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十一中学师生生活长篇纪实小说《烽火弦歌》第三十七章——第三十九章
2017-05-12 10:18:08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点击：  复制链接

　　第三十七章 岳阳楼前

　　春天，又是一个春天。

　　原国立十一中师生，即现在的省立十一中师生，走过苦难的历程，告别坪桥河的原野，在岳阳古城北门，岳阳楼前的春华山，迎接一九四八年的春天。

　　这里的春天，没有曼真园的灼灼桃花，没有竹篙塘鲜艳的杜鹃，没有龙潭的漫天飞雪，没有淞溪口的寂静月夜，没有坪桥河的碧绿原野……

　　这里的春天，有滔滔洞庭天下水，有巍巍岳阳天下楼，有青青君山天下秀。依名楼胜状，纳山川云气。在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和雄浑的历史文化氛围中，春华山的春天春意盎然……

　　寒凝大地发春华。一千多年前，有个叫范仲淹的老先生，就对这里的春天，有过细致的描述：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

　　学校从淞溪口，潭湾搬出之前，李际闾校长与几个老师商议，学校仍然搬回竹篙塘。想起那里的青山绿水，那里诚朴的乡亲，那里五年办学的丰硕成果，李际闾和师生们心中充满眷恋的深情。

　　但教育部指定搬迁岳阳。岳阳是通江达海的大码头，是著名的文化古城。教育部的决定不是没有道理。况且，竹篙塘尚未通电，生活物资运输多有不便，桐油灯、菜油灯那样的环境，已不适宜学校战后的发展。

　　于是，弦歌又起春华山。

　　春华山不是山，是岳阳城北门洞庭湖边的一块坡地。

　　省立十一中临时设帐坪桥河时，就买下旧县监狱的坡地和房产，着手建设永久校址。经过半年多的大兴土木，在坡地的中心部位盖起了六栋青砖黑瓦大平房，坐北朝南整齐摆成一长排。每栋有三间教室，共十八间。每间教室大开玻璃窗户，室内石灰刷得雪白，两头墙上刷有黑漆黑板，前头一块供老师教学，后头一块供出班报。教室天花板上吊有数盏白炽长灯管，晚上电灯照明如同白昼，各个学生可以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自习。旧监狱原有的杂屋稍作改造修整，用作女生宿舍，靠东新砌的平房，是男生宿舍。再往东是一个斜坡大道，大道下面的凹地，是大食堂、大厨房。大食堂中均匀地摆着四方桌。吃饭的时候，桌上摆好二菜一汤，餐桌之间摆了数个盛满热气腾腾白米饭的大木桶。学生八个人一桌，盛好饭放在桌上，等学生会值日干部高喊一声：“立正，开动!“全体学生开始吃饭。

　　与六栋教室隔一条栽了树的林阴道，一排平房是教导处、总务处、校长室。

　　靠北的圆形大操场，正在推平修建中。全校来不及砌围墙，竹篱笆也没有，四通八达，完全开放。

　　教室正南面的一栋旧房，开辟成图书馆和阅览室，易鹤年先生负责图书馆的工作。竹篙塘时期购置的《万有文库》等典籍，翻过雪峰山，走过龙潭，经过淞溪口和潭湾，又到坪桥河，最后陆续运抵春华山。经历了许多劫难和长途转徙，笨重的两万多册书籍，一本不落地来到岳阳，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具体实施者是易鹤年先生。打包装箱，押运清数，都是由矮小的易先生主持。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若是弄坏了图书，哪怕是折皱了一角，“易矮爹”都会鼓起酒盏大的眼睛跟你翻脸。图书是他的命，多年如一日，直到他退休。

　　斜坡路边是一个大厕所，其下有数十亩洼地，有一口池塘，据说是从前护城河遗址。学校购买了这片土地，规划建成生物实验园，也是学生的劳动基地。后来由刘慎吾先生主持，建成丰富的生物实验园。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初，岳阳一中生物园曾名噪全省中学教育界。

　　学校没有围墙，却有一座三进式巍峨的校门，门额上横书“湖南省立第十一中学”，楷书庄严朴素。一般时只开两侧的小门，进行检查符号，登记迟到。虽然四处都可走入学校，但学生还是自觉走校门，出入有序。

　　出了校门，有一块坡地，木板钉成的矮房连排，形成半边街，住的多是教职工的眷属。李力安老师病逝龙潭之后，他的夫人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和一个老母，始终跟着学校逃难和搬迁，她们也迁到了这排木屋中，李师母接些针线活做，贴补家用。李力安老师教过的学生，每天晚饭后下几十级河岸，为李师母挑河水。

　　岳阳楼就屹立在这块坡地之上的洞庭湖边。这座名楼能够保存下来，据说与驻扎此地的一个日军指挥官有关。他年轻时就曾为《岳阳楼记》所陶醉。他不忍心让名楼化为灰烬。

　　离岳阳楼不远，平地凸起一座土山，山顶有个凉亭。这是三国重要人物鲁肃之墓。墓后有门，墓内依然点着千年未灭的长明灯。

　　离鲁肃墓百步之遥，一块平地上整齐地排列了九百辆黄绿色日本汽车，日军投降时，这些汽车被命令绕城一周后，开到此处集中，听后处理。两年多过去了，汽车大多锈迹斑斑，只剩了废铁残骸，向人们诉说那个刚刚逝去的噩梦……

　　站在校门口，早晚可以听到天主堂顶楼上的钟声，那嗡嗡钟声幽远悠长，像是在祈祷，在诉说。

　　校园内教务处旁的大树上，也时常传来钟声，值班校工，急敲三下，“当当当、当当当……”是上课钟声，45分钟以后，慢敲一下，“当——当——当——”是下课钟声。为学校的这口“钟”，李际闾校长高兴了好一阵子。这不是一口钟，而是脸盆大的日寇的一颗炮弹壳。学校原决定去买一口铜钟，总务主任易子通不知从哪里弄来了这个弹壳，挂上以后，敲起来还相当响亮。李校长哈哈笑道：“这个好，这个好。节约了经费，敲起来，你听，当当当，打日本!当当当，打日本!这是我们学校的警世钟，让全体师生永远不忘日本鬼子给我们带来的苦难!”

　　上午第一节课上课钟声刚响过，学生都进入宽敞明亮的教室上课，每间教室里传来教师的讲课声。

　　李校长从南到北在六栋教室间巡视。这是他多年形成的习惯。上课的时候，站在教室外听教室里传出的教师讲课声和学生读书声，就像一个农夫听微风中的禾苗摆拂声，是一种享受，一种快乐，是辛勤中的享受，是宁静中的愉悦。

　　校工送来了刚印出的《校友录》。他就在站在那棵大梧桐树下翻阅起来。《校友录》编印得很好，按班编录，有每个毕业生的永久通讯地址，对校友间互相联络、互相帮助，起重要作用。这年的校友录，应学生会的邀请，自己写了序言。省立十一中一九四七年校友录序

　　二十八年春，杨宙康、吴学增两先生，奉命筹办国立十一中学于邵阳，是年秋开学于武冈竹篙塘，自筹备迄改省办，於兹八年矣，际闾始终参与其事，回顾筹划之艰苦，维持之困难，不禁感慨系之。

　　夫我国积弱积贫之原因虽多，而科学不昌，道德沦丧，厥为两大病源。欲求衣食足仓廪实，自非力究自然科学，以发展工业，增加生产不可。然使人人自私和自利，偷薄庸劣，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者，不可亟得，则虽自然科学，日新月异，若上下交相争利，不夺不餍，国势安得不弱?民生安得不贫呼?

　　教育者，转移风气，振奋人心，而陶铸人才兴盛国家之原动力也，然则移风易俗，振衰式靡，作育英才，致国富强，舍教育其道末由。是故本校训育目标，重在人格教育，陶养忠义之气，切实不风，勤劳之习，务期造成公而忘私，国而忘家，不敷衍，不推诿，不虚华，不怠惰之真正人才，以为建国之干部。至若训导方针，树立优良风气，私人生活严谨，一洗牌搏之习，学校行政，财政绝对公开，文报决不虚伪，一扫浮妄之风。

　　自三十一年春，杨校长宙康赴西北大学长教务，际闾继任以来，一本斯旨，推行校务，渐成风气。故自开办迄今，不特从无学潮发生，而师生相处，融融如家人父子，先生以身作则，学生重道尊师，而试验认真，学风醇正，开荒修路，担米负薪，尤为社会所称道。

　　方敌寇之进犯湘西也，学校两度播迁，艰苦备尝。龙潭之役，情报不灵，不知日寇迫近，依然弦诵不辍，忽闻炮声，仓皇走避。员生工友二千余人，而老弱妇孺大半，既无武力，又无舟车，然得徒步至辰全部脱险者，实我师生互助之力也。诸同仁身率校工，尽力抢救公物者有之，舍命死守以全公物者有之。当是时也，人人以保全公物为己任，无暇顾及私物，故私物多弃而公物全存。图书、仪器、药品、校具无论矣，即所存食粮，亦未稍损。抵辰后，以地址未定，部款无法汇到，日在困苦之中，幸各方援助，得免断炊，未及一月，即又复课。苟非我全体师生，公而忘私，切实勤劳，曷克臻此?

