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遥途漫海求学路
2018-03-21 14:27:21 来源：搜狐读书 点击： 复制链接
书名：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
丛书名：大学五书
作者：陈平原
内容简介：
作者借助档案、报道、日记、书信、散文、杂感、诗词、著作等不同史料的仔细辨析，讲述了抗战中中国大学内迁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呈现战时中国大学的精神风貌。书稿跨越虚构写实的鸿沟，让日渐遥远的"老大学的故事"重新焕发光彩。作者在论述中注重历史资料的发掘，着意生活细节的勾勒，强调教育规律的总结，凸显读书人的心境与情怀，引入国际视野以及当下的问题意识。
作者介绍：
陈平原，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2008—2012年任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曾先后在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美国哈佛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从事研究或教学。
书摘正文：
绪言：炸弹下长大的中国大学
“连天烽火”与“遍地弦歌”，这本是两种截然对立的情景，而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二者竟巧妙地相互配合，交织成撼人心魄的乐章。我曾不止一次推荐加拿大学者曼古埃尔所撰《阅读史》中的一幅照片[1]：1940年10月22日伦敦遭德军轰炸，很多房子倒塌了，这间西伦敦荷兰屋图书馆，墙壁也已倾颓，地下满是砖石，竟然有人不顾敌机刚刚离去，又在书架前翻检自己喜爱的图书。我说：这固然是对抗厄运，坚信未来，但也不妨解读为：“阅读”已经成为必要的日常生活，成为生命存在的标志[2]。后来，我终于找到一幅可与之媲美的老照片，那是西南联大教授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的合影(图1)——我故意略去拍照的具体时间及地点，以便将其作为抗战中意气风发的中国读书人的象征。在一次专题演讲中，我提及这幅照片：“联大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联大有精神：政治情怀、社会承担、学术抱负、远大志向。联大人贫困，可人不猥琐，甚至可以说‘器宇轩昂’，他们的自信、刚毅与聪慧，全都写在脸上——这是我阅读西南联大老照片的直接感受。”[3]今天的中国大学，从校园建筑到科研成果，都正朝“世界一流”飞奔，但再也找不出如此明亮、干净与自信的合影——那是一种由内而外、充溢于天地间的精神力量。
战火纷飞中，中国大学顽强地生存、抗争、发展，其中蕴涵着某种让后人肃然起敬的神秘的力量。历朝历代，凡狼烟四起时，最容易遭受毁灭性打击的便是手无寸铁的师生及学校;只有当战乱平息，统治者才有心思在满目疮痍的废墟上重建教育。借用建安八年(203)曹操所下《修学令》：“丧乱以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中国历史上几次影响重大的衣冠南渡，就其实际效果而言，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教育、文化及科技的转移，但从未有过在战争中为保存文化而有计划、成建制、大规模地撤退学校的壮举。抗战中中国大学之所以没被炸垮，还能弦歌不辍，乃中央政府、后方民众以及大学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
第2页 :绪言：炸弹下长大的中国大学
如此扣人心弦的故事，古代中国未有，同时期欧美各国也谈不上——那是因为，美国远在天边，不太受战火影响;英国虽被轰炸，国土未被入侵;法国全境被占领，大学无处可迁;唯有前苏联，在卫国战争中同样存在大学内迁的现象。只是因各大学在外流徙时间不长(以莫斯科大学为例，1941年10月迁离危城，1943年春胜利回归)，没能像西南联大等中国大学那样，不但未被战火摧毁，还在发展壮大的同时，催生出众多美好的“故事”与“传说”。
谈及西南联大等内迁大学的贡献，容易说的，是有形的，如培养人才、推动科研以及投身战场;不太好说的，是无形的，那就是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如何凸显某种高贵的精神气质。具体说来，硝烟弥漫中，众多大学师生之弦歌不辍，这本身就是一种稳定人心的力量。抗战中，大批中国大学内迁，其意义怎么估计也不过分——保存学术实力，赓续文化命脉，培养急需人才，开拓内陆空间，更重要的是，表达了一种民族精神以及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而在中国大学日渐富有、也日渐世俗化的今日，谈论那些已经隐入历史深处的、“破破烂烂但却精神抖擞”的西南联大等，也算是“别有幽怀”。
我曾提及：“跟专业的教育史家不同，我的研究带有明显的问题意识，首先是解决自己心中的困惑，而后才是史学价值的追求。不过，一旦进入具体课题的实际操作，我还是努力保持史家实事求是、多闻阙疑的风格。我说过，在中国，争辩教育得失，不专属于教育家和教育史家，而是每个知识分子都必须承担的权利与义务。我已出版的几本小书，大体上都是实践这一诺言，即便不够专业，起码也是认真思考的产物。”[4]因专业背景的关系，我谈晚清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大学，最为拿手当行;其次便是对于当下中国教育改革大潮的评论——思考不见得周全，但洞见还是有的。至于中间这一大块，我之选择“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是希望兼及史学研究与现实关怀。
说起来，关于“战争中的大学”这个题目，我酝酿了好长时间，只是多为演说或短论，不太能端上台面，只好任其散落各处。
记得我最早谈论这个问题，是1997年1月为北京大学出版社重刊《中古文学史论》所撰跋语，其中提及：“南渡的感时伤世、魏晋的流风余韵，配上嵇阮的师心使气，很容易使得感慨遥深的学子们选择‘玄学与清谈’。四十年代之所以出现不少关于魏晋南北朝的优秀著述，当与此‘天时’‘地利’不无关联。”[5]对于西南联大乃至所有内迁大学的教授及学生来说，“南渡”既是学术对象，也是文化氛围，更是精神传统——时至今日，我仍坚持这一发现。另外，谈内迁大学的教学及科研，既充分肯定其业绩，也不盲目拔高，理解各专业领域所受战争的影响不同，体贴学者们是如何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如此观察与评论，兼及政治史、学术史与教育史，使得我谈抗战中的中国大学，可与此前此后的大学史论述血脉相连。
三年后，我发表题为《过去的大学》的短文，谈西南联大极为严苛的图书借阅制度，以及教授会在动荡年代所发挥的作用。前者是为了渲染大学的艰难处境，后者则凸显联大如何“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6]。但撰写此文的主要目的，是推介六卷本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而对我本人来说，从中得到的最大好处是，熟悉西南联大这些琐琐碎碎的档案资料，必要时可以手到擒来。
又过了两年，我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吴宏聪与西南联大的故事——吴宏聪先生的〈向母校告别〉及相关照片》[7]，文章引述了我在中山大学读硕士期间的指导教授吴宏聪先生的来信及文章，讨论西南联大的学术品格。吴先生乃西南联大中文系助教，此前几年曾赠我精心保存的离开昆明前全系师生的合影，这回又专门撰文回忆那天拍照的情景，实在难得。此拍摄于1946年5月3日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全体师生合影”，以及吴先生所描述的拍照前后的故事，是我每回演讲中国大学内迁历史时都要演示的。
可我真正认真对待此话题，是从2007年开始。那一年，因参加宗璞先生从事文学创作六十周年座谈会，我发表《小说家眼中的西南联大》，谈及借文学作品了解西南联大，最值得推荐的是鹿桥的长篇小说《未央歌》，汪曾祺的系列散文(如《泡茶馆》《跑警报》《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西南联大中文系》《翠湖心影》等)，以及宗璞的《野葫芦引》。带有总论性质的，是以下这段话：“鹿桥的小说侧重‘青春想象’，汪曾祺的散文则更多‘文人情趣’，宗璞呢，我以为颇具‘史家意识’，其系列长篇立意高远，气魄宏大。”[8]系列长篇小说《野葫芦引》那时仅出版了前两卷(《南渡记》，1988年;《东藏记》，2001年)，我预言，倘若计划中的《西征记》《北归记》能顺利完成，并保持前两卷的水准，那么，宗璞作为小说家的地位将大为提升，其在文学史上的既定评价也势必改观。
约略与此同时，中山大学为中文系老系主任、西南联大校友吴宏聪先生做九十大寿，我提前撰写了长文《六位师长和一所大学——我所知道的西南联大》，请《21世纪经济报道》及时刊出，且送到了祝寿会场。此文主要谈论吴宏聪、王瑶、季镇淮是如何饱含深情地追忆他们各自的导师杨振声、朱自清、闻一多，并借此呈现他们对西南联大的想象的[9]。
那年的12月15日，我在浙江人文大讲堂做题为《教育史上的奇迹——西南联大的意义》的专题演讲，现场效果很好，《钱江晚报》记者据录音整理，以《陈平原：寻找21世纪中国的“大学之道”》为题，初刊《钱江晚报》2007年12月18日第14、15版。虽然日后收入北大出版社2009年版《大学有精神》时，我改回了原来的题目，但我承认，“寻找21世纪中国的‘大学之道’”，确实是那次演讲“压在纸背的心情”。此报道摘录了我演讲的四个片段，分别是“留下了‘读书种子’”“联大人胜在‘心态’”“全力培养本科生”以及“今天我不想谈校长”，另外一半篇幅则留给了现场问答，因此显得很有现实针对性。
其实，那年4月，春暖花开时节，我还在云南大学做了题为《此情可待成追忆——关于大学生活的追怀与叙述》的专题演说，涉及西南联大处，我引证了冯友兰的自述、吴宓的日记、汪曾祺的散文、冯钟璞(宗璞)的小说，还有四位老学生的回忆录——杨振宁的《读书教学四十年》、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许渊冲的《追忆似水年华》以及何兆武的《上学记》等。只不过这篇初刊《学园》创刊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的演讲稿，着重点在如何追怀大学生活，兼及昆明的西南联大、香港的新亚书院以及英国的剑桥大学，现场效果虽不错，但体例驳杂，我不满意，故从未收入自家集子。
