包子、油糕、火烧(有肉馅和糖馅两种)、油塔子(形似花卷，一层套一层，油香町口)，在昌吉、乌鲁木齐一带颇有名气。"六保馆子"还供应各种名菜，价格合理，信誉极好。

　　宁夏是回族居住最为集中的地区，由于回族占的比例大，回族的饮食业一半以上都是清真食品，不管是城市里的饭馆、菜馆、糕点店、素食铺、茶馆，还是乡村百姓家常饭菜，都是清真的。宁夏回族的饮食业是仅次于贸易和牛羊业的产业。三四十年代的回族商业中，不可低估宁夏回族的饮食业。尤其银川、吴忠、同心等城市、集镇，由于贸易、牛羊业的兴盛，使四面八方的客商云集，流动人口多，回族饮食业普遍生意较好，宁夏回族饮食业，也是当地的经济支柱之一。以银川为例，市内饭馆、餐店中，清真的占50%以上，"在这里人们可以品尝到不腻不膻的清真菜、清真食品，像手抓羊肉、清炖羊肉、清蒸羊肉、羊肉焖肚饭等等，都是堪称脍炙人口、富有地方特色的美味佳肴"。"馓子，是宁夏回族传统食品之一，其配料、制作都很讲究，宁夏的馓子股细条匀，不仅吃起来香酥可口，而且讲究造型美"。宁郧族茶文化中的精品是"盖碗茶"，沏茶配料十分讲究，有所谓"八味茶"、"十味茶"等不同沏法。盖碗茶的配料丰富，清香可口，令饮者回味无穷。

　　以上列举的，是回族居住人IZ1较多的城市、城镇的回族饮食业在三四十年代的基本状况，具有典型性，代表回族饮食业的普遍水平，但不是全部，由于篇幅所限，不能列举和详述。

　　4.城镇回族的其它行业

　　在回族经营的商业活动中，如果仅讲述他们的贸易、牛羊业、饮食，算是抓住了回族经济的特点，概括了回族商业的主体。然而，回族从事的行业种类之多，内容之丰富，在中国各民族中，几乎没有其它任何一个民族可与之相提并论。回族是商业能手，回族传统的和创新的行业，灿若群星，成为民族经济的一大"景观"。

　　就三四十年代回族经营的商业门类，抛开贸易、牛羊业、饮食业，我们可以列举出如下一些部门和行业：

　　骡马行、驼行、牙行、珠宝行、玉器行、古行、果行、钱庄、菜牙行、药材业、油脂行、澡堂业、电业、面粉业、酱园业、洋货行、杂货行、卷烟业、碎货业、煤业、鞋业、帽业、渔业、盐业、绸布业、照相业、油行、镶牙行、瓷器行等等。

　　回族经营的这些行业，在各地区、各城镇又是不尽相同的.有的地方只集中于个别几个行业，有的地方以种类全而出名，三四十年代回族经营这些行业的情况，可以举例说明：

　　北平，回族经营的行业中较大的有牙行、珠宝玉器行、果行、菜牙行、骡马行。牙行是商品流通渠道中产生的特殊行业，牙行处于供、求二者中间，代客买卖、交互说合，成交后从中{也取佣金。就是牙行的收入。牙行存在于较大规模的交易中，如菜市、水果、骡马、牛羊等交易。三四十年代北平的牙行很多，但是这一行的生意并不好做，需具备多方面的能力。在北京，还有特殊的牙行，如珠宝玉石业的经纪人叫"跑合的";专做厨工和跑堂人员的职业介绍的，称"口上"，这个行当的经纪人称"头头"。北京牛街的牙行颇有点名气。珠宝玉器行，到40年代末期，北平有数百家作坊和铺面，如"玉器铺151家，玉器作坊15家，青山居玉器市98家。从业人员2000多人，其中回民占70%以上。玉器行经营的对象不同，可分为洋庄(以洋人为对象)，本庄(以本国人为对象)及蒙藏庄。回民在玉行中有成就者不乏其人，如余宝斋闵姓、义宝斋张姓、荣兴斋梁姓都很有名。被称作’翡翠大王’的铁宝亭，也是回民中玉行的大亨"。北平的果行又可细分为鲜果行、红果山楂行、干果行等，均多操于回民之手。北京果子市有南北二市，南市在前外大街东侧，北市在德胜门内。还有菜牙行，实际上是菜行，只营批发，不零售。交易不收现款，凭"信用"结算，天桥、月坛、朝外和广安市场等处都有菜牙行，广安市场最大，回民经营者约15家左右。㈤骡马行的经营场所即骡马店，既是骡马交易场所，也是贩马客人投宿的地方，成交后收取买卖双方佣金。此外，北平回民还经营澡堂、烟钱铺、电料业、药业等，足见回族经营门类之多，回族商人之灵活，回族商业之繁盛。

　　上海回族经营的商业主要有：古玩业、珠宝业、糕点业、茶馆业、花纱业、医药业、呢绒业、照相业、房地产、洋什货等。其中最兴盛的是古玩、珠宝、玉器业。本世纪初，上海回民通过珠宝、古玩交易，同香港、广州、东南亚、日本有商业来往，进行出口交易。上海的古玩珠宝商，或穿梭于租界，销售珠宝首饰获厚利，或来往于云南、缅甸等地收购原料，然后转手。一些商人在珠宝古玩生意中积累了资本，再投资到其它行业。20年代后期，上海回民珠宝古玩商人的活动空前活跃，回民古玩鉴别行家马长生等人组织古玩市场，到30年代仍然繁荣，有名的如"天宝斋"、"金才记"、"马长记"、"松茂阁"、"诚昌祥"等数家。此时回民珠宝商经营的珠宝店已开设到租界商业中心南京路、霞飞路、静安寺一带。国际首饰店、中央首饰店、珠玉汇市、丽昌首饰店等，生意十分兴隆，名气颇大。不过，在上海，大量的下层回民是小商小贩，资本雄厚的回族玉器、古玩、珠宝商人毕竟占少数。

