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国，文化抗战——同济大学
2018-08-17 14:52:51  来源：王小平的博客  点击：  复制链接

　　第一部分：国殇，山河沦丧

　　当历史的车轮进入1840年代，一个东方古老民族，如同睡梦中的雄狮，被人狠狠地敲击了脑门，从此伤痕累累、几致衰亡，山河沦丧、家国同伤。

　　诞生于苦难中国的同济，注定了它的多灾多难。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1917年，“三·一七”事件，法国军警荷枪实弹进入同济校园，以同济是德国产业为由，要求学校解散，一时间学子流落街头，“无枝可依”;幸得唐绍仪、萨镇冰、梁启超等校董们的斡旋协助，开始华人办学，使学校文脉不断、得以庚续。此后同济人在吴淞白手创业，规划校园、兴建校舍、丰富学科、延聘名师，一时间风生水起，成为最早的7所国立大学之一，并以“医学济人、工学济世”而享誉寰宇。

　　1932年的1月28日，日本侵略者为转移“九·一八事变”带来的舆论压力，对上海发起进攻，制造了“一·二八事变”，在这个过程中，同济校园位于战场之上，遂遭日方炮火，多个校舍被毁，办学一度中断。幸得中国军民奋勇抵抗，战争很快结束，同济学子得以复校。

　　当一个民族走上疯狂之路时，他们是不会停下罪恶的脚步的。“九·一八”的硝烟未灭，“一·二八”的狼烟尚存，时隔5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誓将三个月内灭亡中国”，中华民族面临了生死存亡的危机。

　　无数的生命被屠杀，无数的财富被抢劫，无数的文化被摧毁，日本法西斯以其人类历史上最为空前绝后的残酷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深重的灾难，山河失色、国土无光，中国人如蝼蚁一般，任人宰割。但是，即便是最卑微的蝼蚁，也有振奋的力量。

　　为了彻底征服中国，日本人无所不用其极。为了摧毁中国人的民族意志和抗日力量，他们对读书人下手了，他们对学校下手了，他们对大学进行了有计划的毁灭。没有一所大学能够幸免，尤其是代表着当时代最先进技术的同济大学。

　　同济师生也是这些蝼蚁，是时刻准备着积蓄力量、争取国土重光的抗争者、奋斗者。

　　1937年，日军在上海制造了“八·一三”事变，位于吴淞的同济大学多次被日军轰炸，校园被完全炸毁。

　　关于轰炸的情形，学校在给教育部的报告中如下描述：“查本校自华北事变发生，中日形势紧张，当以吴淞适居要冲，经秉承钧部指示，先为必要之措置。……八月十三日呈报在案;嗣自沪战爆发以后，敌军飞机即于吴淞一带盘旋侦察，本校间有军舰炮火轰击，校长于八月十七、廿一两日曾率同各主要职员绕道前往视察两次，见校内大礼堂、理学院、工厂、解剖馆、教授住宅及学生宿舍等处房屋，均为炮弹击中，各有一部分损坏;洎至八月廿三日，敌军企图在吴淞登陆，乃以极密集之炮火及大队飞机集中本校轰炸，留校各员工并因日军突在蕴藻浜等地登陆，接据附近我军通知，暂退之距离学校一里外之陈家巷村;至廿五日，吴淞登陆日军已为我军击退，本校派员由沪绕道前往视察，留守员工亦以重行返校，此际校内所有房屋及剩余设备悉遭破坏，几无完整，并有数处房屋因重量炸弹之轰炸，业经倾圮，本年建筑尚未完工之测量馆房屋亦为击毁，各宿舍及图书馆屋瓦门窗，震落殆尽。校长方以吴淞战事暂告段落，正饬留守职员详查损失情形，讵至廿八日晨，敌军之密集炮火复作，掩护援军登陆，廿八、九两日，敌军在本校上空抛掷重量之炸弹达二十枚之多，校内电气间、木工间、水利实验馆及大礼堂两翼，均着弹损坏甚巨，空场满布弹坑，甚至多年树木并被摧残;积年建校，毁于一朝，敌军肆虐，莫此为甚。三十日晨，留校职员林干、王德霖等以学校被毁殆尽，且敌方以重兵迫攻吴淞，情势堪虞，业经率领校工绕道离校至沪，并据面呈前情;至九月一日以后情形，因战事剧烈，交通梗阻，迭经派员往视，均中途折回;嗣九月中旬曾有本校德籍教授Fink前往吴淞查勘，袛以本校校址已被日军占领，仅将校内一部分破坏情形摄影数帧，至详细状况仍属无法稽考。此本校惨遭破坏所知情形。(同济大学历史档案1-LS-653.0001)