　　诸生离校之后，勿为社会恶势力所同化，务望更能发扬此种精神，坚苦卓绝，转移颓风，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慎勿妄自菲薄，谓力小而勿为。

　　今者，毕业诸生，或升学或就业，散处四方，咸以不能互通声气为苦，每晤，辄以速成校友录为请。余固无日不望其速成，惟以校难重重，迁徙靡定，以至付梓迟迟。此后，凡我校友，人手一编，感情愈可增进，学行愈可互励。披览之时，将历指其名而议之曰，某也有功国家，某也尽力社会，某也有何发明，某也有何著作，其人格高尚，为社会称誉者，比比皆是，而贪污卑劣者绝无其人，则余心滋慰矣，窃有望者，愿与诸生共勉之，是为序。李际闾三十七年

　　清晨，东方有火烧云，洞庭湖水天交接处，红霞烧红了半边天。不一会，天空却乌云翻滚，一下子风急雨狂，电闪雷鸣。洞庭湖上的天空，像一个狂暴的醉汉，在不顾一切肆意妄为。

　　全校学生都在教室中晨读，风雨封门，不敢走出一步。风呜呜狂叫，骤雨像无数条鞭子抽打着大地，满地是横流的浊水。屋檐水被狂风吹成平直的水柱，狠狠地甩打到墙壁上，墙泥开始剥落。眨眼间，宿舍的墙基迅速倾斜，墙脚开裂，只听轰然一声，男女宿舍倒塌。接着新落成的食堂也被揭去了屋顶。教室也摇摇欲坠。师生们不顾一切在风雨中疾跑，跑到岳阳楼下的桥洞里躲藏。风雨中听得见李际闾校长带哭的喊声：“不要进寝室，不要进寝室，性命要紧!”

　　许多人站在桥洞下。从这里向湖面望去，狂风卷起惊涛骇浪，岸边已经抛锚的船都被掀得东倒西歪，有轮船在浪中沉没。令人目瞪口呆的是，湖心浪尖上，出现“江猪拜浪”的奇观，数百只江猪列成连绵一里多长的阵势，向下游冲去……这阵骤雨狂风，老师们想到了一九四○年春天竹篙塘的那场龙卷风。幸运的是，校舍虽受了些损失，却没有伤一个学生。

　　风停雨歇之后，学生们从倒塌的房舍中收拾自己的衣被。李校长带着一些工友和学生清理现场，捡拾砖头和木板，着手重建校舍。

　　暑假期间，考取了武汉大学的许晓麓和柳家辰来到岳阳，看望李际间校长和其他老师。李校长很高兴，邀两位高足到他家里去住。

　　李校长的家就在校门口的木板平房中，一个厅堂，两间卧室，家具极简单。一进门，校长端出一盘煮熟的花生招待学生，说：“花生是一种好食品，又卫生又营养，煮着吃，营养更好。我家恒胖子，不准他吃别的零食，就是煮花生吃，你看他长得多好啊。”

　　吃晚饭了，何兆先老师弄了四菜一汤，三素一荤。校长说：“不用客气，随便吃点，不饿就行。”

　　平时他不好酒，今晚来了兴致，端起了酒杯。他边喝边谈，天南地北说了很久，两个学生恭听。

　　酒喝得高兴，话也滔滔不绝。他说：“左宗棠平定新疆有功，并令部队就地遍栽杨柳。他的部僚杨昌滹写了一首颂诗：‘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他命令部队遍栽柳树，绿化祖国，这是有见地的。‘左公柳’至今犹存，人们见柳思人，怀念这位对国家有功的湖南人。”

　　夜深了，何老师带着胖子去睡觉，校长说：“何老师很贤惠，她对学校行政从不干涉，只要我有客人来家，她就带着胖子坐在一边，从不插嘴。你看她今天不就是这样吗?”许晓麓忽然想起学校过雪峰山遭土匪抢劫，校长将何老师祖传的金银首饰、金钗、古玉镯等物换成法币，买上粮食，以解燃眉之急的事，便问：“那些钱，事后学校还给你了吗?”

　　校长摇摇头，笑道：“身外之物而已，不谈它了……我当校长，对学校用钱，从来有个原则，就是‘动口不动手’，涓滴不沾。杨宙康也是如此。这样，有人就说我们清廉，到处传扬。清廉就是不贪污，不贪污就是不做贼。一个人只是不做贼，有什么值得赞扬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为我们做了榜样。陶先生在重庆凤凰山古圣寺创办了育才学校，收容战火中的难童。学校经费靠募捐筹集。他的上衣有两只大口袋，规定自己一只装公款，一只装私款。这天，他到很远的地方去募捐，收获颇丰。等到天色已晚，要买车票回校时，一摸私款口袋空空如也。此时他饥肠辘辘体力不支，而离古圣寺尚有十多里路。装公款的口袋虽然装得鼓鼓的，他却一分不肯动用，拖着疲乏的双腿，走着崎岖的山路，直到月上中天才回到古寺。开门的和尚看到先生疲惫不堪的样子，深为感动……”

　　校长又谈到总务主任易子通，赞叹不已地说：“他虽有五个儿女，家庭负担重，但财务上一丝不苟。在竹篙塘时，他们一家住在紫气东来那间土屋中，几床铺盖，几身换洗衣服，真正是家无长物。他夫人徐牡仪洗锅时洗下的饭粒，从不舍弃，淘洗干净，放入米中再煮了吃掉。节俭一至于此。竹篙塘物资缺乏，纸张尤其缺少。我要求大家一个信封四用，即正面用了反面用，拆开来又两面用，他首先响应。他做事最为认真负责，洁身自爱，数年如一日，真是一位好主任，可惜在中国，这样的人太少了……”

　　一九四七年下学期，学校搬入了春华山新校舍，一切走入正轨，生活空前安定，同学们每天耳听洞庭涛声，眼观岳阳楼壮阔美景和范希文的名文《岳阳楼记》，大家似乎都沉浸在浓郁的文学氛围中。高中部一些爱好文艺写作的同学凑在一起出了一个文艺墙报，取名《星火》。没有正式组织形式，也没有负责人，是手抄墙报，各人兴致所至写了文章，抄写清楚，张贴在一起，《星火》就出刊了。给《星火》写稿的主要是毕业班同学，因而稿件质量高，有的稿件被当时正式出版的报纸副刊选登，引起大家注意，影响日渐扩大。

　　到第二学期，给《星火》写稿的主要是黄金山、彭润璋、甘润泉、冯秀黎、刘希圣等人。四月间，大家又写了几篇文章准备刊出，稿件先交训育员老师审查。彭润璋的《永不言败》，是讽刺蒋家王朝屡战屡败的，审查结果是“不要刊出”。黄金山的短篇小说《阿P小传》，批判某单位领导搞封建专制的反动表现。审查结果是怕有人自动对号，“最好不要刊出”。

　　几个人一讨论，小说并非写真人真事，而是塑造典型。老师又没有指定不准刊出，刊出没有关系。谁知文章在墙上刚一出现，训导主任就自动对号了，认为该文是影射攻击他，而且小说主人公取名“阿P”，是把它和鲁迅笔下的阿Q并列为兄弟。这是侮辱师长，必须严惩，否则他就不干了。他立即撕了刊物，自卷行李回家去了。

　　其时，李际闾校长在长沙开会，代理校长是教导主任李澹村。李先生很受学生尊重，他很同情学生，认为训导主任牵强附会，是无理取闹。但他考虑到，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事态如果扩大，可能带来严重后果。他一方面对训导主任施加压力，促其返校，为缓解僵局，要该文的作者和主编接受一定的处分，但不开除学籍，保证毕业。当时同学们都同情《星火》，纷纷去训导主任家，要求他迅速回校，以免影响大家的学习。

　　后来，彭润章承认自己是该文的作者，黄金山说自己是主编。彭润章受的处分是两个“乙”，两个“丙”和两个“丁”，离记“甲”开除只差一个“丁”了。黄金山受的处分是一个“乙”一个“丙”一个“丁”。

　　事情并未结束。毕业考试前一天，学校突然通知彭润章和黄金山，说他们操行分数不及格，不允许参加毕业考试，不给毕业，要他们马上离校，以后也不许回校复读。学校并没有公开宣布这一决定，大部分同学不知道。个别同学得知此事，都极为愤慨，主张进行公开斗争。

　　彭润章和黄金山考虑到，次日是毕业考试，闹起来会影响大家，就悄悄愤然离校了。一九四八年下学期，彭润章因事路过岳阳，在十一中遇见李际闾校长。李校长留他吃了饭。李校长提出要他和黄金山回校补考，补发毕业证书。二人没有去补考。

