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国立江苏医学院
2018-08-06 09:18:18  来源：王重阳的博客  点击：  复制链接

　　1934年9月1日，江苏省府在镇江成立了江苏省立医政学院。首倡“医政”，实行医学与行政并举，预防与医疗并重，中医与西医结合。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寇铁蹄逼近南京，江苏省立医政学院被迫西迁，途中与南通学院医科合并，改组为国立江苏医学院(简称苏医)。西迁途中，学校在战火中培育医学人才，加强科学研究，开展战地救护和流行病防治，走过了一段负重奋进、可歌可泣的办学历程。

 

　　烽火西迁路上诞生的“苏医”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南医大已故校友冯伯昕在他留下的回忆录《抗战八年来生活之回顾与今后》中写道：“刻苦求学，尽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之责任。”1937年至1939年，他随校西迁，镇江、沅陵、贵阳、北碚，经历长沙文夕大火、贵阳“二四”轰炸、重庆“五三”“五四”轰炸……“在轰炸中完成学业”，是师生们的一句誓言，也是学校在那段岁月的缩影。 

　　镇江蒋乔镇乔家门村的乔氏祠堂———那是1937年的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创办的 “江苏省重伤后方医院”，是师生救治负伤军民的地方。同学们每天上午在重伤医院服务，下午上课。10月下旬，南京告急，11月23日星夜，学校大部分教职工与135名医科学生以重伤医院名义，乘船溯江而上。这是一次有组织的避难，虽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然随迁图书、仪器、标本和车辆完整无缺，沿途租用民房开课，弦歌不辍。据记载，迁校过程中转移图书1200余种、仪器标本2600余份、药品卫生材料及试药等2000余份。而镇江北固山下的美丽校园则惨遭日军损毁，教学设施荡然无存，日军入驻为海军司令部。 

　　学校到达湖南沅陵，借用湖南省立初级油漆学校校舍开课。多数学生没带冬衣，家中音信全无，学费生活费均无着落，风餐露宿，备受艰辛。尽管如此，院刊《战时医政》仍坚持在烽火中发行。 

　　1938年8月9日，江苏省立医政学院与成立于1912年的南通学院医科在湖南沅陵合并改组为国立江苏医学院。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全国共有国立医学院校7所，国立医药、牙医专科学校各1所，省立医学院校8所，私立医学院校14所。

　　不久后的长沙会战中，国民党政府奉行“焦土政策”，实施焚烧长沙计划，史称“文夕大火”。沅陵地处前方，学校被迫于12月迁址贵阳。1939年2月4日，贵阳上空空袭警报响起，15架大型轰炸机侵入贵阳上空，对城区进行血腥轰炸，正在上课的同学们躲到东门城门下。“二四之炸，贵阳精华尽失，以后数日生活于警报之中。” 

　　1939年，学校复迁重庆北碚池角荡。5月4日，尚未安定，便遭遇震惊世界的重庆大轰炸。大火两日，3991人死亡，2323人受伤，损毁建筑物4889栋，约20万人无家可归。“敌机来临狂炸……房屋被焚，人民死伤无数，余幸得免，然狼狈不堪矣。”冯伯昕在回忆录中记叙。师生在轰炸和硝烟中先后分批抵达，5月下旬正式复课。 

　　北碚位于重庆市城区西北部，抗战时期以雄厚的经济实力、浓郁的文化氛围、优良的环境卫生而名扬四方。在著名爱国实业家卢作孚的支持下，国立江苏医学院逐渐在北碚安定下来。“北碚学院本部有3层建筑一栋，约1000平方米，楼内有房间60间。”我校医学史教授张慰丰介绍：“另建有大礼堂、男女生宿舍，图书馆、仪器、药品储备室各1栋，教授宿舍3栋，并有动物饲养室、附属医院，1940年之后还建有公共卫生事务所、寄生虫学部、高级护士职业学校。”“本院成立于危难之际，迁徙于艰难之中，阅时一载，院基始建。此后应如何致力于战时医育，为抗战建国尽其本位一份子之责;进而为新医学开一新纪元，以福利世界人群。是在承先启后，发扬蹈厉，精勤不懈，迎头赶上而已。”这是时任院长胡定安博士在1940年就学校发展提出的设想。学校安顿后，开始改组机构，颁布实施了《组织大纲》、《学则》等规章制度，筹建各种委员会，使办学于法有据、有章可循。 

　　百姓将校址亲切地称为“苏医邨” 

