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30多所高校西迁
2018-08-12 16:40:11  来源：重庆晨报  点击：  复制链接

　　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重庆高校内名家会聚：马寅初演讲“马尔萨斯人口论”，梁漱溟讲“乡村建设运动”、汤茂如讲教育学、陈白尘教戏剧、商承祚讲甲骨文……

　　在昏黄的“沙坪学灯”下，走出一大批栋梁之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丁肇中，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闵恩泽，“两弹一星”功勋朱光亚、任新民、黄纬禄，五星红旗设计者曾联松……

　　“抗战时，西迁重庆的学校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各类人才，可以说那是最坏，也是最好的时代。”昨天，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副馆长张荣祥介绍，据统计，抗战时期，全国共有30余所高校西迁重庆，占内迁西南高校总数的65%，使得抗战后期重庆高校数量达38所，居全国之冠。

　　烽火连天

　　30余所高校踏上西迁路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大部分国土相继沦陷的情况下，为了保存“读书种子”，也为日后储备人才，不甘附逆的中国大学，在国民政府的统筹下，纷纷内迁。

　　作为战时的首都，重庆成为了高校内迁的首选目的地，在抗日战争期间，共有30余所高校从全国各地迁到重庆。国立中央大学自南京西迁重庆之路，就是当时高校西迁的一个缩影。

　　1937年9月23日，教育部给国立中央大学“准迁重庆”的批复下达，学校教职工的迁徙于10月上旬开始。

　　由于有先期打造的数百只木箱，学校图书仪器的打包没遇到多少问题，但运送到下关码头后，货运船只却成了难题。进退两难之时，民生公司总经理、爱国实业家卢作孚给予了大力支持。

　　当时，民生公司负责运送开赴淞沪战场的军队，抵达南京后正好要返回四川，卢作孚决定将这一批客运船只免费提供给中央大学师生使用。

　　然而，在装船时又遇上难题。客轮的舱位太小，航空工程系的3架拆卸式飞机、医学院泡制供解剖用的24具尸体和农学院部分实验良种动物进不去，装载人员急出一头汗。卢作孚很爽气：“舱位可以打通使用，怎么方便怎么来!”

　　西迁路途遥远，又是兵荒马乱之时，农学院牧场里大批良种牲畜该如何处置?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离开南京前，给牧场职工发放了安置费，说：“若敌军逼近南京，这些牲畜不能迁移就算了，学校绝不责怪你们。”

　　12月初，敌军逼近南京。牧场技师王酋亭对职工们说：“虽然罗校长不责怪我们，但我们能丢下这批来自欧美澳洲的珍禽良种吗?”在他的组织下，工人们齐心协力，用学校发放的安置费，雇来船只，将这些牲畜运过长江，然后徒步从江浦过安徽，再经河南边境，转入湖北，到宜昌后，水运至重庆。

　　沿途交通阻塞，雇不到运输工具时，他们便将鸡、鸭、兔等小动物装进笼子，驮在荷兰牛、澳洲羊、美国猪身上，徒步前行，有时一天只能走十几里路。入冬后，大雪纷飞，人畜都已疲惫不堪，才在河南商城休整过冬。等到第二年春暖花开，学校也及时汇来费用，他们又重新上路。

　　1938年11月下旬，这支特殊的“队伍”终于到达沙坪坝。罗家伦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在沙坪坝见到这批家畜时，就像看到了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当我和这些南京‘故人’异地重逢时，心中一面喜悦，一面引起了对国难家仇的无限感慨，不禁热泪夺眶而出了。”

　　食不果腹

　　阻挡不了授业求知

　　内迁的学校，环境与办学条件恶劣而艰苦，师生常以糙米稀饭果腹，有时只能以野菜、山芋充饥，致使疟疾、痢疾、肺结核、夜盲、疥疮等百病丛生，死伤者不乏其人。

　　在重庆出版社出版、重庆学者韩子渝编写的《重庆旧闻录1937-1945》中，曾对学生艰苦的生活有详细记载：

　　“1941年，迁到重庆巴县兴隆场(现为沙坪坝区回龙坝镇)的朝阳大学，办学条件极其恶劣，学校以巴县申家祠堂和佛家寺庙为校舍，房屋破旧不堪，必修的课程都是将几个班级的学生集中在一个大房子里听讲。一处靠着戏台的小坝子便是运动场和大会场，师生的伙食每顿都是稗子、砂石和糙米煮成，被师生戏称为‘八宝饭’，而菜则是清水萝卜、白菜。”