　　不久，彭润章以同等学力考上了武汉大学法律系。黄金山改名黄起衰去报社当了记者。一九五○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从事文艺创作，以“阿尔泰”为笔名写了许多文章。后转入地方，任湖南人民出版社文艺室主任，一九八四年创建湖南文艺出版社，任社长兼总编辑，中国作协湖南分会副主席。每年终审七八百万字的书稿，自己还改稿、编稿，培养了许多知名作家，受到文艺界普遍尊敬，被评为省劳动模范。因积劳成疾，一九八八年病逝，享年五十八岁。临终病床边，还有一部未改完的长篇书稿。

　　岳阳楼的南面，有一幢比学校食堂大得多的仓库，救济署明令拨给学校，但一直被长江水利堵口工程处霸占着。学校多次催还，他们不予理睬。

　　李校长召集各班长及学生会骨干二十多人商议对策，同学们都主张强拆收回。已经到了年底，双方协议最后归还日期已超过六天，对方仍无履行协议之意。

　　上午第一节课后，学生会召集各班有才干肯服务的同学三十多人，带领工人，携带拆卸工具，气势汹汹前往仓库。同学们先推文师表和另外三个口才好的代表与工程处交涉。该处负责人，横蛮不讲理地说：“仓库里装了救济米，还没有转运走，不能拆房。”

　　文师表说：“学校建房，挪用了学生食米，是以此仓库为抵押。现学生即将断炊，我们只好拆盖房的铁皮标卖换米。如果你处暂借40吨米解我们燃眉之急，则仓库暂可不拆。”工程处负责人不肯。

　　同学们一声吆喝，争先搭梯上房拆铁皮。上房之后，大家敲的敲锤的锤，铁皮上乒乒乓乓响成一片，工程处急派人去警察局、县政府和专员公署报警求援，怎奈学校早已一一打了招呼，各处都按兵不动。他们只好找到李校长求情，要求缓拆。李校长说：“你们占用了一年多，早该归还。”最后还是答应留一小段，限日转运大米之后再拆。

　　同学们在仓库屋顶上边拆边说笑。有的说，不来硬的不行。有的说，学生是“丘九”，逼急了也要造反。有的说，这些官僚真可恶，这么多白米不拿去救济饥民，却宁可白白耗费。

　　人多力量大，不一会工夫便拆下了百多块铁皮，房下的同学将铁皮和木材用板车拖回学校，一车车的“战利品”运到，校园里一片欢腾。中午文师表和几个同学在“战地”留守。下午，全校同学蜂拥而至，拆的拆，搬的搬，好不热闹。除按校长说的，留一小段外，其余部分全部拆光搬光。大家像打了胜仗一样，兴高采烈。李校长嘉奖了大家，晚餐饭桌上特意加了一份菜——红烧洞庭湖鲤鱼。

　　就在强拆仓库之后一个星期，又发生了索米风潮。

　　那天中餐时，值日老师点了二十二个同学的名，要大家饭后到校长办公室集合。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人到齐后，李校长说：“我校和岳郡联中、贞信女中共有师生食米三百担，寄存在同泰米厂。该厂倒闭，依法寄存的米不在破产分偿之列，厂方应先将此米如数归还三校。经协议，厂方以房屋三栋作抵押，分期偿还。第一期债款已由李县长代筹得银洋八百元，本应交给三校。而该厂股东唐光勋及米商彭启、周继结伙行骗，匿藏银元，企图收回抵押的房产。此事已被三校学生自治会知悉，乃决定组织联合索米委员会，各派学生二十二人联合缉拿三名奸商，送县法办，并请县府解决师生食米问题。”

　　同学们听后，无不十分愤慨，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三校所派同学在联中聚集，按相等人数混编成三个组，各负责缉拿一名奸商。

　　文师表分在第二组，由三校各七人组成，负责缉拿周继。贞信女中有两个女同学说，她们认识周老板，便在前面带路，其他同学分散随后逶迤而行。

　　到了普丰米厂，同学们把米厂团团围住。老板娘见一下子来了这么多气势汹汹的学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吓得浑身打颤，说不出话来。大家喝令她交出周继。她这才镇静下来：“哎哟我咯爷，我家老板叫邹继梧，不是周继。”

　　大家这才发现自己搞错了，找错了事主，赶快收兵，转移到下河街口寻访，终于打听到周继的住处。大家直奔周家，径直登楼，将周继堵在卧室中。同学们说明来意，请他去县政府走一遭。这个周继，看样子是洞庭湖的麻雀，见过大风浪的。面对二十多个捏紧拳头的学生，还若无其事地说吃了饭再走。同学们哪里听他摆谱，拥着他就走。

　　到了县政府，一、三组先将人拿到。三校公推代表向县长陈述。县府主任秘书作调解人。学生代表慷慨陈词，痛骂奸商欺蒙政府拐骗学生。三奸商指天发誓，说绝无此事。同学们追缴第一期债款，三人被迫拿出现金八百多元。后又因米价如何折合，双方各执一词。学生要求按时价折算，奸商只肯出半价，为此争论数小时。学生要余款三日内交清，由秘书担保，他们要求宽限一些时日。后来李县长传出话来，条件不要过高，以免一切落空。同学们不肯让步，一波三折，反反复复，协商没有结果。同学们不断高喊：“要吃饭!要吃饭!”

　　已经吵了大半天，天黑时大家真是饿了。三校代表协商，恐商人再设骗局拖延，先收下这八百元银元。三校先后送来晚饭，十一中还派了高中毕业班同学前来助威。他们看这情势，感到再拖延也不会有好结果。经协议，将三名奸商暂拘于联中内。

　　拆房、索米两次风潮，都是学校组织的，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但比起继之发生的“四·一三”学生运动，只不过是两次小演习罢了。

　　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全国学生民主运动如火如荼。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南京学生举行了“反饥饿，反内战，反征兵征粮”三反大游行，遭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血腥镇压，南京学联向全国发出通电。

　　岳阳地下党决定，由十一中出面，联合岳郡联中、岳郡联师、贞信女中、湖滨高中、岳阳县中，派代表在十一中医务室开会。会议开了三天，成立岳阳学生联合会，决定响应南京学联号召，定于四月十三日六校联合举行“三反”大游行。

　　四月十一日下午，十一中地下党支部书记汤德音临时召集几个支委开紧急会议，会上除研究组织这次大游行准备事项外，还告知他的党员身份已暴露，上级党组织决定他立即转移，离开岳阳。示威游行之事，由留下的几个支委负责，并进行了分工。

　　次日，高33班戴宇勋和唐孝葵、黎明璜等支委分别去城内了解敌军部署情况。火车站内驻有一支装备精良的交警队，梅溪桥一带驻有中央军的军官，这两处应重点防范。他们两人深入到交警队，悄悄向警员做宣传，争取他们对学生运动的理解。而梅溪桥的军官，是四平战役中解放军手下的败将，对共产党又恨又怕。他们没有番号和武器，工作无从下手。

　　这时，岳阳区专员王翦波已经嗅到风声，发出通牒说：“谁要游行，就准备门板收尸!”对学生进行恫吓。王剪波有个儿子在十一中读初二。学生会就派易江楹几个同学与他商讨，动员他参加游行，他欣然同意。这样就可以挟“太子”以令“土霸王”了。

　　四月十三日上午，学联宣布罢课，同学们手举小红旗从教室里涌出来。李校长急匆匆跑过来，含着眼泪对戴宇勋和唐孝葵说：“我赞赏你们的热情，但你们知道危险吗?等下我要拿多少门板来收尸?我如何向你们的家长交待?”同学们齐声说：“校长放心，惨案不会发生的。”

　　上午九时，有五所学校千多名学生在岳阳楼南坪集合，岳阳县中在城陵矶，路途较远，未及时赶到，由十一中学生会主席胡慕雨作了动员讲话，队伍随之出发。十一中队伍走在最前面，是主力军，也是开路先锋。戴宇勋回头看见，李校长隐隐跟在学校队伍的尾部，一脸的焦虑不安。戴宇勋忙走过去劝他回去，他长叹一声：“这叫我如何放心哟!”坚持跟着队伍不肯离开。

　　游行队伍经洞庭路、南正街、天岳山、塔前街，一路平安无事。大家一面高喊口号，一面散发传单。云集街边的群众，都为学生鼓掌助威。

　　游行队伍走到火车站前，交警队架起了机枪，如临大敌。但他们没有开枪，让游行队伍通过。这时湖滨中学的队伍赶到，游行队伍越来越壮大。队伍转向竹荫街、梅溪桥时，一名淮海战役败下来的伤兵，突然冲进队伍，高喊口号：“打倒蒋介石!“从楼上冲下来几十个身着中央军军官服的人，他们手持菜刀、棍棒、朝游行学生乱砍乱扎。街两边楼上，早备好的砖头、石块、柴块，雨点般打向学生。赤手空拳的学生只好向两边商店躲去。

　　在这紧急关头，戴宇勋发现李校长左手扶着眼镜，右手高举拳头，在喊：“不准打人!”急忙把他推进商店货柜后，说：“校长，请你赶快离开!”李校长哭丧着脸说：“这个时候，我更不能离开!”戴宇勋说：“你是一校之长，在这里露面太危险!学校这么多人都靠着你呀，决不能有个什么闪失。请从后门赶快回学校吧。”在几个同学簇拥下，他才很不情愿地走了。联中一名姓方的同学被砍成重伤，送进了塔前医院，湖滨中学高中部一位老师的手表、戒指被抢。

　　戴宇勋和唐孝葵回到学校，发现有十多个参加游行的同学未归，两人化装成菜贩，沿街寻找。岳阳全城戒严，一片白色恐怖，许多伤兵在南正街贴漫画和标语，极尽丑化污蔑之能事。他们俩再回学校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全校师生正集合听校长讲话。校长嘶哑着喉咙说：“今天万幸，本校没有人受伤，全体同学都归校了。今天的事并没有过去，外面到处抓人，军警方面已来电话，逼我交出游行的带头人。希望同学们冷静下来，明天就得复课，谁都不准走出校门一步!”

