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军工，九同济”一说始于抗战
2018-08-17 16:04:22  来源：文汇报 作者:朱大章  点击：  复制链接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同济校园被毁，但是战火摧不垮同济师生的意志，一方面为了赓续文脉向内地迁徙，另一方面发挥专业优势为抗战服务，在抗日烽火中写下了同舟共济、科教报国的壮丽诗篇。

　　据统计，抗战时期在同济工作和学习的师生中，有22人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

　　组建医院，救治军民

　　“八一三事变”后，同济大学由吴淞紧急迁入市区。同济大学医学院师生先后开办4家救护医院，救治军民。

　　抗战伊始，由同济大学承办的原位于江湾市中心区的上海市立医院(今长海医院所在地)被迫迁往戈登路(今江宁路)，在玉佛寺附近的一家民房内，迅速建立了红十字会临时重伤员医院，设有病床120张。8月14日清晨，即用于收治淞沪前线的受伤将士和南京路上被炸伤的市民。翁之龙校长兼任院长，郭秉宽任医务长，张静吾、黄榕增、章元瑾、李化民、唐哲等教授和医学院的一批学生踊跃参加。

　　与此同时，医学院应届毕业生陈延华、钱章材等积极募集款项，在沪西大沪花园(现丁香花园)开办了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三救护医院，为了保证医疗质量，他们聘请蒋益生老校医担任院长。该院先后收治了伤病将士和难民同胞300余名。

　　全面抗战开始后，同济大学医学院教授张静吾特赴南京，向军医署长张建建议以军医署名义命令向内地迁移的各医学院承办军医院，以加强军医力量，保障伤兵救治，得到采纳。军医署后来组织了十二个重伤医院，并委任张静吾为第五重伤医院院长，驻往苏州。

　　在张静吾组建第五重伤医院的同时，医学院教授李宣果带领章元瑾等81名师生员工，从上海来到杭州笕桥，成立中国红十字会第一重伤医院。杭州沦陷后，医院化整为零，组成若干医疗救护小组，沿浙赣线为受伤的战士服务，迁往浙江金华，后来又迁到吉安。

　　培养人才，支持军工

　　同济大学自开办以来，一直遵循“德国师资、德文教材、德籍教授、德语讲授”的传统，尤其工科教育一直按照德国工程师培养的标准进行。即使在战时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也是如此。

　　1936年4月，柏林德国工程师学会给同济来函，承认同济大学工学院毕业生与德国工业大学毕业生具有同等资格，同时也为该会上海分会的正式会员。当时德国的武器生产在全世界首屈一指，同济大学毕业的学生，很大一批投入到了国防工业，研制和生产武器。

　　1933年，中德签署了《五年军事工业发展计划》，德国开始帮助南京政府建立军事工业，并委派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塞克特上将帮助南京政府组建装备优良的部队。同济大学师生在其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机械专业的老师担任了装备从谈判到购买至维修和改进的大量工作。1935年赴德国莱因炮厂监造并验收最新型150毫米榴弹炮的技术人员中，同济毕业生占了一半之强。

　　抗战爆发后，同济工学院机械系的历届毕业生，跟随着学长们的脚步，来到各大兵工厂，从事武器的研制和生产工作。从1937年同济大学内迁开始到1945年从李庄回迁上海，同济大学工学院尤其是机械系为抗战培养了近千名军工人才，当时中国军工系统，包括鱼水雷、航空、坦克等尖端技术领域，都遍布同济毕业生的身影。像兵工署、21兵工厂、22兵工厂、50兵工厂、汉阳兵工厂、巩县兵工厂(前身为汉阳兵工厂枪弹厂)等大型军工企业中从事高层技术和研发人员几乎都出自同济，当年有“十军工，九同济”之说。据统计，同济大学机械系1941-1943年的153名毕业生中，去兵工厂工作的达105人。而高职机械科的毕业生，70%以上选择到兵工厂工作。

　　而同济机械系的一些教授，同时兼任兵工署工程师，在上课之余，秘密研制武器。如蔡其恕教授，当时是机械精密仪器领域的泰斗级人物，主要从事战时炮兵武器的研发工作;中国现代光学工业奠基人彭明经教授，主要从事炮瞄装置的研发工作。