　　南京、扬州、苏州等城市，珠玉业和香粉业很出名。"珠玉业经营品种有珍珠、玉器、古玩、字画，所有店铺都在城市最繁华的地段，还有不开店之掮客为数更多。此业几乎为回族所垄断"。香粉业经营鸭蛋粉、胭脂、刨花(浸泡后涂发用)。皂角等旧时妇女的化妆品，几乎全为回民经营。南京珠玉业的百年老店有"迪华斋"、"荣宝斋";香粉业的老店有"金秀川I"、"关天兴"。扬州珠玉业的老字号是"峻古斋"、"古善记"，香粉业老店是"德隆"、"王德隆"。苏州珠玉业百年老店有"杨鸿源"、"王复兴"等，香粉业以"慕司林"最有名。值得一提的是，南京和苏州回族的珠宝市场，不仅在本市，而且发展到上海，当时上海珠宝业几乎全为南京和苏州回民垄断。此外，南京、苏州、扬州还有回民经营的旧货业、制药业、绸布业、炒货业、铜锡业、袜业等。二三十年代，南京出现了商业垄断组织，如五洋行、公顺烟号、顺昌烟号。到40年代初，回民撒光铨创办了光陆石油商行，汪凯良与人合资开设了大陆石油商店。在镇江，有英美在华最大的烟草公司--怡中公司，回族商人童楚江为公司经理，是大买办。怡中公司垄断了河南许昌烟叶收购权，在天津、上海、青岛等地都有卷烟厂。至于南京等地普通回民经营的行业，范围就更广了。

　　开封市，1932年的调查材料表明，其时商业分为51帮，"其中回族独占的行业有：电业、澡堂业、牛羊业、鲜果业、皮革业、棚彩业等;回民经营的其它行业有：钱业、面粉业、酱园业、旅栈业、饭庄业、果店业、皮货业、古玩业、牲畜行业、洋货业、杂货业、影剧院业、中药业、卷烟业、碎货业、煤业、转运业、花生业、粮业、估衣业、鞋业、帽业、新药业、杠业、渔业等，共计31种行业"。足见开封回民经营的行业面之宽广。但大部分是小本经营，获利并不丰厚。

　　成都，杨兰田开办的"杨兰记"银行，是成都最早的涉外银行，从民国初持续到40年代末。马晓珊开办的"马裕隆"商号，是成都最早也是规模最大的百货商行，誉满蓉城。回民江瑞五在30年代初开办了"国民影院"。此外还有"津济祥"客货栈等，生意也较好。

　　昆明，回族经营的业务有：西药、五金、珠宝、杂货、柴煤炭、石灰硅瓦、竹器、麻布、木材等(茶庄、饮食、果店未算)。"万松革堂"、"渔樵药房"、"爱国药房"等著名药店畅销省内外。云南回民珠宝业中，以"大兴公司"规模称最。30年代创办于昆明，在缅甸玉密芝那玉石产地勐哄开设玉石加Z1-一，并于下关、保山、腾冲、长沙、卜海、香港、缅甸等地设分店。木材行业在云南商业中也占一定位置。例如昆明珠玑街和金牛街就有近20家回族经营木行业。其中"恒丰木行"、"裕和木行"、"运道"、"运顺"、"运隆"等木行，都有一定规模。

　　以上所述，是回民集居的城市、城镇中有典型性的，事实上，包头、太原、西安、西宁、银川等大城市及各地许多城镇，都有规模不等的各类行业。

　　(二)回族农业

　　1.回族农业特征概述

　　与其它农耕民族的农业相比，回族的农业有明显的不同。在叙述三四十年代回族农民经济状况和农业生产情况之前，有必要概括回族农业的特征。按赖存理先生的观点，回族农业特征主要有四方面：

　　第一，回族农业发展的历史较短，且在发展初期生产水甲较高。中国的汉族、土家族、朝鲜族、布依族等农耕民族，一般都经历过刀耕火种、木制农具阶段，然后才逐步使用铁制农具，使用牛耕，学会轮作、套种和施肥。回族农业却不是这样。回族农业是在元代以屯田等形式开始的，一开始就使用铁制农具，并吸收和采用汉族先进的耕作技术。所以，回族农业虽发展历史较短，但起点高，是从较高的农业生产水平上开始的，发展相对快些。回族人口分布较广，生产的农产品也较多。

　　第二，在历史上，回族农业的区域变动较大，不像傣族、朝鲜族、藏族那样居住区域固定。回族的农业区域，元代集中在西南、西北几个不大的地区，明代发展到中原及运河、黄河两岸，清代又往西藏、内蒙、中缅、中苏边境及西南、西北的一些山区腹地发展;到了民国时代，则几乎遍布全国各省、各地农村及各少数民族地区。可见，回族的农业区域变动是较大的，后来便形成全国范围内"大分散，小集中"的状态。回族农业区和其它各民族的农业区是相互穿插的，这有利于各族间农耕技术的传播，于各族经济共同发展和边区、山区开发是有利的。

　　第三，回族农业的显著特点是与商业、饲养业及手工业相结合。在中国回族中，纯粹务农而不兼营其它行业的几乎没有，所以"亦农亦商"、"半农半商"、"亦农亦牧"，是回族经济生活中的普遍现象。农业与商业、牧业、手工业结合，既弥补了农业收入的不足，又有利于农副产品变为商品，是回族经济发展的独特方式。

　　第四，从事农业的回族中，社会分化现象明显。早在元明时期，回族内部已分化出贫苦农民、小土地所有者、中小地主几个阶层;清代，产生了回族大地主及门宦教主大地主;民国期间，分化出回族赤贫的农民、雇农、回族军阀大地主。随之而来的是土地高度集中，以及回族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奴役加重。这种情形，在三四十年代尤为突出。

　　2.三四十年代的回族农业

　　根据回族农业的特点，可以肯定地说，民国时期回族的生产工具，制作技术水平与汉族相当，回族农业和汉族农业一样，缺少先进的农具和机械，缺乏现代耕作技术，依靠自然降水，旱涝皆成大灾，农民靠天吃饭。在我国大部分回族居住区，回民的耕地普遍比汉族少，为了维持生活，回民不得不兼营其它行业。所以，三四十年代回族农民的生活基本上处于为温饱而奔波的状态。具体来看，各地又有差别：

　　西北地区回族农业的特点是：土地面积相对较大，但肥田少，瘠地多，农业生产条件差。尤为严重的是人为因素：回族中的军阀、地主、官僚和汉族地主、官僚共同剥削贫苦农民，大量购买和霸占土地，回族地区的土地集中程度十分严重;而且，回族农民承担着繁重的租税、杂赋、劳役、兵役。在民国18年西北大灾荒之后，这里的回族农民生活长期处于贫因状态。农民自己无力改变农业生产条件，民国政府和当地回汉官僚地主也靠封建方式剥削和掠夺财富，没有对农业的投入，因而三四十年代西北农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回族农民过着艰苦的生活。

