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高校曾遭日军破坏
2018-08-17 16:11:04  来源：中国青年报  点击：  复制链接

　　1937年，大夏大学注册大学生1437人。光华大学注册大学生730人。

　　日寇入侵后，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大夏大学、光华大学校园遭受日寇轰炸，其中光华大学大西路校舍原是上海高校中最为宏伟的校园之一，日寇占领后一火焚毁，损失达30亿元之巨(按1946年币值计算)。

　　华东师大档案馆馆长汤涛介绍，仅大夏大学一所学校，被日寇损毁的资产，共计7亿元(按1946年币值计算);日寇占领大夏大学校园后(今华东师大中山北路校区)，改为伪沪西法院。

　　1937年，“上海的复旦、大同、光华、大夏等4所高校西迁，最后大夏大学和复旦大学组成“复旦大夏联合大学”。联大分为两部，第一部以复旦为主体，第二部以大夏为主体，迁往贵阳，这是中国抗战时第一所正式由政府命名的联合大学，也是开启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史的一段艰难而又值得纪念的历程。

　　联合大学于1937年11月开学，学生千余人。当年，包括部分毕业证书在内的一批资料档案，转运至庐山牯岭镇，抬进了校方在当地租赁的办公楼里。

　　这批毕业证书从日军轰炸的上海辗转来到庐山牯岭镇，后来又因烽火战乱，西迁至贵州的贵阳和赤水，直至战争结束后的1946年9月回迁上海。这就有了去年因梳理档案才被发现的400多份大夏大学、光华大学在抗战时期没有被毕业生及时领走的毕业证书。

　　同济大学：

　　日军炸弹摧毁大量建筑 “求学长征”过程曲折

　　辗转9省行程一万公里 学校损失竟达1000万元

　　同济大学的前身是1907年在上海创办的德文医学堂。

　　1919年学校在吴淞购地自建校舍，1924年校舍落成，占地150亩，工科、医预科均有崭新的教室、宿舍楼，校园内不仅有宏伟壮丽的罗马式大礼堂，设备齐全的实习工厂，雅致实用的德籍教员住宅楼，还建造了喷水池、大草坪，环境优美，景色宜人。

　　1932年1月28日，同济的吴淞校园受到日军首次轰炸，部分建筑受损，学校被迫在市区过渡半年，直到8月25日才迁回。

　　1937年，学校发展成为拥有医、工、理三大学院的综合性大学，成为闻名世界的科学中心。当时在校学生医学院239人，工学院291人，附中300人，高职244人。

　　当年，日军侵占平津之后，又在上海制造了“八·一三”事变，同济大学多次被日军轰炸，尤其是8月28、29两日，日军在同济大学校内投下多枚重磅炸弹，校园所有建筑，几乎悉数遭破坏，尤以大礼堂、实习工厂、学生宿舍、理学院等项工程巨大之建筑，破坏殆尽。其他如尚未完工之测量馆等，亦遭炸毁。据9月3日英文《大陆报》报道，学校的损失在1000万元以上(1937年币值计算)。

　　由于校园被毁，从1937年下半年开始，同济大学辗转沪、浙、赣、湘、粤、桂、滇、黔、川9省以及越南，于1941年初抵达四川李庄古镇继续办学。1946年，抗战胜利后，同济回迁上海。

　　同济大学是战时搬迁次数最多、行程最远、过程最曲折的大学之一，行程一万多公里，有“同济长征”之称。

　　沪江大学(上海理工大学前身)：

　　保存沪江办学“火种” 大学校长被日伪杀害

　　运出2万册书籍和设备 900名学生唱着歌复学

　　沪江大学是上海理工大学的前身，1932年1月28日，侵华日军发动对上海的狂轰滥炸，战火也波及到了宁静的沪江校园。随后，侵华日军司令部和机场就设置在校园的南侧隔壁(今上海理工大学南校区)，日军控制了通往市区的道路，进出都必须持有他们颁发的通行证。因此，沪江大学只得在4月初借用上海租界内四川路上的青年会大楼和圆明园路上的城中区商学院的校舍开学，直到日军撤去封锁才于6月1日回到杨树浦校区。

　　1937年11月，淞沪抗战失利，上海沦陷，公共租界成为了“孤岛”。沪江大学被迫撤离杨树浦校区后，把位于公共租界内圆明园路209号真光大楼的城中区商学院作为全校的临时校舍。

　　上海理工大学档案馆馆长杨佐平说，失去校园对于学校来说，办学条件极其艰难，学校经过美国驻沪总领事与日本多次交涉，直到1938年11月，才从杨树浦校园运出了区区80卡车的教学物资，其中包括2万册书籍、14架钢琴和少量实验设备。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冲进了租界，“孤岛”不复存在。1942年1月15日，沪江大学被迫作出了学校无限期停办的决议。1942年1月21日，沪江大学同学会决议组成立“沪江书院”。

　　其间，沪江大学的校长刘湛恩是八年全面抗战中唯一一个被日伪汉奸杀害的大学校长，他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明志，也用生命诠释了这句话。

　　抗战胜利后，被日寇占领过的沪江大学杨树浦校园，一片凄凉荒芜的景象，经过半年的简单修复，基本具备了复校的条件。1946年4月，大学部教职员和900多名学生，欢欣鼓舞、高唱校歌，终于回到了阔别8年之久的上海杨树浦校区。

　　上海交通大学：

　　暂避孤岛危局中维系 辗转重庆另辟新校址

　　百万校产顺利转移 800师生租界艰难办学

　　1937年8月13日，“八·一三”战火首先在沪东北地区点燃，交大偏居沪西南，距淞沪战场相对较远，有利的地理位置加上先期的准备，给转移图书设备提供了空间和时间。迁移出校的物品存放在校外宿舍、震旦大学、中华学艺社等十余处地方，到日军侵占交大校园时，仪器、图书、机件、家具等价值共计110万余元(1937年币值计算)的校产大部分搬运出校。

　　校园被占，内迁受阻，学校不得不采取权宜之计，暂先顺势在法租界开课。迁入法租界内的交大，临时校舍不是密集一地，而是分散于租界内数处。

　　1937年底，学校与法租界当局经过反复磋商交涉，才租得震旦大学新建红楼的第四层作为一、二年级学生教室，早先在校外宿舍开课的三、四年级，因安全难保也撤离校外宿舍，搬迁至中华学艺社。中华学艺社位于法租界爱麦虞限路45号(今绍兴路7号)，楼高三层，多数作为三、四年级学生的教室和宿舍。震旦大学和中华学艺社两处成为抗战时期交通大学最主要的校舍。

　　到上海失陷前为止，学校各院系四个年级全部上课，到职教职员210人，报到入学的学生共计566人。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交大得以维持教学、继续生存。

　　1939年8月，鉴于租界内校舍狭促、师资不足及局势难料、学校朝不保夕等客观原因，校方建议在四川筹备设立分校，暂时设立电机、机械各一个班级。这一提议立即获得教育部和交通部的同意，决定将增加电机、机械的经费用于在重庆设立分校。

　　当得知设立分校的消息后师生欢欣鼓舞，大后方校友们纷纷伸出援手竭力相助，以促成分校早日落实。重庆中央无线电器材厂厂长、交大校友王端骧愿意将器材厂空闲宿舍借给交大作校舍，宿舍地处重庆市郊小龙坎，有平房2幢，大小房间60余间，可以成为分校的暂时栖身之所。1942年迁至九龙坡，校园大为扩充。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8-17 16:1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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