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中的“九一八”（三）
2016-12-29 14:09:30  来源：《开放时代》 作者：徐戬  点击：  复制链接

　　福泽谕吉“死拼兽力”的历史感觉究竟从何而来?

　　在旅居日本期间，梁启超孜孜不倦地苦读经日本人转手的泰西先进政法理念，于1905年作《开明专制论》，目光明显从先前的卢梭主义转向马基雅维利主义。身为政治理论大师，梁启超的过人之处在于从马基雅维利那里看到了现代政治的隐秘根基。

　　梁启超清楚，马基雅维利乃现代政治思想的奠基人：“于近世史中，为政法学先登之骁将者，麦加比里也。而彼实绝对的主张开明专制之人也。”在他眼里，马基雅维利的教诲能“发明真理之一面”，后经霍布斯之改良则“更现光明”。于是他得出结论：“而近世史初期国家主义之勃兴，其受麦氏学说之影响者颇多，又史家所同认也。”此种学说首先基于一种对儒家传统来说骇人听闻的“国家无道德之说”：

　　其言曰：“为君者，唯使国家陷于危亡，斯谓之恶。苟有可使国家安富尊荣者，无论造何种恶业，不得以恶论。”又曰：“当国家危急时，何者为正义?何者为邪慝?何者为慈悲?何者为残忍?何者为名誉?何者为耻辱?举全国人民刍狗之，牺牲之，以为救助国家生命，维持国家独立之用，不为过也。”19

　　借助梁启超的敏锐眼光，我们看到“死拼兽力”的思想根源其实来自现代欧洲。马基雅维利所奠定的现代政治原则教导帝国主义列强们，为了一国私利可以罔顾是非、善恶的道义标准。既然日本认定你死我活才是新的道义原则，那么中国的政治统一难免与日本的“国家理由”背道而驰。这样看来，石原莞尔发动“九一八”有什么奇怪?

　　南京大屠杀让我们亲眼目睹，马基雅维利所教导的“新君主”如何奠定了现代日本的国家基础。1937年12月1日，日本天皇向松井大将发布了正式的攻击命令：“夺下敌国首都南京。”12月12日，亚洲“第一共和”的首都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南京大屠杀成为中国文明史上奇耻大辱的同时，日本全国各地却在举行提灯游行，欢庆胜利。12月17日，日军将领骑马沿着南京主要街道行进，举行胜利游行。下午两点，在海军大将长谷川的陪同下，松井将军向东方皇宫遥拜，在南京国民政府大楼前升起日本国旗。松井高呼三遍：“大元帅陛下万岁!”密集的日本军队呼声震天，此起彼伏。

　　2004年，比克斯(Herbert P. Bix)获美国普利策大奖的名著《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的中文版面世，书中明确指出，天皇在侵华战争中始终扮演着关键角色。大沼保昭断言，作为日本国体的核心，拥有主权身位的天皇对于重审日本战争责任绝对不可或缺。20换句话说，只要尚未究明天皇之罪，就谈不上重审日本的战争责任。

　　日本战后以“圣断”(《终战诏书》)为由洗脱天皇之罪，实属混淆视听。21近代以来，天皇制度乃是日本所谓“国体”的核心。通过近代的君主立宪，日本的皇国神话同现代宪政结合起来，形成了“祭政一致”的政治神学，这是理解近代日本所谓“国体”的关键。比克斯对读者的挑战在于，天皇体制绝非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封建残余”，而是具有深刻的现代性特征。

　　根据日本“国体”，天皇在日常状况下担任立宪君主，按“大日本帝国”宪法所赋予的合法性施政，但在例外状况下，天皇则转变为绝对君主，具有超逾宪法的超合法性。天皇超越权威从何而来?根据“大日本帝国”的宪法，天皇乃“万世一系”的现人神，其权威“神圣不可侵犯”。天皇既超越于宪法(主权之体)，同时又内在于宪法(主权之用)，可谓“宪法的守护者”。作为日本国体的主权身位，天皇为“国家元首”，除了“总揽”统治权之外，还是指挥和统帅军队的最高权力，拥有“宣战、讲和及缔结各种条约”的权力，因此，日本军队号称“皇军”。

