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族群众共聚抗战洪流
2016-01-13 14:16:13 来源：中国民族报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战期间，少数民族民工和士兵为修路出工出力，不计报酬，甚至献出生命.资料图片
运输抗战物资的军车行驶在滇缅公路上。资料图片
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华民族进入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同仇敌忾、共御强敌的民族精神也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充分地体现出来。历史不会忘记，中国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为抗日战争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藏族僧侣各界同仇敌忾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吞我国东北以后，在南京的康藏人士立立即组建了“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做出6项决议，一是通电全国同胞一致抗日；二是敦促国民政府早日制定抗日作战方针；三是致电南方各派息争，共同抗日；四是发布“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宣言；五是发表为国难告康藏同胞书；六是致电十三世达赖喇嘛解决康藏纷争，共同抗日。六项决议体现了藏族民众心系国家的爱国主义情操，表达了呼吁全民族团结一致、共同抗战的心愿。
日本在占据我国东北的同时，把手伸向内蒙古东部地区，扶植内蒙古反动王公及一小撮蒙奸，设置殖民统治机构，对广大蒙古族和汉族民众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因为内蒙古地区与康藏地区的宗教往来、人员流动、物资交流等亲密关系，内蒙古东部的境况引起九世班禅的不安。1931年10月，这位充满爱国心的宗教人士毅然前往锡林郭勒，号召内蒙古民众奋起抗战，保卫家园。尤其是日军占领热河以后，九世班禅痛心疾首，立即致电国民政府称，“近闻暴日不顾公理，蔑视盟约，仗其势力，攻我榆关，察彼用意，无非欲实大陆政策之阴谋……班禅目击时艰，忧愤不已，虽身属空门，而于救国图存之道，何敢后人，除召集当地蒙藏喇嘛千余，自五月一日起……祈祷和平”。
日本侵占热河后，野心不止，继续向长城沿线进犯。九世班禅决定亲自率领部分僧侣前往热河前线，以宗教祈祷的形式支持抗战。九世班禅还解囊捐助3万元作为抗战将士的医疗费，并带头认购了2万元救国公债。在他的带动下，西藏僧侣用节省下来的生活费500万元购买了25架飞机，捐赠给国民政府，编成近3个空军大队。
同样，十三世达赖也是一位爱国宗教人士。“一二八淞沪抗战”打响后，十三世达赖立即诏令西藏各寺院的数万名僧侣举行祈祷仪式，诅咒日本侵略者，祈愿抗战胜利。他还派出僧侣专程去南京，向国民政府转达西藏民众对抗战的支持。
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一些藏族青年纷纷请缨上战场杀敌。松潘关外的24部落30万藏族同胞特别组成一支请缨杀敌代表团，向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宣言”，内称，“蔽团代表30万番民向政府诸公及抗战将士致敬，同时愿追随全国同胞之后，于蒋委员长的指挥之下，共负保土卫国的责任。我们30万番民虽居边缘之地，知识比较落后，但爱国之心，不敢后人……只要政府给我们一个杀敌的机会，就可以很快的动员我们所有人力与物力。全国亲爱的同胞们，国家的独立与民族的生存，全靠这最后五分钟的努力，起来吧！最后胜利是我们的”。
随着抗日战争进入敌我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为了切断中国抗战的外援渠道，除占据铁路、公路及各交通枢纽外，对海路、空路也实行了严密封锁，中国大后方面临物资匮乏、补给困难的境地。川康藏族爱国人士邦达多吉家族开辟了印度经西藏直通川滇的国际交通运输线，这条运输线以骡马为运载工具，从印度接运货物到拉萨，再以拉萨为中转站，并在昌都、玉树、甘孜、康定、雅安、成都、昆明、丽江等地设立商号或分转站，把抗战急需的战略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大后方。抗战期间，这条骡马运输线运送物资总计达1.5亿美元。其路途不仅遥远，而且崎岖坎坷，从事运输的藏族民众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