　　例如甘肃，回族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回族集聚于临夏、临潭、张家川1、平凉等地，农业人口数占很大比例，但甘肃回族农业的生产条件较差，多属高原和山区旱作农业，广种薄收，仅靠农业不能维持生活，回族发挥自己善经商的特点，兼营皮毛业，或饲养、屠宰牛羊，或长途贩运日用品，通过商业手段添补农业收入的不足，在临夏、张家Jt1、平凉等城镇，形成商业中心或皮毛集散地。商业是回族的生命线和经济支柱，回族农民也是受益者，没有皮毛牛意，没有商业中心和通往省外的商道，回族农民的生活是难以维持的。有相当一部分回民，在农耕之余，奔波于城乡之间，收购皮毛和土特产，然后在市场上售出，或从外商手中得到日用百货，挑到乡间去卖。有些农民在城镇摆摊设点，或经营饮食业，或经营鲜货、干果，或开设店铺零售百货、农具等。这些半农半商的回民，即平常所称谓的"小商小贩"。从总体情况看，甘肃广大的偏僻农村，回族和汉族一样，长期处于落后状态，"手推磨，肩挑担，麻杆点火几千年"，是对张家川等地回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又如宁夏，在宁南广大山区，农业生产条件和甘肃回族农业相差无几，从当时属于甘肃省范围内的西吉、固原的农业情况，可推断宁南其它农村的经济状况。宁夏的良田集中于黄河沿线的中卫、中宁、吴忠、灵武、银川、平罗等地，灌溉便利，水源充足，农田肥沃，然而，三四十年代这一带的回族农民生活依然很艰苦，最主要的原因是，马鸿逵家族及各级官僚广占良田，土地集中于少数回族上层人物手中，普通回族农民少地或无地，却遭受重税盘剥。关于马鸿逵占田情况，仅从1933年马初任宁夏省主席日、"获得"的田地数，可推知一二。《宁夏三马》一书有如下记载：(1)永宁县王太乡于光和献地百余亩。马鸿逵在王太堡原有100亩庄园，在为四配夫人修建"养心园"日,霸占附近田地80余亩。指使马宝山在望远桥霸占民田100余亩，为五配夫人修庄园。该县大观桥的李丹桂献庄园一座，良田100余亩。义在汉延渠东河西寨占田百余亩，以其庶母名义辟为别墅。仅永宁县马鸿逵就占田近600亩。(2)灵武县吴忠堡的邹华堂。向马鸿逵献庄园两所，土地80余亩。(3)中卫县新墩天主堂有上等水地120余亩，马鸿逵占为己有。(4)马鸿逵在银川市西门外、西府井，新华街[1旧宁夏等处，占民田数十亩，民房130余间。(5)霸占贺兰山林场，汝箕沟煤矿等。(6)40年代-B家子弟及妻妾以化名、堂名，乘机低价购买和侵占土地。马鸿逵及宁夏上层统治者不仅占有大片良田，而且利用各种手段，增加田赋，搜括回汉农民。马鸿逵进行过两次所谓"土地清丈".一次是1934年到1935年，金积、灵武、中卫、中宁、平罗，宁朔等县丈得农田1828250亩，比原来的亩数增长了100万.叫"增溢地田"。依据清丈后的土地亩数清册大量征发田赋。宁夏农民自1935年起每年负担73000余担粮食的剥削，广’人农民不堪忍受，逃荒者不断，致使土地荒芜，粮食生产锐减。马鸿逵于1937一1940年又进行第二次土地清丈，回汉农民中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听征粮，似虎狼，一年两季尽抢光，皮獭绳索保甲长，勾魂催命赛阎王。"

　　再如青海回族农业。青海回族来源一是明清移民屯田;二是外地大批逃难者落户青海;三是"蒙古回回"，主要聚居祁连山区;四是"藏回回"和部分汉人融人回族。清代，青海回族人口增长很快，东部农业区每个县都有回族居住，农业耕作的面积扩大，耕作技术有所提高。青海回民兼营畜牧和商业，主要是半农半牧结构。清末至民国初年，由于社会动荡，青海农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的20多年里，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农民除了交纳田赋(上大粮)，还要上所谓"营买粮"(即军粮摊派)，另外要负担兵役和杂税，老百姓不堪重负，大量携家外逃。牧区的牧民要交"草头税"，后更名为"建设费"，再加上兵款、马款，广大牧民被剥夺一空。农牧民为生活所迫，转而经商贩卖为业时，也逃不脱"本销税"、"粮茶税"、"货物税"、"出入山税"、"修筑马路、公路费"、"印花税"、"牌照税"、"皮毛税"、"路灯捐"、"门牌捐"等。所以，三四十年代的青海，农牧业凋敝，农牧民生活赤贫化了。

　　西南回族农业的特点是：回民土地较少，种地不足以维持生计，回族农民的出路不外乎租种地主田地，并做小商小贩。西南回族农业的发展普遍水平很低，但云南个别地方也有资本主义农业的幼芽。

　　例如云南，"白族地区的回族，主要是地主经济的农业和商业结合"。迪庆藏区的回族，"在封建农奴制度下，一部分人经商，开矿，一部分人搞农牧业"。蒙化回族中，"以赶马，种田者占十之六七"。可见，在云南，回民务农不足以谋牛’，所以，商业、运输、采矿是回族人民的主要经济支柱。在封建农业经济内部，也出现过少量资本主义农业，云南沙甸的白亮诚在乔南县开辟的数千亩地的农场，产棉产茶，是当地农业经济中的特例，也是旧中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幼芽。

　　另据载，"贵州的回族大多数居住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贵族农业的发展，是在清廷实行"改土归流"政策、消除分裂割据势力之后。到了民国时期，迁居贵州的回民人数增加，尤其抗战爆发后，逃难而到贵州落户者增多，使贵州农业经济有所发展，但整体水平亦不高。

　　四川农村的回民人数不多，平均占有耕地也少，散居杂居丁各地乡村的回族农民，多数缺地、少地或只有山地、旱地。盐源、新都、松藩等地的回族农民，勤于务农，同时兼营商业。"回民居住较集中的盐亭、会理、西昌等县，也有少数回族官僚地主占据数百亩粮田沃壤的，但毕竟是极少数，广大回族劳动人民却生活艰难，需不断奔波才能维持温饱"。四川回族当兵的较多，也是由于生活艰难之故。