　　此时学校已砌起了青砖围墙，校园已成整体。但高大校门和坚固围墙无法阻挡败兵和伤兵的滋扰。这些在战场上吃了亏的败兵和伤兵三五成群，或数十一伙，打街骂巷，横行无忌，令市民谈虎色变。他们强闯传达室，到校内骂大街。李际闾便通过私人关系，联络了交警队，以兵挡兵，保护学校。

　　令李际闾担惊受怕、日夜寝食不安的，不仅是保护校产和学生的安全，更重要的是，他要掩护他的一个神秘的“知交”，这个“知交“就是地下党员刘润泗。这位刘先生，一个多月来就住在他的校长室里。刘润泗在这里筹划和指挥和平解放湘北事宜，正通过李际闾和地方知名人士领导地方武装，以防国民党队伍逃窜时进行破坏……

　　此时，许多学生参加了“岳阳学联迎解社”，迎接解放大军南下。

　　许多十一中校友都投身于历史的洪流。胡封陈在临湘一带搞地下工作，任湘北地工委书记，他秘密组织十一中老同学迎解支前，护厂护校。临湘县城地区成立新青社支部，五个成员有四个是十一中校友。七月，中共临湘县委成立，县委和县政府各部门都有十一中校友，梅继纯和王一中被派遣接管临湘县一中。

　　七月二十日，专员王翦波在临湘长安镇稍作抵抗，落荒而逃。

　　七月二十一日，古城岳阳和平解放。

 

　　第三十八章 故人寻踪

　　长沙南大路两仪里侧院，院门紧闭。

　　杨宙康一人躲在后房中听广播。业畇到工厂上班去了，孩子们都不在身边，他正好静心收听广播。这是解放区的广播。因为每天有这广播给他传递讯息，虽然闲居古城一隅，天下大势仍了然于心。

　　几个月来，与刘公武、杨任严、蔡杞材等旧军政人员多次聚谈，实际形成秘密小组，致力于湖南的和平解放运动。地下党员梁君大通过亲戚关系，对他们加强领导。中共湖南省工委统战小组也与他们取得了联系。杨宙康在上层人士中推销党的地下刊物《解放新闻》，销出了一百份，筹集了一百块光洋，捐给刊物作印刷费用。

　　这一段时间，赋闲并未安闲。他觉得自身也投入了历史的洪流，看到了新时代的曙光。

　　听到了汽车声，有人敲响了院门。

　　杨宙康赶紧关了收音机，收拾好桌上的杂志文件。黎明前是最黑暗的时候，特务到处横行，暗杀、绑架成了家常便饭。自己虽然无职无权，在这样动乱的时候，也不得不小心谨慎。

　　他轻轻走到门口，向外张望了一下，才走去打开院门。

　　吉普车停在巷口，门口站着三个人，虽然都着便装，但从他们虎彪彪的架势，一眼便能看出都是训练有素的军人。

　　“杨兄，别来无恙?”中间那个年长的军人招呼他。杨宙康一听，不禁喜出望外，呵呵笑道：“我当是特务连我一介草民也不放过呢，原来是李将军!”

　　杨宙康请李明灏将军进屋，李将军却久久地望着院里敞棚中的织布机。司机坐到吉普车上去了，警卫员坐在外间，李明灏很随意地走进里间，在杨宙康的书桌边坐下。

　　“时间如水流逝，我夜访竹篙塘，转眼间已是七八年前的事了。战乱的苦难已经过去，即将迎来解放。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李将军似有无限的感慨，“当年武冈人常说，武冈有一文一武两所好学校。说实话，我还有点不屑呢。你一所难民中学，怎能与我中央军校相提并论?但我后来知道，国立十一中办得多么好!你在那样困难环境中，请那么多名师，将一个竹篙塘搞得那样朝气蓬勃，人才辈出。我真佩服你的才华。”他叹了口气，定定地看着杨宙康。不过几年时间，杨宙康老了许多。当年那张英气勃勃的脸，已经没有了圆润和饱满，取而代之的是持重和老成，明显布满了沧桑岁月的痕迹。时间和遭际真是无情，它把一个意气昂扬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雕塑成了一个穷困潦倒的市井半百老人。

　　“你这些年的情况，我也了解一些。赋闲七年了吧?没有收入，这一家一室怎么过来的!带着孩子学织布，这不是八十岁学吹鼓手，笑话吗?我有一事不明白，你在西北大学辞职回湘以后，长期失业，为什么不回你创办的十一中呢?”

　　杨宙康也叹了口气，说：“其实我无时无刻不挂记十一中。自己生的孩子，哪有不挂记的!离开十一中以后，在竹篙塘，在龙潭，在岳阳，我都回过学校，作过讲话。全校师生欢迎我的热情，真叫我感动得流泪。李际闾、阮湘、刘大栋这些老人，都一再邀请我回校，不当校长，当个部主任或者是普通教师也行。李际闾甚至给我安排了历史课。正因为如此，如果回到十一中，我会影响际闾他们的工作。他们已经干得好好的，而且卓有成就，我再插进去，这算什么……”

　　李明灏摇摇头：“你也未免太多虑了。这样长期呆在家里，也不是办法呀。湖南和平解放已成定局，这两天解放军就会进城。解放了，你我为国家出力的时候到了。希望你不忘初衷，把知识和才能献给新时代。我会向王首道同志进言。”

　　李明灏将军回到官邸，即先后两次给湖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王首道写信，介绍了杨宙康的情况，他写道：“在湘和刘公武、杨任严等致力和平运动颇力，有交际处梁君大同志可以作证。解放后竟学介子推不言禄，而学织布营生，半路出家，真是笑话。但是这个人确是有用之才，望你们量才酌用，不要遗漏。”

　　李将军信中提到的梁君大，解放后是省交际处负责人。他在长沙市军管会一份内部资料上也推荐杨宙康：“不管他的政治关系如何，然一般说来，还不失为一个‘公正清廉’的人物，家无积蓄，生活困难，确是事实。解放前，他已赋闲七年，没有职业……像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我以为给予照顾，提名当参事是适当的。”

　　在李、梁二位力荐下，杨宙康被任命为湖南省政府参事室参事，并被选为省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委员。

　　然而，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每月有了固定薪水，衣食无忧，儿女也渐渐长大成人，杨宙康过上了安定日子。

　　一九五四年湖南大水，已是湘永煤矿技术员的大儿子承祉，为救同事而牺牲，杨宙康心灵受到沉重打击。

　　虽然如此，杨宙康仍然努力学习，力求跟上新时代的步伐。他努力工作，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既是参事，就应当“参与其事”，积极进言。

　　一九六六年，空前浩劫来临，杨宙康正被胃癌折磨得只剩下了皮包骨头。

　　就在全家人绝望之际，周业畇不知从那哪里打听到，长沙市荷花池有个老中医侯先生，治癌症有奇药，药到病除。

　　天下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位侯先生是何许人也?他就是一九三九年竹篙塘国立十一中的会计组长。这位侯先生是湘潭人，是周业畇同学的儿子，每次假期回家，总要迟几天返校。第二年，杨宙康坚决将他解聘。谁料到二十多年后，侯先生成了名医。“当时我劝你莫辞退他，你不听。现在要求他看病，多尴尬!”周业畇有些埋怨，杨宙康只是苦笑。侯先生听说当年的杨校长重病，心怀崇敬，不但不计前嫌，还主动上门看病，精心施治，殷勤照顾，极尽同仁旧谊。

　　一九六六年三月，杨宙康逝世，享年六十六岁。遗体安葬于长沙南门外公墓陵园。

　　岳阳城解放后的第十五天，即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政府指派地下党员吴晓霞接管省立十一中。

　　这天上午，从上第一节课开始，李际闾校长就带着几个工友，在大操场边捡旧砖头。上午没有课的易钟英、刘大栋、龚耀南等几个老师，也跟着捡旧砖头。课间休息时间，有些学生看见校长和老师在捡旧砖头，也都跑上来帮忙。