第二年深秋，参加日本学者木山英雄《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中译本出版座谈会，迫使我从另一个角度思考问题。那就是怎么看待抗战中沦陷区的政治及文化生态，以及如何谈论类似周作人这样的“落水文人”。在《燕山柳色太凄迷》一文结尾处，我谈及读《北京苦住庵记》的感想：“对于生活在太平岁月的读书人来说，面对乱世中的‘文人落水’，首先是哀矜勿喜，千万不要有道德优越感。其次，不管是讥讽/批判，还是理解/同情，谈论此类错综复杂的历史场景及人物，分寸感很重要，即所谓‘过犹不及’是也。作为史家，必须坚守自家立场，既不高自标榜，也不随风摇荡，更不能一味追求文章之‘酣畅淋漓’。有时候，论者之所以小心翼翼、左顾右盼，文章之所以欲言又止、曲折回环，不是缺乏定见，而是希望尽可能地体贴对象。”[10]如此有感而发，因为那段时间，我正关注“伪北京大学”“伪中央大学”，以及沦陷区读书人的精神状态。既坚守自家立场，又保持必要的张力，这种论述姿态，使得我在辨析教授们离开北平时的“毅然”与“茫然”，以及在民族大义与个人处境之间的痛苦挣扎，有较为真切的感受与体悟。
我之谈论抗战中的中国大学，至此方才正式上路。此前乃随意点染，算不上专业研究，故不收入本书;唯一的例外是《六位师长和一所大学——我所知道的西南联大》，因可见最初的研究思路及感怀，故特意保留。本书共四章，各文的大致思路如下：
第一章《此情可待成追忆——中国大学内迁的历史、传说与精神》(初刊《澳门理工学报》2015年2期)酝酿很早，定稿却在最后。讲述抗战中中国大学内迁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事后回忆与学者发掘固然重要，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当事人当年的文字，看他们如何在惊魂未定之际回首往事，制造传说，总结经验，畅想未来——那既是文学，也是历史，更是精神。此文借1941年《教育杂志》的“抗战以来的高等教育专号”、《战时全国各大学鸟瞰》一书以及《解放日报》所刊《抗战后专科以上学校集中区域》，勾勒各大学的迁移路线、地理分布以及办学特色。另外，选择二十篇或年轻学生或大学校长的文章，纵横交错，呈现战时中国大学的精神风貌。文章最后讨论如何跨越虚构与写实的鸿沟，让日渐遥远的“老大学的故事”重新焕发光彩。
第二章《永远的“笳吹弦诵”——关于西南联大的历史、追忆及阐释》(初刊台湾《政大中文学报》第16期，2011年12月)试图从教育史、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乃至政治史等不同角度入手，重新发掘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历史、传说与精神。于颠簸流离中弦歌不辍，此乃当年中国大学的共同生态;可后人谈论抗战中的学术文化建设，为何多以西南联大为例证?除了三校合一学术实力超强，更因牵涉“故事”的诞生与传播机制。而对于这所明星大学，近年学界及媒体多有高唱赞歌的，本文之强调“必胜信念、学术关怀以及师生情谊”，凸显“以本科教学为中心”、辨析“人和”的另一面，自信有不少精彩的发现。
与前两章之历经多次演讲的打磨不同，第三章《岂止诗句记飘蓬——抗战中西南联大教授的旧体诗作》(初刊《北京大学学报》2014年6期)却是一气呵成。陈寅恪、吴宓、朱自清、潘光旦、浦薛凤、魏建功、浦江清、萧涤非等八位西南联大教授，抗战期间多有旧体诗创作，当初很少公开发表。他们的相互唱酬不只是因为共同的文学兴趣，感情交流与相互慰藉或是更重要的因素，注重的是友情、修养与趣味。八位教授学术背景各不相同，之所以都选择旧体诗，既确认其文化身份，让作者得以思接千古;又可以借助韵语，表达某些幽微的思绪以及不合时宜的感觉，指向的是个人修养、历史意识与文化情怀。这些“有情”且“鲜活”的史料，让我们得以了解他们在战火中的遭遇与思考、困惑与怨怼，以及压在著述背后的心情。
第四章《六位师长和一所大学——我所知道的西南联大》体例上有点特别，如此“公私兼顾”，既谈我的导师，也谈导师的导师，希望在三代师生的视野交汇处，凸显一所大学所曾经拥有的英姿。如此设计，作为单篇文章没有问题，收入本书则略嫌松散。当初之所以抛开大路，另辟蹊径，选择“限制叙事”策略，最大的理由是，对于像我这样喜欢玩味细节的读者来说，这样写显得更亲近，更可信，也更有人情味。
为了凸显大思路，本书删繁就简，就选这四篇互相交叉、略有重叠、可以对照阅读的大文章。其工作目标是，借助档案、报道、日记、书信、散文、杂感、诗词、著作等不同史料的仔细辨析，跨越虚构与写实的鸿沟，让日渐遥远的“大学精神”重新焕发光彩，也让“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形象重新站立起来。
这既是世界教育史上一段异彩纷呈的华章，也是中华民族复兴路上一座昂然屹立的丰碑，讲述如此波澜壮阔的故事，确实需要兼及“历史、传说与精神”。本书的论述策略是：第一，注重历史资料的发掘，第二，着意生活细节的勾勒，第三，强调教育规律的总结，第四，凸显读书人的心境与情怀，第五，引入国际视野以及当下的问题意识。若真能做到这五点，这个本就很精彩的“大学故事”，是能讲好的。至于“绪言”的标题套用罗家伦《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从迁校到发展》(初刊1941年《教育杂志》，后收入《逝者如斯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只动一字，尽得风流，目的是向罗家伦等饱经忧患而奋斗不息的前辈们致意。
本书第一、二章是经历多次演讲、不断“演进”而成的，虽说汇集成书时做了认真剪裁，还是带有明显的说话口气。“演说腔”的残留，多少影响文章的学术深度。但我不后悔。因为，当初现场听众的热烈反应，已给了我很大鼓舞。某大学教授听完演讲，甚至建议我举办“巡回演出”——不是因为我的表演格外出色，而是故事本身很动人，值得年轻一辈认真倾听。
这就说到了图像资料。每回成功的演讲，精心准备的演示文稿(PPT)起了很大作用。尤其是“秀”出不少珍贵的历史照片，给听众以意外惊喜，抵得上研究者的千言万语。本书之所以限制篇幅，一个重要因素是为了方便配图。不是所有的书籍都需要插图，但此书非“左图右史”不可。
仅以此小书，纪念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2015年2月17日初稿，2月28日修订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第3页 :永远的“笳吹弦诵”
永远的“笳吹弦诵”
——关于西南联大的历史、追忆及阐释
七七事变爆发，平津很快陷落。1937年8月，奉部令，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2月西迁入滇，4月抵昆明后，更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1946年7月31日联大结束，三校各自返回平津。据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称：“9年之中，先后在联大执教的教授290余人，副教授48人。前后在校学生约8000人，毕业生有3800人。”[1]日后，这些教授与学生中英才辈出，这所大学因而永垂不朽。
借助于报纸公告、电台广播、私人通信等，获得信息的三校学生纷纷历尽艰险，赶往长沙报到。1937年11月1日，学校正式上课。上午九点，响起了空袭警报，师生并未逃避，校史上加了个括号“实在也无处可躲”[2]。作者的本意是，当时尚未来得及挖防空洞;我则理解为，已经没有退路了，故师生们置生死于度外，大义凛然地走进教室。此举颇具象征意义，就在这连天炮火中，大幕徐徐拉开——“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檄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春城，情弥切。”[3]
一、战火摧不垮中国大学
八年全面抗战，中国大学不仅没被战火摧毁，还发展壮大，这实在是个奇迹。据史家称，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含国立、省市立、私立)108所，教员7560人，职员4290人，学生41992人;1945年，抗战胜利时，专科以上学校(含国立、省市立、私立)141所，教员11183人，职员7257人，学生83498人[4]。具体到某著名大学，情况尤其明显。比如，浙江大学1936年有教授、副教授70人，在校生512人;到1946年复员返杭时，教授、副教授达到201人，在校生2171人[5]。中央大学1937年度有在校生1072人，教授、副教授133人，全校教师290人;到抗战结束前的1944年度，在校生3837人，全校教师590名，其中教授、副教授290名[6]。唯独声名最为显赫的西南联大，因系三校合一，发展规模受到很大限制。同样以1944年度为例，西南联大各类学生加起来，不过2058名，至于教职员382名，其中教授、副教授179名，数量上远不及中央大学[7]。也就是说，作为整体的西南联大，其办学规模约略等于中央大学的三分之二。考虑到中央大学和西南联大均为国立大学，其经费来源一样，单看这两组数字，便能明白国民政府的态度[8]。对于大学来说，规模不等于水平，更不等于贡献;但无论如何，中国的高等教育没有被战火摧毁，反而越战越强，这点很让人欣慰。
在大部分国土相继沦陷的状态下，为了保存“读书种子”，也为日后建国大业储备人才，不甘附逆的中国大学，在国民政府的统筹下，纷纷内迁。最早关注这一重大现象并作出详细调查的，是1941年10月25日《解放日报》所刊《抗战后专科以上学校集中区域》：