　　东北地区回族农村，农民人均耕地较少。回族农民的土地比汉族少，这是个较普通的现象，所以他们还兼做商贩，贩粮、贩布、贩土特产、贩牛羊、卖蔬菜、卖面食，勉强度日。如黑龙江，清代至民国初，大量的山东、河北等地回族迁入，回族人口增长较快，但大多集中于城镇和交通要道，齐齐哈尔、阿城、宁安等地回族最集中，居住在农村的，只占回族总人口的5%。三四十年代，黑龙江农村回族人口也没有较大增长，仅有的农村回民，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再如吉林，回族大多以商业为主，牛羊业、运输业、饮食业、药业等很有特色，而农村回民大多务农，难以维持生活。吉林西部有良好的草场，畜牧业较为发达。不过，从整体来看，农业经济是不占多大地位的。辽宁的回族农业和黑、吉两省差不多，辽宁回民大多居住在城镇和交通要道，因外来移民多，商业兴旺，农村回民兼做商贩，生活艰苦。从1931年到1945年，东北三省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东北回族人民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回族农业的发展更无从谈起。

　　华北、华东、东南各省的农村，由于人口密集，耕地少，而回族农民占有耕地相对更少，这种情形和东北相差无几，以河南、安徽、湖北为例，即可说明问题。据载：河南回民拥有土地很少，"人均几分地，与汉族农民相比，一般少1，3到1/2，且多沙荒地，盐碱地，低洼易涝地，生活贫困，单凭从事农业不能维持生活，耕种之余，从事养殖业，以饲养牛羊居多数。从事农业兼营养殖，逐渐形成河南回族农民的历史传统"。民国时期的安徽，"农村回族基本是从事农业、屠宰、小商贩和饮食服务业。但在不同地区又有不同特点。在皖北基本上是’自营商务，兼营农业"’。"皖中地区如滁县、巢湖等地回族，基本是农商并重，忙则为农，闲则为商"。"皖南回民，基本从事单一的农业和渔业生产，商贩很少"。可从回族农民的经济生活来看，整个安徽农村的缺粮、缺柴、逃荒现象在三四十年代很普遍。湖北略有不同，湖北回族以农业经济为主。明、清两代，湖北回族经历了一个开辟农业基地的过程，"他们每到一地，披荆斩棘，劈山开路，兴修水地，开垦荒地，终于在崇山峻岭的鄂西北边缘山区建立起一个个农业生产点。可以说，湖北回族农民垦荒获得土地、营建家园的过程，就是湖北回族农业经济发展的过程"。回族的农业生产技术、耕作水平和当地汉族不相上下。但由于历代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即使到了三四十年代，湖北回族农民的生活依然困苦，"湖北回族农民所拥有的土地一般较当地汉族农民要少，且多在高山严寒、丘陵、滨湖地区，或贫瘠荒芜干旱之地。因此，单纯依赖农业生产收入难以自给，故回民中纯粹的农民较少，不少人多兼营其它行业，以补生活之不足"。

　　综上所述，三四十年代，回族农业生产滞后，回民人均耕地少，大多靠商业为生，经济生活是困苦不堪的。除了农业发展的自然条件较差这一客观原因外，关键的因素，是国民党统治者未能重视农业生产，他们只顾重税盘剥，掠夺田产，压榨农民.以满足自己的需要，造成了广大回族农民的赤贫化。加之战乱不止，封建割据尚未完全消除，日本侵略者大举进犯，内忧外患中，受害最深的是下层劳动人民。回族农民和其它各族农民一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三)回族工业和手工业

　　1.回族工业发展概况

　　三四十年代，回族创办和经营的工厂、公司、企业局，基本上集中于宁夏、西安、河南的开封、郑州等地，汉口、南京、云南、上海、内蒙古、青海等地。从规模和数量看，是较为可观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受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的排挤，受官僚买办的盘剥，加上国内民众购买力低下，市场萧条，又遭受战争破坏，民族工业的发展水平不高，有些企业是惨淡经营，步履维艰。虽无详细资料表明其生产状况的好坏，但总体水平可从现有的材料中可看得出来，回族工业除了马鸿逵、马步芳家族经营的几家工厂靠政府拨款、垄断货源和市场、压榨工人等手段而保持丰厚利润外，其余大多并不景气，或者说，并没有健康发展。

　　先说宁夏马鸿逵经营的厂矿企业，主要有如下一些：(1)宁夏电灯股份有限公司，设在银川，马鸿逵亲任董事长。该公司创建于1935年IO月，资产有10万银元。(2)兴夏毛织股份有限公司，前身是宁夏毛织厂。从1939到1940年，中央银行分批拨了8万余元的基金，由马继德(马鸿逵堂兄)做经理，主要经营地毯业。1942年1月，该厂由官僚集资，由官办改为商办，正式命名为"兴夏毛织股份有限公司"，资金13万元(法币)，马鸿逵为董事长，刘一侠、邹德一、李云祥、马继德为董事。该公司年年盈利，但公司职工薪水很低，且由于卫生条件差，医疗设备缺乏，劳动强度大，工人有的染疫，有的病累而亡。(3)兰鑫炼铁股份有限公司，创建于1943年2月，地址在大武沟、汝箕沟，马鸿逵为董事长，该公司在1945年停产。(4)兰鑫机器厂，前身足宁达棉铁厂，李翰团于1940年创办，起初资金少，设备简陋，刘敬儒任经理，后与军械处挂钩，马希贤兼任董事，第一年便获利。1944年，马鸿逵将宁达棉铁厂改为私办，名为兰鑫机器厂，由他的第四夫人刘慕侠主办，股东还有财政厅长赵文府，军械处长马希贤，建设厅长李翰园。该厂1945年停产。(5)光华陶瓷股份有限公司，创办于1944年3月，地点在大武口，资金50万元(法币)。马鸿逵为董事长，马希贤、马义忠、李云祥、马继德为董事。该公司经营低档陶瓷器，1949年停产。(6)鸿丰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创建于1944年，地点在银川，董事长是刘慕秋，生产低档纸烟，1946年停产。(7)光宁火柴股份有限公司，1942年6月创办，资金60万元(法币)，大批量生产驼牌火柴，运销兰州、西安等地。(8)德昌煤矿公司，创办于1943年，地点在汝箕沟，马鸿逵为董事长，以马家"敦厚堂"号名义经营。(9)德兴煤矿公司，1943年创办，邹德一、李云祥、马继德、李翰园为股东，公司设在磁窑堡。(10)利民机器面粉公司，创办于1943年8月，宁夏省政府与银行合办，马鸿逵任董事长。该公司产品为"双塔牌"面粉，经营较为持久，直到宁夏解放，为人民政府接管。此外还有"宁夏制糖厂"等企业，只是规模小，经营时间短，到40年代后期均破产或停业。河南回族创办和经营的工厂、公司、矿局主要有六家：(1)开封的"普临电灯公司"，早在1910年就创办起来，到30年代运营正常，经理魏子青。该公司业务主要足火力发电。(2)开封"益丰面粉公司"，杜秀升创办于1924年。该公司经营面粉，生意较好。(3)郑州的"明远电灯股份公司"，主要生产照明设备。该公司创办于1915年，创办者也是魏子青。明远电灯公司是郑州有影响的回族企业。(4)照临电灯公司，地点在洛阳，也是魏子青创办的.创办时间是1917年，到抗战时期，该公司已运营20年。(5)河南密县煤矿，由魏子青创办于1919年，是河南采煤业中重要的一家煤矿。(6)光亚烟厂，创办于1942年，地址在河南固始，创办人王金生，该公司生产的卷烟销路较好。西安的网族工业有影响的主要是四家：一是"华峰面粉公司"，是杜秀升于1938年开办的继益丰面粉公司之后又一面粉生产厂。二是"德泰光股份公司"，创办于1924年，经营美孚煤油，创办人冯瑞生。三是"两安棉机打包厂"，是白楚珍于1932年创办的企业，专营机器打包，规模不大。四是"建国机器制造厂"，创办于1939年，经营电话、轴承等，创办人和正光。

