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日本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侵华事变
2017-09-20 17:12:58  来源：李新伟 马宏伟  点击：  复制链接

　　近代日本是一个典型的军国主义国家，侵略思想一直充斥并逐步主导了日本政府的内外政策。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不断推出各种侵华扩张战略构想，不断发动以中国为目标的侵略战争。九一八事变就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侵华战争重要一环，再度开启了侵略者邪恶而又疯狂的欲壑，使中国人民蒙受了一场巨大灾难和空前浩劫。

　　一、根深蒂固的军国主义

　　“军国”就是把军事至上作为国策的国家。“军国主义”就是一种“为了战争和准备战争的政策、制度，在国民生活中占最高地位，从而支配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的思想和行动方式”。简言之，即是“穷兵黩武主义”、“武力至上主义”、“军事至上主义”。近代的日本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军国主义国家。

　　日本军国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极其深厚的社会历史根源和地理文化因素。历史上，日本曾经历了很长的战国时期，各大名领藩割据、混战不已，以征战杀伐为职业、带有浓厚的宗教意识和主从依附特征的武士阶级不断发展，逐渐登上政治舞台。1192年，日本建立了第一个武家政权——镰仓幕府，从此开始了长达近700年的武士统治时代。日本武士阶级崇尚“武家习气”、“弓矢之道”，并与中国的儒家思想相融合，形成了忠君、节义、廉耻、武勇、坚忍等一整套封建伦理规范，统称武士道。在武士统治的几百年间，武士道一直被作为日本社会伦理基本支柱而加以宣扬，不仅成为日本武士信仰和准则，而且日渐成为整个日本社会伦理主流意识，受到广泛崇拜。

　　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虽然结束了武士阶级的统治地位和武士等级的存在，但由于改革的不彻底性，最终确立了浓厚封建色彩的天皇制政体和武士道精神相结合的明治政权，为日本后来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埋下了祸根。

　　天皇作为“君权神授”的国家最高统治者，拥有无上权力，不仅可以制定、颁布与修改宪法，还可任命与解散内阁，决定战争与和平以及其他内政、外交等国家大事等，同时还是陆、海军大元帅，总揽军队大权，为维护、发展军国主义制度提供了根本保证。

　　天皇制下的日本军队，不仅称为“皇军”，强调其乃天皇之军，而且建立了特殊的、有利于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军队统帅体制：掌管作战用兵的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直隶天皇，独立于政府之外，有事可以不经过内阁而直接上奏天皇，使得军事部门保持独立和享受特权;掌管军事行政权的陆军省和海军省名义上隶属内阁，实际上内阁却失去了兵权，不能控制军队，相反军方则可以通过不推荐或辞职等形式左右内阁，牵着政府的鼻子走。日本军部在国家政权中特权地位的确立，不仅保证了日本军事力量以惊人的速度迅速膨胀，也使日本近代国家体制完成了军国主义化，形成了充满军国主义色彩的军人政治。

　　与此同时，武士道精神不仅没有消亡，反而被新的统治阶级进一步宣扬和发展，极端民族主义理论“大和民族优秀论”、“日本乃万国之本的国家”和畸形的“武力乃立国之基础”的思潮，到处泛滥，充斥于社会各个角落，尤其是在军人和学生的思想观念中占据绝对支配地位。1882年和1893年，日本以天皇名义先后颁发了《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语》，分别要求军人为天皇效忠卖命;国民要“忠于天皇”，像武士一样“忠君爱国”。经过长期强行灌输和渗透，青年军人和青少年学生的精神观念严重奴化、人性严重扭曲，大都认为大和民族是优秀民族，“战争是万物之王”，以暴力奴役别国人民“有理”，是大和民族发展的正常需求;普及大和文化、给其他民族带来“福音”、拯救他们，是大和民族的天然使命;把凶残暴虐的侵略扩张战争称之为“圣战”，将参与“圣战”视为无上的荣耀和效忠天皇的最佳表现，甘当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驯服工具和炮灰，自愿为“圣战”而生、为“圣战”而亡。这一切都为军国主义的猖獗打开了精神之门。