成都(川西)区(学生约6500人)：武汉大学、四川大学、东北大学、中央大学医学院、中央技艺专校、西康技艺专校(以上国立)、金陵大学、金陵女院、朝阳学院、光华大学、齐鲁大学、华西大学(以上私立);重庆(川东)区(学生约7000人)：中央大学、女子师范学院、药学专校(以上国立)、重庆大学、四川教育学院(以上省立)、复旦大学(筹改国立)、私立中华大学等;昆明(云南)区(学生约4500人)：西南联大、同济大学、云南大学、中正医学院、艺术专校、国术体育专校等(均国立);贵阳(贵州)区(学生约4000人)：浙江大学、唐山工程学院、贵阳医学院(以上国立)、湘雅医学院、大夏大学(以上私立)等;西北区(学生约5000人)：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师范学院、西北技艺专校(以上国立)、山西大学(省立)等;两广区(学生约4000人)：中山大学、广西大学(以上国立)、江苏教育学院、广东文理学院(以上省立)、华中大学、国民大学、广州大学、勷勤学院(以上私立)等;湘西区(学生约1100人)：湖南大学、师范学院、商业专校(以上国立)、民国学院(私立);上海区(学生约7400人，注：伪校不在内)：交通大学、暨南大学、上海医学院、上海商学院(以上国立)、沪江大学、光华大学(分校)、震旦大学、东吴大学、大同大学、上海法政、上海美专、南通学院等，以及抗战后新成立之太炎文学院、达仁学院、新中国大学等十余校(均私立);北平区(学生约2500人，注：伪校不在内)：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中国大学、协和医学院、铁路专校(以上私立)、中法大学(中法合办)。其他地区(学生约3000人)：如分散在福建之国立厦门大学、私立协和学院、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浙江之国立英士大学、省立医专;江西之国立中正大学、苏皖政治学院;河南之省立河南大学等。
附注：一、各地区主要专科以上学校均已列入。有“等”字者即尚有少数未列入。
二、陕甘宁边区及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不在内。[9]
这一统计，包含了迁入租界的若干国立及私立大学，但排除了日本人控制的“伪校”(如“伪北京大学”“伪中央大学”)。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北平及上海等地又有不少高校停办(协和医学院、沪江大学)或内迁(燕京大学迁成都、交通大学迁重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其中收录《抗日战争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情况一览表》，记载抗战期间迁往西南的高校56所，未见上表的有36所。最近十几年，随着学界对于抗战中大学内迁的研究日益精细，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
抗战中，大批中国大学内迁，其意义怎么估计也不过分——保存学术实力，赓续文化命脉，培养急需人才，开拓内陆空间，更重要的是表达一种民族精神及抗战的坚强意志。而绝大多数大学的迁徙过程，并不是事先设计好的，而是迫于战火临近，不得不一再搬迁。像西南联大那样暂住长沙，而后迁往昆明，已经算是很幸运的了。创建于1907年的国立同济大学，校址原在上海吴淞镇北，抗战八年间，辗转内迁六次：一迁上海市区，二迁浙江金华，三迁江西赣州，四迁广西八步，五迁云南昆明，六迁四川李庄[10]。而国立浙江大学同样历尽艰辛——“经过四次大的搬迁，行程2600余公里，足迹遍及浙、赣、湘、桂、闽、粤、黔七省，于1940年1月到达黔北，在遵义、湄潭、永兴等地坚持办学，直至抗战胜利，于1946年5月返回杭州。”[11]在遵义、湄潭等地办学的浙大，据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王淦昌回忆：“虽然条件艰苦，生活清贫，但我们朝气蓬勃，精神愉快，学术风气很浓，有‘东方剑桥’的雅称。同事之间，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团结友爱，亲密无间，平等相待。”[12]正因此，浙大人对于贵州心存感激，南归之前，专门以校长竺可桢名义立碑纪念[13]。
当然，抗战中内迁大学之立碑纪念，最著名的，还属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具体谈论的是西南联大，但碑文所表达的情感，尤其是南渡而能北归的欢欣与赞叹，属于全体内迁高校的师生。
中国大学如此大规模内迁，且坚持到最后胜利，这确实是个奇迹。二战中其他国家的大学，也都面临各种危机，但唯一差可比拟的，是前苏联的诸多学校。康斯坦丁诺夫等编《苏联教育史》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卫国战争形势，不能不影响到国民教育和苏维埃学校活动。成千上万高年级学生、教师和大学生，满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离校参加了民兵、红军和游击队。”[14]为了保护儿童，政府将靠近前线的幼儿园和小学撤退到后方;至于学校课堂“讲授的内容具有更大的实用性”，“同生活建立了更密切的联系，并设立了战时防御题目的讲授”[15]。毫无疑问，高等院校与卫国战争的关系更为密切：“为了抢救高等学校的物质、文化财富，高等学校的全体师生员工进行了奋不顾身的斗争，把147所高等院校的教学实验设备、图书馆、珍贵陈列品，撤退到国家的后方。”而斯大林格勒战役获胜后的第八天，一批苏联大学教授来到这个被彻底破坏的城市，重建医学院，第二年便恢复了正常的教学工作[16]。苏联卫国战争中，与西南联大的遭遇最为接近的，莫过于莫斯科大学。“就在1941年6月22日战争爆发的当天下午，(莫斯科大学)就有数百名教师、研究生和本科生以及职工投笔从戎，参加了保卫祖国的斗争。”不久，又有物理系教授、历史系教授等师生数百人上前线。整个战争期间有三千多人参加苏联红军，许多人牺牲在战场。而留在学校里的专家，则“彻底修订了科研工作计划，把一些有关和平建设的课题取消了，而把具有国防意义的课题放在首位”[17]。具体的迁徙行程是：1941年10月开始，大部分师生迁到土库曼共和国首都阿什哈巴德，12月1日复课;1942年夏季，战局不利，又迁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随着苏军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1943年春，莫大胜利回迁莫斯科[18]。换句话说，莫斯科大学漂流在外的时间不到一年半。
英国的大学虽被轰炸，但未被占领;法国全境被占领，大学因而无处可迁;唯有前苏联，在卫国战争中同样存在大学内迁的现象，但因时间不长，没能像西南联大那样——不但未被战火摧毁，还在发展壮大的同时，催生出众多美好的“故事”与“传说”。
有一点值得注意，基于对长期抗战的预期、对学问的敬重，以及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国民政府并没像一战中的英美或二战中的苏联那样，征召大批的大学生(更不要说教授)入伍。在这个问题上，教育部及大学校长们有更为长远的考虑。面对各方激烈争议，教育部不为所动，认定：“抗战既属长期，各方面人才，直接间接均为战时所需要。我国大学，本不甚发达，每一万国民中，仅有大学生一人，与英美教育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之计，原有教育必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至就兵源而言，以我国人口之众，尚无立即征调此类大学生之必要。”[19]浙大校长竺可桢，也在《大学生与抗战建国》中表达了类似的见解：“第一次大战时，英美各国都送大量的大学生上前线去是一个失策，到了战后才深深地感觉到”;“国家为了爱护将来的领袖人物起见，不把大学生送往前线去冲锋杀敌，则他们应如何奋身图报，努力上进，能把将来建国的重任担当起来，方可对得起战死沙场的勇士们，方不愧为今日之程婴。”[20]当局表彰热血青年投笔从戎，但不做硬性规定，这也是抗战中教授及大学生牺牲较少的缘故。西南联大纪念碑的碑阴刻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参军人数834人，牺牲5人。实际上，还有若干没来得及汇入此题名的[21]，但总的来说，并非绝大牺牲。
二、“光荣”不仅属于西南联大
抗日战争中，于颠簸流离中弦歌不辍的，不仅是西南联大。可后人谈论“大学精神”，或者抗战中的学术文化建设，都会以西南联大为例证。作为史家，我承认此例证很有说服力;但同时我更想强调，还有很多同样可歌可泣的“大学故事”。战火纷飞中，中国大学顽强地生存、抗争、发展，其中蕴涵着某种让后人肃然起敬的精神。
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南方日报》刊文为中山大学“抱屈”：“前后7年，颠沛流离，几度迁徙，三易校址。先迁云南，复迁粤北，三迁粤东仁化、连县。抗战八年，不少中国人记住了西南联大，殊不知在广东的国立中山大学，师生们在国难面前也经历着民族个人的深重磨难，在流离中坚持学术理想，在动荡里坚持抗日救亡，在历史上留下一所名校沉重而充满精神的一笔。”[22]是的，“在流离中坚持学术理想，在动荡里坚持抗日救亡”的，不仅仅是中山大学，也不仅仅是西南联大。我要追问的是：为何联大的故事广为传播，且更深入人心，乃至成了“中国大学”理所当然的“代表”。
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一，学术实力超强，这当然是最为重要的原因。可除此之外，还牵涉一些别的问题，比如“故事”的传播与更生。就以“湘黔滇旅行团”为例，校歌里提到的“万里长征”，由北京、天津而暂住长沙，这一段不稀奇;第二年转赴蒙自、昆明，三路人马中，湘黔滇旅行团独领风骚。约三百名师生组成的旅行团，3500里长途跋涉，历时68天的“小长征”，无论当时还是日后，都一再被提及，且作为联大精神的象征。
正如胡适在纪念联大九周年集会上说的：“这段光荣的历史，不但联大值得纪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23]可其他大学也有类似的举措，为何长期湮没无闻?1938年7月，同济大学第四次内迁到广西贺县八步镇：“这次迁校，从赣州到桂林一段，大多数同学组织了赴桂步行队，每队十一二人，坚持每天走五六十里路，充分体现了同济大学同学吃苦耐劳、共渡时艰的奋斗精神。到桂林后，沿漓江乘木船经阳朔至平乐，转程至八步，前后花了两个月的时间。”[24]1938年9月，浙江大学从江西泰和转往广西宜山，“学生方面，为锻炼体质，沿途采访计，另有步行团之组织，计分两队，共有陶光业……等二十人。以九月十九日出发，校长当赠以地图表格等件，以示鼓励。”这次“经行千里，费时四十余日”[25]。1939年初，中山大学辗转撤往云南澂江，据说有几百学生，“分别结队从连江西行，长途跋涉，徒步赴滇，历经粤、湘、桂、黔、滇5省，最后赶到澂江复课”[26]。1939年5月，河南大学师生员工“在王广庆校长的率领下，徒步北越伏牛山，经方城、叶县、宝丰、临汝、伊阳、伊川，行程六百余里，终于抵达嵩县县城”[27]。为何其他大学的“步行队”声名远不及湘黔滇旅行团?作为“事件”，中大校史的说法相当含糊[28]，同济则是半个世纪后的个人追忆，浙大有二十人名单，属于记录在案，可也就是这么两句话[29]，哪比得上西南联大校友的连篇累牍、声情并茂?