　　研究学术，造福民众

　　1941年初，同济大学搬至四川李庄。位于祖师殿的医学院解剖实习课上，穿着白大褂、拿着解剖刀在尸体上划来划去的同济师生，让从未见过的当地民众误认为“下江人吃人”，矛盾一度趋于激化。面对当地政府镇压民众的提议，同济师生表示反对，并提议联合中央研究院在李庄举办人体展览，向民众说明和普及科学知识。展览那天，参观的队伍排了好几公里长，有很多民众专程从宜宾市区赶来观看。

　　不久，同济教授再次用高超的医术给当地民众上了一课。当时川南地区流行一种痹(音pa)病，又称“麻脚瘟”，即从脚开始麻，顺两腿向上，麻至胸口即告不治。中西医均束手无策。同济医学院唐哲、李化民、杜公振邓教授和年轻的助教邓瑞麟经过研究，并通过小狗进行试验，发现病因是他们平时所食的井盐中含有大量氯化钡，引起慢性中毒。据此提出了预防和治疗措施，使当地人再也没生过这个病。这项成果，获得了194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学术奖励一等奖。

　　理学院的童第周教授，花了相当于夫妇二人两年薪水的六万五千元钱，从旧货商店购买了一台德国蔡司双筒显微镜。凭着这架显微镜和稻田里的青蛙及家里的一缸金鱼，借着阳光观察，证明了在金鱼的卵子中含有一种有关个体形成的物质，是形成完整胚胎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相关论文成为鱼类实验胚胎学方面的重要历史文献，相关研究也为童第周后来用金鱼和鲫鱼进行克隆研究打下了基础。他的成果引起了老朋友、时任英国驻华使馆科技参赞李约瑟的关注。李约瑟为此专门来到李庄，当他在南华宫看到童第周如此简陋的实验室时，连称“奇迹!奇迹!”

　　同济初到李庄时，李庄尚未通电。最开始，工学院用一台50千瓦的汽油发电机为李庄居民供电，但由于汽油无法保证，供电仍然很困难。后来，工学院用一台500马力电动机与宜宾马鞍石发电厂交换了一台变压器，电厂负责架通至李庄全长15公里的6000伏线路一条，由电厂供电，彻底解决内迁李庄各单位和本地居民用电问题，使李庄通电比县城南溪早了将近十年。工学院教师王达生人称“同济爱迪生”，他在李庄发明了“达生灯”、浅水汽船，改进了自贡盐井抽取卤水用的单筒抽水筒。

　　投笔从戎，踊跃参军　　1944年冬天，“湘桂烽火起，山城风雨急”。日本侵略者为挽救败局，制定了一个旨在打通滇缅公路的“一号作战计划”，铁蹄继而踏入贵州独山。四川震动，国家告急。在此危局下，国民政府提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动员口号，号召大中专知识青年投笔从戎，组建青年远征军担负驱逐敌寇收复失地的重责。

　　消息传到李庄。此时，几经辗转饱受流离之苦的同济学子再也无法平静。公开报名那天，年仅32岁的留德博士杨宝林教授率先加入了报名队伍。杨宝林是吉林永吉人，留德14年，获德国布伦瑞克工业大学机械特许工程师学位、航空工程博士学位，曾任该校航空工程系助教、机械系实验工程师等职。1943年11月，他怀着满腔报国热忱回到战乱中的祖国，担任国立同济大学工学院机械系教授。

　　杨宝林投笔从戎的举动，激励了所有在校师生。短短几天时间，同济报名从军的男女同学达到600多人，约占在校学生数的三分之一，创造了全国的纪录。经体检，共有364名学生加入抗日军队，为全国院校从军人数之冠。还有几个近视的学生，为能如愿从军，把视力检测表上的符号背得烂熟，以通过体检。当年，留在同济的德籍教授为此感动得热泪盈眶，伸出大拇指叫好，并高呼“中国不会亡!”、“中国一定强!”!

　　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后，为了继续学业，更好的服务祖国，同济从军学生于1946年5月复员回校。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8-17 16:0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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