此外，国民政府在修建新（津）康（定）、康（定）玉（树）公路以及理塘、营官、漳腊飞机场时，所用民工全部是藏族同胞，这些地方交通不便、劳动工具落后、作业条件恶劣，几乎全部靠人刨肩扛的方式进行施工，藏族民工们不计报酬，出工出力，以生命和鲜血为代价按期完成了施工任务。
新疆各族民众慷慨捐款捐物
新疆地处我国西北边疆，日本侵略者的铁骑未及染指，但国难当前，新疆各族民众无不心系抗战，掀起了踊跃捐款捐物的热潮，并喊出“抗战一日不停，吾人的募捐活动一日不止”的口号。尽管，当时新疆各族人民的生活十分艰难贫困，但是他们节衣缩食，争先恐后，从政府官员、民族首领到普通民众，从城镇到农牧区，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感人至深的故事。
阿克苏一位维吾尔族妇女将丈夫生前留下的27颗白银元宝全部捐献出来。一位维吾尔族孤儿把孤儿院分发的棉衣包裹得整整齐齐捐赠给前线的抗日战士。一位名叫艾沙的维吾尔族贫民没有财物可献，执意要送儿子当兵，称“倘不忠实抗战，宁可不见子面”。据新疆抗敌后援会统计，从1939年9月到1940年9月，新疆各族民众捐献财物折合大洋60万元，购买了10架飞机送到抗日前线，这10架飞机被命名为“新疆号”。1944年，新疆各族民众又掀起了捐献财物购机热潮，捐献财物购机144架。另据新疆反帝总会统计，从1939年9月至1940年5月，新疆各族民众捐献财物折合大洋322万元。据国民党新疆省执行委员会统计，从1943年1月至1945年3月，新疆各族民众共计捐献国币等6600余万元。1937年，新疆各族民众还将募集的8万件皮衣、1万套马鞍及400公斤西药等80辆卡车的货物捐赠给延安，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热情接见了护送人员并表示感谢。
抗战时期的新疆还是国际援华的重要通道之一。尤其是来自苏联方面的援助，几乎都是通过新疆中转再运往各抗日战场。为了保证国际援华线路的畅通无阻，新疆各族民众自备工具和干粮，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用很短时间修通了从霍尔果斯到星星峡近2000公里的公路，并在10个公路接待站和5个航空接待站为运送援华物资的苏联人员提供热情的服务。1944年，在新疆各族民众的努力下，又开通了印度列城到新疆叶城的国际驿运，将美国援华物资运往内地，许多少数民族同胞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另外，在开辟苏联阿拉木图—伊宁—迪化—兰州，以及重庆—哈密、哈密—阿拉木图的空中航线时，新疆各族人民在机场建设、物资运输等方面也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云南各族群众走上抗战一线
1942年初，日本入侵缅甸，驻缅英军仓促应战，节节败退，缅甸全境很快落入日本侵略者的铁骑之下。1942年2月，为了保障滇缅公路不被侵略者切断，中国远征军调集3个军的兵力入缅作战，却因作战失利未能阻止日军向滇西的进犯。1942年5月初，日军两个师团侵入滇西，相继占领德宏、畹町、遮放、芒市、龙陵、腾冲等重镇，并在腾龙地区建立起傀儡政权，怒江西岸地区沦为敌占区。是时，云南第11集团军的主力集中在昆明一线，对滇西地区鞭长莫及。在此民族危难的关键时刻，滇西广大少数民族愤然崛起，组织起各种形式的民众抗日义勇军，冲向了抗日斗争的第一线。这其中就有潞江安抚司线光天组织的潞江自卫支队。线光天，傣族，为潞江第21代土司线庆祥之子。1942年5月初，日军入侵滇西的消息传来，线光天当即召集土司署有关人员开会，决定团结各族民众举旗抗日，武装起来保卫自己的家园。5月21日，日军兵分两路向潞江进犯。一路由龙陵经镶安直指潞江，另一路由腾冲橄榄寨出发侵入潞江。线光天见敌势猖獗，遂率领家属及司署的工作人员撤退到保山上江乡的大塘子。在这里，线光天与第11集团军派来开展游击战争的预备2师长官会面，表达了率领民众守土保民的决心和意志，得到云贵监察使李根源及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的盛赞。第11集团军及云贵监察使署特意派来代表，携带一幅锦匾赠给线光天，上书“为国干城”4个大字。第11集团军特委任线光天为“滇西边区自卫军潞江支队”少将司令，并派来现役军官辛毅任支队的副司令，刘少邦任参谋长，还派出滇西干训团的8名毕业生，协助线光天组建抗日武装。支队成立后，编成两个大队，计400余人，武器配备除第11集团军拨给2挺机枪，20支步枪外，大多使用老式的土枪土炮。