湘黔滇旅行团指定了丁则良等三人为日记参谋，全面记录旅行团活动，写成了约二十万字的日记，寄到香港交商务印书馆刊行，只是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不幸失落[30]。即便如此，也有诸多书写刊行，如外文系三年级学生林振述(林蒲)的《湘黔滇三千里徒步旅行日记》(1938年春发表于《大公报》副刊《小公园》)、中文系二年级学生向长清的《横过湘黔滇的旅行》(1938年10月发表于巴金主编的《烽火》)、政治系二年级学生钱能欣的《西南三千五百里》(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以及生物系助教吴征镒的《长征日记——由长沙到昆明》(《联大八年》，1946年版)[31]。上世纪80年代以后，有心人士积极整理资料，征集照片，引导校友追忆往事，加上中外学者的介入，湘黔滇旅行团的故事因而相当完整。读张寄谦编《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你很容易明白，为什么同济大学的“赴桂步行队”等会失落在历史深处。
同样是长途跋涉，湘黔滇旅行团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除了旅程长，还因为旅行团中有教授闻一多、李继桐、曾昭抡、袁复礼等。张寄谦在《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的序言中，除概述湘黔滇旅行团的组织及行程，还提及此旅行团如何“出人才”——截至此书刊行的1999年，旅行团成员中日后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有屠守锷、唐敖庆等十一人，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有陈力为等三人;至于著名人文学者，除了序言列举的任继愈、马学良、王玉哲、刘兆吉、唐云寿等，作为后学，我还可以举出查良铮(穆旦)、季镇淮、何善周、丁则良、孙昌熙等。这也是此旅行团格外吸引人的地方——如此藏龙卧虎，确实了不起。
此次“小长征”，影响了这三百旅行团成员，也影响了这所大学的性格。确实如美国学者易社强)所说，经由一遍遍的言说与书写，“长征的现实夹杂着神话和传奇的色彩”[32]。“这次长征是一次艰苦卓绝的跋涉之旅，此后是八年患难，它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才能的象征;因此，也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和文化持续不辍的象征。”[33]
一个事件或人物，能否被后人追怀不已，除了自身的历史价值，还与有无动人的细节相关。中央大学濒临长江，内迁重庆最为顺畅，也最为便捷，本没什么好说的。可校长罗家伦很会讲故事，抓住一个细节，让你永志不忘。1937年10月底，中央大学大部已搬迁，罗家伦到南京三牌楼农学院实习农场和职工道别。校长走后，农场职工认为畜牧场的这些美国牛、荷兰牛、澳洲牛、英国猪、美国鹅、北京鸭等都是饲养多年的良种家畜，决定把这些家畜家禽搬迁到大后方去，于是推举王酉亭为负责人，经过千辛万苦，历时一年，于1938年11月中旬到达重庆。罗家伦1941年“于重庆警报声中”撰写《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称：“我于一天傍晚的时候，由校进城，在路上遇见牠们到了，仿佛如乱后骨肉重逢一样，真是有悲喜交集的情绪。”[34]这故事实在太动人了，以至于日后讲述抗战中的大学内迁，很难遗漏中央大学。
联大师生的湘黔滇旅行团，也是因为有大量的细节，才显得如此丰满，且神采奕奕。旅行团从一开始就注意搜集资料，专人记录日记，沿途采风问俗，顺便做社会调查及文化考察，甚至还留下了《西南三千五百里》(钱能欣)、《西南采风录》(刘兆吉编)这样的作品。此外，像抄录玉屏县县长刘开彝具名的布告[35]，沿途拍摄各种照片[36]，以及围绕闻一多教授的一系列故事，所有这些，都是湘黔滇旅行团之所以不朽的重要原因。
三、必胜信念、学术关怀以及师生情谊
谈及西南联大对于抗日战争的贡献，容易说的，是有形的，如培养人才、推动科研以及投身战场;不太好说的，是无形的，那就是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如何凸显某种高贵的精神气质。具体说来，硝烟弥漫中，众多大学师生弦歌不辍，这本身就是一种稳定人心的力量。当初联大教授曾昭抡撰《大时代在等着青年们》，称：“古今中外一切战争，凡一交战国家，充满失败主义者，大败即不在远。难民比敌人跑得快，谣言比难民跑得更快，这是何等危险的现象。”从最初的殊死抵抗，到漫长的相持阶段，再到最后的战略反攻，有很长的路要走。用曾昭抡的话来说，就是：“环观国际形势，同盟国家必获最后胜利，诚属必然之事。日寇何时得以完全击溃，则尚无把握。”[37]因此，西南联大以及众多撤退到大后方的中国大学，无论如何颠沛流离，坚持“笳吹弦诵”，这本身便是抗战必胜信念的最好体现。
著名数学家陈省身晚年接受采访，谈及西南联大师生“坚持抗战的决心”，“精神上，觉得中国可以站起来”[38]。坚信中国不会亡、中国人能够站起来，正是这种民族自信，支撑着西南联大以及无数内迁大学的师生。今天看来是很自然的事，当初却困扰不少读书人——正因为了解中日两国经济及军事实力，不太相信中国能获胜(周作人的北平“苦住”乃至“落水”，根本原因在此)。在我看来，西南联大等内迁大学的历史贡献，精神感召是第一位的。在大后方是稳定民心，而对于沦陷区民众，则是民族复兴的希望所在。因此，穿越封锁线，奔赴大后方任教或求学，本身就是一种政治选择。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兵开进了燕京大学，不愿做亡国奴的燕大学生林焘等一行六人，决心投奔自由，从北平辗转来到成都燕京大学复学。据林焘日后追忆，中间诸多艰险，“一般同学从北平到成都只需要二十来天，我们竟走了两个多月”[39]。而中文系教授浦江清为践西南联大之约，1942年5月29日从上海出发，历千辛万苦，经苏、皖、赣、闽、粤、桂、贵、云八省，来到昆明任教，读其《西行日记》，让人感慨万千。1942年11月21日，星期六，浦江清终于到达昆明，那天的日记是：“自五月二十九日离沪，今日抵昆，在途凡一百七十七日，所历艰难有非始料所及者。”[40]
了解这些，你才能理解，为何前西南联大经济学系教授、系主任陈岱孙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撰写序言，会特别表彰联大师生“身处逆境而正义必胜的信念永不动摇”，以及“对国家民族所具有的高度责任感”。在他看来，正是这两点，“曾启发和支撑了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联大师生们对敬业、求知的追求”，而“这精神在任何时代都是可贵的，是特别值得纪念的”[41]。我曾在一次专题演讲中提及：“联大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联大有精神：政治情怀、社会承担、学术抱负、远大志向。联大人贫困，可人不猥琐，甚至可以说‘器宇轩昂’，他们的自信、刚毅与聪慧，全都写在脸上——这是我阅读西南联大老照片的直接感受。”[42]
当国家处在危急关头，各大学的教授及学生如何尽到一个国民的责任、为抗战做贡献?这不仅是个人选择，还牵涉大后方诸多大学的办学方向，以及无数师生的教学和日常生活。教育部的基本方针是“战时须作平时看”，课程设置略为调整，以适应战争需要，“但一切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其主旨”[43]。1939年3月4日，蒋介石在第三届全国教育会议上讲话，进一步明确战时教育的大政方针：“总而言之，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就丢却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争，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中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当看到战后。”[44]
国民政府的这一重大决策，得到大学校长及教授们的支持。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写于1941年6月的《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称：
当我们初来的时候，学生受外间不成熟舆论的影响，常有要求改变课程，受所谓战时教育的声浪。那时候他们心目中以为有一种短期速成的教育，像“万应灵丹”一样，一吞下去就可以抗日的。我很恳切的告诉他们，说是教育，尤其是近代科学教育里面，绝无“王者之路”(捷径)，何况大家不是王者。学问是谨严的，是有步骤的。一种学问学好了，平时可用，战时也可用。到那境界，只看你们能不能“一隅三反”。战时教育，只须把平时教育加紧，更须加重军事体育的训练，加强国家民族的意识，就可以了。[45]
即便是思想激进的联大中文系教授闻一多，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中也谈及，当校园里争执如何实行“战时教育”时：“教授大都与政府的看法相同：认为我们应该努力研究，以待将来建国之用，何况学生受了训，不见得比大兵打得更好，因为那时的中国军队确乎打的不坏。”[46]基于中国人对“知识”的渴求以及对“学问”的敬重，国民政府一方面调整总体布局，在协助众多沿海教育机关迁往西南的同时，特意搬迁了一些学校到西北(设立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师范学院等)，另一方面，大量扩充理、工、农、医等院校(科系)，以适应战争对国防建设及科技人才的特殊需要。教育部之指令各高校开设若干配合抗战的课程，但坚持不降低教育水准，拒绝将大学改造成应急的培训学校，此举对于保存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起很大作用，应给予充分肯定。
正因为政府及学界有此共识，抗战中中国大学的整体水平没有下降，很多专业领域甚至有明显的提升。如西南联大，各院系都有很好的教授及研究成果[47]。这里不准备仔细清理教授们“学术参战”的决心与能力[48]，只想从“心态史”角度，谈论教授们著述时的心情——南渡的悲愤，北归的愿望，艰难中的崛起，不屈的意志力，如何渗透到具体的著述中去。
