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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洗礼下少数族群的中华民族化(十)
2017-09-06 15:25:28  来源:《江海学刊》  点击:  复制链接

  (53)东北抗日联军编为11个军,其中由朝鲜裔组成、总数超过4000人的“南满游击队”改编为第1军第1师,该部朝鲜裔的领袖李红光膺任联军参谋总长。朝鲜裔官兵构成抗日联军第2军的大多数、第1军和第7军约半数,同时也遍布抗日联军其他8个军当中。从1931年到1945年14年间,朝鲜裔参与武装抗日的人数逾10万,抗日联军的武装活动从长白山、图们江流域,扩展到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抗联朝鲜裔将领金日成,更在武装活动之外,加入对日军中朝鲜籍士兵的策反。《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苏联命东北抗联进入苏联远东地区,并将部队改编为国际红军特别独立第88旅。

  (54)《毛泽东选集》第1卷《论反对日本国主义的策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页。

  (55)(56)(57)(58)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82、652、682、605页。

  (59)《新华日报》为1938年1月济南回民袭杀数百名日军事件发表社评称,“由回民抗战,令人想起遍布我国西北华北一带的体魄强健富有团结力的回族同胞,他们是中华优秀儿女,是抗战中一支潜伏着的伟大力量”。《新华日报》1938年2月2日。

  (60)马彦瑞:《回族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贡献》,《回族研究》1996年第2期。

  (61)《抗战中的新疆现状》,延安《新中华报》1938年1月15日。

  (62)新疆是中国的中亚省份,西邻苏联,其地理位置及当时的国际政治、地缘政治情势,使之在抗日战争中位居超乎寻常的战略地位。

  (63)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增订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6页;杜宾斯基:《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64)从1937年10月至1939年9月两年内,苏联援华的985架战斗机(先折零运到哈密,再装配飞往前方基地)、82辆坦克、1300门大炮、14000多挺机枪以及大量弹药皆经由霍尔果斯—迪化—哈密—星星峡公路运往抗日前线。1940年,又有苏联大卡车300辆满载武器、弹药、汽油等开到哈密,返程时运回中国作为抵偿的锡、铅、钨、镍、铜等战略金属和生丝、棉花、茶叶、皮革、羊毛等货物。美英两国在1942年至1944年间也将部分物资由印度经新疆运往内地。邵力子:《出使苏联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79年版,第188~193页。

  (65)Allen S.Whiting & General Sheng Shih-Ts'ai,Sinkiang:Pawn or Pivot?(East Lansing,MI:Michigan State Univ.Press,1958),p.203.

  (66)《反帝总会关于踊跃捐款援助绥东抗日将士的通告》,《新疆日报》1936年12月11日。

  (67)(107)朱杨桂、高新生:《新疆各族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新疆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68)杨甬明:《周折转运美援物资》,载《盟国军援与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2页。

  (69)徐世昌撰:《东三省政略》卷二《蒙务下·筹蒙篇》,(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依宣统三年刊本影印。

  (70)内蒙古自治运动活跃分子此际即指责政府不仅不扶持蒙古,“反从而穷困之,始而开荒屯垦,继而设县置省。每念执政者之所谓富强之术,直吾蒙古致命之伤”。德王等:《要求自治呈文通电》(于内蒙古自治第二次会议决议呈国民政府,1933年9月28日),引自范长江《塞上行》,(上海)《大公报》社1937年版,第118~199页。

  (71)黄奋生:《蒙藏新志》(下),中华书局1938年版,第525页。

  (72)1928年,西藏政教当局驻五台山的堪布罗桑巴桑前往南京拜见蒋介石,面呈十三世达赖的亲笔信函;稍后,又派特使向国民政府表达“达赖不亲英人,不背中央,愿迎班禅回藏”的新立场。1929年,十三世达赖再度致函国民政府,表达服从新的、稳固的中央政府,愿与中央间建立有效联系的意向。国民政府把握机会,于1930年派员赴拉萨宣慰,十三世达赖方面则在南京、北平与康定三地设立办事处,负责西藏与中央之间的联系事宜,并于1931年派6名代表出席在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正式承认“中藏一家,恢复旧制”。