　　当时正在南开中学读书的台湾学者齐邦媛，也在她撰写的自传体回忆录《巨流河》中，生动地描绘了与臭虫“斗争”的生活片段：

　　“宿舍生活最大的困扰是臭虫。为了对付臭虫，每隔几个礼拜，我们三四个女生就抬着自己的木床板去男生宿舍旁的蒸汽室，熏床板上的臭虫，多少会把虫子熏掉一些。后来发现没用，因为臭虫已经多到进了地板、天花板……晚上，由电线接上的灯泡上，一串一串的臭虫沿着电线爬下来，就连地板上也有数不清的臭虫从脚旁爬过来，我们只能一面被虫子爬得痒抓个不停，一面睡，没有一个人不终生难忘的。”

　　虽然处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但师生们的授业求知之路并没有被阻挡。复旦老校友蔡可读在回忆文章《夏坝岁月》中这样描述：“太阳刚刚上升，沿嘉陵江的斜坡上，就已散坐着三五成群的同学在学习了，有的则坐在沿江的茶馆内备课，或争辩着国内外大事。晚饭后，有的同学向图书馆方向奔跑占好座位。”

　　狂轰滥炸

　　学子边躲空袭边考试

　　除了“八宝饭”、臭虫，更要命的是日机的狂轰滥炸。

　　仅1938年至1942年，日机便出动1059架次，对位于沙坪坝的沙磁文化区进行了狂轰滥炸。

　　特别是在1940年5月29日，日军集中轰炸了重庆文教机构。向沙坪坝的重庆大学投弹70余枚;突袭北碚复旦大学，炸死教务长孙寒冰及职员、学生4人，伤4人;同日，重庆沙磁区四川省立教育学院被炸，7名学生死亡，伤数人。

　　重庆各所学校被炸的当天，重庆大学、复旦大学、中央大学联合致电美国，揭露日军轰炸中国大学、摧残中国教育文化的暴行，要求美国政府对日本实行禁运钢铁、石油等制裁手段。

　　当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以天主教南京区主教于斌等人的名义致电欧美各国文化界，向国际社会揭露日军暴行。事后，陈立夫致函于斌等人：“敌人摧毁我文化机关愈演愈烈，最近敌机轰炸国立西北区学院，该院教授兼教务主任及学生数人遇难，负伤员生甚多。又轰炸复旦大学，员生死伤甚惨……似此残暴行为，肆无忌惮，实与世界人类文化为敌，宜向国际宣传，一致声讨。”

　　连年飞临重庆上空投下巨量炸弹的日机，并没有能摧毁这座城市的教育事业。当时在重庆高校内的师生，充分利用雾都的特性继续授课求知。

　　许多学校常常在晨光未露时上课，在雾散时跑警报。学校考试时，常会出几套题目备用，以防空袭干扰——若考试期间，日机空袭，学生便躲进防空洞。空袭之后，学生走进考场，学校便另发试卷，继续考试。

　　在随时都有性命之忧的绝境下，西迁各高校仍然非常注重学科建设和教学质量，师生们也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发奋努力读书，潜心研究学问。

　　名家齐聚

　　点燃一处处知识火种

　　抗战时期的重庆名校汇聚，大批从全国各地迁来重庆的文化、教育名家，也获邀走进各大学，为学生们点燃知识的火种。

　　抗战时期，内迁重庆的复旦大学成立了“读书会”，敦请著名学者和社会名流来讲课。如请马寅初演讲“马尔萨斯人口论”，请梁漱溟讲“乡村建设运动”等。该校还先后有陈望道、张志让、孙寒冰、陈子展、曹禺、方令儒、童弟周等逾百人任教。

　　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是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理学院院长是著名数学家何鲁，工学院院长是著名无线电专家冯君策(冯简)。此外，李四光、段调元、俞建章等人都曾到该校授课。

　　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则聘请了汤茂如讲教育学、陈白尘教戏剧、商承祚讲甲骨文……此外，周恩来、老舍、梁漱溟等人也都曾到校演讲。

　　虽然身处艰苦环境，冒着性命之危，但学生们学习热情不减，一些知名教授上大课，往往座无虚席，去迟了只好站在教室后面，甚至在教室外面听课。

　　正如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当年所说：“敌人可以炸毁的是我们的物质，炸不毁的是我们的意志!炸得毁的是我们建设的结果，炸不毁的是我们建设的经验。”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8-12 16:49:55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上一篇：抗战中的湖大

下一篇：国立青岛大学抗日民先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