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西北联大的传统文化教育
2018-03-21 11:21:19  来源：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网站　作者：兰梁斌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战时期组建的西北联大，自觉推进教育与抗战建国相适应，运用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培养学生的个人道德，增强民族自信、爱国精神。联大的传统文化教育贯穿在学校的办学理念、课程设置、科学研究、课外活动中，形式丰富。通过课堂教学、学术讲座、课外考察、纪念活动等方式，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之一。联大学生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培养下，形成了天下为公、不诚无物、勤奋敬业、质朴务实的优良作风和品格。西北联大的传统文化教育反映了大学是优秀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载体，对于完善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中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具有启示意义。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为延续民族文化命脉，保存高等教育力量，国民政府提出“战时应作平时看”[1]的教育指导方针，实施高校内迁战略，组建了西南联大、西北联大等高校联合体。西北联大在西北地区生存达八年之久，立于民族危亡时期的西北联大，自觉适应抗战建国要求，大力运用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培养学生的个人道德，增强民族自信、爱国精神。联大的传统文化教育贯穿于学校的方方面面，在其熏陶和培养下，学生形成了优良品格，展现了高等教育与优秀传统文化的紧密联系。西北联大的传统文化教育向我们深刻地展示了离开民族传统的大学就如无源之水，同时也反映了大学具有传承、实践、创造文化的重要功能。这些经验对于完善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中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具有启示意义。

　　一、以优秀传统文化激扬抗日爱国精神

　　抗战时期，面对深重国难，联大师生清醒地认识到“教育需要与抗战建国政策相适应”[2]。他们认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不计小我，自觉追求民族独立与自由，主动“将国家政策，注入在教育精神里面去”[3]，将救国图存、反抗侵略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高度的爱国精神是西北联大重要的文化传统。而通过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激发学生的爱国精神和民族自信心，是其重要举措。1938年，黎锦熙、黄国璋二位教授非常赞同“教育部”提出的在教育中研究光大中国固有文化，以培养民族自信心，并提出重编教科书来促进传统文化学习。他们深知民族自信的培养对抗战胜利的重要意义。

　　1939年，为从精神上确立民族至上目标，鼓舞师生积极抗战，联大常委胡春藻(又名庶华)在纪念孙中山时提出“救国之道德”，这种道德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他指出：“今日中国之需要者，为攘寇患以救国家，所以今日要全体国民力求实践之同一道德，这种救国之道德，实为吾先民所固有，也就是总理所提倡之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通过传承优秀传统道德精神，鼓舞学生“养成整齐、清洁、勇敢奋斗的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与个人自强心”[4]，为抗战胜利奠定精神基础。当然此处的忠孝并非过去的愚忠愚孝，而是“对国家尽其至忠，对民族行其大孝”“一致笃信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是以吾人今日行孝之对象，应为整个之民族。应求不辱吾民族共同之祖先……牺牲一己以维护民族之生存，自必引为人人最高之责任”[5]。联大常委徐诵明也强调通过历史文化教育来激扬学生的民族精神。

　　1943年，《西北学术》月刊创刊时，校长赖琏指出：“我们要恢复历史的光荣，创建新兴的文化。”当时历史系在阐述培养目标时，指出既要造就研究史学之专门人才，“养成一般历史课程之师资”，还要通过史料研究，“提高民族自信精神”[6]。可见在西北联大，通过历史文化激扬学生的爱国精神已形成共识。在这种文化熏陶下，培养的学生品格独立，如旅台校友于正生回忆道：“我们可以感觉到我们母校毕业出来的校友，大半都是保有中国传统文化浓厚色彩，而富于应付艰苦环境具有坚强战斗力的中年人士。”[7]

　　二、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办学理念

　　西北联大重视文化传承，自觉将传统文化精髓融入到办学理念中，突出表现于校训校歌上。

　　作为理念形态的文化，校训是一所高校办学理念的核心，学校精神的浓缩，能够引导、凝聚师生。校训制定需结合历史文化、时代精神、学校特色等综合考量，能够反映学校的品格。1938年10月19日，联大举行第45次校常务委员会议，决议将“公诚勤朴”作为校训，并制成匾额，悬挂礼堂。黎锦熙解释，“公”是天下为公，“诚”是不诚无物，“勤”是勤奋敬业，“朴”是质朴务实。校训体现了传统文化精髓与时代精神的融合。他指出“西北之华山汉水，即‘华夏’之名所由来，古代文化实肇此土”，因此应继承“西北固有优良之民性风习”，如“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勤以开源，朴以节流，公以去私，用绝党争，这都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精神[8]。但校训来源于传统，并不等于复古，而是要体现时代精神，“然若徒珍故物，发思古之幽情，不计神州奥区，实赖物质交通而开发，则荣誉虽存于往史，今终无以解于落后之诮也”，因此应“以继往开来为务”[8]。近代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就是“贫、愚、私、弱”，西北地区尤其严重。联大所在的汉中城固，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经济发展落后，文化水平低下，而“公诚勤朴”，正是对症下药，希望可以通过发扬这些精神，营造积极向上的校风，进而影响民风。