　　日军对同济的野蛮轰炸，引起了国内外的媒体的关注和谴责。9月3日《新闻报》如此报道和评论：“查该校为止远在吴淞镇北，在军事上实非重要，即我军方面，亦无利用该校作战之事实，日军如此破坏，谓非有计划之阴谋，其谁能信?闻该校于战事爆发之初，即以破坏文化教育机关，素为日军之整个计划，经将校内各项机械、仪器、图书、案卷，择要移置安全地区。此外，此具有数十年历史并在国内外颇著声望之实科大学，实已与平津、南开等大学同其命运。而日军此种蓄意破坏文化建设之行为，实不啻为对整个世界文化宣战。狰狞面目，暴露益显云。” (同济大学历史档案1-LS-552.0018)《日立报》、《大公报》、英文《大陆报》、德文《远东日报》分别于9月2日、3日也作了报道。据9月3日英文《大陆报》报道，学校的损失在1000万元以上。

　　第二部分：长征，读书救亡

　　大学在，希望就在;大学不亡，国家就有希望。

　　在八一三的战火中，美丽的同济大学校园被夷为平地。断瓦残墙，记录了日本侵略者的野蛮;满目疮痍，诉说着日本侵略者的残暴;一千多同济师生，每一个人心中都燃起了对于侵略者的愤怒和读书报国、与侵略者斗争到底的决心。

　　为延续学脉、保存知识精英，同济人告别了挥泪告别苦心经营二十年的家园，辗转沪、浙、赣、湘、粤、桂、滇、黔、川9省以及越南，最终抵达四川李庄古镇，走过了一万一千多公里的文化抗战长征路。

　　同济师生被迫离开校园，从此踏上八年流亡办学历程

　　一路流亡，一路救亡

　　由于1932年“一·二八事变” 时，同济校园就曾被日军轰炸，师生具有家园被毁的切肤之痛，因此，师生一直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5年“一二·九”期间，同济高职学生郑香山和景德智开着火车，带着同济学生进京请愿。1937年校园被毁后，在向内地搬迁的途中，无论条件多么艰苦，同济师生都不忘在沿途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7年10月，同济迁至金华，地下党员汪珊等以特别支部为核心，组织了以学生救国会会员为骨干的同济学生战时服务团，团员有二三百人。他们组织歌咏队、剧团和宣传队，在金华城乡教唱抗日歌曲，张贴抗战标语、漫画，散发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从11月下旬起，编印出版《合流》报3期，刊登一系列宣传国共合作、全民抗战的重要文章，包括毛泽东《民众武装组织起来》、《论两党统一战线》，宋庆龄《我们并不是孤军作战》、《国共统一感言》，冯玉祥《前仆后继地打下去》等等，在金华地区广泛发行。

　　1938年初，同济迁至赣州。在战时服务团具体组织下，开办民众夜校，校长由工学院机电系学生李岳担任。董林肯、陶亨咸、翟立林、竺伯康等几十个同学担任教员。他们利用暑假编写讲义，在给工人和店员教识字、讲语文时，讲解《论持久战》，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赣州公园内展出巨幅抗日战争形势图，大张旗鼓地宣传抗日救亡。孙以鏊任团长的同济大学话剧团，积极募集捐款慰劳军队，并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打回老家去》等剧目，在当地掀起了抗日救国的宣传热潮。8月，话剧团在迁校广西途中，先后在大瘐、衡阳、长沙、桂林等地，演出《民族万岁》等话剧，既宣传群众，又募集到一批捐款，支援抗战。

　　1939年，同济迁至昆明。电机系学生董林肯和他的同学徐守廉、竺伯康等人，组织了昆明儿童剧团，旨在通过孩子们纯真热忱地呐喊，激起人们的爱国热情，以此来扩大、团结抗日的阵营。这是抗日救亡活动中的一大创举。8月13日，董林肯率领儿童剧团首次和昆明市民见面。孩子们纯真热忱的演出吸引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市民群众，人们被深深打动了——天下兴亡连儿童都责无旁贷了，大人怎能不更奋勇向前呢?这一天儿童剧团的演出，揭开了昆明儿童剧团宣传抗日的序幕。此后，董林肯就经常带领这支少年救亡演出团体，活跃在昆明的大街小巷。昆明各报刊称儿童剧团为“戏剧界的一支生力军”，把小朋友们誉为“新中国的典型儿童”。儿童剧团深受昆明老百姓的喜爱，取得很大的社会影响。儿童演员的人数也从十余名不断扩增，最多的时候有六、七十人。他们在剧团内，不断地受到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同时，他们的演出又教育、影响了社会上广大的同龄人，以及无数的长辈们。

