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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中华民族危险关头
2017-07-16 09:57:09  来源:搜狐历史  点击:  复制链接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如果从七七卢沟桥事变算起,这场战争爆发已八十年;如果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这场战争爆发已八十六年。几十年来,全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中国人对这场战争的记忆却历久弥新,恍若昨日。这是一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关键一战,也是后世中国的起点。

  世界大势与日本的战略误判

  中日两国都是东亚重要国家,有着漫长的友好交往史。历史上虽曾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甚至战争,让两国人民付出惨痛代价,但这并不代表中日两国人民交往的主流,而是国际形势演变以及两国政治演化的结果。

  近代之前,日本是中国文明的学生,而且是个“优等生”。到了近代,两国几乎同时面临相同的问题:如何应对西方近代文明的挑战。在近代早期,日本依然如过去千年一样,惟中国马首是瞻:中国有限度、有节制、有选择地接纳西方,日本也像中国一样,让“兰学”进入,但必须有约束,可管制。

  然而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东西方的形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西方在技术上的进步,特别是工业革命的发生,使西方有一个超出今日想象的殖民冲动、市场需求。而东方,一方面在与西方的贸易交往中分享了巨大的市场好处,长时期享有贸易顺差,另一方面视自己尚未获得充分开发的市场为私家花园,不愿意让别人特别是巨大的西方染指。1840年的鸦片战争,就是这种情形的必然结果。

  中国太大了,鸦片战争结束了,中国人并没有从这场战争中学到多少东西,少数知识精英如林则徐、魏源的觉醒,并没有唤醒整个国家。中国依然如故在原有轨道上前行。

  与中国的情形很不一样,日本密切关注着中国的一切。旁观者清。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让日本深切体会了西洋文明的魅力,特别是林则徐-魏源的《海国图志》让日本人受益无穷。在中国还陶醉于想象的东方大国时,日本采纳了与中国相反的路径,不是拒绝西方的贸易要求,选择战争,而是打开国门,与西方通商,并发誓转身向西,在东方构建一个西方式的近代国家。

  中日两国面对西方的不同应变方式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发展,日本渐渐学到了西洋文明的长处,同时也沾染了西洋文明病毒,丛林法则、弱肉强食,启发了日本,使日本觉得自己完全可以像西方那样殖民,那样扩张。于是有后来的甲午战争,日本将殖民的目标锁定了昔日的老师。这也是中日两国结怨的开始。

  甲午战争让中国蒙受了巨大损失,日本从这场战争中不仅获得了巨大的物质利益,为后来的工业化、现代化提供了为数不菲的帮助,而且,甲午之战让日本的信心变成了野心,既然一个古老的强大的东方大帝国都能轻易征服,还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断日本通往世界的步伐?十年后,日本一举战胜欧洲大国俄罗斯。

  短短十年,日本相继战胜欧亚两个大帝国。这一方面显示了变革的力量、宪政的活力,另一方面也激活了日本步趋西方征服世界的野心。此后的日本,在重大国际事务中从不缺席,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执意参战固然展示了其重视盟友承诺,协助英国的决心,但其刻意遏制中国,进而征服中国,多少暴露了其称霸亚洲的企图。

  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是二十世纪中日关系转换的一个分水岭。此前二十年,中国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革,从专制到新政,从新政到宪政,从宪政到共和,总体而言,那二十年中国受日本的影响最大,日本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中国学习的榜样,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西方在中国的意义。中日两国政治家、思想家,在二十世纪初年提出的“大亚洲主义”,大约是世界上最早的区域整合倡议,但是因为日本后来亚洲政策的变化,全世界的区域整合基本实现,而亚洲根本看不到曙光。究其根源,日本没有真正理解世界大势,出现一系列严重的战略误判,是亚洲区域整合一直无法重启的一个重要原因。