　　这里原是日本飞机轰炸后，留下的一片瓦砾废墟，尘土乱木中有许多完整的旧砖，捡起来用瓦刀砍去旧石灰，就能当新砖用。

　　李校长一身补丁的青衣裤上沾满了灰尘，那副断了一只腿的眼镜，不时从鼻梁上下滑，他必须伸手去扶眼镜，脸便沾满了灰尘。他将旧砖头一块块从灰土中抠出来，砍去砖上的旧石灰，将整理好的砖整齐码好……砌围墙、宿舍用的砖，都是师生们从废墟捡出的，作了大用，节约一大笔开销。

　　这时，教务处有人来通知：“李校长，请速到校长办公室去。”

　　李际闾拍拍身上的灰，走到办公楼，吴晓霞带着两个人已在校长办公室等他。

　　吴晓霞见他进来，忙伸出手热情地说：“李校长辛苦啦。我是吴晓霞，特来接洽工作的。”忙递过一张公文，新成立的县政府公文上写着：“派吴晓霞同志接管省立十一中，请原学校负责人予以交接。”

　　这位吴晓霞，中等身材，戴副眼镜，态度儒雅而老成。原是岳郡联师的史地教员，早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为岳阳和平解放建立了功勋。对于他，李际闾早有耳闻。

　　李际闾看过公文，忙说：“欢迎欢迎!档案文书，会计账目都已清点齐备。如果马上交接，须请教务处、总务处有关人员到场。”

　　吴晓霞点头。

　　李际闾将易子通、刘庸中等两处有关人员叫齐，然后打开大保险柜，搬出档案文书、会计账目，一一清点移交。吴晓霞与同来的二人逐一过目。

　　李际闾说：“自坪桥河搬来至今近两年时间，除日常教学生活开支外，学校自筹资金建成容量一千五百担的谷仓一所，碾室一间，围墙一百六十四点五平方丈;图书包括《万有文库》、《四部备要》等典籍及各种科学用书两万六百册，物理、生物、化学等科仪器、药品、标本四百余种，卫生器材药品三百五十余种。此外，学校购地一百三十五点五亩，有教室六栋，办公室五间，教工宿舍三十五间及其他房屋设施一百三十七间。老易，你看还有什么补充的?”

　　总务主任易子通说：“银行周转现金都在账上，由出纳室掌握。另外，生产工具，锄头四百把，扁担箢箕二百套等，都在工具室。”

　　吴晓霞点头微笑，表示满意：“省立十一中保持了国立十一中严谨认真的作风，成绩卓著。各位先生辛苦了。这几天我们抓紧核对，尽快办好交接工作。敝人虽是教员出身，但才识、经验都不够，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我谨代表政府，欢迎李校长和各位主任继续在校工作，为新政权服务。”

　　李际闾从保险柜中搬出一个小木盒，小木盒中有几枚印章。

　　“这是校印，这是教务处印，这是总务处印……”

　　他又从保险柜中搬出一个小木盒，打开木盒，除易子通之外，大家的眼睛都瞪圆了——那盒中全是金灿灿的金条!

　　“这些金条，共一百六十一点五两，是从竹篙塘开始的校长基金，和一些节余开支逐年积累起来的。因怕货币贬值，由出纳二人经手，换成‘黄鱼’，从不动用，以备学校不时之需……”

　　易子通清楚，校长基金和流通资金的利息，是可以划入个人名下，由校长支配的。杨宙康没有要，李际闾也没有要。在龙潭，李际闾夫妇将自家的金器玉镯换法币，以解学校断炊之急，这笔相当数量的钱，学校一直没有偿还。几次校务会议讨论要归还，李际闾都婉言谢绝了。

　　有一次，易子通对李际闾夫妇说：“作为总务主任，我要把学校借你的那笔钱偿还清楚。你父亲在世时，家道小康;你们夫妇靠薪水生活，家无余财，这笔钱，你们应当接受。”

　　李际闾诚恳地说：“当时学校处于危急之中，全校师生都积极想办法，阮湘先生步行二百里去借粮，我捐出家中黄白之物，这是义举。你现在要还给我们，这不是陷我于不义吗?钱财身外物，用于发展学校，不是更有意义吗?你有五个孩子，毫无积蓄，不是也过得好好的吗?”

　　一连串的反问，问得易子通哑口无言，只好作罢。想不到他此刻将积累的黄金，全部交出了。

　　吴晓霞感动地说：“人家传说，你们几位清廉自守，克己奉公，今天算是见识了。谢谢各位!”

　　学校交接很快完成。吴晓霞和他带来的干部，已坐在校长室办公。李际闾再没有必要到校长室去了。这两天，他还是按时吃过早餐，按时匆匆进入校门，与传达室工人打过招呼，走到校园里去。不去校长室了，就在教学楼南北转上几圈吧。习惯性地这里看看，那里听听，老师在讲课，学生在读书，他的心就踏实了。学校每天运行的节奏就如生物钟一样铸入了他的灵魂。

　　这天，他站在校门口，久久凝望校门上“湖南省立第十一中学”的校牌。颜体楷书九个大字，端庄中透着灵性，具有一股浩然正气。这是在坪桥河时，请病中的阮湘先生写的。字如其人，真是一点也不假啊。在竹篙塘时，社会赞誉中有个说法，说是“国立十一中学”，竖写是“国士中学”，是培养“国士”的学校。后改为“省十一中学”，自己为这所中学鞠躬尽瘁工作了近十一年。此生与“十一”有某种注定的缘分。“十一”竖写就是“士”。对，自己应当是“士”，是国家和民族处于危难之时，能挺身而出的“士”。杨宙康是“士”，阮湘是“士”，办国立十一中、省立十一中的一班人，都是“士”。

　　他忽然感到，这十一年来与自己息息相关的学校，此刻已经不需要他了。这十一年，三千多个日日夜夜，这所学校的师生员工近三千人，无时无刻不在自己的心上。自己也时时刻刻离不开学校。那次在重庆开会，刚离开学校几天，学校被迫逃难，自己不知学校逃到了哪里，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连夜水陆兼程赶回，赶到所里(吉首)，才知学校已逃难到了辰溪，即连夜赶往辰溪。危难之中，学校离不开自己，自己也离不开学校啊!

　　此刻，他凄凉地感觉到自己可以离开了。况且，他已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说他“压制学生”，“顽固保守”等等。他付之一笑。他已作好了离开的准备。三妹李慧很早参加地下党，三十年代在上海被捕，作为哥哥，曾以身家性命担保，营救过她。她日前来信，要哥嫂全家到她工作的大连去。

　　这天黄昏，一轮金晃晃的红日，带着彩霞，贴着波涛，在洞庭湖的浪尖上徘徊，光芒四射地跃动、跃动，半边湖水都被染得通红。好久好久，红日浸入水中，开始孕育又一个黎明。

　　在黄昏的光芒中，岳阳楼向大地投射巍峨的巨影。

　　李际闾、何兆先夫妇已收拾好了行李，一担铺盖，换洗衣裤而已。

　　章寿衡出现在门口：“若竹兄，这也太匆忙了吧?发扬十一中传统，怎么说，也得为你开个欢送会吧?”

　　李际闾道：“不必了，这次就算破个例吧。到大连的火车票买好了。”

　　刘大栋、易钟英、易子通、龚耀南、丁饶生、易鹤年都出现在门口。刘大栋无限留恋地说：“际闾兄，当年是你在我母亲面前长跪不起，把我拉到十一中的。你倒先我离开了。”

　　易子通说：“这些同生死共患难的老同事，都要陪你吃顿饭再走。”

　　何兆先含着泪说：“算了吧，没有不散的筵席啊。”易钟英拥抱何兆先，眼泪潸潸而下。

　　李际闾说：“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各位请回吧。不要让学生知道我要走。学生知道了都围上来，就麻烦了……”

　　易子通为他们请来了一个挑夫。挑夫挑了行李在前，何兆先牵着恒胖坨跟上去，李际闾走在后面。何兆先、李际闾频频回首与大家道再见。

　　仿佛是情景再现，十一年前，李际闾夫妇也是一个挑夫，一副箩担，一头是铺盖，一头是衣物;十一年后，仍然是一个挑夫，一副箩担，一头是铺盖，一头是洗得掉了色的衣物，只是身旁多了个儿子恒胖坨。

　　李际闾那件打了好些补丁的青布长衫，在晚风中飘荡……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奉政府令，省立十一中与岳郡联中，岳阳联师三校合并，初名新湖南建设中学，后定名湖南省岳阳一中。岳阳划市，学校改名为湖南省岳阳市第一中学。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全国瞩目的现代化重点中学。

　　到大连以后，何兆先进入一所中学教书，李际闾先到教育厅工作，不久到一所中学教课。因为他一口岳阳土话，学生听不懂，只得到工业厅管理图书，他本着一贯的认真负责、切实勤劳的工作作风，被选为大连市第二届、第三届人民代表。