　　从地理环境上看，日本由众多小岛组成，岛内资源十分有限，山地多平原少，人口密度大，自然灾害频繁，从而使日本人有一种强烈的“生存危机”意识。这种意识在近代军国主义的长期催化下，也逐渐形成了一种畸形的错误思潮，认为日本的繁荣与发展不可能建立在本土基础上，以武力占领海外市场、夺取陆上殖民地才是获取财富的主要途径，才是日本发展的基本国策。与日本隔海相望的中国，由于国土面积广阔，资源充足，相对比较贫穷落后，而且作为典型的农耕文明，其人民爱好和平、性格内敛，自然就为日本军国主义者视作“猎物”。

　　二、蓄谋已久的侵华方针

　　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野心由来已久。早在16世纪，日本的实际统治者丰臣秀吉就曾露骨地说：“誓将唐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灭亡中国，……迁都于中国，天皇居北京”。为此，他两次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企图以朝鲜为跳板，征服中国大陆。

　　两次战争虽在中朝人民联合抗击之下均遭失败，但日本的侵华野心却从未放弃。德川幕府中期至明治初期，侵华思潮再度活跃起来。军事思想家佐藤信渊不仅狂热鼓吹“日本中心”论，还详细地勾画了侵略步骤，他在《宇内混同秘策》中写道：“由皇国开发他邦，必由吞并中国而肇始……当今世界万国之中，皇国最易攻取之地，莫过于支那国满洲。……故皇国之征服满洲，迟早虽不可知，但其为皇国所有，则属无疑，满洲一得，支那全国之衰微，必由此而始。故以鞑靼之后，始可逐次而图朝鲜、支那”。

　　明治政府刚一建立，就在1868年4月以天皇的名义发布了施政纲领《五条誓文》和《震翰》(御笔信)，公然宣称要“经营天下，安抚汝等亿兆，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1872年10月，日本首先拿中国的藩属国——琉球开刀，宣布吞并琉球。1874年5月，明治政府成立后的第一次用兵，所指还是中国台湾。

　　1890年3月，被称为“日本军国之父”的首相山县有朋又提出了“主权线”与“利益线”扩张理论。他在向天皇上奏的《外交政论略》内称：“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守卫主权线，不容他人侵犯;二曰防护利益线，不失自己有利之地位。何谓主权线?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与邻国接触之势，与我主权线之安危密切相关之区域是也。”其中所言“邻近区域”，即为朝鲜和中国。以此为标志，日本明治大陆政策正式形成。

　　四年后，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制造旅顺惨案，战后还从中国攫取了2.3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霸占了中国的台湾和澎湖列岛，并将朝鲜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后，日本军国主义实力快速增强，侵略野心更加膨胀，对华侵略更加频仍。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日本是唯一的亚洲国家，且出兵最多，不仅从中国攫取了3479万两白银的赔款，还获得从山海关到北京铁路沿线要地的驻兵权。其驻军称作“清国驻屯军”，后改称“中国驻屯军”，即后来全面侵华战争中的华北方面军前身。

　　1904—1905年，日本在中国的土地上与沙皇俄国展开了一场旨在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战争，最终从沙俄手中夺取了中国东北南部的殖民权益，吞并了辽东半岛。战后，为了巩固期殖民统治，日本政府于辽阳成立关东都督府，内设陆军部，开始在中国东北驻军。1919年，为加强军事侵略领导以关东都督府陆军部为基础成立关东军，驻屯旅顺、大连地区及南满铁路沿线。正是这支军队长期祸乱中国东北，并一手主导了九一八事变。

　　1915年1月，日本军国主义者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条件，向袁世凯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这表明日本的侵华政策已由参与进入了谋求独霸的新阶段。但由于中国人民反抗，英美等国插手，“二十一条”最终归于流产。日本军国主义者也深感当时独霸中国难以实现，于是把重点转向中国东北。