  满洲问题由来

  “二十一条”是中日关系的转折点,先前二十年好不容易积累的那点战略互信被这个提案彻底摧毁,中国朝野从此很难再相信日本的外交说辞,但凡对日外交表示友善沟通的,无不被扣上汉奸卖国贼的大帽子。此后百年的中日关系,除了一个短暂的特殊时段,基本上笼罩在战略互不相信的阴影里。

  “二十一条”共分五个文件。第一号文件关于山东,大要要求中国转让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给日本;第二号文件关于南满及内蒙古东部,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在这里的优越、独占地位;第三号文件关于汉冶萍公司,要求中日合办;第四号文件要求中国不得将沿海岛屿港湾租与让与他国,实际上要求日本对中国的独占权;第五号文件要求中国聘请日人充当政治、经济、军事顾问;要求日本享有在中国内地开办医院、寺院、学校等土地所有权;要求中日合办中国警察;要求中国军需采购应有不少于一半的来自日本,或中日合办军械所;要求福建省内日本享有铁路、矿山开采优先贷款权;要求日本享有中国内地布教权。从中国人的观点看,“二十一条”就是要将中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

  经袁世凯及属下外交官艰难谈判,“二十一条”在最后定案时有很大修正,但日本在亚洲的扩张战略并没有放弃。而亚洲扩张的关键处,不仅在于对中国的独占、利权独享,而且对于日本来说,最重要的是能否控制、占有满洲。这是日本来源很久的一个战略思想,幕府晚期思想家佐藤信渊指出,当今世界各国,为日本所易于攻取之地,舍支那之满洲外无他,故日本之征服满洲,迟早虽不可知,但其为日本所有,“则属无疑。满洲一得,支那全国之衰微必由此而始。”(转引自汪向荣《中国的近代化与日本》,171页)

  基于这样一种战略考量,中日经过谈判达成的“民四条约”,尽管废除了一些中国实在无法接受的条款,但依然强调并维持了日本在“二十一条”中所要求的满洲权益。

  满洲在日本战略中具有非同寻常的地位,是日本北进欧洲,南下亚洲不可或缺的一个跳板,尤其是在日本经甲午战争已充分控制了朝鲜半岛的形势下,谁掌控了满洲,谁就拥有战略上的主动权。

  日本人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此后的日本政府不遗余力推行“分离满洲”的运动,寻找一切理由将满洲视为中国的一个特殊区域,利用一切机会试图将满洲从中国本土分离出来。据重光葵说,关于满洲,日本政府很长时期以来的基本方针是:“将满洲看做中国的特殊地域,从中国本土分离出来”(重光葵:《日本侵华内幕》,21页),然后再与满洲地方政府进行交涉。中国后来的民族危机之所以从东北开始,绝非偶然。

  中国人当然不清楚日本政府的战略细节,但由于清末最后十几年政治改革滞后、迟缓,极不情愿,使中国内部发生极为严重的分裂,反满革命发展迅猛,“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成为那个时代最强劲的声音。历史发展为这个口号落到实处提供了绝妙契机,“1911年中国大革命”,尽管在最后时刻将“驱逐鞑虏”转化为“五族共和”,但中国社会内部的裂痕并没有真正消解,特别是革命党人执意废黜满洲皇帝,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其实,当大革命发生时,严复就对废黜清帝的思路给予严重警告。他认为,如果南方革命党人轻举妄动并且做得过分的话,中国从此将进入一个糟糕时期,并成为整个世界动乱的起因。“根据文明进化论的规则,最好的情况是建立一个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适当的宪法约束。应尽量使这种结构比过去更灵活,使之能适应环境,发展进步。可以废黜摄政王;如果有利的话,可以迫使幼帝逊位,而遴选一个成年的皇室成员接替他的位置。”严复不赞成终结帝制,更不赞成“驱逐鞑虏”,“如果听任一些革命党人的种族敌对情绪走向极端的话,现在满洲人确实毫无防卫能力了,可是蒙古、准格尔等等又将以何处为归宿呢?他们会同纯粹的汉人一道组成一个广袤的、难以驾驭的共和国吗?还是他们会从今宣布独立?两者似乎都不像!前者不可能,因为有种族仇视问题以及感情、习俗、法律、宗教的完全的差异;后者不可能,因为他们的政治力量不足。于是这些广袤的地域连同它的人民势必要归附附近的某个强国。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分裂中国’的老问题就来了。”(严复致莫理循函,《清末民初政情内幕》,786页)后来的历史被严复老先生不幸而言中。