1942年8月，一股日军前来扫荡，支队第2大队100余人配合正规军1个排在潞江坝湾寨及跑马山脚一线阻击敌人。一天夜里，日军采取偷袭战术摸进坝湾寨，第2大队官兵奋勇作战，一直鏖战至次日凌晨，终于击溃来犯之敌。
日军占领腾冲、松山等要地后，强迫当地民众构筑碉堡、工事、公路等，试图长期固守。线光天组织小部队开展游击斗争，出其不意地歼灭小股敌人，破坏敌人的运输线，取得了一定的战绩。一天，第11集团军第71军探知一伙日军和汉奸正在潞江土司署的小洋楼里开会，决定出动飞机轰炸这座小洋楼，但考虑到此建筑物为线光天的私产，于是打电话征求线光天的意见。线光天斩钉截铁地回答：“日寇不灭，何以为家”，不仅同意第71军作战计划，还把小洋楼坐落的位置、结构等情况详细报告给第71军。结果，第71军成功地炸毁了这座小洋楼，炸死日军4人，汉奸20余人。线光天闻讯后十分欣慰，说：“用一幢小洋房换得打击日寇的战果是值得的，房子损失，没有什么可惜的。”
除线光天领导的潞江自卫支队外，在滇西地区，还有六库土司段浩，以及鲁掌土司茶光周、等梗土司段承钺、老窝土司段承功、卯照土司段根华、练地土司杨光炯，以及镇康、顺宁地区的土司总计20家，他们在大敌面前，输诚效力，意极诚笃，率领属地的百余万少数民族群众“倾城抗日”，并被第11集团军或第71军委以自卫支队长或大队长等职。有资料记载，仅腾冲一县，投身抗日自卫军的少数民族官兵就有2780多人为国捐躯。
此外，还有一支由爱国土司刀京版率领的“中缅义勇军”，也在中国少数民族抗战的史册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刀京版，傣族，是25代干崖土司，其父刀安仁是云南著名的民主革命先驱者。日本入侵缅甸之时，刀京版在家乡组建一支“中缅义勇军”，准备入缅参加对日作战。但是不久，缅甸沦于敌手，日军的铁骑随即侵入滇西。大敌当前，刀京版收容一部分入缅作战溃散的远征军官兵，召集土司内的各族青壮年，组建一支“滇西边区自卫军”，并致函周边各土司，倡议共同抗战。1942年5月，日军侵占腾冲，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委任刀京版为少将参议。同年8月，第11集团军又委任刀京版为滇西边区自卫军第1路军司令。刀京版不惜毁家纾难，购置武器弹药给养等，率领拥有500余人的少数民族抗日武装，联合芒允、盏西、陇川等地的少数民族抗日游击队，配合正规军展开游击战争。先后在浑水沟、西山杨家寨、昔马等地摆开战场，沉重打击了来犯之敌。
为了保障国际通道的畅通，从1937年12月开始，云南各族民众就掀起了筑路救国运动，各民族男女老少总动员，用了8个月的时间修通下关至畹町的800余公里公路。接着，又用了8个月的时间修通畹町到缅甸腊戍的公路。这条公路虽然只有180余公里，但是，它必须穿越汹涌湍急的怒江、澜沧江和漾濞江等河流，中途架设了536座桥梁，开凿了3292孔涵洞，其中的艰难险阻可想而知。为了筑通这两条公路，30余万云南各族民众自备粮食、工具、被服，昼夜奋战在建筑工地上，而且，经常遭遇到日本飞机的空袭轰炸，先后有2000余人在各种事故、不测和敌人的空袭中牺牲，另有近万人负伤或致残。然而，在千难万险面前，筑路大军百折不挠，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提前完成了筑路任务，创造了世界筑路史上的奇迹。
蒙古族同胞“赤诚救国”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第五处少将处长高文斌被委任为辽北蒙边宣抚专员，前往招抚内蒙王公统领，组织蒙古族武装。高文斌到达开鲁后，利用各种关系联络尚处观望中的李胜、刘振玉两位蒙古族统领，李、刘二人当即表示了“赤诚救国”的心愿，并说服包善一和韩色旺等人，脱离日伪军的控制，投身到武装抗日的大潮之中。
1931年10月，高文斌在通辽成立宣抚专员公署，并以4支武装为骨干编成辽北蒙边骑兵总队，分别委任包善一和韩色旺为正副总司令，李胜和刘振玉为第1、2路军司令，另组织3支蒙汉民族的独立支队。一时间，通辽、辽源、彰武、开鲁、康平等县的蒙古族、汉族民众纷纷响应，初步形成了蒙古族和汉族团结抗战的局面。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下，各民族之间的隔阂、分歧和矛盾被整个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取代，各族人民都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一员。1936年7月30日，伪“防共自治军”2000余人向土尔台一带进犯。守卫在这里的是一支蒙古族地方武装，其前身是正黄旗总管达密凌苏龙率领的绥东正黄、正红、镶红、镶兰4旗的蒙古族官兵约700余人，达密凌苏龙闻报伪军来犯，立即率领全队与伪军展开激战，达密凌苏龙部官兵又利用有利地形，沉着迎战，不到两个小时，伪军就败退而去。达密凌苏龙部以少胜多，赢得了首战的胜利。