　　1923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对国防方针进行了重要修改，将侵略矛头首先指向中国，制订了更为详尽的对华作战计划。计划自北向南在东北、华北、华中及华南实施多方向的战略进攻，首先就是要攻击东北地区，全面控制东北。

　　1927年4月，以标榜实行强硬政策的田中义一受命组阁。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会议的主题便是讨论制定独吞“满蒙”的政策和计划。会后，田中义一根据会议精神和决议整理了一份《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秘密文件，于7月25日上奏昭和天皇，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奏折赤裸裸地宣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它承袭了明治大陆政策的衣钵，形成了更加疯狂的昭和大陆政策。其中所言先夺“满蒙”，再占整个中国，进而称霸亚洲和世界的狂妄野心和侵略步骤，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总纲领，其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方向、步骤、进程与奏折的内容几乎完全吻合。

　　与此相呼应，日本军国主义者推行对华强硬路线，即所谓对华“积极外交”，对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挑衅活动。1928年4月，国民党政府再度宣布“北伐”，日军为阻止北伐，急调中国驻屯军和国内陆军进踞济南，并于5月在济南进行大屠杀，制造了济南惨案。1928年6月，日本关东军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已不利于日本独占中国东北的张作霖，企图趁乱占领中国东北三省。但此事件并没有实现这一目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又以拉拢、利诱和施压等手段阻止张学良易帜，再次试图独占中国东北。张学良不顾日本的胁迫和利诱，拒绝日军摆布，不做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傀儡，于1928年12月宣布东北“易帜”，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遭受挫折后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并未就此罢手，“满洲问题”也并未就此了结，后来九一八事变的主谋石原莞尔等仍声称解决“满蒙”问题仍是日本的“唯一活路”。

　　三、转嫁危机的“最终出路”

　　明治维新后，日本脱亚入欧，全面西化，推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新政策，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1927年3月，日本爆发了金融危机，银行纷纷倒闭，工厂停产，日本经济进入动乱时代。这次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经济创伤尚未痊愈，1929年秋，世界范围的严重经济危机又爆发了。这场危机对于国内市场狭小、先天不足的日本，打击尤为严重，进出口贸易分别下降70%以上，工业生产也大幅度下降。1929到1931年，日本工业总产值下降了约33%，煤下降44%，棉纱下降17%，生丝下降31%，钢铁生产从1929年到1931年下降了近20%，采矿业和重工业部门的开工率只达到其生产能力的一半。

　　经济危机引起政治危机，日本国内阶级矛盾加剧，社会严重动荡。1928年，工人斗争总数为1千余起，参加人数1.2万人，1930年为2千多起，参加人数近20万人。农民斗争次数急剧增多，规模大幅扩大，有的甚至发展为武装暴动。面对危机，日本统治阶级在国内实行恐怖政策，加强镇压和控制。1928年3月至翌年4月，日本政府实行“大检举”，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及其他社会主义革命分子、工农运动积极分子，实行白色恐怖，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与此同时，日本军国主义者加紧煽动对外的掠夺战争以转移国内矛盾视线。他们首选中国东北发动侵华战争，把它作为摆脱经济危机、解决经济困难的“最终出路”。经过多年“经营”，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已把中国东北“改造”成为最大的海外市场，尤其是成为其原料库和大粮仓。以1930年为例，日本从东北进口的物资占日本整个进口的11%，其中76%的豆类，64%的煤，46%的铣铁，86%的豆饼都靠东北供应。此外，东北还是日本最大的资本输出市场，这里占它对外投资的70%左右。到1930年，日本对华投资总额为17.5亿日元，其中对东北的投资为ll亿多，占各国在东北投资总额的70%多，占据着绝对优势，东北的主要经济命脉大都操纵在日本垄断资本手中。1931年前，东北铁路总长的约40%、煤年产量约80%、总发电量84%、钢铁业的几乎全部为日本所支配和独占。