　　汉口的回族工厂有两家，一是"汉昌烛皂厂"，由陈经畲于1915年创办，生产肥皂、蜡烛。二是"义顺泰油行"，是陈经畲于1931年创办的企业，专事桐油出口。

　　云南回族工业较有影响的是一厂两局。昆明的"恒泰牛奶厂"，主要生产牛奶制品，经营养牛挤奶，较为持久。另有"云南开蒙垦殖局"，"云南思普企业局"。开蒙垦殖局创办于1934年，地点在开远、蒙自一带，杨士敏为局长，葛敬中为副局长，由云南经济委员会投资，由经委秘书马镇国监察管理。该公司积极从事开蒙地区水利和农业并进的实施。思普企业局是综合性的企业集团，业务涉及茶业试验和栽培、农场建设、家具改良、纺织等内容，为云南边疆的开发和民族经济的繁荣做出了贡献。企业局的经理是白耀明。思普企业局创办于1937年，历17年不衰，到1954年由云南人民政府接管。

　　内蒙古的回族工厂，规模较大的一是呼和浩特的"德义成皮革厂"，创办于1939年，专事皮革制作。二是呼和浩特的"文魁堂面粉厂"，专营面粉加工，创办于1946年。

　　青海在马步芳家族统治时期，先后建立过十余个工厂。其中第一个小工厂叫"义源工厂"，建丁1930年，马步芳以新编第九师的军费为资本，以士兵充苦役，招雇少数技工，在义源祥商号下附设义源工厂，生产被服、鞋袜、皮革等军需品。其后，马步芳先后开设所谓的"八大工厂"，即：火柴厂、三酸厂、玻璃厂、皮革厂、机器厂、洗毛厂、纺织厂以及牛奶场。火柴厂前身为甘肃光明火柴公司西宁分厂，1936年售与马步芳，1944年马步芳将该分厂与西宁北门的火柴作坊合并为火柴厂，迁址至西宁小桥，生产"航空牌"火柴，质量差，不受群众欢迎。三酸厂也没在西宁小桥，1945年开始生产硫酸和黄磷，但始终未制造出盐酸和硝酸。洗毛厂筹建于1943年，到1948年才投产。玻璃厂筹设于1943年，生产杯子、灯罩、瓶子等，1945年底停产。皮革厂、机器厂都成立于1946年，前者生产军用和外销的皮革，后者为马步芳部队修理器械和汽车，锻制马刀，冶铸军锅等。牛奶厂建于1947年，日产牛奶一百余斤。纺织，4成立于1948年，称为青海省回教促进会芳惠纺织厂，生产窄面白土布。在这"八大工厂"以外，马步芳开设的工厂还有印刷厂、地毯厂、瓷器厂，规模均不大。

　　在青海的工厂中，1941年建成的火力发电厂值得一提，发电厂初建成时，设备陈旧，运转不正常，电力不足，但给西宁人民首次电灯照明，意义重大。到了1943年，青海又筹建湟水水力发电厂，1944年动工，马步芳征调西宁、互助的民工、士兵，学徒、学生掘渠修坎、建造厂房。1945年10月水力发电厂建成。到后来又增添了动力设备，发电能力增大，能供应西宁8701盏灯的照明。此外，青海矿产资源丰富，从30年代起，马步芳以官府名义，开设多处金场、矿场，到1946年，成立"涅中实!Ik公司"后，垄断了全省的金矿开采和黄金收购。马步芳家族及少数地主、官僚对工、矿业的垄断和掠夺，给青海广’大劳动人民带来了极大苦难。

　　除上述回族工业外，南京有"白敬宇眼药厂";上海有答容川创办的"永泰花号"(纺纱、棉织烟草"公司;天津有创办于1937年的"中西制药厂";九江有"大中华火柴厂"(创办于30年代)等等。

　　尽管三四十年代有数十家回族工业企业兴起，但它们大多生产规模小，资金不足，机器设备陈旧，采用古老的管理方式，因而效益不高，产品数量、质量和总体竞争力有限，这也正是中国20世纪上半叶民族工业的通病，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社会原因和国际环境的影响。

　　2.回族的手工业概况

　　回族传统的手工业门类较多，分布较广，不但城镇有专门的手工作坊，就在农村广大地区，回族农民从事手工行业的也比较多。前述回族商业中已提到与牛羊业有关的手工行业，如皮革制作、皮毛加工等。在回族经济中，农与商、工与商、手工业与商业、工业与手工业，各部门间很难截然分开，尤其是三四十年代;蕴涝秘门龅裁贫费不橡令天这棒严捂，商盥盈潦对于I盥的依赖程度，在当时尤为突出。尽管回族工业有所发展，但并不能取代手工业在回族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位置，手工业在回族城乡居民生产生活中所占的比例，是仅次于商业和农业的。