在1946年刊行的《联大八年》中，有费孝通教授的《疏散——教授生活之一章》，其中提及自己的写作：“跑警报已经成了日常的课程。经验丰富之后，很能从容应对。……我在这些日子，把翻译《人文类型》排成早课。因为翻译不需要有系统的思索，断续随意，很适合于警报频烦时期的工作。”[49]至于北大校长、西南联大常委蒋梦麟在躲避空袭的间隙，陆续写成日后成为一代名著的《西潮》。此书的原稿是英文，据说是因为防空洞里既无桌椅，又无灯光，用英文写作，“可以闭起眼睛不加思索的画下去”[50]。
作为后来者，我们往往只看见著述，而未能真切体会前辈那“压在纸背的心情”。冯友兰曾提及联大教授为何埋头著述：
从表面上看，我们好像是不顾国难，躲入了“象牙之塔”。其实我们都是怀着满腔悲愤无处发泄。那个悲愤是我们那样做的动力。金先生的书名为《论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用这个陈旧的名字。金先生说，要使它有中国味。那时我们想，哪怕只是一点中国味，也是对抗战有利的。[51]
至于谦谦君子汤用彤的讲课，同样蕴涵着时代的忧愤：“汤先生也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内心隐藏着对专制腐败统治的极度不满，但却与感时忧世低徊吟咏的诗人不同，有哲人的气质，寓悲愤于超逸之中。这一点，在讲授魏晋玄学一课中不时流露出来。对于魏晋的哲学思想体系，他推崇王弼、郭象，更欣赏僧肇。但对当时社会的实际影响，他却强调阮籍、嵇康，指出他们才是魏晋名士风流的代表人物。”[52]关于联大师生为何格外关注中古时代的思想及文章，我曾有过如此表述：“南渡的感时伤世、魏晋的流风余韵，配上嵇阮的师心使气，很容易使得感慨遥深的学子们选择‘玄学与清谈’。四十年代之所以出现不少关于魏晋南北朝的优秀著述，当与此‘天时’‘地利’不无关联。”[53]可以这么说，所学专业有别，可那个时代的联大师生，全都是“有情怀的”。
第4页 :永远的“笳吹弦诵”(2)
世人谈及声名显赫的西南联大，喜欢从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位校长(常委)入手。其实，三人中长期在昆明的只有梅贻琦，而梅发挥的作用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大。阅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合编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印象最深的是教授会的权力与决策之果断。三校联合，取北大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清华的教授治校(严格要求)以及南开的应用实干(坚韧不拔)，合成一种新的联大校风。而在制度建设方面，清华贡献最大。西南联大决策和管理之相对民主，与梅贻琦长期主持常委会工作以及教授会制度的确立不无关系。西南联大的教授会，比起清华时期来，权限有所缩减，基本上属于咨询机构;但在处理突发事件的关键时刻，教授会挺身而出，支持学生争取民主运动，作用非同小可[54]。世人之所以喜欢从三位校长说起，除了这样“讲故事”线索简单，效果很好，我怀疑还有“官本位”的潜在影响。查阅大量档案公文、书信日记、回忆录，以及散文小说等，逐渐展开五彩缤纷的历史场景，你会发现，战争中西南联大之所以波澜不惊、弦歌不辍，教授起关键性作用。
所谓“教授治校”，乃基于对学术共同体的信任。西南联大教授大都是留学生(尤其是理工科方面)，有基本相同的学术理念，故能真诚合作。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的《联大八年》(1946)，其“联大教授”部分有一类似“小引”的插页，称：
联大一百七十九位教授当中：九十七位留美，三十八位留欧陆，十八位留英，三位留日，廿三位未留学。三位常委：两位留美，一位未留学。五位院长，全为美国博士。廿六位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及两位留欧陆，三位留英外，皆为留美。[55]
一所大学的教授，留学生占86%(留美学生占55%)，这种学术背景的高度同质，在那个特定时代，使得教授们容易就某些重大问题达成共识，减少不必要的内部纷争。而环境的艰难，使得文、理科教授混合居住，彼此之间很容易沟通。
比起教授之合作无间，更重要的是师生关系十分融洽。联大西迁昆明后，1938年春曾在蒙自设文法学院，负责筹备的郑天挺教授日后回忆：“西南联大的八年，最可贵的是友爱和团结。教师之间、师生之间、三校之间均如此。在蒙自的半年，已有良好的开端。同学初到蒙自时，我每次都亲到车站迎接，悉心照料，协助帮运行李。其他教授亦如此。”[56]我曾引用冯友兰1948年撰写的《回念朱佩弦先生与闻一多先生》，谈及那个时期“中国的大学教育，有了最高底表现”。关键在于：“教授学生，真是打成一片。……那一段的生活，是又严肃，又快活。”[57]把这段话略为引申——放长视野，九年联大，最让后来者怀想不已的，很可能正是此逆境中的师生“打成一片”，一起经历苦难，一起探索学问，因而，“又严肃，又快活”。这一状态，在我看来，既学术，也精神，乃大学之为大学的理想境界[58]。
这种师生亲密无间，除了中国书院传统，某种程度上也是战时经济困难以及生活空间缩小造成的。著名史学家、当年联大历史系助教何炳棣，晚年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提及：“我相信当时‘联大人’的日常活动半径不会超过25或30分钟的步行，生活空间如此急剧的紧缩是造成联大高度‘我群’意识的有力因素”;“从1941和1942年起，持续的恶性通货膨胀，逐渐使一贯为民主自由奋斗的联大，变成一个几乎没有‘身份架子’，相当‘平等’、风雨同舟、互相关怀的高知社群。”[59]而著名数理逻辑学家、当年联大研究生王浩，也在回忆文章中称：“教师与学生相处，亲如朋友，有时师生一起学习新材料。同学之间的竞争一般也光明正大，不伤感情，而且往往彼此讨论，以增进对所学知识的了解。离开昆明后，我也交过一些别的朋友，但总感到大多不及联大的一些老师和同学亲近。”[60]
事隔多年，追忆逝水年华，难免夹杂个人感情色彩。可对照当初的历史资料，不难发现，联大师生关系确实非同一般。《联大八年》中，“联大教授”的“小引”称：“这里收集到的关于教授报道的文字在我们是没有什么标准的。这中间差不多是每位同学描写他熟识的先生”，至于那些只开列教授履历，或者炫耀其官衔的，“我们也就只有从略”了。除了《闻一多先生死难经过》《闻一多先生最后一次演讲》《闻一多先生事略》，接下来就是总共33页篇幅的《教授介绍》[61]。作者采用“剪影”手法，虽只聊聊数语，却相当传神。这里引述若干则，以见当年学生眼中的著名教授：
哲学心理系主任汤用彤：“汤先生岁数并不太高，头发却已全白，胖胖的身材，走起路来，一歪一歪的。在家庭的重担之下，汤先生远在1942年就卖去了皮氅，家里经常吃稀饭过活。然而对同学仍然教诲不倦，而且面色毫无忧容。讲起书来毫不使人乏味。”(169页)
历史系主任雷海宗：“教书有条不紊，同学认为雷先生写黑板都是有计划的。雷先生的脑筋是超级冷静的，只有在这次东北问题中是仅有例外，讲得来老泪横流。雷先生常为《中央日报》写点星期论文，以弥补日常费用。”(170页)
历史系教授刘崇鋐：“刘先生热忱爱国，昆明有什么关于政局的讲演，是他常去听的。前次知识青年从军，刘先生送了自己的孩子去入营。可是后来在欢迎从军同学返昆席上，刘先生致词，当他说到这批青年人所受到政府的待遇时，眼泪不禁夺眶而去。”(170页)
化学系主任曾昭抡喜欢写时评，且从事民主运动：“他很能和同学接近，同学举办的各种活动，他常是很慷慨的接受邀请，这一点不像旁的教授。而且‘贯彻始终’的跟同学一道吃，玩，闹。……曾先生不修边幅，有时一只脚穿袜，另外一只却没有。衣服的扭(纽)扣老是不齐全，而鞋子老是拖在脚上。有一次，曾师母俞大絪先生到昆明来了，曾先生同曾师母常在翠湖堤畔文林街上挽臂而行。”(174页)
政治学系主任张奚若：“这位敢怒敢言的老政治学者，想来是大家所熟知的了。远在三十三年冬，张先生就指出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主席个人独裁所引起的严重后果。……张先生对同学非常亲近和蔼，你可以一直坐在张先生家里谈上三四个钟头。张先生是胡适先生的好朋友，远在‘一二·九’时候，他曾经以《晋察不应以特殊自居》为题而使《独立评论》封闭。”(175页)
物理学教授王竹溪：“据我粗粗的观察，王先生是教授群中最虚心而又兴趣宽广的一位，譬如三十三年姜立夫先生开高等几何一课时，王先生几乎每堂必到，很注意地细心谛听;而且还勇于发问，颇有西洋人的作风。此外王先生对中国文字很有兴趣，为了中国辞书的部首太多翻阅不便，王先生正在编订一部部首非常简单的字典。去年时见他在唐兰先生的《说文解字》课上旁听，大概就是为的这个罢。”(178页)
教务长、社会系主任潘光旦：“潘先生是社会学家同时是优生学家，常在优生学班上谈起自己站在国民的立场也算尽了一己之责，因为潘先生刻已膝下五女。在欢送毕业同学会上常劝大家努力解决婚姻问题……潘先生自己承认有演讲瘾，的确潘先生的口才是少有的，演讲起来，如黄河长江滔滔不绝，而所讲的又是层次清楚有条不紊。”(178—179页)
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根据冯先生最近几年的行动，有很多人以为冯先生由‘风流’而转变为‘现实’，由‘为无为’而转变到‘有有为’了。假若太虚是‘政治和尚’，那么冯先生可以称为‘政治哲学家’了。”(185页)
算学系主任杨武之：“为人忠厚老诚，对同学异常和善。上课的时候，颇爱讲一点共产党教人放火的大道理。”(185页)
社会系教授费孝通：“跟同学关系很合得来，打球开会常跟同学们在一道。……费先生写的论文有散文小说的笔调，看起来毫不使人厌倦。”(186页)
因为是小品文字，对于这102位教授的介绍，不太涉及各自的专门学问，关注点有三：一是演讲口才，二是对待同学的态度，三为介入社会的热情。尤其是谈及中文系教授，更是格外看重讲课效果。罗庸：“他尊崇儒家，口才很好”(177页);闻一多：“他的课最叫座，没有一门课不挤拥”(177页);唐兰：“唐先生的课以前很叫座，现在却不行了”(181页);罗常培：“一口流利北平话，听起来稍使人感觉有点‘油滑’”(181页)。这种三言两语的“评点”，有很大的随意性，不能当“学术鉴定”看待;但从行文风格可以看出，作者未取“高山仰止”的视角，甚至还略带调侃。如此相濡以沫、平等相待的师生关系，此前此后都难得一见。