七七事变后，关东军乘机侵入内蒙古的西蒙地区，借鉴伪满洲国的统治术，驾御和驱使傀儡政权及汉（蒙）奸人物，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领域实行全面的统制，各族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激起了反抗，一部分人义无返顾地投身到抵抗日本侵略的斗争之中，乌拉特西公旗札萨克石拉布多尔济（人称石王）的遗孀、巾帼抗日英豪奇俊峰就是其中的代表
1937年10月，日本侵略者相继占领了归绥、包头。德王派伪蒙军一个骑兵团进驻乌拉山南部的升恒号，压迫奇俊峰听从伪蒙疆政府的节制。为了摆脱德王的纠缠，奇俊峰派得力干员前往五原，向国民军门炳岳师长表达了她准备率领部队和民众投身抗日的心愿，得到门炳岳的赞许。
抗战期间，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与汉族干部一道成为革命队伍的骨干，如乌兰夫组织了百灵庙暴动， 打响了蒙古民族武装抗日的第一枪。七七事变后， 乌兰夫率蒙古族独立旅立即开赴抗日前线。
川桂黔群众掀起抗战热潮
七七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以重庆为中心的四川地区也就成为中华民族抗战的大后方，担负起领导、组织和支援全国抗战的重任。四川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这里居住有彝、羌、藏、苗、回等少数民族。七七事变爆发不久，四川松潘各土司联名呈书国民政府，主动请缨率领人马奔赴前线杀敌。大量史料证实，在川军队伍中，有许多少数民族官兵随同大部队转战各地，尤其是“来自西康的藏族官兵较多，他们和各族官兵一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七七事变爆发后，广西省军政大员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联名致电国民政府，表示广西全省1300万民众，拥护抗战主张到底，任何牺牲，在所不惜。随即，桂军组建了3个军20余万人开赴前线，广西全境呈现出热火朝天的全民抗战局面。
1939年11月15日，日军选择一个暴风雨的天气突然在钦州湾强行登陆。当时在桂南的中国守军兵力空虚，未能抵挡住日军的凶猛攻势。11月24日，桂南重镇南宁陷落，桂南的上思、邕宁等14个县也相继落入敌手。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凶残，钦州、防城、邕宁、上思、扶绥、武鸣等地的广大壮族民众纷纷组织起来，收拣桂南守军遗弃的武器，进入十万大山，以山形地势为屏障，与敌人展开了游击战争。在前后与日军作战百余次后，游击队在斗争中逐渐成长壮大。
1940年11月中旬，桂林、柳州相继沦陷，广西全境有70余个县沦为敌占区。中共广西省委及各级党组织及时向敌占区的各族民众发出“保卫祖国，保卫家乡”的号召，并派出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深入到山区农村，组织少数民族抗日武装。这其中，在桂北地区的临桂、阳朔、灵川等地，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少数民族抗日联队及游击队，在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发动民众抵制占领军的统治，积极支持抗日救国活动。在融安、大苗山、柳城一带，中共组建了少数民族抗日挺进队。在这支队伍里，壮、苗、侗、回等少数民族及归国华侨约占一半，他们在中共的领导下，在山区建立起抗日游击根据地，出版发行《挺进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号召各族民众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在武鸣、宾阳、上林一带，少数民族游击队经常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破坏敌人的交通线，阻截敌人的运输车队。在钦州、防城一带，中国共产党秘密联络各界人士及抗日武装力量，沉重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在桂东南的玉林、博白、陆川、北流、兴业等地，中共组织各族民众发动了轰动全省的武装起义，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的战斗精神，也为中国军队收复广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贵州不仅是战争的大后方之一，也是巩固重庆的重要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此，国民政府非常注重贵州的抗战动员工作，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居住地区，派出大批干部，协同当地政府进行抗战宣传、教育强化、组建抗战团体，以及开展兵役动员等工作。