　　为了维护“国体”的连续性，日本积极安排天皇同麦克阿瑟的会面，同时加强对国民宣传天皇的“仁慈”和“善良”，塑造天皇正面的公众形象。通过所谓“一亿总忏悔”，日本将所有战争责任推卸给日本国民。免除对天皇战争责任的追究，乃基于美国对自身战略利益的考量，麦克阿瑟清楚，一旦取消天皇制度，天皇就难免因战争责任而接受审判，如此一来势必影响美国战后对日本的有效占领。然而，比克斯笔下的天皇有如马基雅维利笔下的“新君主”，从根本上打破了裕仁在战后日本的正面形象。在这部杰出的天皇传记中，比克斯极为具体地描述了天皇所受到的君主教育。我们不禁会想到，国家的品格并非仅仅在于“君主”抑或“共和”，而是首先取决于主权者的政治德性。

　　对天皇之罪的追究不仅被一再耽搁，甚至成了战后日本的社会禁忌。其实，更容易遭到忽视的是，天皇制度同“靖国问题”之间存在着的血脉关联。靖国神社象征着日本“国体”，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祭政一致”的政治神学都是日本凝聚国民意志的首要条件。中西辉政认为，守护靖国神社乃是“国家安全保障政策上占首位的重大课题”：

　　重复而言，对于发挥为国家的存在而奉献生命这种无与伦比的、高尚的自我牺牲精神的人们，国家必须尽全力予以表彰，使之传诸后世。否则，此精神作为国家的道义心即告崩溃，在将来的危机中挺身而出的日本人当然也就不可期待。22

　　得到合祀的阵亡者在靖国神社成为“英灵”，在天皇的名义下获得平等的身份，据说体现了“天皇制平等主义”。正是以靖国神社为中介，天皇确立了“一君万民”的神权统治。战前的所有神社都归内务省管理，唯有靖国神社属于陆海军管辖。作为军部的宗教机构，经过神社的祭典由现役将官担任，祭司由陆军省和海军省具体任命。因此，作为“明治维新之根本精神”，“祭政一致”为日本“国体”赋予了灵魂：

　　日本国之统治(国政)与日本国之最高祭祀，均为天皇之大权事项。祭与政均属于天皇之大权，不言而喻，此处存在着日本之政治与祭祀均立于同一基础之上这一精神意义。所谓“祭政一致”即就此而言。23

　　根据日本右派的看法，倘若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无异于剪断了日本“国体”的神经，“日本人的精神”就会土崩瓦解。因此，靖国神社在战后必须承担起使国家与国民重新融为一体的公共功能。早在1952年，战后日本的《宗教法人法》就根据自由主义原则复活了靖国神社的宗教法人身份——既然祭祀属于宗教问题，那么国家就无权干涉私人领域的“信仰自由”。靖国神社的“规则”中写道：“本法人，基于明治天皇的《安国》圣旨，奉祀为国事殉难的人，进行神道的祭祀。”24同年10月16日，裕仁天皇参拜了靖国神社，重新恢复了天皇同靖国神社的关系。

　　1966年12月，日本政府正式公布了“建国纪念日”，恢复了战前的“纪元节”——皇室神话中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的即位之日。同时，自民党的遗族议员协议会公布了《靖国神社法案》。为了扫除舆论障碍，自民党专设了“关于靖国神社法委员会”，提出战前国家神道的“神社非宗教论”，强调靖国神社不是宗教——靖国神社即便由国家管理，亦不违反自由主义的政教分离原则。

　　总而言之，美国的“教育”首先教会了日本如何运用“民主”来恢复军国主义——靖国神社可以既是宗教(不能干涉“私人信仰”)，同时又不是宗教(可以纳入“国家管理”)。1978年，14名甲级战犯作为“昭和殉难者”秘密合祀于靖国神社。此后的多次官方参拜，无异于以实际行动向中国人宣示，日本国家拒绝承担战争责任。

　　在战后的艰难时光里，竹内好对日本现代性的失败进行了沉痛的反思：

　　明治以来，日本的国家形成之主流精神，只重视独立的外在形式，不去反省它的实际内涵，结果失败了。在国际政治中，被承认为是独立国，被称为是一等国，于是便得意洋洋起来，今天看起来，那并不是真正的独立。明治教养人今天可能还在把战前的日本视为独立国家的典范，然而，我不承认那是典范。那时的日本，看上去好像是按照自己的自我意志在行动，实际上并不然。不管是否有意识，总之，不过是被国际上的帝国主义所操纵，盲目地充当了帝国主义的炮灰而已。名义上的独立而实际上乃是别人的奴隶。今日的被占领乃是顺理成章的结果，并非是因为战败才失掉独立的。25