　　校歌也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校歌歌词是学校展示办学历史和传统，鼓舞全校师生，加强凝聚力的重要内容之一。联大第45次校常务委员会议聘请国文系主任黎锦熙和法商学院院长许寿裳撰写歌词，其中写道：“华夏声威，神州文物;原从西北，化被南东。努力发扬我四千年国族之雄风……”[8]，表达了传承悠久文明，发扬民族精神的办学愿景。联大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校园文化，充分体现了传承创新优秀文化的努力，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作用就是鼓舞师生抗日爱国的信心与动力，胡春藻指出：“校训校歌之制定……务使抗战教育之精神随抗战生活而孟晋。”[9]满足抗战需要始终是西北联大的根本战略。

　　三、课程设置中的传统文化教育

　　在课程设置中，联大专门开设了有关历史文化类课程，加强传统文化教育。主要体现在：

　　(一)开设共同必修传统文化课程

　　1938年10月5日《西北联大校刊》刊登了《颁布文理法三学院共同必修科目训令》，指出各大学课程“自行规定，得因人地之宜，自由发展，惟以缺乏共同标准，遂致科目互异，程度不齐，未能发挥大学教育一贯之精神，而若干大学，分系过早，各系所设专门科目，又或流于繁琐，一般学生缺乏良好之基本训练，所得知识难免支离破碎，不能融会一科学术之要旨，亦非培养高深学术人材之道”。据此情况，厘定颁布了三学院共同必修科目。其中作为传统文化重要内容的“国文”“中国通史”都是必修科目，各占6学分，学分比重很高。师范学院规定的各系共同必修课程中，“国文”“本国文化史”共计14学分，占总学分1/3，同样重视传统文化学习。1938年11月28日，联大举行总理纪念周，教务主任张贻惠要求全体一年级学生，必须订定“共同必修科目”，以让学生了解历史文化。

　　(二)写作“修养日记”“读书札记”

　　联大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品格修养，胡春藻指出：“伟大事业的成就，基于伟大人格之养成。所谓伟大人格就是打破个人利害观念，看透生死关头，临难不苟，见死不惧，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泰山可移，志节不变……青年勤求学问，若不注重人格之修养，犹之猛虎传翼，终为人类之害。”[10]联大采取的方式是要求全校一年级生写作“修养日记”及“读书札记”。日记要求每天睡前写完，内容是“对于自己生活之反省与认识为主旨”[11]。重视道德反省是儒家的重要特征之一。学生写作“修养日记”体现了对儒家传统的传承，反映了时代要求，学生每日深刻反思个人“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有否与抗战工作有关系，必须如此，才不愧为大学生”[12]。读书札记主要内容涉及诸子、佛书、道教、说文、字典、音韵、国语、人物传记及考古学等传统文化内容。

　　此外，联大还直接运用优秀传统道德来教育学生。1938年12月25日，教育系导师在与学生谈话时，指出“品格的修养，比什么都重要。其实品格的修养，在中国古代也异常重视，如孔子所谓‘德行颜渊闵子蹇……’可见地无中外，对于学生的训练，莫不以品格为第一”[13]。12月26日，胡春藻在对师范学生演讲时，多次引用孔孟思想要求学生注重道德修养，指出“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如学问道德气魄不能达到一定程度，毕业要做一个优秀教师是不可能的。师范生须有“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和“知足不辱，知耻不殆”的修养，在教师岗位上，“和易近人，诲人不倦”“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给学生带来快乐，“传道授业解惑”“顶天立地做人”。

　　四、重视传统文化研究

　　联大师生注重运用科学方法研究传统文化。1938年，黎锦熙、钱玄同在为国文系拟定科目表时，提出要“培养学生用历史的态度与科学的方法研习中国古今语言文字，各体文学作品及各家著述，以解决今后国文的新趋向之能力”[14]。同年，黄国璋提出应在科学方法指导下发扬中国固有文化。李书田也提出要“以科学方法发扬中国固有文化”[15]。所谓科学方法就是近代在西学影响下形成的研究方法。联大的学术精神紧跟时代潮流，师生在其指导下，取得了大量的传统文化研究成果。

　　一是考古研究。历史系何士骥、周国亭等发掘张骞墓，研究张骞通西域，考察汉中地区诸葛武侯遗迹，取得重要成就。历史系黄文弼在1927—1943年间先后三次赴新疆考察，发掘了雅儿湖曲氏高昌墓地、汉烽燧遗址等，在罗布淖尔北岸发现了石器时代遗址、丝绸古道等。围绕塔里木盆地、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考察，论证了楼兰等古国和古城的地理位置。这些考察对研究新疆历史及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价值。

