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与南开大学
2018-08-06 15:05:13  来源：梁吉生  点击：  复制链接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西南联大校歌

　　西南联大是一所肇始于国破家亡之秋，成长于多苦多难之时的“空前绝后的学校”。它全部的寿命，于1937年11月到1946年6月，不过8年多而已。但它经过70年岁月的磨洗，越发光亮璀璨。“联合大学之始终，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它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光辉篇章，也是南开大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南开在西南联大中，论规模、历史，甚至影响都不能与北大、清华相匹配。但南开自有其优长和特色，南开人以自己的智慧参与了联大历史的创造，正如黄钰生先生在联大校庆9周年纪念会上所说：“南开虽小，也为联大作出了贡献。”

　　南开与北大、清华联合办学，是历史的机缘，也是实力的必然。一位台湾著名学者曾在《西南联大的背景》一文中写道：“南开之办学，真是难能又可贵，实为近代教育上的杰出表现。直到抗战开始，南开大学可说是潜力尚未发挥出来，但即就此初步的发展讲，已经成绩可观，列于国内第一流的大学，而其经济研究所，尤称独步当时，具有压倒性的地位。”正是南开如此学术地位，才与北大、清华共同谱写了“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的辉煌史篇。

　　南开大学被日寇炸毁后，为保存国之一脉，师生被迫南迁，在长沙与北大、清华组成临时大学，3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任学校常务委员，综理全校重大事宜。文、理、商、工4个学院中，除化学系和化工研究所远去四川重庆大学寄读，电机工程系与湖南大学合作外，其余院系均与北大、清华合并，分在长沙、南岳两地办学。当时南开学生有200余人，其中先后弃学从戎参军抗日的有70余人。像涂光炽、李明、许寿谔等于1937年底就到了陕西关中地区，在农民中进行抗日工作。南开教师20余人，包括黄钰生、杨石先、陈序经、方显庭、张克忠、柳无忌、蔡维藩、孟广喆、李卓敏、王赣愚等著名学者。南开教师人数虽少，却有不少人担任了院系、职能部门及各委员会的负责工作。1938年初，临大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5院26个系中，南开的化工系、商学系保留原创建制，外文、哲教、算学、化学、物理、政治、经济、电机等系科继续与北大、清华有关系科组成联大相应的系科。黄钰生任师范学院院长，陈序经任法商学院院长，杨石先任化学系主任兼师范理化系主任，并任联大教务长。先后担任有关系主任的还有柳无忌、冯文潜、丁洁、孟广喆、张克忠、谢明山等，董明道任图书馆负责人。

　　西南联大把南开教育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它从过去只有四五百名学生，百余名教职员的私立大学，融入3校荟萃的大学校，联大仅教师即达三四百名，其中一半以上是教授，在校学生通常都有2500至3000人。联大秉持“通识教育”思想，每年都要开出300门以上课程，相当于战前南开全部课程的3至4倍，而且课程类型、学科种类比南开更齐全，反映了学科前沿水平。西南联大民主办学、教授治校、学术自由的文化氛围，“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教学理念，恪守办学制度，“宜常不宜变”的管理传统，为南开提供了一个历练和做强的机遇。南开的教师与北大、清华的教师合作、切磋，取长补短，在新的条件下发扬了南开治学严谨、讲课认真的教学传统，受到学生欢迎，如刘晋年的“积分论”、蒋硕民的“高等数学”，“都非常叫座”;皮名举、蔡维藩讲西洋通史，“每课学生挤满一个大教室”;杨石先开设“高等有机化学”，“突出地显示出他精湛的学识和高超的讲课才能”。孟广喆以严师出名，教学效果又好，一些学生怕他甚至“恨”他，而多年后，这种情结却演化成了追怀师恩的历史思绪。

　　抗战大后方的昆明，生活十分艰难。生活在“饭甑凝尘腹半虚”、“既典征裘又典书”困境中的教师，仍然守护教育者的尊严，一身正气，为人师表，自敬其业，诲人不倦，为西南联大涌现出大批科学人才和革命志士奉献了最好的年华。从结茅立舍的联大走出的毕业生有2522人(其中南开学籍195人)。他们当中包括：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黄昆、刘东生、叶笃正;为国家作出杰出贡献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郭永怀、陈芳允、屠守锷、王希季、邓稼先、朱光亚等，新中国成立后联大学生中评为两院院士的共86人。联大8年先后有1129名学生参加抗战，为国效力，有的牺牲在抗日前线，南开学生何樊功就是其中之一。他离校去鲁西北任游击队总司令部挺进队参谋，于1938年8月在济南齐河光荣殉职。