　　回族传统的手工业，主要的有如下几类：(1)皮毛加工和皮革制作;(2)制皂业和制烛业;(3)绸布业和鞋帽袜业;(4)制药业，等等。

　　皮毛加工和皮革制作是回族手工业中最大的一行，且分布极广，全国各地回族聚居的城乡都有。制皂和制烛业算是牛羊业的副业。用牛油制皂和制烛，在回族生活巾并不少见，起初用土法制造，数量有限，仅供本族使用。到了三四十年代，南京、开封、扬州、汉口等城市，有了较大的制皂作坊，甚而出现像"汉昌肥皂厂"这样的企业。不过，总体来说，回族用牛油制皂、制烛是较普遍的手工行业。绸布业中，南京等地回族开设的织缎机房、绸布店是享有盛名的。与此相关的，是回族民间的鞋袜帽业，具有区域性的市场和深远的影响。炮制中药、制药膏、药丸是回族另一传统的手工行业，以江南回族从事此行者居多。

　　在所有的回族手工业中，最有典型性的，当数回族的皮毛加工和皮革制作，只要有回族聚居，就有牛羊业和回族商贩;只要有牛羊业和回族商贩，就必然有皮毛加工和皮革制作。一般情况下，牛羊屠宰和皮毛加工、皮革制作紧密相连，有前者必有后者。皮毛收购和皮毛加工、皮革制作，以及加工后的皮货和皮革制品的销售，通常也是一条龙的，流通领域和生产领域往往为某一家所经营，或某一商帮、某一商号所经营。若抛开皮毛的收购和皮货、皮革制品的销售，具体看皮毛加工和皮革制作，这一手工行业中最重要的是"熟皮"和皮革制作两个步骤，有日寸二者是分开的，熟皮的作坊，专事加工牛羊皮。然后出售，不一定制成各类皮革成品，有时"熟皮"的皮坊和制革铺是没有专门分工的。

　　"熟皮"的技术很讲究，有一整套的浸泡发酵、薰皮、清洗、裁剪等传统工艺。将牛皮、羊皮加工泡制之后，就可制做成各式皮袍、皮袄、皮帽等。回族加工生产的皮货有本色皮、红皮、乳硝皮，重革轻革等品种，远销各地。同族的皮革制品，从简单的马鞍、马笼头、挽具等，到较高档的皮革座鞍、皮辕、马鞭等，应有尽有。

　　就以甘肃平凉、张川，内蒙古包头，河南桑坡，云南昆明为例，即可看出回族皮毛加工和皮革制作之盛况。

　　"平凉是西北最大的皮毛市场之一，泡制加工裘皮是当地有名的传统工艺，多少年来一直流传着’宁夏皮子平凉熟’的说法"。早在民国初年，平凉就有"东皮行"、"西皮行"和"北皮行"。30年代以后，陆续又出现"瑞盛奎商号"和"毓庆祥商行";抗战时期，河南回民丁宏义开办的宏兴皮行，丁祥甫的祥记皮行等，都是比较出名的大皮行。规模最大的要数白受三的文茂祥商号，40年代文茂祥商号又另立裕生祥商号，投入资金不下200万元。"抗战时期，大批难民涌入平凉，其中以河南孟县桑坡回民最多，他们之中很多人都有揉制、加工裘皮的技艺，使平凉回民经营的皮毛业达到空前鼎盛时期，出现了大小皮行30多户，皮毛作坊100多处"。这些作坊生产的裘皮以"二毛筒子"和"黑子羔皮衣最为驰名，大部分销往北平、天津、上海、武汉等地，抗战爆发后，只能发运往西安、兰州及西南各省。

　　张家川的皮毛业在1939--1949年10年间是相对兴盛的时期。"无论品种、生熟皮加工等方面都呈现繁荣景象。经营的各类品种以牛皮为主，羊皮次之，少量狐皮以及骡、马、驴、狗、兔等杂皮。除一部分野生皮运销外地外，其它杂皮由本地皮匠加工制成各种皮革鞋帽等"。张川本地作坊在20年代就已出现，加工羊皮的泡皮户有数十家，集中于瓦泉、崔湾一带及张川、龙山镇内。张川加工的皮货和皮革制品运销武昌、天津、北平、上海、西安、重庆、汉121等地，抗战爆发后，东路中断，转向西南销售。

　　内蒙古的包头，三四十年代有皮革制品行业的作坊和店铺三十多家，"分本地皮坊和京津鞍糖铺两种。后者从业人员多系河北、京津来包头的回族同胞，他们用本地皮坊提供的熟皮原料，制作各种马具和挽具"。"回民在包头经营鞍辖铺最早的有双盛隆、西盛隆、双义永、德盛隆四家。1943年又开设荣生祥、荣升商店，鞍赣铺增加到六家，其主要负责人均系回族"。包头回族的皮革制品品种较多，除简单的马具、鞔具外，后又增添了"高档的沙鱼皮景泰蓝座鞍，配香牛皮辕、景泰蓝剪银马镫、新加坡藤皮马鞭等产品，运销各蒙旗及时肃、宁夏、青海一带"。云南的制革业历史悠久，"例如昆明金牛街，位于旧护城河边，背倚盘龙江，是著名的臭皮街。有几十家制革业户，主要是回族"。其中有名的回族熟皮业作坊有"永盛"、"全盛"、"义盛"等。生产的重皮(牛皮)用于做鞋底和马鞍，轻革(羊皮)做羊皮筋。在熟皮业中，回族主要生产生杂、马笼头、大皮条、小皮条、羊线(弹棉花用)等。副产品为收皮渣熬胶。熟绵羊皮、山羊皮出口香港、南洋。

　　河南孟县桑坡村"家家都从事皮革生产，主要加工羊皮，制作皮衣、车马弦具、皮条、弹花弦和其它皮革制品，远销上海、武汉及东北各地。建国前，桑坡’兴盛玉’号皮作坊，皮货做工讲究，货真价实，言不二价，在南方信誉很高，每年皮货运到汉口，有8家皮商销售，足见桑坡皮货和皮革制品的质量之高。桑坡人还把精湛的技艺带往甘肃、宁夏等地，扩大了回族手工业的交流。

　　综观回族商业、回族农业、回族工业和手工业发展状况，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1)从整个回族经济发展的历史看，30年代回族经济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表现在商业经营的门路显著扩大，农业生产也有所发展，手工业向深度和广度拓展，尤其出现了回族工业，回族经济的变化是显著的。(2)30年代回族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在当时全国经济形势中占据重要地位，回族经济推动了全国其它各族经济的繁荣和发展。(3)经战争的摧残，30年代末至整个40年代。回族商业出现衰落和萧条，农业生产停滞不前，工业遭到破坏，只在西南、西北地区，手工业仍有较快发展。(4)国民党的黑暗统治，造成苛捐杂税繁多，劳动人民负担沉重，物价飞涨，投机盛行，贪污成风，也是导致人民生活困难的重要因素。