四、以本科教学为中心
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下从事学术研究，照样有很好的业绩。尤其是人文学，不仅未受缺少实验设备的影响，甚至更因战火而激发了学者的潜能与情怀。谢幼伟在《抗战七年来之哲学》中称：“在烽火满天，四郊多垒之际来谈哲学，这是中国哲人的常事，也是中国哲人的本色。”严酷的战争环境，并没有阻碍中国哲学的进展。“实际上，这七年来的中国哲学，比起中国任何一时期来讲，都不算是退步。相反的，作者可以很自信的说，中国哲学是进步了。这七年来的抗战，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新生。”[62]谢幼伟列举这一时期重要的哲学研究成果，如熊十力《新唯识论》(语体文本)、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章士钊《逻辑指要》、冯友兰《新理学》、金岳霖《论道》，还有沈有鼎在《哲学评论》上发表的“意指分析”的两章。由此可见，“这七年的抗战，并没有阻碍中国哲人的思索，反而，使他们的思索更为敏锐了”[63]。哲学研究如此，史学、文学、语言、宗教等领域，何尝不是这样。若联大教授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钱穆的《国史大纲》、雷海宗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等，都是不可多得的一代名篇。战争没有完全阻隔学术，反而激起中国学术的强大生命力，这点很让人欣慰。
不同专业的学者，受战争影响深浅不一。讲课没问题，若需要精密仪器配合的，则不免捉襟见肘。联大物理学系教授吴大猷在回忆录中谈及，其如何请北大校方在岗头村租了一所泥墙泥地的房子做实验室，找一位助教把三棱镜等放在木制的架子上，拼凑成一个最原始的分光仪，试着做一些拉曼效应工作。“我想，在20世纪，在任何实验室，不会找到一个仅靠一个三棱镜，并且是用一个简陋木架做成的分光仪。”[64]靠如此简略的仪器做实验，写论文，实在太难为教授们了。
这里涉及对西南联大学术水平及发展方向的基本判断。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谈及：“总之，联大理工方面，尤以数理，最能发扬光大战前三校优良学风。我多年来和科学界老朋友忆往的积累印象是：当年联大在数理知识的传授上已是非常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了。”[65]最能说明这一点的，莫过于联大学生杨振宁、李政道赴美深造，日后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而截至《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出版的1996年，联大教师中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有69人，学生中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有80人，合计149人[66]。单凭这些数字，人们也有理由对西南联大的学术水平充满信心。更何况，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信誓旦旦地说：“想起在中国的大学生活，对西南联大的良好学习空气的回忆总使我感动不已。联大的生活为我提供了学习和成长的机会。”[67]
毫无疑问，西南联大是当年中国最好的大学。三校合一，师资力量强，学术水平高，“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当年就慕名从中央大学转学西南联大。联大算学系教授陈省身对自己所处的学术环境也相当满意：“三校联合，教员不缺，所以我有机会开高深的课，如：李群、圆球几何学、外微分工程等。”[68]可晚年接受采访，陈省身是这样谈论联大的学术水平的：“西南联大也就是说，大家都是矮子的时候它比较高一点，没什么了不得。”[69]单看胡适从美国寄《拓朴学》给江泽涵教授，联大算学系老师于是分头手抄，然后开展研究;或者联大为图书借阅制订十分严苛的制度，以免学生们无书可读，你就不难明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年联大许多领域的学术水平，其实并不像今人所渲染的那样高超。
生活艰难，实验设备很差，联大教授的研究大受限制(人文学不在此列)。可也正因此，教授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培养学生上。这一点，单看联大的研究生教育，就很容易明白。西南联大的研究生由三校分别招收与管理，学籍不属于联大，故统计起来有点麻烦。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研究所方面，清华毕业了32人，北大毕业了19人，南开毕业了24人[70]。而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资料》第三卷中的《清华研究院历届毕业生论文题目一览》(1940年—1946年)，确实是32人;至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历届研究生论文题目一览》(1939年—1945年)，名单上则有35人(即便扣除没有论文题目的5人，也是30人)[71]。记载虽略有出入，但联大因经费限制，招收研究生数量不多，九年间正式毕业的不到百名，则是千真万确。比起今日中国大学，一个院系每年毕业的博士硕士都不止此数，实在让人惊叹。
因主客观各方面原因，没有能力扩大研究生教育的西南联大，选择以本科教学为中心，这是明智之举。原本是缺憾，可扬长避短，反而成就了西南联大的名声——因为，本科教学乃大学之本，除了具体的专业传授，还有精神气度的熏陶，影响更为深远。而本科生对母校的认同感，又远在博士生之上。这就难怪，半个多世纪后的西南联大，被年迈的校友们越说越好，越说越伟大。
杨振宁之表彰西南联大，也主要集中在本科教学，尤其是学生的基础知识如何扎实：“西南联大的教学风气是非常认真的。我们那时候所念的课，一般老师准备得很好，学生习题做得很多。所以在大学的四年和后来两年研究院期间，我学了很多东西。”[72]多年后接受采访，杨振宁说得更明确：“当时，西南联大老师中有学问的人很多，而同时他们对于教书的态度非常认真。……(不只是联大，浙大也好，中央大学也好，华西大学也好)这些学校的教师对于教学的认真的态度都很好，比起美国今天的最好的大学的老师教本科生的态度，平均讲起来好。这个结果是一个好的学生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学到很瓷实的知识、学到很深入的知识、学到很广的知识。”[73]
1945年秋，吴大猷建议选派物理、化学、数学人员出国考察或深造，被当局采纳。西南联大选送到著名物理学家费米门下念书的，是已念完研究生的杨振宁和大学二年级学生李政道。李的回忆与杨的文章同调：“在抗战的时候，就是老师对学生培养的经验是很高度的……他们看见有一个优秀的学生，都是全副精神要培养的。”[74]最能说明教授识才、爱才且倾尽全力培育的，恰好是李政道本人的故事。这点，在吴大猷的《回忆》中，有很动人的描述[75]。为了说明吴大猷晚年的回忆并非自夸，引录一段《联大八年》中的文字：
假定说联大物理系教授都比较瘦的话，那末吴先生无疑是个例外。当他穿着一件较小的长袍来上课时，那件长袍简直就是鼓足了气的气袋。他讲课的特点是说得快，写得快，擦得快，心手迟钝者，实在颇有望洋兴叹之感。下课钟响了，吴先生总是继续守住岗位，孜孜不休，每每延迟到下一堂钟声响了为止。吴先生据说是物理系最渊博的一位，正因为如此他即将与华罗庚先生远渡重洋一探原子弹的秘密。他是北大教授，在联大曾开过的课程有电磁学，近代物理，理论物理，量子力学等。[76]
受作家笔墨的影响，很多人误以为，西南联大的理科教学很认真，文科则很随意。汪曾祺《西南联大中文系》称：“中文系似乎比别的系更自由。工学院的机械制图总要按期交卷，并且要严格评分的;理学院要做实验，数据不能马虎。中文系就没有这一套。……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刘文典先生讲了一年庄子，我只记住开头一句：‘《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他讲课时东拉西扯，有时扯到和庄子毫不相干的事。倒是有些骂人的话，留给我的印象颇深。”[77]与此相呼应的，是何兆武的《上学记》。在“自由，学术之生命”节，何也谈及联大教师讲课之绝对自由[78]。文科教授本来就是个性强、逸事多，加上回忆文章多挑好玩的讲，后世读者容易被误导，以为联大生活全都是《世说新语》般的文人趣味。
联大教授讲课确实很自由，但我认同校史编者的说法：“联大对基础课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79]。李凌在追怀联大中文系副教授余冠英时，有这么一段话：
有意思的是，有的教授在北平时有点所谓名士派头，如懒得看卷子，凭印象打分数等，到昆明后，艰苦环境却把这点“名士派头”磨掉了。学校对教授的要求也是严格的，对其言行有损为人师表形象的教师，即便是名教授，也要解聘。教授的教学都很认真，所有教授不管多么有名气都亲自给本科生讲课。可以说，没有一个不上课的教授，许多名教授还亲自给大一的新生上基础课。有的课程由于比较冷僻，或因其他原因，选修的学生很少，但即使只有一个学生，教师也非常认真地教课。[80]
可与这段回忆文字互证的，是1942年暑假后朱自清讲授“文辞研究”这门课程。据季镇淮称：“听课学生只有二人，一个是王瑶，原清华中文系的复学生;另一个是我，清华研究生。没有课本，上课时，朱先生拿着四方的卡片，在黑板上一条一条地抄材料，抄过了再讲，讲过了又抄，一丝不苟，好像对着许多学生讲课一样。王瑶坐在前面，照抄笔记;我坐在后面，没抄笔记。”[81]
与今日中国大学拼命发展研究院不同，西南联大真正得意之处在本科教学。这些受过良好训练，深受联大精神熏陶的本科生，日后因缘际会，或出国继续深造，或在实践中自己探索，逐渐成为一代名家——这或许是西南联大留给我们的最为深刻的教诲。
五、“人和”的另一面