　　文革浩劫中，李际闾已退休养老。因他在十一中时，曾掩护过中共党员刘若云、熊邵安、李颖生和刘向文、徐涤群，来抄家的人要收集这些人的罪状，李际闾不肯瞎说，被关“牛棚”，日夜鞭打，遍体鳞伤。“四人帮”倒台后，儿子李升恒在北京工作，接李际闾夫妇来京养老。

　　一九八七年秋天，李际闾结束了他一辈子的“松下村塾”梦，走完了一个教育家的一生。

　　之后，儿子升恒去巴黎《欧洲时报》工作，老病残生的何兆先一人在北京生活。怀化邮电局的刘握钧，就是那个没有读过高小，三次投考国立十一中未被录取，寄住竹篙塘小店中，终日以泪洗面的孤儿，后来到李家当“小保姆”的刘握钧，为报答李校长、何老师的恩德，决心接何老师到怀化养老。

　　一九九一年五月，刘握钧带上湖南土特产，到北京拜见何老师。随后离京，护送何老师去西安参观了兵马俑、华清池等风景名胜，路过洛阳参观了白马寺，又折转宜昌参观了葛洲坝，才回到湖南怀化。

　　何老师在刘家住了三个月，要求回京。一九九二年四月在京去世。

　　数学教师易钟英教学工作一丝不苟，讲课时逻辑严密，语言生动，很受学生欢迎，是国立十一中影响很大的教师之一。她以病弱之躯，从十一中创办到几次逃难搬迁，最后迁到岳阳，她都始终与十一中同命运，共进退。

　　笔者的四哥李麦村是省立十一中高6班学生，品学兼优，尤其数理科成绩突出。一九五○年土改时，家中划为地主，经济来源完全断绝，李麦村面临辍学，高三年级最后一期无法读完。他利用假日到岳阳楼下挑河沙，也无法解决学费。易钟英先生说：“李麦村不读完高中考大学，实在太可惜。”便从她微薄的薪水中拨出两担谷，让李麦村读完高中。

　　李麦村不负师恩，当年即考取北京大学物理系。北大毕业后进入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当研究员，成为著名科学家叶笃正先生的得力助手。八十年代初，应美国科学家之邀，李麦村去美国合作科研，取得巨大成就，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李麦村进入科学院后，曾专程去武汉看望恩师易钟英先生，师生笑谈“两担谷换一个科学家”的故事。

　　一九五六年，易钟英先生调湖北省最好的中学武昌实验中学任校长，一直治学严谨，成绩卓著。无论是生病还是校长繁忙工作中，她从不离开教学第一线。多次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武汉市特等劳动模范，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出访过苏联、朝鲜。

　　因积劳成疾，一九七二年患肺癌，医治无效，于一九七三年六月逝世。

　　竹篙塘时期，年轻的数学教师傅洁秋，古典文学功底极深厚。在数学枯燥推理演算之外，常讲些古典诗词调节课堂气氛，陶冶学生情操。六十年后，有学生还记得他利用下课前几分钟讲《滕王阁序》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时，眉飞色舞的情景。

　　解放后，傅洁秋先生受聘至人民海军工作，匆匆四十余年。

　　二○○三年十月，长株潭校友举行联谊会，傅先生发来贺信：

　　为了怀母校，念师友，叙往事，话离情，长株潭校友举行大会。洁秋不敏，身居北地，遥望南天，情逾手足，不尽依依，祝大会圆满成功!

　　二○○二年《母校情思》第七辑上，傅先生写了《我的养生经验一则》，介绍他的闭目连手静坐法。

　　傅先生九十四岁时的照片红光满面，神采奕奕，毫无龙钟老态。

　　先生出版有《涛声诗词集》，收入自一九二七年到二○○○年创作的诗词共六百二十七首。

　　羊牧之先生于一九四六年离开十一中，回他的故乡常州教书。

　　八十年代，廖平波从一些诗刊上发现先生的名字，惊喜之余，写了《忆牧之老师》诗四首，发表在《江南诗词》上。不久，羊先生给廖平波来信：“看到江南诗词有你的一首诗，提及我一九四四年在十一中时的旧作，我早已忘记了。你还记得，真不易!”

　　从此，师生间又取得了通讯联系。

　　一九九二年，羊老师给廖平波寄来了个人诗集和一篇自传，一副字和一帧近照。字是写的他的旧作《过溆浦作》：

　　流离怕上望乡山，山在蛮烟瘴雨间。

　　十载望乡乡愈远，秋风何处秣陵关。

　　近照上，九十二岁的羊先生依然目光炯炯，神采奕奕，令人想起他在十一中教书时的风貌。

　　六十年代初，羊先生奉命筹建瞿秋白纪念馆，并任馆长，后又任常州市政协副秘书长。这段时间，他写了怀瞿秋白律诗八十首，怀周恩来诗一百首，和许多纪念先烈的文章。出版了《秋华馆诗存》和《秋华馆文存》。这其中不包括他在最艰苦的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六年写的大量诗篇。这些诗稿在文革抄家中被人拿走，一去不返。他以”秋华”二字命名书斋，就是纪念瞿秋白和夫人杨之华的。两个儿子羊淇、羊汉也写了大量诗歌，被诗坛誉为“一门三羊”，颇具影响。

　　九十年代，廖平波编《离湖诗选》，每辑必刊羊先生的作品。一九九七年，纪念抗战六十周年时，羊先生还寄来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长诗。后来，廖平波将国立十一中在竹篙塘立纪念碑的事，写信告诉羊先生，但久久不见回信。

　　后来才得知，先生已于一九九九年三月无疾而终，享年九十九岁。

　　二○○三年春天，在竹篙塘老学友们的聚会上，一位个头较小而精神矍铄的学长当场赋诗数首，文思敏捷，倚马可待。他引起了笔者的注意，我们便交谈起来。原来，他就是羊牧之先生的小儿子羊汉。他是专程从常州赶来参加活动的。

　　我们一同参加了“金龙励学奖”颁奖大会，一同爬上金龙山。羊汉先生知识的渊博，古典文学的深厚造诣，特别是对母校的一往情深，都给我深刻印象。

　　羊汉先生回常州后，多次来电话信函，寄来了许多有关羊牧之先生的资料，对我们创作本书多有帮助。

　　国立十一中创办伊始，在竹篙塘带女生开荒修路，打扫祠堂搬神主牌位，唱劳动号子的青年女教师，当时是女生部的导师。离开父母离开家的女孩子们，把她当成母亲，什么事都找她，伤心了围着她哭，着急了，她也跟着大家一起哭。

　　她就是刚参加工作的，二十五岁的独生女李颖生先生。

　　李先生一九四四年夏天离开国立十一中，去溆浦县立中学及省立九中教化学。抗战胜利后在长沙周南女中教学，直到解放。

　　一九五一年，李先生到大连育才中学任教。一九五三年调旅大师范教化学。一九五九年被选为民进市委副主任兼秘书长，从此脱离教学工作。一九六四年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以后退休在家。与丈夫易钟焕相濡以沫，培养了六个儿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李先生以耄耋之年，两次积极参加国立十一中校友聚会，作热情洋溢的讲话，多次为“金龙励学奖”捐款助学，在校友中影响深远。

　　二○○三年长沙聚会时，李先生曾与笔者交谈，态度慈祥而儒雅。李先生是笔者唯一见到的国立十一中健在的老师。

　　一九四七年六月，李汉雄到南京去。

　　他是坐的轮船头等舱。头等舱内有床铺，有桌台和茶水，一人单独一间，是相当舒适的。

　　汽笛长鸣，轮船由汉口江汉关码头启锚，咚咚咚，在微微的颤动中，顺流而下。

　　他从头等舱中走出来，想到甲板上散散步，看看长江水天相连的壮阔景色。跨过统舱，一个熟悉的面容出现在眼前：这不是徐廷熙先生吗?

　　统舱是大通铺，很嘈杂，各色人等都席地而卧，横七竖八，犹如晒了一地干鱼条。徐老师带着妻儿蜷缩在人群中。他似乎很疲倦，侧身曲卷着身子，靠在行李卷边，静静地闭着眼睛。

　　李汉雄一眼就认出了徐先生，甚至下意识地望望他颈根上是不是依旧挂着那只哨子，那只能吹出高低强弱的不同哨音，命令初中部学生紧急集合的哨子。

　　看到徐廷熙老师一家三口睡在甲板上的狼狈相，不禁感到心酸。一种同情心油然而生。李汉雄弯下腰，伸手扯扯他的衣袖：“徐先生!”

　　徐廷熙忽地坐起，一脸茫然。

　　徐廷熙想起来了，这就是那个迟到了受罚的学生，几个学生趁黑暗起吆喝、打石子，不是阮湘先生处理得当，差点引起风潮。他连忙站起来，轻声说：“是你呀!”往昔他那威严的脸上，现出内疚的尴尬神情。他明显消瘦了许多，个头都似乎矮了一些。

　　李汉雄忙握住徐先生的手，诚挚地说：“您这是到哪里去呀?”