  (73)1931年10月7日,十三世达赖及九世班禅驻京代表及办事处长、藏族旅京人士等即组成“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作出一致抗日的决议,并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表示“与我全国同胞同立一条战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蒙藏旬刊》(1932年9月20日改版)第3期。11月,业已加入国民党的西藏驻京办事处主要官员出席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议期间表达抗日决心,同时提交“改善蒙藏军事政务、宗教、教育以御外侮案”。会后,贡觉仲尼、阿旺坚赞等集结在京藏族人士,集会表达对政府抵抗日本行动的支持。喜饶尼玛:《民国时期出席全国性政治会议的西藏地方代表》,《中国藏学》1989年第2期。

  (74)《蒙藏旬刊》(1932年9月20日改版),第1期。

  (75)《九世班禅内地活动及返藏受阻档案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8页。

  (76)(79)喜饶尼玛:《论战时藏传佛教僧人的抗日活动》,《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2期。

  (77)《蒙藏旬刊》1932年第46期。

  (78)《蒙藏旬刊》1934年第5期。

  (80)林孝庭:《国民政府与九世班禅喇嘛——一个近代中国汉藏政教权力关系之剖面》,(台北)《传记文学》2010年第2期。

  (81)周正龙:《略论西南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武装抗日活动》,《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82)国难会议秘书处编:《国难会议纪录》,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年影印,第120页。

  (83)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昆明)《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13日。

  (84)娄贵品:《国民政府改废少数民族称谓的历史考察》,《贵州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

  (85)龙云:《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云南文史集萃》第二卷“出滇抗战”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86)中华民国国防部档案。该数字为大陆出版的《云南抗日战争史》所引用,见孙代兴、吴宝璋《云南抗日战争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87)滇缅公路由云南昆明通往缅甸腊戌,与缅甸中央铁路相接。沿途翻越云岭、怒山、高黎贡山、漾濞江、澜沧江与怒江,沿线彝(罗罗)、白(民家)、傣(摆夷)、苗等族民众自备粮食、被服和最原始的工具,参加人数近30万人,有时全路段每日即有20万人同时施工。日夜赶工下,于1937年12月至1938年8月短短8个月间筑成包括惠通、功果、漾濞三座大桥和其他533座桥梁、3292孔涵隧在内,中国境内长960公里,全长1146公里的战时交通大动脉。日军为破坏滇缅公路,从1940年10月下旬开始对沿线桥梁、渡口实施大规模轰炸;1941年初,更建立“滇缅路封锁委员会”,以100余架飞机日以继夜轮番轰炸、破坏公路。滇缅公路养护工、桥工和各族民工在炸弹威胁下冒险抢修路面,艰难维持运输畅通。

  (88)1939年,国民政府进一步决定,修建滇缅铁路,计划由昆明向西南延伸,经祥云、孟定出境缅甸接到腊戌,再通往仰光。这条计划中的铁路在云南境内长886公里。末段100余公里经过阿佤山区,仅临沧阿佤山区一地投入修筑作业的阿佤等族民工即达数万人。周家瑜:《简论佤族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临沧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滇缅铁路缅甸境内段,经外交协议,由当时英属缅甸当局负责修筑。1940年,英国寻求与日本修好,下令关闭滇缅公路,滇缅铁路也延宕不愿动工,国民政府只好暂停修筑滇缅铁路,将人力转用于连接四川、西康与云南的西祥公路。1941年4月,英方态度转变,滇缅铁路复工,1942年春季完成部分铺轨与土石整建。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对日宣战,1942年1月24日,云南省主席龙云致电蒋介石建议,“国际情势剧变,滇缅铁路似可停修”。不到两个月后,日军攻陷缅甸首都仰光,存放于此的滇缅铁路器材随之失陷,日军并继续向北推进,国民政府除先行派遣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境内协助英军作战,也于同年3月中旬,宣布滇缅铁路全线停工。由于日军进展迅速,占领缅甸全境,并于1942年5月间,进逼中缅边境上的惠通桥,为了避免滇缅铁路遭敌人利用,蒋中正下令自行炸毁除昆明到平浪一段以外滇缅铁路其余完工的工程。

  (89)卓人政:《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群众工作》,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144~145页。

  (90)1942年5月3日,日军第56师团侵入云南,以装甲部队为前驱,沿滇缅公路直驱滇西,连陷德宏、畹町、遮放、芒市、龙陵、腾冲等地,炮击怒江东岸村落,从空中轰炸滇缅公路向东的路段和下关、保山、祥云、昆明等城市。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09-06 15:2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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