　　南开师生都有一种学术上的追求和责任感。早在步行去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中，南开哲学系学生刘兆吉就不辞辛苦，沿途采风，搜集民歌2000多首，后来由闻一多、朱自清等作序正式出版。在昆明，学术研究的条件出奇的困难，因无力购置像样的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教学科研不得不多方采用代替品;没有纸张，只好把旧日历、废讲义翻转背面再用;没有家具，就把废弹药箱罗起来替代书桌。即使如此，教师们也没有停下手中的笔和试验，他们不仅写下一摞摞各色卡片，一册册填满边白、粘有小条的讲稿，还尽可能地发表学术成果。如姜立夫著有《圆素和球素几何的矩阵理论》、柳无忌、曹鸿昭出版了合译的《英国文学史》，林同济与雷海宗共同创办《战国策》刊物，合著《文化形态史观》，陈序经在每天跑警报中笔耕不辍，写出了200万字、20册的《文化论丛》。蔡维藩长于欧洲外交史、西洋通史及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1941年前后集中《欧洲外交史》写作近50万字，并计划开始《西洋通史》教本的试编。此外，黄钰生在报章上发表《开明的教育》，鲍觉民著述《我国必须收复台湾》。青年学者是南开的希望，他们追慕前贤，不甘落后。杨志玖发表《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最早对中国史书上有关马可·波罗的信息作了揭秘性研讨。被称为“汉园”3诗人之一的李广田先后出版《诗的艺术》、《圈外》及《欢喜团》，陈天池等开展有关“原子半径”的多项研究，谢明山、汪家鼎等作了《褐煤之分析及炼焦试验》，谢明山、张建侯等还开展了《靛青之制造》的研究，何炳林从事中草药的研究等等。南开经济研究所依然处变不惊，无论是在昆明，在贵阳，在重庆，都能有条不紊地进行战时经济的探讨，方显庭、张纯明、吴大业等出版了近20种著作。

　　南开人在联大期间不忘回报当地的社会和民众。黄钰生创办、主持的联大师范学院主要是为云南等边疆地区培养中等教育师资，该学院还开设专修科，开展对中小学教育的研究与实验，并为当地编写教材。南开还创建边疆人文研究室，这是为云南修筑石佛铁路开展沿线社会、经济地理及民族调查而建立的研究机构。在黄钰生、冯文潜的筹划和陶云逵的具体领导下，研究室人员深入人迹罕至的云南边远地区，走进哈尼、彝、苗、傣、纳苏等少数民族聚居村落，克服高寒、瘴疠、语言等不利条件和土匪随时骚扰的威胁，艰难地从事调查工作。有一次黎国彬深入红河下游被土匪绑架，险些丢掉性命，幸被解救及时，遂免一死。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边疆人文研究室写出了一系列调查报告，有力地支援了云南经济开发工作。该室同仁还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伴着油灯手刻钢板，推墨辊，油印了学术刊物《边疆人文》，刊载了闻一多、罗常培、向达、罗庸、游国恩等著名学者的文章，成为当时云南学术园地中一朵奇葩。它的创办人、著名人类学者陶云逵虽贫病交加仍坚持野外采集和边疆实地考察，终因工作艰劳、病体虚弱、营养极差、无力治疗，年届不惑即英年早逝。他的死震惊联大和昆明学术界。

　　南开在做好联大工作的同时，还尽可能地抽出人手为发展当地的文化教育服务，王赣愚、陈筼谷等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之邀到云南大学长期授课，其中陈筼谷终生留任该校。3校复员北归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继续留昆明办学，南开的查良钊被借调担任院长，南开的蔡维藩等教授也被要求继续在昆明留任，承担为云南省培养师资的任务。

　　西南联大在昆明为云南所作的贡献，在云南省和昆明市商会《公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北归复校序》中给予高度评价：“留滇九年，凡所以导扬文化，恢宏学术者无不至，一时文教之盛，遂使昆明屹然为西南文化之中心。”这是对3校的肯定和褒扬。云南省和昆明市商会还分赠北大、清华和南开3校屛联，其中给南开的赠联是：

　　“天教振铎泽被南滇看到满门桃李正开时为金碧湖山平添春色，夜话避戎事列诸欧洲文艺复兴史愿乾坤抖擞早日放曦光。”

　　西南联大，铸造了一段历史，实现了一个梦想，铺陈了大学之道。它留给我们的不仅是财富，也是耸立的高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南开人正在创造新的高峰。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8-06 15:0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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