  九一八:国家危机开始

  清帝退位,转向共和,开启了中国历史新篇章。清皇室退隐紫禁城,也为中国历代权力转移所从未有过的和平、温馨,前朝遗老遗少不弃废帝,守住伦理底线,留给社会的并非都是负面观感。

  然而,这种情形并没有持续下去。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政变,夺得政权,遂下决心将废帝溥仪驱逐出宫,这为后来的国家危机埋下了一颗重要的种子。

  冯玉祥的蛮横遭到许多人的反对,胡适虽然不认为民国初年保留皇室具有多少正当性,但认为民国政府优待皇室条例是对世界的一个公开承诺,是一种“国际信义,条约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不是一件名誉的事。(胡适致王正廷,1924年11月5日)

  胡适的指责自有道理,冯玉祥也不是没有理由。他将溥仪驱逐出宫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溥仪没有信守当年达成的“信义”、“条约”,而是不适当地参与了张勋复辟等一系列政治行动。冯玉祥认为,“铲除帝制余孽”是他的历史责任,“民国至今十三年,尚无一人敢逐宣统出京。我以为若不驱宣统出去,则愧对为革命献身诸公。”(《冯玉祥日记》1924年11月22日)

  溥仪出宫是中国政治的大转折,为日本直接干预中国政治提供了一个绝妙的口实。溥仪先是躲进日本公使馆。转过年,被护送至天津日租界。日本用各种方法拉拢溥仪,想尽一切手段刺激溥仪重建大清的“复国梦”,使溥仪很荒唐地以为,“恢复祖先的事业是我的第一个任务。认为连年的中国内战,因为没有帝制,天下不能定于一。要恢复帝制,更当效法列强,尤其是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国才能强盛,这样才对得起祖先的祖国。”(溥仪1954年6月1日的笔供,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365页)

  溥仪的认识与理由是荒唐的,但日本人要利用溥仪分离满洲却是真实,不可动摇的。溥仪成了日本人的棋子。日本人之所以选择溥仪,当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杰出人物,而是利用他统治满洲,因为满洲一些旧的阶层对于清朝,对于溥仪,还怀有深深的眷恋。(城野宏1954年笔供,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387页)

  经日本军部多年策划,预定事件终于爆发。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利用张学良东北军主力尚在关内的特殊时刻,在柳条湖附近寻衅,继而炮轰北大营,制造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第二天(19日),日军攻占南满、安奉两铁路沿线重要城镇营口、海城、辽阳、鞍山、铁岭、四平街、安东、凤凰城、本溪、抚顺等,并向长春发动总攻。中国守军奋起抵抗,22日,终告不守,长春陷落。至25日,日军攻占辽宁、吉林两省三十多座城市。1932年2月5日,日军攻占哈尔滨。至此,历时四个月十八天,东北全境沦陷。

  一个月后(2月16日),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所谓“建国会议”在沈阳举行。25日,宣布成立“满洲国”,年号大同,首都长春,改称新京,溥仪为执政,郑孝胥为国务总理。

  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特别是所谓满洲国的成立,使中国的民族危机达到近代以来最严重的程度,中国的独立主权完整受到极大损害,东北居民蒙受了巨大损失。东北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的势力逐步由东北向华北扩展,“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责任编辑:李时英 最后更新:2017-07-16 09:5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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