　　但由于中国人民的抗日爱国运动的逐渐高涨和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统治发生了动摇。张学良背负国仇家恨，毅然宣布统一于南京国民政府，并建造中国自己的国有铁路。这就威胁到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统治基础——“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加之世界经济危机也波及到东北，日本在“满洲”的经营进一步恶化，攫取的经济利益急剧减少。“满铁”的巨大利润来源——大豆的运输和出口，由于价格的暴跌大幅度下降，“满铁”的收入也骤然缩水，1930年收益比前一年减少了一半，1931年还出现了创建以来的第一次赤字现象。于是，日本政府大肆叫嚷“满蒙危机”。

　　一时间，在日本军界、政界及财界，战争呼声甚嚣尘上，各种侵华战争方案、计划纷纷出笼。1931年5月29日，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在对所属各部长官训示中毫不掩饰地说：“环顾目前帝国情势，国难内外交逼，国家前途确实令人忧虑难当。为打开这一局面以谋国运之发展，妥善处置将来世界变局，维持东洋永远和平，确保帝国高远使命，其途径第一步应该是根本解决满蒙问题。”同时，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认为：英法美等西方大国由于忙于应付国内的经济危机，而无暇顾及远东问题;中国国民党政府忙于反共内战，“对满洲问题尚无反弹力量”;“即使进击北满，苏联也不会采取行动，国际联盟也没有实力干涉满洲事态”，侵略中国东北的客观条件已基本成熟。在此情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决定使用武力，攻占中国东北，“彻底”解决整个危机。

　　四、“精心全面”的作战准备

　　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制定和贯彻其大陆政策的同时，不断制定侵华战略方针与作战计划。从1907年的《国防方针》及《用兵纲领》，到1923年对国防方针进行重要修改，再到1925年制订出1926年度作战计划，即《大正十五年度作战计划》，无不是针对中国，首先是中国东北。为适应侵略战争的需要，日本全力以赴地加强武装力量的组织结构、武器装备等建设，战时建立由陆海军各部及国民资源委员会组成的帝国大本营，统一指挥部队的作战行动。日本还特别注意用新式武器装备部队。到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已经拥有一支以新式武器装备现代化大军，陆军17个师团拥有720辆坦克、600架飞机、1184门火炮、5450挺轻重机枪;海军拥有航母、巡洋舰、潜水艇等各类舰艇72艘，另有海军航空兵岸基飞机472架和舰载飞机329架。

　　日本军部作为事实上的侵华战争幕后总导演。在军部首脑的支持下，陆军参谋本部组成的以樱会头目桥本欣五郎为首的阴谋集团，加紧策划侵略“满蒙”的战争。1931年6月，在日军参谋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主持下，制定了《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明确规定了日军侵略东北的方针、步骤和措施。

　　关东军作为侵华战争的急先锋，更是不遗余力。在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的精心策划下制造的皇姑屯事件，正是九一八事变的前奏。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和奉天特务机关的花谷正，则组成了另一个阴谋集团，与桥本集团沆瀣一气，密谋策划侵占“满蒙”的事变。1931年6月末，坂垣等人制定计划，密谋在沈阳附近柳条湖爆炸铁路、制造事端，以此为借口，进攻沈阳等地，甚至还确定了事变的具体时间。关东军的计划，最后得到了军部的认可。在军部的支持下，关东军有恃无恐，半公开地进行着战争准备。

　　除此之外，他们还直接针对中国东北进行了一系列“精心”的全面准备：一是为不断制定周密的作战计划。日本关东军为详细了解东北各地地理情况，制定具体的作战计划，曾先后于1929年7月、11月和1931年7月，组织所谓“参谋北满、南满旅行”，实为到东北各地进行军事侦察活动。日本关东军参谋部1929年7月制订的《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和《为扭转国运之根本国策的解决满蒙问题案》，1930年9月拟制的《关于统治满蒙占领地的研究》，1931年3月提出的《满蒙问题处理方案》等方案中，提出了对奉天、锦州、弓长岭、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洮南、长春等要地作战，以及对嫩江等渡河作战的政略措施和作战计划;特别强调集中兵力于一地，对中国军队实施迅雷不及掩耳的闪击，吞并中国东北。