　　徐廷熙说：“我现在复员了。我这是回南京老家谋生去。”

　　李汉雄：“此去南京，还有一天一夜的路程，请徐先生和师母住到我的头等舱里去，我到统舱里来。”

　　徐廷熙慌了手脚，想不到当年与自己对立的学生，此刻如此亲切体贴。忙说：“使不得，使不得!我怎么能坐你的头等舱呢?”

　　李汉雄不由分说就来提徐先生的行李卷，坚决说：“以前，我们要听您的;今天可要听学生的。您一定得住头等舱，不要委屈了师母和小弟弟。”

　　两人相视哈哈大笑。

 

　　第三十九章 巍巍丰碑

　　阴霾散尽，大地重光。

　　历史重现它的本来面目，美丽的依然美丽，永恒的必将永恒。

　　一九七八年全国恢复高考招生，教育部何东昌部长郑重宣告：解放前办得最好的中学，全国有四所：南开中学、扬州中学、开封中学、国立十一中学。

　　时序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中华大地，复苏了人们的心灵。那烽火岁月所铸造的“竹篙塘情结”和“国立十一中精神”，如春风中的满山杜鹃，烂漫开在国立十一中人的心头。对大熔炉般的母校的追思，对亲如父母的老师和情同手足的学友们的怀念，犹如酿存了几十年的老酒，这样芬芳，这样浓烈……

　　八十年代第一春，校友云集北京共谒李静等老师的集会上，黎明学友的吟唱，道出了大家心声!

　　把酒话当年，幽思芊芊，乌云浊雾雪山前。良师育我，辛勤灌沃，莘莘学子，苦读精研。救国救民图抗日，哪怕桐油灯暗，竹签笔陋，衣履不周全。更球场驰骋，芒鞋亦足，流血也心甘。三十八年过去，沧桑幻变，同学更昂然。而今后，天涯海角，桃李共争艳;欲穷千里目，遥吟俯唱，再上高山。

　　杨高石学友深情地写道：

　　母校，常常出现在我们的梦中，更深藏在我们的心里。当年屹立于抗日烽火、举国危难中的母亲——国立十一中，对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流亡学生，无异于幸福的乐园，母亲的怀抱;无异于知识的摇篮，意志的熔炉。她以忠义、切实、勤劳的优良校风和学风培育了我们;她以团结互助、进德修业的精神教化了我们，使我们度过了人生最宝贵的一段青春时光，获得了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基本素质。我们对母校的情思永远不断，我们对母校的怀念与日俱增。邓福秋校友写道：

　　五十年过去了，在湖南、在北京、在全国各地，都有国立十一中的校友。他们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中练就了本领，在逃难的日子里培养了情操，在建设祖国的岗位上做出了贡献。他们有带着国立十一中烙印的共同心态，经常交流信息，互相看望，或集会联欢。国立十一中是个无形集体，至今还仿佛每天能听到那上课的铃声，响亮的午炮……

　　哺育之恩未可忘，寸心长念竹篙塘。金龙山下攻书史，祠庙庭中设课堂。巍巍雪峰扬浩气，滔滔资水育群芳。英雄辈出乾坤撼，万丈光芒射岳阳。

　　汪自新校友的诗，抒发的是所有十一中校友的眷恋情怀。

　　八十年代初，国立十一中许多校友都已恢复了联系。

　　一九八六年，武汉的罗杰，重庆的许志生，昆明的杨高石等提议，由一直在邵阳工作的白宝廷、张南光、尹光孚、胡鸿贞校友牵头，协商一个时间，按时赶到竹篙塘，重游母校旧址，寻根访友，欢聚亲情。这一倡议，得到许多校友赞同。但因大家星散在天南海北，有许多实际困难，拖了两年，未能如愿。一九八九年九月，是母校建校五十周年纪念。大家决定在十月二十日，不管能来多少人，一定实现这一纪念校庆、寻根、团聚的愿望。

　　按约定日期，北京的曾自强、武汉的汪自新都提前到达邵阳。涟源的周茂德、长沙的尹禹平、彭明朗都相继到达。加上早在本地恭候的张南光、白宝庭、尹孚光、胡鸿贞，一行共九人。

　　阔别四十多年的老友重逢，大难不死，劫后余生的再聚，大家觉得格外可贵，倾吐肺腑，诉说衷肠，回忆旧友，追寻逝去的艰难岁月和美好年华，用的都是当年的语汇，都忘记了自己是花甲老人，好像返老还童，都成了当年的毛头中学生。大家都沉浸在欢乐、幸福、真诚、稚气的友情中。

　　二十四日上午八时，校友们乘专车从邵阳出发去洞口。汽车向前奔驰，忽见一片平畴之上，凸地耸立一座山峰，这是大家魂牵梦萦的金龙山，山上的金龙寺巍然屹立。金龙山呵，我们多少次在这里举行爬山比赛，洒下过多少汗水和欢笑!那副抗清义士方密之撰的名联还在吗?大家激动不已，以金龙山为背景，拍下第一张照片。

　　大家环视四野，与金龙山相对师范部所在的魁公祠、甫公祠已不复存在，成了一片水田。

　　上午十时，专车抵达竹篙塘街，洞口抓文教的副县长段以美率教委唐主任、统战部曾部长等以乡亲之礼欢迎校友的到来。稍事休息后，大家一同去寻访女生部下阳祠，图书馆和校医院。这里，当年祠、馆、院连成一片，风景优美，是国立十一中学生活动多的地方。眼下，原先的房屋已全部拆除，盖了一些农舍。只有女生部旁边的那棵大障树，依然根深叶茂，郁郁葱葱。大家在樟树下合影留念。

　　大家直奔女生部对面的竹林。竹林濒临平溪，是当年同学们晨读和散步的幽境。竹林茂密添翠色，平溪潺潺流日夜，静心聆听，仿佛能听到少男少女们咿咿呀呀读英文、国文的书声，能看到映在水波中的一张张青春脸庞……

　　午餐后，大家走过公路桥，去寻访校本部莲社和初中分部上阳祠。平溪之上，青山之前，一片高岗，当年莲社典型中式回廊建筑已荡然无存。这里有唐大圆先生的身影，有校本部诸多老师的脚印。每天中午的午炮，是在这里发出冲天巨响的，杨校长骑那匹小白马，是从这里出发去巡视全校的。这里曾是国立十一中数千人令行禁止的神经中枢。那门前栽满葡萄花卉的一栋茅草屋，彭籨先生戏称为“杨氏别墅”，杨校长一家的住宅，山坡上也没有任何痕迹了，只有山丘边的两个防空洞遗址还在，杨校长母亲、李作华老师、还有几个病逝同学的坟墓还在，默默诉说那段历史的艰辛。

　　大家来到鳌鱼嘴码头前，码头上巨大青石还在，层层石级还在。这里是当年大家本着“切实、勤劳”的精神，背柴运米的地方。每有柴船、米船到达，全体师生背扛抬推，将柴米运到厨房里去，欢歌笑语，热火朝天。

　　码头上被踩得溜光的青石，是莘莘学子人生起步的奠基石。

　　初中部所在地的唐祠呢?那座规模宏大的建筑呢?那位白发飘飘的阮湘主任，朝暮还在唐祠前踽踽巡视吗?

　　唐祠旧址已改为粮站。在食堂里，大家意外发现了一个简陋的木制碗柜。碗柜侧面书有“国立十一中学初中一部民国三十一年四月一日置。”楷书竖写，看那颜骨笔力，当是阮湘先生手迹。如逢故人，如见老友，大家反复抚摩碗柜，有人甚至记起了自己放碗筷的情景。

　　段副县长表示，此碗柜是有特殊意义的文物，将移入纪念室中妥为保护。

　　高中部旧址，现为洞口县六中校址。当年的房屋，大多拆除，而蒋光增与李静老师结婚的那间洞房，却完好如旧，就连那古式木格窗棂和门口半圆形的踏脚石，都依旧如昨。蒋师已经辞世，李师仍健在。大家在洞房前合影，表达感谢老师的培养之恩。在那烽火岁月，竹篙塘成了流亡师生的第二故乡，洞口的大米，平溪的清波，哺育了一代又一代新中国的建设者。竹篙塘，我们永远眷恋你。还有一些校友去龙潭、潭湾淞溪口、坪桥河寻访母校故址，回味逝去的岁月。

　　刘握钧校友于一九九四年秋天，特地到辰溪潭湾镇高中部旧址，该处已改为粮库。他沿着粮库转了一圈，无限惆怅地离开，吟七绝一首：

　　潭湾故地又重游，面目全非未久留。琅琅书声何处觅，清清河水任东流。

　　他又万般留恋地去走访潭湾中学，问是否有原国立十一中的学生在此任教。回答有个周老师是国立十一中毕业的，现已离休。刘握钧喜出望外，能找到一个校友畅谈别情，回忆母校，当是一件快事。便走两公里找到周家，交谈十一中情况。谈不到几句，周老师却说，自己并不是国立十一中毕业的。因为国立十一中名气大，声望高，冒称该校毕业体面些，在当地更受人敬仰。刘握钧告别周老师，难排惆怅之感。