　　五、“民主”与道义

　　石原莞尔扭住美国人培里，显得是“学生”在对“老师”进行质问。美国对日本进行的“教育”本身，就是对石原莞尔的清楚回答。现实政治不能顾及道义，旧金山的《对日和约》就是“老师”给“学生”进行的又一次言传身教。在美国人眼里，“在中国的失败”应该通过“在日本的胜利”加以补偿，只有对日本不断进行“教育”，才能让日本服从西方的战略利益需要。

　　朝鲜战争之际，美国不失时机地召开“旧金山对日和会”，当然，只有美国政府明确邀请的国家才有资格参加。《对日和约》没有对日本的战争责任作出任何说明，反而强调，各盟国和日本决定“此后之关系将是具有主权的平等国家之关系”。与日军浴血奋战、付出巨大牺牲的中国竟然不在“平等”国家之列，被美国一手垄断的“对日和会”吊销了追究日本道义责任的资格，同样遭到排斥的是当时在联合国拥有合法席位的“中华民国”。

　　《对日和约》没有提到的是，日本的“主权”实际上操纵在美国手里。在朝鲜战争即将爆发之前，杜鲁门通过杜勒斯向日本首相吉田茂暗示，日本可以进行有限的重新武装。1951年9月8日，旧金山《对日和约》签字后仅仅5个小时，美日之间就秘密签订了《美日安保条约》，“老师”和“学生”正式结成了同盟关系——当然，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同盟关系，据说吉田茂在签约前一天才看到条约的文本。

　　从雅尔塔会议到旧金山和约，美国主导的“国际公法”迄今仍有重大的教育意义。既然“老师”不能在道义上驳倒“学生”，就难以保证“大日本帝国”有朝一日卷土重来，事实上，《美日安保条约》对日本未来的军事力量未作任何限制性的说明。日本从“老师”那里学来的，仍然是“死拼兽力”的原则，如何还能对历史进行认真反思?梁启超所描述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其实是日本“学生”和美国“老师”的共同信条：

　　又曰：“使亚里士多德目击罗马政家之伎俩，则必将尽弃其宿论。”彼又言：“国家无论对外对内，皆无所谓道德，无所谓宗教。无论为君主国，为共和国，苟值国家危急之时，速弃汝信仰，掷汝道德，勿踌躇也。”又曰：“君主为维持其权力，虽将一切善事抛弃，亦所不辞。”26

　　日本的侵略战争与“天皇制国家”有着内在联系，而这一“国体”恰恰是列强们主导的“国际公法”所催生出来的产物。按照纐纈厚的说法，日本帝国主义乃是由于“明治近代国家步入歧途所导致的恶果”。在《文明论概略》中，福泽谕吉认为国家的“独立”乃是“目的”，而“文明”则是“手段”，甚至“国家的独立也就是文明”。对日本思想而言，“文明”并不具有自主的“目的”，完全可以沦为国族竞争的“手段”，甚至“手段”本身即被视为“目的”。

　　“靖国问题”让我们再次遭遇现代政治的道义危机，无论将靖国神社视为宗教机构抑或非宗教机构，日本均可利用自由主义政教分离的原则为军国主义服务。面对日本战前政治神学的重新复活，任何“中立”的立场都是对军国主义的纵容。“中立”的手段其实服务于非中立的目的，对反华活动的纵容本身就代表了反华的立场，是对南京大屠杀中无数冤魂的无声蔑视。

　　中国人不能指望任何政治制度会对军国主义进行制约，日本的选择仅仅与日本国民的实际想法相关。对历史上的大是大非问题，诉诸“中立”原则只会架空实质正义，无异于对中国人尊严的侮辱。战争责任必须建立在实质正义的基石之上，如果日本选出的是右翼政治家，哪怕参选的只有45%的民众，那么这45%的参与者就代表了整个日本。如果这45%的民众支持了战争，那么所有日本人都要为战争后果负责。

　　大沼保昭认为，日本思想家竹内好的“思考方法”值得重视：即便帝国主义无权审判帝国主义，日本对英美不负战争责任，日本也必须对中国承担战争责任——因为中国并非帝国主义。27竹内好没有使用“人道主义”这类美式修辞，而是将道义原则落实为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战争责任——以毫无区别的“人类”之名，只会模糊真正的战争责任。按照竹内好的“思考方式”，纠缠于以美国利益为中心的东京审判没有多大意义，思考日本的战争责任必须基于“更高的道义原则”。

　　然而，什么是“更高的道义原则”?