　　二是古代思想文化研究。汪奠基的《中国逻辑思想史》，是第一部中国逻辑思想通史。陆懋德的《先秦哲学史》、刘及辰的《先秦诸子的思想方法与思想体系》是对先秦思想的深入研究。马师儒的《中国古代教育史》研究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演变。张纯一对先秦墨家的研究用力甚多，著有《墨子间诂笺》《墨学与景教》《墨学分科》等，《佛教之根本伦理》对佛教伦理学有开拓研究。古史辨代表人物之一罗根泽的《诸子考索》力图清理古史。

　　三是历史文化研究。陆懋德不仅参与张骞墓发掘，而且对中国历史文化有深入研究，著有《中国上古史》《中国文化史》《中国史学史》。周传儒著有《中国古代史》《甲骨文字与殷商制度》《书院制度考》。蓝文征著有《中国通史》《隋唐五代史》《魏晋南北朝史》。萧一山的《清代通史》对清史研究有非常重要的贡献。

　　四是地方志建设。黎锦熙为陕西地方志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城固县志续修工作方案》中，提出修志不能止于续补前志，要增加篇目及内容，修志材料来源包括实地调查、档案整理、群书采录，极大推动了民国时期中国方志理论的发展。

　　在这些研究中，师生首先展现了科学精神。李季谷等在考察张骞墓时，不仅请当时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亲自指导，而且注重以大量文物资料说话，通过墓道清理，对灰陶片等文物的研究，最终断定所发掘即为张骞墓。其次表现了批判精神。教授们并不盲目复古，而是批判研究。黎锦熙指出文史研究除要注重固有材料外，还必须“注重科学的方法及时代的认识”[16]，时代认识要求批判扬弃，选择适应时代趋势的精髓予以发扬。高振业认为在小农社会的长期影响下，百姓存在“安土重迁，缺乏事业欲望与冒险精神”“眼光狭小，重个人利害，国家观念薄弱”等劣根性[17]。谢似颜指出“我国古代的道德……从没有民族主义的道德相号召者”。佛教“只有人死观，没有人生观，只有超出世间的玄想”[18]。吴英荃认为传统士大夫的精神品性缺少“热血忠勇”“习于虚伪，耽于苟安”[19]。科研是教学的动力，这种批判的研究态度，有利于引导学生养成理性的思考能力，促进传统文化教育的深入。

　　五、举办课外活动加强传统文化教育

　　联大还注重通过课外活动加强传统文化教育。

　　一是举办学术讲演，向学生传输传统文化知识。1938年，联大制定了《本校学术讲演办法》。讲演目的一要“增进学生学术”，二要提高学生道德修养。内容包括国防、文学艺术、历史文化及与抗战有关主题。形式分为全校性和院系性两种，全校性讲座由学校常委会主持，各院系讲座由院长或系主任主持。讲座次数及时间安排，由常委会或院长分别决定。讲演人员由学校邀请党政先进、校外学术专家、本校教授担任。每次讲座时间不超过一小时，讲座前公布题目，讲稿由学校送报纸杂志发表。讲演对象以本校学生为主，必要时也允许公众参加。联大第二院甚至每周敦请校内外专家做学术讲演。1939年，联大组织学生集中军训，以从身心两方面锻炼学生，其中心理方面就是经常邀请“教授名流轮流讲演”，内容主要是“从历史以激扬民族精神”[20]。如李季谷讲演指出“吾中华民族之势力，卒能续持至今而不衰者，则缘吾族具有特殊的民族精神故也”。然后通过勾践、荆轲、祖逖、文天祥等人物的介绍，鼓励学生以他们为示范[21]。许寿裳则以勾践的故事鼓励学生做抗战建国的好模范，“只要我们能够学着勾践的精神有自信，有计划，刻苦耐劳，长期抗战，上下一心，共赴国难，那么我们的抗战建国，革命大业，一定是成功的”[22]。赵兰庭强调“四千余年来的祖宗遗产，要我们来维护;万事不替的民族生命，要我们来延续;我们所负的使命，是何等重大”[23]，通过传承历史的责任感鼓励学生奋勇抗日。