　　组建医院，救治军民

　　“八一三事变”后，同济大学医学院师生先后开办4家救护医院，救治军民。

　　抗战伊始，由同济大学承办的原位于江湾市中心区的上海市立医院(今长海医院所在地)被迫迁往戈登路(今江宁路)，在玉佛寺附近的一家民房内，迅速建立了红十字会临时重伤员医院，设有病床120张。8月14日清晨，即用于收治淞沪前线的受伤将士和南京路上被炸伤的市民。翁之龙校长兼任院长，郭秉宽任医务长，张静吾、黄榕增、章元瑾、李化民、唐哲等教授和医学院的一批学生踊跃参加。医学院学生王家睦在外地家中过暑假，8月17日给学校来信，“近阅报端，载上海战事爆发，吾校在军事区域内……校中如有救护队之组织，亦请示下，因生不愿离校，愿在学校指导下为国家服务”。(同济大学历史档案1-LS-5.0007)今年已99岁高龄的乐彩臣参加了当时的救护工作，据她回忆，当年她是同济附属护理职业学校的学生，同时也是市立医院的护士。当时伤员很多，整个院子里摆满了担架，医疗条件和辅助设施也比较差，众多伤员有时在没有麻醉药品的情况下，仍要进行伤口处理，甚至还要从伤口中取出弹片，伤员的顽强精神和痛苦表情及呻吟，让年轻的护士们心痛落泪。医护人员都是不停歇地连续工作，即使这样，仍然有许多重伤员无法救治而牺牲。死亡战士的尸体暂时存放在一条过道处，搬运死亡人员尸体时，护士手上常常沾满粘糊糊的血液。尸体多时甚至要叠放四、五层高，女护士放不上去，还要男护士们帮助，那些场景充满了悲痛与哀伤。截至10月15日，该院共收治伤员251例(不含内科病例)，行手术162起。

　　与此同时，医学院应届毕业生陈延华、钱章材等积极募集款项，在沪西大沪花园(现丁香花园)开办了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三救护医院，为了保证医疗质量，他们聘请蒋益生老校医担任院长。该院先后收治了伤病将士和难民同胞300余名。

　　全面抗战开始后，同济大学医学院教授张静吾特赴南京，向军医署长张建建议以军医署名义命令向内地迁移的各医学院承办军医院，以加强军医力量，保障伤兵救治，得到采纳。军医署后来组织了十二个重伤医院，并委任张静吾为第五重伤医院院长，驻往苏州。9月底，张静吾带领黄榕增、郭秉宽等70名医护人员冲出前线，前往苏州，在太湖边胥口镇的张家祠堂内筹备军政部第五重伤医院。在苏州绅商杨和庆的协助下，两周后就开始收容伤员，400张床位共收治545人。上海沦陷后，根据命令，该院经宜兴、芜湖、九江等地，转移到南昌。

　　在张静吾组建第五重伤医院的同时，医学院教授李宣果带领章元瑾等81名师生员工，从上海来到杭州笕桥，成立中国红十字会第一重伤医院。杭州沦陷后，医院化整为零，组成若干医疗救护小组，沿浙赣线为受伤的战士服务，迁往浙江金华，后来又迁到吉安。

　　1938年春，同济大学医学院在吉安复课，军政部第五重伤医院和中国红十字会第一重伤医院也随之合并，作为同济大学医学院的实习医院。李宣果接任第五重伤医院院长。在吉安期间，共收容伤员241例，行手术131起。1938年7月，九江危急，局势突变，同济师生第四次迁校从江西赣州、吉安迁到广西贺县的八步镇。军政部第五重伤医院则由吉安继续西迁，经江西萍乡湘东镇，历时四月;经湖南衡阳，历时一月。在此期间，先后收容伤员721例，行手术579起。

　　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全体医护人员坚守岗位，夜以继日，忘我工作，为抗日救亡贡献自己的力量，充分体现了同仇敌忾、救死扶伤的爱国主义精神。