　　美国占领日本之后，国防部派遣化学战专家调查731部队。1947年，麦克阿瑟与国防部密集接触，最终以“安全保障”为由免除了石井等人的战争犯罪责任，其目的无非在于，从石井手中得到731部队的“研究成果”。28让日本人如释重负的是，美国的“国家理由”高于细菌战定罪的“人道理由”。随后，美国就将这些“研究成果”运用在朝鲜战场和越南战场上，再次为日本人示范了高尚的自由民主“教育”。29

　　如今，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再次“不宣而战”，让中国人身临其境地回到了八十年前。美国人俨然忘记了问题的实质根源，竭力摆出一副“中立”的高尚表情，仿佛一切仅限于中日之间的纠纷。矛盾的是，美国人又时刻不忘提醒我们，《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百思不得其解之余，我们只能由衷佩服这位“老师”精湛的教学手法。

　　历史提醒我们，罔顾道义的行为不会因为标举“民主”就拥有了正当性。为了避免重蹈“九一八”，需要重审日本学来的“死拼兽力”的“新文明”。这首先意味着，彻底反思马基雅维利奠定的政治原则。在决定性的意义上，世界和平取决于能否对日本进行“再文明化”。与其说美国对日本进行了“教育”，毋宁说真正受到教育的是经过朝鲜战争洗礼的中国人民。

　　【注释】

　　①金德曼：《中国与东亚的崛起：1840～2000》，张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73页。

　　②纐纈厚：《何谓中日战争：天皇之言：“日本轻视了支那”》，申荷丽译，台北：人间出版社2010年版，第55～61页。

　　③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

　　④彭敦文：《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及其变化：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97～298页。

　　⑤同上，第297页。

　　⑥同上，第7～9页。

　　⑦同上，第24页。

　　⑧同上，第35～46页。

　　⑨同上，第298～303页。

　　⑩张玉法：《中国现代史略》，台北：东华书局2002年版，第202～204页。

　　11同注①，第256～258页。

　　12同注①，第268～270页。

　　13同注② ，第143页。

　　14转引自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王振锁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14～115页。

　　15转引自肖传国：《近代西方文化与日本明治宪法：从英法思想向普鲁士—德意志思想的演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51页。

　　16同上，第159～171页。

　　17同上，第169页。

　　18子安宣邦：《国家与祭祀》，董炳月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78～79页。

　　19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7页。

　　20大沼保昭：《东京审判·战争责任·战后责任》，宋志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5～26页。

　　212001年8月15日，《朝日新闻》的社论写道：“在回到战后的原点时，无论如何也不可避免的是围绕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从统帅陆海军、一切都是以天皇的名义向“皇军”下达命令来看，天皇的战争责任是一定不能避免的。”

　　22中西辉政：《靖国神社与日本人的精神》，载子安宣邦：《国家与祭祀》，第166～167页。

　　23同注18，第132页。

　　24同注②，第80～82页。

　　25竹内好(著)、孙歌(编)：《近代的超克》，李冬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72～282页。

　　26同注19。

　　27对于西方的殖民和日本的侵略，大沼保昭支持中国余辛焞教授的如下说法：“英法等欧洲列强的确也曾给中国带来了灾难，但日本是最后一个也是给中国带来最大灾难的国家，这是抹杀不了的事实。英法虽然没有在东京审判中被审判，但一百年、两百年以后，他们会受到人类法庭审判的。”参见注20，第5、9、12页。

　　28高桥武智：《未完结的731部队问题》，载东北沦陷十四年史总编室、日本殖民地文化研究会(编)：《伪满洲国的真相：中日学者共同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86页。

　　291986年，在美国众议院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上，国防部记录管理部长哈切承认，美国掌握的731部队相关资料已于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归还给日本。绝妙的是，日本迄今仍然对此讳莫如深。参见注28，第86～87页。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12-29 14: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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