　　二是组织实地考察、纪念活动。在经费紧张困难的情况下，组织学生外出调查古迹遗址，了解历史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1938年2月18日，历史系组织考古班学生参观了陕西考古学会所藏文物。在许多考察中，对张骞墓的调查最突出。1938年7月12日，何士骥、周国亭起草的发掘报告书，详细记录了张骞墓前石刻情况。8月，历史学系制定了细致的张骞墓古物探寻计划书，强调发掘张骞墓，既为“学生实地练习考古起见”，更为“表彰民族英雄张骞”[24]。1938年8月30日，常委联名关于整理张骞墓送城固县政府公函中，指出张骞是“吾国著名之民族英雄，开拓疆土，沟通文化，四裔尊崇，万世瞻仰”。对其整理保护，是师生不可推卸的责任，也可“提倡民族复兴精神”，推动抗战进程[25]。

　　学校还利用考古成果在校内举行文物展览。1939年1月13至14日，学校将1938年8月24日至9月2日清理张骞墓所得文物在历史系考古室陈列展览，包括印范、五铢钱、汉砖等，供师生参观学习。

　　1939年4月6日民族扫墓节，由常委李蒸等率领师生1400余人，整队祭扫张骞墓。墓前增设总理遗像，师生宣誓实行国民抗敌公约。主席徐诵明、监视人胡春藻等报告了宣誓的意义，指出“博望侯在匈奴十余年，不与敌人妥协，此种精忠报国之精神，堪为吾人所效法”[26]，以张骞的民族气节激励学生鼓起抗日信心。

　　自1938年初以来，联大多次安排师生赴甘宁青等地区考察，自觉承担起“复兴西北古代文化”“发展整个西北教育”的重任[27]。1938年12月4日，学校历史学会还组织师生赴勉县考察中国古代政治家、军事家遗迹，深入调查武侯祠及勉县三国历史遗迹。1939年6月3日，联大在本部大礼堂举行虎门销烟纪念大会。李蒸等常委参加，历史系杨人楩详细讲解林则徐的禁烟措施。后来学校还组织禁烟宣传队，赴城固各地宣传鸦片危害[28]。

　　以上充分说明联大注重就近利用文化资源对学生进行民族精神教育，并进行科学的历史考古研究。

　　六、联大传统文化教育的意义

　　西北联大诞生于国难深重的抗战时期，不能离开当时的环境来评价联大的教育教学。学校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鼓舞了师生的抗日信心，激发了民族精神、爱国精神，提高了道德修养，增强了自强意识，这是联大传统文化教育的根本特点。师生在艰苦条件下坚持学习、服务抗战，体现了高度的责任感和牺牲精神。联大的传统文化教育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将课堂与课外、理论学习与实践学习、科学研究与品格教育、历史教育与抗战需要相结合，鼓舞师生向民族英雄学习，振奋抗日救国精神。学校自觉地承担起传承创新中华文化的重任，这突出体现在科学研究上。师生非常重视运用科学方法研究传统文化，但并不是盲目复古，而是在批判中传承创新。可以说联大的传统文化教育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价值和意义越来越凸显。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精神。习总书记也多次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现代价值。2014年3月26日，教育部印发《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通知，从七个方面提出在高校中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传统文化教育的举措。2014年5月4日，习总书记在与北大学生座谈时指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这充分表明在高校中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高校需要根据自身实际贯彻落实《纲要》精神，如何让优秀传统文化润物细无声，让学生能够批判性地区分精华与糟粕，需要各所高校创造性加以解决。值此背景，也恰逢我们纪念抗战胜利，研究“抗战精神”，自然也包含总结战时的教育经验[29]。联大的传统文化教育给我们的根本启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校园文化建设的源头活水、民族精神和奋斗动力的不竭源泉，我们应自觉地担负起传承创新中华文化的重任，完成大学应有的使命。

　　文章来源：《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作者：兰梁斌，博士，现为西北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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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国民精神总动员[J].西北联大校刊，1939，(14).

　　[6]历史学系科目表[G].国立西北大学档案，全宗号:67，目录号:5，案卷号:435-1.

　　[7]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7]于正生.从旅台校友看母校特性[C].台北国立西北大学校友会编.国立西北大学建校三十周年纪念刊，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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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许寿裳.勾践的精神[J].西北联大校刊，1939，(12).

　　[23]赵兰庭.从集训生活说到大学教育军事化[J].西北联大校刊，1939，(12).

　　[24]张骞墓间古物探寻计划书[J].西北联大校刊，1938，(1).

　　[25]1938年关于整理张骞墓公函[G].国立西北大学档案，全宗号:67，目录号:5，案卷号:439-1.

　　[26]本校全体师生祭扫博望侯墓并宣誓实行国民抗敌公约[J].西北联大校刊，1939，(14).

　　[27]本大学派员赴甘青两省考察[J].西安临大校刊，1938，(11).

　　[28]本校举行林公则徐焚土百年纪念大会纪录[J].西北联大校刊，1939，(18).

　　[29]姚聪莉.西北联大的学术自由及其历史价值[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责任编辑刘炜评]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8-03-21 11: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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