　　培养人才，支持军工

　　同济大学自开办以来，一直遵循“德国师资、德文教材、德籍教授、德语讲授”的传统，尤其工科教育一直按照德国工程师培养的标准进行。即使在战时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也是如此。1936年4月，柏林德国工程师学会给同济来函，承认同济大学工学院毕业生与德国工业大学毕业生具有同等资格，同时也为该会上海分会的正式会员。当时德国的武器生产在全世界是首屈一指的，同济大学毕业的学生，很大一批投入到了国防工业，研制和生产武器。1933年，中德签署了《五年军事工业发展计划》，德国开始帮助南京政府建立军事工业，并委派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塞克特上将帮助南京政府组建装备优良的部队。同济大学师生在其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机械专业的老师担任了装备从谈判到购买至维修和改进的大量工作。以1935年赴德国莱因炮厂监造并验收最新型150毫米榴弹炮的技术人员为例，其中的同济毕业生占了一半之强。当时国民党部队抗战的“标配”武器——“中正式”步枪是以德国1924年短管毛瑟步枪为原型，由巩县兵工厂根据德文图纸于1935年10月成功仿造的，而仿制这一武器的主力就是厂里一批毕业于同济大学工学院和高职的学生。

　　同济在读学生王辅世研究改进秘密无线电，受到教育部嘉奖

　　抗战爆发后，同济工学院机械系的历届毕业生，跟随着学长们的脚步，来到各大兵工厂，从事武器的研制和生产工作。从1937年同济大学内迁开始到1945年同济从李庄回迁上海，同济大学工学院尤其是机械系为抗战培养了近千名军工人才，当时中国军工系统，包括鱼水雷、航空、坦克等尖端技术领域，都遍布同济毕业生的身影。像兵工署、21兵工厂、22兵工厂、50兵工厂、汉阳兵工厂、巩县兵工厂(前身为汉阳兵工厂枪弹厂)等大型军工企业中从事高层技术和研发人员几乎都出自同济，当年有“十军工，九同济”之说。据统计，同济大学机械系1941-1943年的153名毕业生中，去兵工厂工作的达105人。而高职机械科的毕业生，70%以上选择到兵工厂工作。

　　而同济机械系的一些教授，同时兼任兵工署工程师，在上课之余，秘密研制武器。如蔡其恕教授，当时是机械精密仪器领域的泰斗级人物，主要从事战时炮兵武器的研发工作;中国现代光学工业奠基人彭明经教授，主要从事炮瞄装置的研发工作。

　　八年全面抗战，民族命运的砥砺和磨难，数万里的流离和颠沛，使得众多同济人被镌刻在了中国兵工史的功勋册上，他们为捍卫铁蹄之下的中国、为解救倒悬之中的民族做出了卓越贡献。

　　研究学术，造福民众

　　1941年初，同济大学搬至李庄，给这个偏僻的川南古镇带来了一股新风。位于祖师殿的医学院解剖实习课上，穿着白大褂、拿着解剖刀在尸体上划来划去的同济师生，让从未见过的当地民众误认为“下江人吃人”，矛盾一度趋于激化。面对当地政府镇压民众的提议，同济师生表示反对，并提议联合中央研究院在李庄举办人体展览，向民众说明和普及科学知识。展览那天，参观的队伍排了好几公里长，有很多民众专程从宜宾市区赶来观看。从此，当地人生病不再求神拜佛，而是找同济教授来求医问药了。

　　不久，同济教授再次用高超的医术给当地民众上了一课。当时川南地区流行一种痹(音pa)病，又称“麻脚瘟”，即从脚开始麻，顺两腿向上，麻至胸口即告不治。中西和西医均束手无策，只能等死。同济医学院唐哲、李化民、杜公振等教授和年轻的助教邓瑞麟经过研究，并通过小狗进行试验，找出病因是他们平时所食的井盐中含有大量的氯化钡，引起慢性中毒。据此提出了预防和治疗措施，使当地人再也没生过这个病。这项成果，获得了194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学术奖励一等奖。

　　理学院的童第周教授，花了相当于夫妇二人两年薪水的六万五千元钱，从旧货商店购买了一台德国蔡司双筒显微镜。凭着这架显微镜和稻田里的青蛙及家里的一缸金鱼，借着阳光观察，证明了在金鱼的卵子中，赤道线以下植物性半球的一边，卵子含有一种有关个体形成的物质，它在发育的早期由植物极性逐步流向动物极性，是形成完整胚胎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他在这方面的论文是鱼类实验胚胎学方面的重要历史文献，相关的研究也为童第周后来用金鱼和鲫鱼进行克隆研究打下了基础。他的成果引起了老朋友、时任英国驻华使馆科技参赞李约瑟的关注。李约瑟专门到李庄访问同济大学，当他在南华宫看到童第周如此简陋的实验室时，连称“奇迹!奇迹!”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8-17 14:5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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