　　救死扶伤，兼济苍生是苏医人一以贯之的信念和代代相承的传统。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尚在镇江的师生们就开始帮助救治前线伤员。同学们往往是上午救护，下午上课，即便在西迁途中，也不忘救护伤员的本职。国民政府迁渝后，日寇为彻底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自1938年2月18日至1943年8月23日，蓄意以居民区、商业区、学校、机关等人口密集和繁华地区为目标实施无区别轰炸长达五年半之久，并投以燃烧弹进行焚城，史称“重庆大轰炸”。国立江苏医学院师生组建空袭救护队，又与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合作，组成空袭流动医疗队，救助伤亡民众。1940年5月30日，敌机轰炸北碚，敌机尚未撤退，苏医师生就冲向一线急救和护理伤员，受到教育部的传令嘉奖。6月24日，敌机两次轰炸北碚，学校附属医院三等病房被炸毁，造成7人死亡、5人受伤;10月10日，日机再次轰炸重庆。硝烟弥漫之中，学校师生又以悲愤的心情投入了紧张的救援。

　　1939年6月21日的《国民公报》记载：“重庆时疫流行，川东南小儿死亡率骇人听闻，入春以来，已毙3000余人。”面对重庆地区连续发生的天花、霍乱等疫情，国立江苏医学院与三峡实验区署共同实施公共卫生学术讲座，编辑医药常识，举办夏令卫生宣传周，兼办卫生教育施教区，开展卫生教育。同时还组建了细菌检验队，开展霍乱疫苗义务注射和寄生虫防治。 

　　1939年8月，学院筹建附属医院，实行分科治疗。“附属医院位于青碚公路旁之祖湾，占地五亩余，系赁民地自建，环境清幽，颇适疗养”。11月20日，附属医院开诊，固定床位46张，设内、外、妇、儿、眼耳鼻喉、精神卫生、皮肤花柳病等科，以及理疗、检验、药局等科室。既为解决民众看病难，也解决了学生见习实习的问题。战争年代，妇女儿童受害最深，众多儿童在战火中罹患重病，无钱医治，无家可归。1941年11月，邵象伊教授领衔的公共卫生事务所与中国育婴保健会合作，开办了北碚婴儿施诊所，结合临床推动儿童卫生保健，实施免费临床治疗。据史料记载，施诊所“专事婴儿疾病(自出生至五足岁止)，医药各费均免”，着力维护儿童身体健康，确保民族复兴的火种。1942年11月27日，附属医院成立社会服务部。1943年11月，北碚地方钩虫病肆虐，北碚管理局与国立江苏医学院合组地方病防治队，从事钩虫病防治。史载“计先后治愈病患者达四千人以上。查钩虫于四川为流行而全中国防治地域，实以北碚为肇始……”，学院还召集国内卫生医药专门学者，在北碚筹设 “北碚中国西部地方病调查所”，旨在“继续北碚地方病防治队已有工作，并推广全川地方病之调查研究，藉以解除民众痛苦，增进民族健康。” 

　　同学们也积极行动起来，学院迁徙途中，当时学生社团海盟会的成员就先后调查过湘西沅陵的社会状况、贵阳的卫生行政设施;迁入北碚后，又开展环境卫生以及煤矿工人卫生调查，将卫生宣讲、户籍调查和疾病预防等有机融合在一起。 

　　因为这所矗立在嘉陵江边的学校常以专长为军民实施医疗服务、卫生防疫和战时救护，令重庆北碚百姓倍感亲切，“池角荡”这个地名也就渐渐被当地人口口相传成了“苏医邨”。培养战时急需的医学人才抗战军兴，救护工作和医疗防疫因专门人员的缺乏而举步维艰。截止1939年3月，全国共有医师9837人，平均每4.6万人对应1人，医卫人才极度匮乏。 

　　国立江苏医学院以培养战时亟需人才为己任，加快战时医学人才培养，学院《组织大纲》中写道：学校要培植“深入民间、服务前方或留在后方从事救治负伤将士”的尽职医师、“为卫生行政努力之先锋生力军”的医政人员、训练各级“医政佐理人员”，并培养“致力研究高深医学学术”的师资力量。 

　　1939年，苏医开办以初中毕业生为对象的护士助理职业训练班，1941年筹办附属医院高级护士职业学校，增办卫生教育专修科，并为边疆学校代办卫生教育专修科，1944年3月，办高中毕业为起点、学制六年的医本科。同年7月，增办初中为起点、学制六年的医学专修科。“书生忧国唯憔悴，志士捐躯藐瓦全”。战时办学条件艰苦，没电、没水，甚至连温饱都不能保证，还有敌机轰炸和生命之虞。1940年5月20日，日机70架侵入重庆上空，山城再遭重创;27日，复旦大学被炸，重庆大学中弹50余枚;6月24日，再炸北碚，苏医的附属医院三等病房被毁。 

　　“有些基础课、病理课、寄生虫学需要补授，临床课就拥挤，头脑就难以消化储存，这是没有办法的了。”毕业考试更是在惊险中完成。“考内科学写到一半，适遇空袭警报，教师开恩交卷，做二题就作二题评，三题就作三题评，于是进防空洞。”饥肠辘辘的冯伯昕，去防空洞口买地瓜，谁料一站起来就两眼一抹黑险些晕倒。“幸赖同学姜同喻一把抓住拖后十几步才醒过来，否则将粉身碎骨，事后卧床休息两天才恢复。”