　　二、抗战时期回族经济的变化及工商界的抗日活动

　　正当30年代回族商业、农业、工业和手工业摆脱近代以来的落后状态，有所发展和繁荣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打乱了回族经济发展的步伐，随着日寇侵华的深入和战争的扩大，我国大片领土沦丧，沿海工业遭受沉重打击，商业贸易受阻，回族经济出现前所未有的停滞和倒退，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尽管如此，回族同胞克服重重困难，依然投身于抗日救亡斗争，投身民族解放事业，回族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发展生产，建设国家，支援抗战。回族爱国工商业者，为根国的解放，积极抗日，广大劳动人民忍辱负重，用自己的勤劳和汗水，甚至用生命的代价，和其它各族人民-道，使战时后方经济支撑着几百万抗日军队的供给，支持着整个大后方的军需民用，终于赢来了抗战事业的胜利，这是一个奇迹。

　　(一)战争对回族经济的破坏

　　1.日本侵略者对沦陷区经济的摧残

　　自"九·一八"事变到武汉失守，我国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广阔的领土沦于日军铁蹄之下，日本法西斯疯狂掠夺我国资源，严重摧残我国经济，任意屠杀我国无辜百姓，使沦陷区经济崩溃，沦陷区人民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回族同胞和其它各族人民一样，过着衣不蔽体、食不裹腹且忍辱负重的生活，挣扎在死亡线上。

　　日本侵略者对我国经济的破坏，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表现为不同的掠夺方式，不同的奴役手段。

　　首先，对东北地区实行殖民统治，残酷搜刮。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后，为了进一步发动战争，把东北三省作为其战争后方基地，加紧经济控制和掠夺。如投资设厂，开发工矿，掠夺资源，建立殖民性质的工业，加重对东北农民的剥削，实行粮食统制，一切都服从于保证军需和向日本本土供应，造成东北工业畸形发展。农业生产的粮食大量供应日本军队和本土居民，东北农民以糠皮、草根、橡子面充饥。日本侵略者还大量发行不兑现的纸币，并加征苛捐杂税，残酷搜刮东北人民的财富。更毒辣的手段是强迫农民大量种植鸦片，使农业生产遭受破坏，而且烟毒遍地，毒害了大批中国青壮年劳动力。东北地区回族人口较少，也较分散，回族农民耕地少，回族从事小商小贩业，又受日本侵略者的限制，其生活悲惨程度，可想而知。东北也没有出现任何回族经营的大工厂，民族工业在日本控制的东北没有发展起来。其次，日本侵略者对沿海工业的洗劫。抗战爆发后，因遭敌人炮火袭击，被敌人抢占、以及搁置在战区无法牛产的中国不计其数。据统计，全国被毁工厂3840家，资金损失7.4亿元。再加上被掠夺的工厂、矿山、冶炼业等。损失极为惨重。上海、南京、广州、青岛、天津、烟台、宁波、无锡等城市相继被同军攻占，国民政府组织民族工业内迁，爱国企业家克服重重困难，冒着炮火迁出了一批批机器设备，保存了我国近代轻、重工业的基干力量，但仍有大批工厂被炸毁，一些工厂落入敌人之手，一些工厂因战火而停产。回族经营的工商企业，本来数量不多，如南京、上海、汉口等地的工厂，仍不能幸免于难。如汉昌烛皂厂在武汉陷落前拆迁，抵重庆建厂后，仍遭日机轰炸，顿成废墟。"义顺成"在各地的投资，均冈日寇入侵而无收益。南京的德大酱园毁于战火，六合广大油坊在沦陷时被汉奸霸占，房屋被拆毁。

　　第三，日寇对沦陷区的农产品和各类资源野蛮掠夺。随着战争的扩大和日军的蹂躏，农村耕地大量被破坏，牲畜、农具和种子亦大量被摧毁。"据国民党农本局1939年1月报告，在全国76亿多公亩土地中，就有40多亿公亩遭受破坏;全国共有耕牛2300万头，就有800余万头遭受损失;主要农产品的损失，最少的是19%，，最多的达80%。据在江宁、句容、溧水、江浦及六合县(一半)的调查，在这四个半县内，无辜被杀的农民就有4万余人，农家的房屋、牲畜、农具、藏谷、农作物的损失，总计约4100多万元。@)日寇对沦陷区的农产品采取"征发"(就地取粮)、"征购"等办法，进行广泛掠夺。日本侵略军所需的粮食、蔬菜、肉类、鸡蛋、香烟等，任意向沦陷区人民"征发"。日寇在华北成立"粮食会社"，在华中、华南成立"华商总会"，以低价"征购"棉花、大豆、小麦、杂粮、菜籽等农产品和皮毛、蚕丝等物资，同时.还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广大农民过着极悲惨的亡国奴生活。回族农民是中华民族广大农民兄弟中的一部分，自然难以幸免。在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在经济政策上提出"以战养战"，加紧对沦陷区资源的掠夺。对工矿业掠夺的方式，在华北采取"军事管理"，在华中采用"委托经营"，以这种手段夺取了沦陷区大部分丁：矿食业。回族同胞在日寇铁蹄之下，难有生产和发展的机会。

　　第四，日寇对沦陷区进行商业贸易垄断。"七·七"事变后，日寇即对我国海陆两路实行割锁，到1939年，我国海上交通全部被掐断。1940年日军侵入越南后，滇越公路被切断，11寇在各水陆要地，设置军事检查站，控制货物流通。日寇对沦陷区的商业实行极严格的管制政策，方面成立统制机构，对物资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掠夺，另一方面，对人民生活必需品加以苛刻的限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在沦陷区的一些大城市实行"配给制度"，许多人因饥饿和患病而死亡。

　　商业是回族的生命线，在日本侵略者的严酷管制下，回族商业萧条，回民牛活困苦不堪。回族传统的牛羊、忆制革业也遭日寇控制。例如，日寇在天津组织了"牛业协会"、"牛皮协会"等垄断组织，妄图达到从经济奴役天津回民的目的。在臼寇的卵翼下，地痞流氓、回奸石竹林当了"日华联合牛业协会"会长，资本家王竹轩当了"牛皮协会"会长，他们把牛羊行、制革业垄断起来，逼得许多回民卞羊行业小户纷纷破产。有的人为了生存，冒险走私逃税，石竹林就雇佣稽私狗腿子到处搜查私牛肉，充公罚款，逮捕走私回民送日本宪兵队严刑拷问。