抗战中各大学内迁的路线，并不是事先规划好的，都是随机应变。回避战火之外，还得考虑迁入地的交通、物产、民情、文化传统、政治氛围等。大学与地方之关系，有的顺风顺水，有的磕磕碰碰，这些都严重制约办学的效果，更影响日后校友们的追忆。长沙临时大学之所以西迁昆明，主要看中的是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昆明地处西南边陲，距抗日战争前线较远，可以有比较稳定的学习环境;有滇越铁路、滇缅公路可通国外，图书仪器进口比较方便，可以较便利地了解国际学术和科研发展的动态。”[82]此外，云南省主席龙云与蒋介石的矛盾，也是常被提及的因素。当年的昆明，意识形态上不太受中央政府控制，只要不直接反龙云，师生们的思想表达是比较自由的(包括游行、贴标语等)。因此，谈论西南联大的成功，必须把云南的因素考虑在内。
为了论述思路的完整，除了指出昆明在战时优越的地理环境，还得兼及“天时”与“人和”。就先从昆明的气候说起。宗璞的长篇小说《东藏记》是这样开篇的：
昆明的天，非常非常的蓝。……蓝得丰富，蓝得慷慨，蓝得澄澈而光亮，蓝得让人每抬头看一眼，都要惊呼，哦!有这样蓝的天!奇妙蓝天下面的云南高原，位于云贵高原的西部，海拔两千左右。高原上有大大小小的坝子一千多个。这种坝子四周环山，中部低平，土层厚，水源好，适合居住。昆明坝可谓众坝之首。昆明市从元代便成为云南首府。在美丽的自然环境中，出了些文武人才。一九三八年一批俊彦之士陆续来到昆明，和云南人一起度过了一段艰难而又振奋的日子。 [83]
作为公元1938年来到昆明的“俊彦之士”蒋梦麟，日后撰写《西潮》，第三十一章“战时之昆明”，有对昆明气候的详细描写：
昆明四季如春，夏季多雨，阵雨刚好冲散夏日的炎暑。其他季节多半有温煦的阳光照耀着农作密茂的田野。
在这样的气候之下，自然是花卉遍地，瓜果满园。甜瓜、茄子和香橼都大得出奇。老百姓不必怎么辛勤工作，就可以谋生糊口;因此他们的生活非常悠闲自得。初从沿海省份来的人，常常会为当地居民慢吞吞的样子而生气。但是这些生客不久之后也就被悠闲的风俗同化了。[84]
这一四季如春的气候，给联大师生的日常生活带来很大方便[85]。至于云南人基于此气候而形成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更是给联大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几十年后接受采访，任继愈称“我很喜欢云南的民风，人民的风情非常的朴实”;费孝通则表彰云南是多民族的地区，丰富多彩，“性格像山茶花一样的美”[86]。
不仅联大师生，所有内迁大学的师生，多年后都会对当地表达感激之情。如著名遗传学家、原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谈家桢在《难忘的岁月》中称：“可以这样说，我一生在科学研究上有一些重要的代表性论文是在湄潭写成的;我引以自豪的是在日后科学和教学中成绩斐然，独树一帜的第一代学生，也是在湄潭培养的。我们是吃了湄潭米、喝了湄江水，是勤劳淳朴的湄潭人哺育了我们。深情厚意，终生难忘。”[87]此乃多年后的追忆，加上是应邀撰文，难免多说好话。不妨回到当年语境，看看内迁大学是如何看待自己与当地民众的关系。
就以曾驻足云南瀓江的中山大学为例。瀓江距离昆明56公里，是个古老的小山城。中大师生员工二千余人，分散在城内城外，借用祠堂和庙宇上课。一年半后，中大奉命迁往粤北坪石，临行前，代校长许崇清发表《告别瀓江民众书》：“回忆年余以前，本校员工，初客他乡。生活习惯，不无互异，幸赖各民众之热情推爱，庇荫有加，使千里游子，于故乡沦陷之后，仓皇迁徙之秋，不致托足无方，尚能安居研读，幸何如之!”[88]接下来，当然是开列中大为瀓江人民做出的贡献。与校长的表彰不同，读1941年学术新潮出版社刊行的《中大向导》(作者不详)第四章“生活三部曲”，其中有“矛盾和苦闷的两年：在瀓江”，则只谈中大给予瀓江的积极影响：“大学给瀓江人不少的教益，瀓江人一方面学会了早起、卫生、守时、灭蝇、请西医、饮滚水，他方面也学会了用旗袍、高跟、西装、革履、吃大餐、尝美味。更重要的，是他们也学会了打倒县长的技术，他们冷眼的观察，已经有了很好的经验。他们由经济到政治，由政治到文化，学会了新智能。瀓江人的眼，从此张开了。”[89]
内迁大学与本地民众之间，有互惠与互助，不可避免的，也会有摩擦。单是感恩，或满足于自我表扬，都不全面。中外学者中，易社强著《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设第四章“联大与云南人”，分析何以说“联大选择昆明，可算是英明之举”[90];余斌著《西南联大·昆明记忆》(1)，属于专题性质的随笔集，其中《“被云南人驱逐出境”的李长之》《本地人与外省人》《楚图南论云南人爱听恭维及其他》三篇[91]，都涉及这个问题。
谈论西南联大的“人和”，必须兼及内外两方面：联大内部的精诚团结，联大与云南民众之互相扶持。所有谈及联大历史的，都对“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这一点赞不绝口[92]。因为，性质相近的西北联大，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组成，先西安，后城固，存在时间不到一年(包括西安临时大学与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为何西南联大能消除矛盾，精诚团结，这与三位校长以及众多教授的“人际关系”有关。
曾兼任联大总务长的历史系教授郑天挺，在追怀梅贻琦先生时，谈及三校之关系：
1941年4月，清华大学在昆明拓东路联大工学院举行三十周年校庆，张伯苓校长自重庆告诉南开办事处的黄子坚说，清华和南开是“通家之好”，得从丰的庆祝。于是黄子坚在会上大作“通家”的解释，指出清华的梅校长是南开第一班的高材生。接着，冯友兰上台说，要是叙起“通家之好”来，北大和清华的通家关系也不落后，北大文学院长(指胡适)是清华人，我是清华文学院长，出身北大，此外还有其他很多人。两人发言之后，会场异常活跃，纷纷举出三校出身人物相互支援的情形。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感到联大的三校团结，远远超过了三校通家关系之上。[93]
类似的意思，胡适在联大九周年纪念会上也曾提及[94]。光是三位校长和睦相处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这三所大学战前就联系密切，教授中多有自由转换、互相兼课的，故合作起来没有任何障碍。
其实，更应该关注的，是联大师生与本地民众的生活习惯及思想文化的冲突。小品文杂志《宇宙风》上，曾这样描写昆明的街景：“这种同时表现着二个不同的世纪，尤其当一个红唇烫发高跟的女郎，与一刚由山上下来的半开化的猓族土人，用头顶着他的商品，在一条路上进行的时候，这也是由于抗战而形成的奇观吧!”[95]不过，很快地，昆明市民接纳了现代男女交往方式，联大学生的服饰也发生了变化。原刊1939年昆明版《战时知识》1卷12期的《西南联大的学生生活》，是这样描写联大学生的“衣着”的：“退了色的黄制服，黄制帽。天气冷了，加一件黑色棉大衣，这至少是80%的学生们一年四季唯一的服装。其次是蓝布大褂;西装就少了。”“女的浓妆艳抹形色轻佻的，大家就呼为‘妖’;男的服装奇特逾越常规的，大家便称做‘怪’;妖妖怪怪者，不过三两人耳!”[96]
因历史传统及生存环境不同，外地人与本省人的文化冲突不可避免。1939年1月12日至23日，中央大学教授刘节从上海转香港、河内到达昆明，十二日间，先后拜访或会晤陈寅恪、徐森玉、吴文藻、闻宥、徐旭生、傅斯年、罗常培、姚崇吾、毛子水、浦江清、吴晗、罗庸、梁思成、张荫麟、钱穆、陈梦家、吴宓、王力、李济、梁思永、顾颉刚、董作宾等，这些都是联大、云大以及中央研究院学者(多为刘节读清华国学院时的师友)，在交流学问的同时，也涉及各自对云南及昆明的印象。刘离开昆明当天的日记，某种程度折射出当时西迁学者的普遍看法：
余至云南共十二日，于昆明一带之天气最为爱好，其近郊风景亦自成天趣。惟于此间习惯风俗及土人之秉性大不同情，昆明人不论士农工商，早起甚晏，早上十二时以前商店开门者不及二三。土人十之五六皆有烟瘾。人民懒惰，而自视甚高，既无大智慧，又不愿纳善意，排外之性高于一切。如此人民，与外来优秀之士相处日久，当难逃优胜劣败之原则也。[97]
幸亏这日记是半个多世纪后才发表，要是当初公开刊出，作者很可能像撰写《昆明杂记》的李长之那样被当地人围攻，乃至“落荒而逃”。
批评云南人及云南文化，这话必须是本地人讲才合适。云南大学文史系教授楚图南是云南文山人，对云南人自身局限性有清醒的认识，面对联大进驻后本省人和外省人的文化冲突，主张“批判底接受一切”。楚图南称：“我们只要看看来到云南的学者名流，对于云南的批评，总是冠冕堂皇的一套恭维，如云南天时气候如何，人民性质如何，社会秩序如何之类。照他说来，云南真好象是天堂一样了。我以为这若不是对云南人的一种侮辱，也就是对云南人的一种欺骗。”楚文强调对人的尊重和学术的宽容，大胆接受外来文化，以便“使云南文化能够加速度地度到一个新阶段”[98]。
作为云南人，不能自欺欺人，要勇敢地面对挑战;而作为外来者，必须真诚地承认云南人民为西南联大作出了巨大贡献。蒋梦麟在《西潮》中称：“昆明人对于从沿海省份涌到的千万难民感到相当头痛。许多人带了大笔钱来，而且挥霍无度，本地人都说物价就是这批人抬高的，昆明城内到处是从沿海来的摩登小姐和衣饰入时的仕女。”[99]而郑天挺的《滇行记》也有翔实的记载：“我们大队师生来到蒙自，轰动了整个县城，该地商人遂乘机提价。原来在长沙时，学生包饭每月仅5元5角，且午餐晚餐可三荤二素。及至蒙自，商人却将学生包伙提至每月9元，且菜为一硬荤、二岔荤(肉加菜)、二素，教师包伙每月12元。是时云南本地各局之三等办事员，月薪不过12元(滇币120元)，而教职员一月之伙食费已与该地职员一月收入相等，这不仅增加师生负担，也觉得愧对当地父老，于是初议未谐。”[100]
沿海城市与内陆地区民风之所以不同，与历史传统有关，也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早起晚起、准时不准时，还有商店开门时间等，都与此有关。昆明所处的地理位置，使其开化较晚，文化传统不太雄厚;但也正因为比较闭塞，民风平和，对读书人相当尊重，西南联大方能成为主导力量。换一个民风剽悍或商品意识强的地方，联大所面对的困难将会大得多。引入大批外来人口，必定挤占本地人的生存空间，无论是联大人还是后世史家，不能居高临下，只说联大对于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所作贡献，而不提及云南民众的抚育与支持。
六、“应叫青史有专篇”