据当年曾经参与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回忆，日军第13师团第104联队250余人侵占贵州独山后，遭遇到当地民众不间断地袭击，撤出独山后又一路遇到阻击，最后活着回到日本的只剩下21人。
中国共产党更是十分重视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5年1月，中共贵州省工委成立，从此揭开了中共领导的贵州省抗日民主运动的序幕。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贵州省工委组织布依、仡佬、水、苗、汉等各族先进青年建立起“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下简称“民先队”），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并发动各族民众团结一心支援抗战。然而，由于贵州省执政当局顽固派势力的阻挠，民先队遭到强行解散，一批民先队员被逮捕。1938年5月，中共贵州省工委选派苗族共产党员唐植民等人深入到少数民族居住区，成立贵州苗夷委员会，联络各少数民族组建群众性的抗日救亡团体，在少数民族传统的节日里（农历四月初八和五月初五），组织少数民族宣传队深入到民众当中，用布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的语言宣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呼吁社会各界为抗日救国贡献力量。可是，中共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直在顽固派的挤压和破坏中生存，甚至有一批共产党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中国共产党人为创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付出的牺牲和努力，带来了贵州全民族抗战的可喜局面，这也是抗战后期黔南地区各族民众踊跃抗击侵略者的社会基础。
三湘儿女勇赴战场
全面抗战爆发后，湖南各地的少数民族纷纷组织起各种形式的抗日武装。这其中，有梁明元、伍恒良领导的苗族抗日武装；有彭春荣率领的土家族抗日游击队；有冯绍异领导的瑶族民众抗日队。他们在大敌面前坚持斗争，反对投降，为中华民族的抗日大业做出了贡献。
1937年11月，日军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并向纵深扩张，战局十分危急。此时，由湘西苗族、白族、土家族子弟组建的湘军新34师奉命开赴浙江嘉善一带阻击日军。新34师广大少数民族官兵在嘉善一线与日军浴血厮杀了7个昼夜，一时阻止了日军的长驱直入，但新34师官兵也伤亡了2800余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1938年初，湖南组建新编第6军开赴抗日战场，其中的暂编第5师、第6师原系湘西苗族的地方武装，拥众8000余人，广大苗族官兵以民族大义为第一位，义无返顾地接受改编，奔向了抗战最前线。1938年7月，暂编第5师、第6师编入江北区防御建制，在武汉卫戍区总司令罗卓英、江北区指挥官万耀煌的指挥下投入战斗，广大苗族官兵在战斗中英勇顽强，出色地完成了阻敌任务。
1938年末，湖南回族爱国人士在长沙发起成立了“中国回教救国会湖南分会”；1939年又在邵阳成立了“中国回教救国会邵阳分会”，组织广大回族民众积极投身抗战，支援抗战。邵阳分会还向正规军输送一批回族青年参军参战。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邵阳籍回族将士中就有苏建雄、苏建武、苏荣、苏超等人壮烈殉国。
责任编辑：黄秀云 最后更新：2016-01-13 14:1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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