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智良谈抗战时期的大学内迁
2018-08-13 17:16:16  来源：澎湃新闻网  点击：  复制链接

　　“文军西征”路艰难

　　对于是否内迁，开始各方是存在严重分歧的。1937年秋天，任教清华的闻一多给妻子写信这样说：“七七事变意味着中国全面抗战的必须爆发，那种苟延的耻辱局面从此结束，是生还是死?已经不容再回避。”在他看来，要积极抗战，也要继续教学。也有人主张停办教育，让学生全部应征服役，实际是反对内迁。

　　最后政府还是决定将高校内迁，认为“抗战既属长期，各方面人才直接间接均为战时需要。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之计，原有教育必须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就兵源而言，以我国人口之众，尚无立即征调此类大学生之必要。故决定以‘战时须作平时看’办理方针，适应抗战需要，固不能有任何临时措施，但一切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其主旨”。

　　从1937年7、8月起，各高校师生开始带着大量书籍、实验仪器长途跋涉，风餐露宿，迢迢千里从华北、华东迁到内地。当然，说 “内”只是相对的，它不仅指西部内陆，包括本省边远地区，也应包括一定时间内的租界和香港。

　　除了我们熟悉的西南联大，当年的迁徙几乎囊括所有高校。但是这条“文军西征”之路并不平坦。苏智良告诉记者，内迁上路时，“那是整个家都要搬走，因为不知道一去多久。很多东西半路上带不动了，只好沿途抛弃，许多仪器、物资等等就丢失在路上了。”

　　而且，师生一路过去，很多时候只能徒步，还要面对日军飞机的轰炸。“像金陵大学农学院迁到华西坝的，还要携带大批良种畜禽，更困难。”于是就有了学生们“牵牛牵羊”这样的奇怪景象，“艰辛而感人”。

　　跟当地人交流让苏智良很有感慨。当时内地政府和地方民众生活已经很艰难，但仍然是尽最大努力接纳迁移过去的学校。“湄潭县就是这样，当地父老政府，愿意接纳浙江大学，很有远见。”

　　而最终落下脚的高校师生们，也体谅战时的条件，咬紧牙关度日。数学家苏步青归国后任教浙江大学，后跟随学校内迁。“家里有八个孩子，十口人到了要吃树皮草根的地步，校长竺可桢到他家里看了才知道，艰难成那个样子。可是他从来没提过，这让竺可桢很感动。”苏智良说。

　　无偏无党：抗战中“大后方”的师生

　　据相关资料显示，从七七事变到1938年8月底，几乎所有高校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毁坏。学生减少了50%。在内迁中，很多高校都是联合招生。除了昆明的西南联大，还有中央大学医学院、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等学校迁到华西坝联大，复旦大学、大夏大学组成的第一、第二联合大学，还有西北联大、东南联大等。

　　学校合并后，管理上难免产生问题。但苏智良介绍，那个时候反而是“百家争鸣”的局面，各种不同的党派、各种不同的主义并存，自由氛围是主基调。苏智良特别欣赏这种兼容并包、共赴国难的精神，“问题不是没有，但国难当头的时候，其他问题就显得不足道。显示出各个派别领袖，各个学者的大义和高瞻远瞩。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正是这种精神的最好写照：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对内迁高校，当时还都是以培养人才为最高目标，苏智良以李政道为例说，当时李政道考入了浙江大学，浙大的老师束星北觉得他有天才，但恐浙大当时的条件限制了他的发展，于是推荐他去了西南联大。“这是无私的推荐，真心为了培养出一个人才。不像现在，高校之间互相抢生源。”

　　苏智良认为，西南联大能达到如此高度，不仅仅在于西南联大本身，更是各方无私支援的结果，“后来很多两院院士，都是那个时代培养出来的，都有赖于这种自由、无私的教育精神。”

　　从最初国民政府作出大学内迁的决定，可以看出当时对教育是相当重视的。事实上，早在1929年国民政府就颁布《大学组织法》，规定校长不能由官员担任，大学教育不统一教学大纲，教师享受开课自由、授课内容自定，学生自由选课等。1946年的《中华民国宪法》更是规定教育科学文化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预算总额的15%，在省不得少于25%。

　　但在1940年代初，抗日战争打到了最为艰难的时期，国民政府不得不号召学生从军。“比如1942年日军已经突破缅甸、滇西，已经准备突破怒江。这种情况下，政府发出了那样的号召，支持学生从军。” 据统计，仅西南联大每100人中就有14人投笔从戎，校长梅贻琦的一儿一女也分别参加了抗日远征军和空军。

　　“过去我们历史系有一位老先生顾学杰，是西南联大学生，曾以少校衔担任史迪威(中国战区参谋长、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的翻译。”苏智良曾去拜访这位老先生，老先生告诉他，“当时都这样，终止学业，上前线，大家责无旁贷。”

　　“那个年代我们的兵员都是农民，不识字，中国军队打仗打起来那么辛苦，跟知识素养很有关系。而今天可以看到很多日本军人的回忆录，因为日本明治维新后，入学率大大提高。兵员的质量很高。”苏智良认为，拥有知识的高校学生主动参军，无疑对中国抗战走向胜利提供了巨大助益，比如后来成为著名翻译家的许渊冲就曾帮助翻译日军情报，粉碎了日军一次空袭昆明计划。但同时，十万热血青年上战场，有多少最终能够看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这也让中国的教育蒙受了巨大损失。

　　反哺“第二故乡”

　　在内迁过程中，一方面随着日本侵略的步伐，一方面有些地方也实在负担不起，很多高校不断被迫迁移，像同济大学八年中就经历了六次迁移。对于迁移过去的高校，不仅是地方政府，当地士绅也都纷纷给予支持。苏智良说，士绅也是中国文化的传承者，他们知道大学的重要。“在湄潭县，他们先为浙大提供了一座庙作为校舍，然后又继续提供一些公共空间，帮助建了一些新的房屋。”庙的质量很好，至今仍然存在。当时浙大校长竺可桢就带领一群老师，在这座庙里办公。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8-13 17: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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