原联大经济学系主任陈岱孙为西南联合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作序，称：“我们联大师生是否常有这种遗憾：西南联大只有八年(或者只有八年半……)，可惜，联大的实体已不复存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101]其实，正因为西南联大早已结束，才更值得后人追怀。就好像清华国学院、无锡国专、延安鲁艺、燕京大学，以及香港的新亚书院、新加坡的南洋大学，因为过早“凋谢”，所以格外凄美。倘若西南联大不解散，一直延续到今天，评价肯定没有这么高。再好的大学，也有不如意的地方。只有消失在历史深处的西南联大，冰清玉洁，白璧无瑕。我们都只记得其风姿绰约，热心谈论其如何“回眸一笑百媚生”，而很少追究其存在的缺憾。翻阅1946年联大学生编印的《联大八年》，你会看到很多刻毒的批评与抱怨;几十年后，这些老学生若撰写回忆录，必定是满口赞扬之声。我曾认真翻阅北大历年“纪念册”，得出一个结论：凡在校生编的，大都是批评意见;凡老校友编的，大都是温馨回忆[102]。两种感觉都是真实的，最好是对照阅读，方能见其真面目与真性情。
当然，西南联大有其特殊性，以南渡始，以北归终，这个故事实在太完美了。早先是“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后来又“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诗”[103]。借用宗璞的系列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起承转合之间，有充分的戏剧性，但又未见抹不去的阴影。那些被迫关闭的大学，当事人壮志未酬，深感压抑;而西南联大则是以胜利者的姿态，主动解散，班师回朝，故壮志多而悲情少。
另外，西南联大的历史及精神遗产为三校师生所共有，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所大学。这样，今天的北大人、清华人、南开人，无论如何吹捧西南联大，都不会被世人讥讽。陈岱孙曾感叹：“我们有的时候是否有些把西南联大的历史神话化了?”[104]答案是肯定的，以老校友的回忆为主导，加上当地政府的大力策应，必定偏于溢美。更何况，今人之谈论西南联大，某种程度上是将其作为一面镜子，来观照今天的中国大学。因此，不仅仅是怀旧，更重要的是反省——反省21世纪中国的“大学之道”，到底该往哪儿走。在这个意义上，联大校友发起的对于联大历史的抢救，既寄托了他们的个人情怀，也日渐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
“西南联大”之成为热门话题，是最近这十几年的事。最早描述联大生活的书，当属1946年西南联大学生出版社刊印的《联大八年》[105]。此后的四十年，几乎没有什么动静;有一部长篇小说《未央歌》(鹿桥著)，但也只是在台湾及香港流行。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当年的联大学生陆续退休，加上整个环境变化，西南联大的历史记忆方才逐渐发酵。1984年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创办《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至今已出42期)，对于凝聚校友、组织活动起了很大作用。而以下图书的刊行更是功不可没：《学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台北：南京出版社有限公司，1981年)、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云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校史编辑委员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资料》(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刊印，1986年)、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笳吹弦诵情弥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政协四川省叙永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叙永县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西南联大在叙永》(1990年)、蒙自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等编《西南联大在蒙自》(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至于北大、清华、南开以及云南师大四校合编的六卷本《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资料》(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对于研究者来说，更是不可多得的宝库。
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笳吹弦诵在春城》和《笳吹弦诵情弥切》，加上为北大校庆九十周年而编撰的《精神的魅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这三本书起码让我们明白，关于“大学叙事”，就体例而言，可以是历史，也可以是文学;就立场而言，可以是官方，也可以是民间;就趣味而言，可以是开新，也可以是怀旧。而这对于引领1990年代中国学者及读者的“大学想象”，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于是，大家开始换一种眼光来看西南联大的历史。联大教授的自述(如蒋梦麟的《西潮》、冯友兰的《三松堂自序》、钱穆的《师友杂忆》)、日记(如浦江清《西行日记》及《朱自清日记》《吴宓日记》)，以及学生的追忆(如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许渊冲的《追忆似水年华》、何兆武的《上学记》)，还有小说散文(如外文系学生吴讷孙[笔名鹿桥]的《未央歌》、中文系学生汪曾祺的《泡茶馆》《跑警报》《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西南联大中文系》等散文，以及联大附中学生宗璞的长篇小说《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等，都陆续进入了世人的阅读视野。而张曼菱总编导、总撰稿的《西南联大启示录》(五个光盘加一册小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音像片附同名书，云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6]，让联大故事的讲述更为“声情并茂”。至于研究著作，除了本文引述的，值得推荐的还有谢泳的《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姚丹《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王喜旺《学术与教育互动：西南联大历史时空中的观照》(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
先是老校友，后是教育史家，接下来变成一个全民参与的“历史记忆”。联大之所以能吸引大众的关注，不仅仅是闪光的数字，更重要的是动人的故事。经过四十年的遗忘，二十年的发掘，如今恰到好处，该是西南联大“风光”了。大家都在追忆、凭吊那所充满神奇色彩的“大学”，问题在于，从何入手最为合适。
1983年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成立，联大中文系教授王力作《缅怀西南联合大学》：“卢沟变后始南迁，三校联肩共八年。饮水曲肱成学业，盖茅筑室作经筵。熊熊火炬穷阴夜，耿耿银河欲曙天。此是光辉史一页，应叫青史有专篇。”[107]毫无疑问，西南联大肯定是“青史有专篇”的，问题是在什么“史”上——是政治史、教育史，还是思想史、学术史?
西南联大的遗址在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1982年，校方在联大遗址建立了“一二·一运动纪念馆”，2004年又在此纪念馆附设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馆”。十多年前，我曾批评《北京大学校史》，称大学史的写法不该是“学生运动”加挂一点“教学与研究”，引起了很大争议[108]。几年前，我撰文分析“清华国学院”的崛起，直言这是一个移步变形的过程：“最近二十年，在清华，流行着三套话语，对应着三个故事系统：第一，作为革命话语的闻一多和朱自清的故事;第二，作为学科体制的‘清华学派’;第三，作为学术精神的清华研究院。”[109]同样道理，总有一天，我们会倒过来：应该是“校史馆”附设“一二·一运动纪念馆”，这才顺理成章。
西南联大不是一所一般的大学，从教育史、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乃至政治史入手深入探究[110]，都能有精彩的发现。读文学的常说，有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谈论中国大学，自然也不例外。面对日渐被“神话”的西南联大，我的态度颇为骑墙：既欣喜，又惶惑。没错，作为战时中国的最高学府，西南联大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取得如此业绩，实在让人振奋。可我担心，一次次充满激情与想象力的“述说”，是否会熨平无数“伤疤”与“皱痕”，将九年艰苦卓绝的“联大”之路，化简为一个个激动人心的励志故事?但愿这只是我多虑。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8-03-21 14:2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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