　　新世纪来临之际，国立十一中创建六十周年纪念活动，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开展。

　　国立十一中旅台校友约二百人，分处台湾各地。由徐德强、易贤儒两校友发起联络，组织了台北市的湘江园餐叙会，到会的除校友外，还有汪意荪老师。想当年，在竹篙塘的时候，大家都是俊男美女，而今皆是爷爷奶奶之辈，都有说不完的回忆，道不完的感叹。陈鄂当即赋诗道：

　　别后重逢五十年，乍惊两鬓白如棉;人生聚散原无定，世事沧桑欲问天。竹篙塘前寻履迹，桃花坪里忆尘缘。劝君尽兴何妨醉，盛会难留岁月迁。

　　高12班的易贤儒，在校读书时沉默寡言。一九四四年高中毕业考入机械化学校，后并入兵工大学，一九四八年随校迁往台湾，一九四九年大学毕业后。一直在高雄工作。几十年来，他在台湾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然思乡之情无时或释。他常说：“生我者父母，育我教我者国立十一中。”他多次走访岳阳一中，遍访长沙、衡阳、武汉、北京校友，两次编印台湾校友通讯录，花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奔波联系，不遗余力。在台湾学友中募集台币两万九千五百元，作为《母校情思》的出版费用。每集《母校情思》印出后，都随身带一百本重约四十斤到台湾，分给在台校友。这对一个古稀老人来说，实属不易。他被校友们称为海峡两岸的友情使者。王一中校友的笔端常满带思辨的哲理：

　　对往事的追忆，对人生情味的再咀嚼，如嚼橄榄，回味绵远。青年时代最醇厚的感情，留在心灵深处，值得留恋和珍惜……中国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之所以延续发展，就是因为我国文化中积淀了人生最宝贵的感情，它不但涵养我们自己，还会泽及后人，并且告诉年轻一代：珍惜你们现在拥有的一切吧!

　　为了怀母校，念师友，谈遭际，叙离情，一九九五年初，杨高石校友，就是那个在竹篙塘小塘边踢足球、钓蛤蟆的顽皮小男孩，现在的昆明理工大学教授，首先发起编辑《母校情思》。《母校情思》第一辑于当年十月出版。校友们得到这本小小的回忆录，“就好像带着童心，回到了青春花季，回到了竹篙塘畔，重聚欢叙了一番”。大家奔走相告，连夜阅读，爱不释手。记忆和情感的闸门大开，大家都拿起笔，叙述那最难忘的岁月，咀嚼那最醇厚的情感……于是，《母校情思》第二辑由长沙地区的校友编辑出版了，由此一发而不可收。第三辑由北京地区校友编辑出版。第四辑由武汉地区校友编辑出版。

　　这两辑内容更为丰富，刊登了珍贵的历史照片和文献，印刷更为精良。尤其值得人们珍视的是，出现了李顺麟、李绍基、王一中等人的长篇文章，文情并茂，感人肺腑，完全是那个烽火岁月的历史写照。

　　从五辑开始，改为彩印，内容更为丰富，文章更为动人，一辑比一辑办得好，至二○○四年中秋，已出版第九辑。第十辑也在筹办中。

　　在当今这个经济大潮惊涛拍岸、低俗文化乱花迷眼的年代，一份老同学忆旧联谊的内刊，居然在十年之内连续出刊，稿件近千万字，传播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已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令人刮目相看。这不能不使人深思国立十一中——这所六十年前的学校，它的特有品格和特殊精神。

　　正是这种品格和精神，功耀当年，利在千秋，涵养我们自己，泽及后代儿孙。一九九九年秋，国立十一中校庆六十周年纪念碑揭碑仪式前夕，从昆明赶来的杨高石教授提出“非其地树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倡导在竹市镇中学设立“新世纪金龙励学奖”，由新老校友捐款，以奖励、激励表现突出的优秀教师和学生。他的倡议，应者云集，海内外校友纷纷解囊，已收到捐款八万多元。“金龙励学奖”已颁奖四届，产生了巨大社会影响。

　　为纪念国立十一中杰出的数学教师易钟英，杨高石教授又在竹市镇中学设“钟英数学奖”专项奖，奖励在数学领域有突出成绩的教师和学生。二○○三年十月，首届“钟英数学奖”颁奖。

　　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五日，国立十一中纪念碑揭碑典礼在竹篙塘隆重举行。

　　易庚山校友撰联：

　　国人眼里，学子心中，百载树丰碑，三湘名校扬旗帜;

　　烽火当年，弦歌此际，万言书厚德，四海同窗向岳阳。

　　全国各地的校友陆续赶到，包括杨宙康校长的女婿康佑铭，李际闾校长的独子李升恒及夫人从法国赶来，参加揭碑典礼。

　　当天早晨，竹篙塘的父老乡亲们扶老携幼迎候在公路两旁，原高中部旧地竹市镇中学是盛典会场，校内外张灯结彩，如过节一般气氛热烈。身披彩带、手舞鲜花的学子们，夹道欢迎远来的老校友。

　　上午十时，庆典开始。洞口县委、县政协、竹市镇委、镇中学先后致贺词。校友们赠送的“功在当代光耀千秋”“桃李芬芳满天下”等锦旗，李升恒赠送的书法条幅“昔日桃李芬芳，今朝社会栋梁”都挂上主席台。紫气东来土屋中成长起来的女校友唐碧云，用竹篙塘土话代表学友讲话，听来异常亲切，受到热烈欢迎。李升恒致词后，斟满三杯特地从法国带回的香槟酒，洒向纪念碑座，祭奠母校创建先驱——杨宙康校长，李际闾校长，和各位逝去的师生员工。

　　在掌声、欢呼声、鞭炮声中，覆盖在纪念碑上的红绸徐徐降下，一座庄严的纪念碑矗立在蓝天白云之下。

　　纪念碑碑体高一点九三九米，象征国立十一中创建于一九三九年，长四米，由二十八块墨石拼成。正面刻有校友、原湖南省省长刘正题书的“国立十一中学纪念碑”，十个金色大字熠熠闪光。背面刻有二百三十八字碑文。碑体顶部正中竖立直径半米的国立十一中校微。碑体置于高零点六米的赭石底座上，周围灰白色台基长宽六米，高零点七五米。台基三方装有一米高的不锈钢护栏。在竹市镇中学学生和老校友们齐唱的国立十一中校歌声中，典礼结束。

　　老校友、高1班的方钜，为母校纪念碑撰联一副：

　　板荡中原，忆昔日此地曾桃李芬芳，师生战地斗天，不忘同仇敌忾;

　　欣逢盛世，看今朝怀旧事立碑纪念，学子思源感戴，长忆父老乡亲。

　　纪念碑碑文，先后有张南光、周亮先，曹若闲、吴安继、陈庆华、王一中等校友撰写，最后刻出的是：

　　国立十一中筹建于一九三九年春，十月十日开学，校址武冈竹篙塘，全校设校本部、初中部、高中部、女生部、师范部、职业部，师生员工两千余人。首任校长杨宙康，三年后李际闾继任。办学力主人格教育，生产训练，注重德、智、体诸方面发展，其学风曰勤学、尊师、修身。时值共赴国难，名师荟萃，桃李争荣，矢志图强。

　　一九四四年秋，日寇进犯湘西，师生两度播迁，而弦歌不辍。抗战胜利后，一九四六年秋迁校岳阳，更名为省立第十一中学，即今岳阳市一中，先后为祖国培育出大批优秀人才。

　　为国育才，夙夜不懈，成绩斐然，驰誉国中。今立碑以志纪念。铭日：雪峰巍巍，资水泱泱，母校之光，山高水长。

　　校友王一中撰的碑文虽未刊用，却写得隽永深刻，有史笔风范：

　　国立十一中，一九三九年十月一日创建于竹篙塘。师生员工两千余人，杨宙康李际闾先后任校长。时日寇凭陵，国难方殷。学校致力抢救沦陷区失学青年，且以殷忧启圣，多难兴邦相激励，把教育与民族、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一时，名师荟萃，桃李争荣，在湖南高中历届会考中，均名列前茅。

　　一九四四年秋，日寇犯湘西，师生两度播迁，风雨如晦，弦歌不辍。四六年秋迁校岳阳，更名省立十一中，即今岳阳市一中。

　　世纪回眸，峥嵘岁月虽已远去，然其百年树人之业绩，却历久而弥新。建国后，有识之士赞赏：过去南开中学、扬州中学、开封中学、国立十一中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诚如是，则此碑之不朽也。铭曰：雪峰巍巍，资水泱泱，母校之风，山高水长。

　　二〇〇三年秋访问竹篙塘

　　二〇〇五年七月第一稿

　　二〇〇六年五月第二稿改毕于湖南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5-12 10:1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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