　　二是强化军事部署。1931年4月开始，将驻日本寒区仙台的第2师团调驻辽阳，以适应中国东北寒冷地区作战。关东军情报机关在侦察到攻占沈阳城须用大炮时，为增强部队的攻坚能力，又从东京调运攻城重炮置于驻沈阳的第29联队兵营，并将炮口瞄准东北军的北大营及飞机场。九一八事变前，日军在中国东北的兵力有1个师团、1个独立守备队和1个重炮大队及宪兵队等部，共1万余人;加上日本在东北的武装在乡(退伍)军人和各种警察，总共2万余人。

　　三是进行人事调整。由多年担任张作霖顾问的本庄繁出任关东军司令官，“中国通”土肥原贤二出任沈阳特务机关长;此外，一直从事筹划进攻东北、主持制定过多份解决满蒙问题大纲的参谋本部情报部部长建川美次转任作战部部长。更有甚者，日军还物色爆炸柳条湖铁路的人选。1931年6月，关东军司令部决定把工兵出身、精通爆破技术的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3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调往柳条湖铁路分遣队，并向他下达了炸毁路轨的密令。

　　四是制造事端，寻找借口。在1931年春夏之间，日本先后挑起“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以此挑起事端，为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寻找借口。日军利用朝侨抢占汉民万宝山耕地(长春以北约30公里境内)而发生的纠纷，开枪打死中国农民数十人，从而引起当地农民的反抗，酿成盛传一时的“万宝山惨案”。1931年6月，日军参谋部情报机构中村震太郎等4人，假冒日本农业专家，奉命到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军事地理侦察间谍活动，绘制军用地图、铁路路线图多张，当其企图偷越国境时，被东北兴安屯垦军第3团击毙。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立即以这两个事件为借口，在全国煽起了空前的战争狂热。

　　五是加紧军事准备与演习。1931年9月上旬，日军第29联队、独立守备队、宪兵队等在辽宁兵工厂、沈阳北大营附近举行大规模包围式攻击演习。驻朝鲜境内的日军第19、第20师团也借演习之名抵达图们江沿岸。在此期间，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则频繁到南满铁路沿线各日军部队进行“巡视”，到处宣称“目前支那排日运动已组织化，各部队应积极行动，不能一日苟安……”

　　1931年9月18日，日本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侵华丑剧终于如期上演了。北大营的炮声，点燃世界法西斯侵略者的第一把战火，在远东形成了第一个战争策源地。之后，日军在占领东北后，又发动一·二八事变、侵占热河、策动华北自治，不断制造事端，扩大侵略，并最终在1937年7月7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是日本军国主义造成的。”但令人遗憾的是，战败以后的日本，多年来并没有从思想根源上认真反省自己，并没有从实际行动上给爱好和平的人们以满意的答复;相反的是，近年来军国主义思潮又有死灰复燃、重新抬头的势头。他们多次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招魂”;不断突破和平宪法、通过新的防卫大纲、强行解禁集体自卫权，竭力扩充自己的军事实力;推行新的“武器出口三原则”、积极谋求向海外派兵，以美日同盟为基础积极拉拢一些国家妄图构建新的反华包围圈。历史的伤痛还没有抚平，一小撮极右翼分子又妄想把日本带上万劫不复的老路，一切似乎都在准备之中……

　　铭记历史，才能警示未来。正如习主席所讲：“历史无法重来，未来可以开创。”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都应当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坚决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决不允许否认和歪曲侵略历史，决不允许军国主义卷土重来，决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

　　(作者简介：李新伟，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军事百科专业研究室助理研究员;马宏伟，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军事百科专业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一菲 最后更新：2017-09-20 17: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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