　　日寇对沦陷区经济的破坏，对沦陷区资源的掠夺，加上战火的蔓延，使沦陷区经济全面崩溃。

　　2.战争对后方回族经济的严重影响

　　战争对后方整个经济的影响，主要有四方面：一是随着大量扩充军队，军费开支猛增，又由于扩大行政机构，行政费用增加，造成财政人不敷出。二是由于大量人口涌入西南、西北，加上军需物资需求增大，造成粮食供应不足，物资严重短缺。三是华北、华东、华南被日本侵占，致使商路受阻，贸易中断，西北、西南偏僻落后之地，工商业发展更加困难。四是物价飞涨.货币贬值，赋税加重，投机倒把猖獗，民不聊生。

　　西南、西北地区回族传统的经济是贸易、牛羊业、农业、畜牧业。抗日战争爆发后，西北、西南地区的贸易受到严重影响，例如，甘、宁、青等地的皮毛原来远销北平、天津，而战争期问只能运往西安、重庆，云南的贸易随着滇缅公路被切断而限于较狭小的范围。由于物价飞涨，赋税过重，人民的购买力低下，回族商业出现萧条局面。商业不景气，对亦农亦商的回族农民来说，无疑也是雪上加霜。

　　抗战期间，为了驱逐日寇，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农民多一点负担.是难免的，田赋征收、征购、征借保证了军民生活。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却利用抗战名义，借口田赋征收与对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对农民进行横征暴敛，重重压榨，使广人农民陷入贫困破产的深渊，不得不借债度日，忍受高利贷的剥削，甚至出卖土地，沦为雇农、佃户。国统区的回族农民，和其它各族农民一样。沦为佃户、雇农者为数不少。

　　战时物价上涨，这是任何卷入战争的国家不能避免的现象。抗战初，国统区物价上涨还比较缓慢，但到1939年欧战爆发后，物价开始猛涨。以重庆为例，1939年比1937年上涨3倍多。国民党政府为了解决战时经费，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结果使物价上涨更猛烈。再加上国民政府吏治腐败，贪污成风，导致下层劳动者不足以养家糊口。

　　例如宁夏，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货物运输停顿，影响及于金融，加之奸商和富商大贾囤积居奇，货价腾贵使宁夏省钞仅值"法币"的六七折，有时竞达五折，因省钞贬值，宁夏面临金融货币危机。1937年夏，马鸿逵为挽救日益恶化的省钞币值大跌、市场物价一E涨的金融货币危机，成立了宁夏禁烟委员会，下令对全省烟土强制实行统购，用大批根本不能兑现的省钞和所谓党政军机关的存款，从农民手中以极低的官价，强制统购烟土。1938年春，宁夏省政府召集宁夏绅商各界，共同组织成立宁夏金融整理委员会，商讨收销省钞的办法。到1938年6月，改组后的宁夏银行决定以南京政府发行的"法币"为主，辅以省钞，宁夏的货币正式统一于"法币"。在金融危机中，宁夏人民遭受了浩劫。

　　再如宁夏商业，马鸿逵借口战时"统制"，把宁夏的羊皮和牛皮划归所谓军用物资范围，由军需处严加统制，通过地方税局按照所掌握的征收捐登记清册摊派征购，征购价格非常低廉，但不准私人运输皮张，如有发现，立即被扣充公。"1940年前后，马鸿逵的军需处设厂泡制皮革后，牧民赶上羊只逃往靖远、海原、同原、蒙旗、陕北，逐水草而流徙，躲避灾难，成年不敢回宁夏"。马鸿逵统制皮张，将牛皮作军用皮件，老羊皮制成军用大衣，二毛皮制成三五千件皮袄，除行贿送礼外，运销各地赚钱。全省许多小皮货作坊被迫关门。宁夏有名的滩羊皮生产陷于停滞状态。除了皮毛，马鸿逵还"统制"枸杞、甘草等土特产，以及木材、冰碱等。马鸿逵的官僚属吏们大发国难财时，广大宁夏回汉人民则流离失所，生活困苦不堪。

　　再如甘肃临夏，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各大商埠及主要的铁路交通线逐渐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临夏商人便从西安、成都等地购进布匹、杂货、茶叶等物品，勉强维持后方的迫切需要。从1940年开始，也有临夏商人去敌占区天津等地购买商品，经内蒙古后套运到临夏销售。这一时期，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不断增多，法币大幅度贬值，临夏回族的商业受到严重影响，从此逐渐萧条，有些甚至倒闭破产。

　　云南的经济在抗战前仍处于封建军事割据状态，连年用兵，军费支出庞大。云南经济本来落后，省财政向来入不敷出。"云南各族人民除受封建官僚资本家的残酷压榨，还遭受天灾人祸，如1939年的鼠疫、霍乱，昆明、安宁、楚雄、玉溪、澄江、禄丰、师宗、路南等市县的大水灾，1941年12月的澜沧江地震，加上内地人口逃到云南较多，物价高涨，米市恐慌，投机倒把盛行，市场混乱。敌机轰炸的威胁，更使人心惶惶。"不过，总体说来，抗战前期云南处于相对稳定的大后方环境中，基本能保持原来的经营方式，仍以农业、手工业、商业、运输业为主，继续经营。但物价上涨，苛税加重，尤其1939年日军占领海南岛以后，云南成了抗战前方，各行业包括马帮在内，大都难以继续经营。这一时期云南回族人民也难逃经济困难、生活艰辛的厄运。

　　当然也应看到，由于民族工业内迁，对西南、西北的资源开发和利用，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大后方建设了新的工业区域，树立了大后方工业的主干。同时，由于沿海工业被摧残，加上敌伪的封锁，交通不便的西南，外货输入锐减，给手工业带来了发展的机会，尤其四川的手工业如纺纱、土法炼铁等有了较大发展。

　　(二)回族人民的生产自救和支援抗战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经济掠夺，在沦陷区经济崩溃、大后方经济出现危机的严峻形势下，国民政府实行战时经济政策，力争调动国内各种积极因素，发展生产，支援抗战。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实施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自力更生，保障供给。广大回族同胞积极行动起来，投身于战时经济建设大潮，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努力发展经济，生产自救，支援抗日事业，成为少数民族中的典范。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11-07 14:4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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