　　“没有书和教材，老师在上面讲，学生拼命记，生怕错过一个小的知识点，写得飞快，练就了我一手好字。”南医大老校友、92岁的儿科教授钱倩说，战争年代的艰苦卓绝，锤炼出苏医人百折不挠的求学意志和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她说，那个年代每个人都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心中抱着救国救民的信念，几乎都是拼了命学习。“虽然当时条件简陋，但学校抓得很严，压力一点不比现在的学生轻松，总考不过的就要被淘汰。” 

　　“苏医学生的生活是紧张的，是刻苦的，是严肃的，同时也是自由而愉快的”，学校组建了篮球队、排球队、网球队，举办假日郊游、游泳划船等文体活动;此外还协同周边复旦大学等高校开展国文、英语演讲比赛，学生德、智、体、能得到全方位培养和锻炼。嘉陵江畔的船夫曲与苏医课堂的读书声交织在一起，成为当时的一景。 

　　中国寄生虫学著名专家赵慰先，中国第一本细菌学专著《医用细菌学》编撰者陈少伯，中国第一部黑白组织胚胎学图谱的编写者蒋加年，连续层次解剖法的开创者姜同喻，国家一级教授、双气囊三腔管创制者仲剑平，支援抗美援朝战场并担任医疗队队长的刘正确，美中医学科学中心会长、中国驻美联络处和大使馆医学顾问高景泰…很多在国立江苏医学院时期进校学习的学子们后来都成长为医学名家和专门人才。建国以后，众多教授分赴浙江、山东、山西、甘肃、广西等地，支持当地的医学院校发展。战时医学研究的推进“战争足以阻止学术之进步，虽为一般之事实，惟吾人之抗战，为维持宇宙间之公理，世界上和平，人类间道义……残暴之倭寇，果能阻止我学术之进步乎?!”这是1940年国立江苏医学院院长胡定安在 《本院之将来》中的一段话，重视科学研究工作也明确写入了学院的《组织大纲》，“能以不屈不挠之精神，必能克制此种难危以度过难关。” 

　　寄生虫学部成立于1941年8月，隶属于苏医的预防医学研究所。国民政府迁渝，难民涌入，日军的封锁和轰炸，物资紧张，药品奇缺，流行病和疫病盛行。为安抚民心、稳定后方，发展我国预防医学，胡定安、洪式闾、邵象伊、褚葆真等教授集议，发起成立中国预防医学研究所，得到翁文灏、朱家骅、陈果夫、金善宝、潘公展、茅以升、罗家伦、竺可桢等人赞助。

　　1941年5月17日，研究所正式成立，包括微生物学部、卫生学部、传染病学部及后来的寄生虫学部，涵盖细菌学、寄生虫学、疫苗血清学、基础卫生学、公共卫生学、流行病学及防疫学等学系。“我国新医学之输入，迄今数十年，在全世界医学上尚无相当地位……欲求一完好之专门著述，几等于零，后进进修，除借材外籍外，别无他法也。”当时的医学研究十分落后，亟待加力追赶。而此时的国立江苏医学院却有着良好的科研人才储备：中国寄生虫学奠基人洪式闾、我国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奠基人邵象伊、著名解剖学家王仲侨、儿科学草创者颜守民、著名药理学专家徐佐夏;当时被载入美国科学名人录，后为浙大药学系、医学院重要创始人的孙宗彭、国际著名生理学家，后任(台湾)阳明大学校长的方怀时，人才济济，于斯为盛。

　　预防医学研究所成立后，成员积极开展医学研究，实施寄生虫田野调查和现场诊治，开展中国人血型统计和研究，探求雄黄、马齿苋等传统药物治病机理，研发中成新药。不仅如此，预防医学研究所还研制出牛痘疫苗、霍乱疫苗以及霍乱伤寒混合疫苗，为解除民众疾苦、突破日军物资封锁作出了突出贡献。1942年8月，寄生虫学部成立之初即招收研究生，开创了学校研究生培养的先河。1945年，《自然》杂志156卷第一次出现了苏医人的名字：李非白、杨复曦，论文题目是《蠕虫透明标本制作新法》(AMediumForMountingParasiticHelminth)，两位作者出自寄生虫学部。 

　　抗战的硝烟虽已散去70多年，但我们不能忘记那段让中华民族蒙羞的历史，记住那些为国家民族作出巨大牺牲的前贤;校名更迭，国立江苏医学院师生在抗战中所体现的爱国奉献、英勇抗争、服务百姓的精神不变，为南京医科大学师生所传承。 

责任编辑：贺晓理 最后更新：2018-08-06 09: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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