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纷飞中书写教育奇迹
2018-03-21 10:57:18  来源：云岭先锋网　云南日报　作者：陈鑫龙 施铭 汪婷婷  点击：  复制链接

西南联大原教室

西南联大纪念碑

西南联大校门

梅贻琦宣布联大胜利结束

联大欢送抗日从军的同学

湘黔滇旅行团经过近日楼

　　在中国现代史上，没有哪一所大学能像西南联大那样，引起海内外无数知识分子的注目。这所大学在抗日战争中诞生，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成长。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全体师生铭记国耻，秉承“刚毅坚卓”的校训，虽身处硝烟弥漫的动荡年代，仍以教育救国、学术救国为己任，传承延续了民族文化的命脉，保证了中国教育和学术进步之可能——

　　在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纪念日到来之际，记者来到闹市之中保有一方绿意的云南师范大学老校区，拜谒西南联大遗址。在校园东北角，一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在纪念碑一侧，是象征联大精神薪火相传的火炬纪念柱;在校园内保存的一处西南联大教室内，依然摆放着数十张造型有点奇特的木椅，墙上悬挂着联大校徽和校歌……

　　长期研究云南抗战史，谙熟西南联大史的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专家教授，向记者讲述了那些尘封多年的联大往事，还原了一个动荡岁月里西南联大创造的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

　　文人长征——西南联大的迁滇之路

　　“1938年4月28日，抗日的峰火弥漫全国，由闻一多等11位教师和280余位学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经过68天、3500多华里的长途跋涉，终于抵达昆明，‘会师’先期到达的西南联合大学的师生。至此北京、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完成了由长沙西迁云南的教育壮举，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就此成立”。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研究员李红英说，这次颠沛流离的西南联大迁滇之路被后人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长征”。

　　李红英介绍，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7月下旬，平津沦陷。为保存中国的文化教育力量，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内迁高校，在后方组建几所临时大学。1937年8月28日，教育部任命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三人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对搬迁到长沙的三所大学进行了合并，长沙临大遵照教育部训令，没有设校长，三校校长均为常委，共同负责。三校各自也依然保存着自身的系统，只是略作调整，长沙临大没有统一的校舍，甚至不存在一块属于自己的校园，教学、生活、办公所需房舍均或租或借：教室、办公室及宿舍租借岳麓山的韭菜园圣经学校、涵德女校及附近的四十九标营房，文学院设在南岳圣经学校。三校原有教学设备，图书无法运达，购置又力所不及，也只能是或借或租或联合购买以维持教学及研究之用。“虽然临时，但三校合一，短长互见，可以取长补短;而人才集中，这也是任何学校所不能比的。”

　　1937年11月1日，临时大学在长沙的空袭警报声中如期开学。不久，日军占领上海，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军沿长江一线步步逼近，武汉告急，战火逼近长沙。1938年1月初，随着日机空袭长沙的次数不断增多，长沙临时大学已经不能维持正常的教学，长沙临大再次奉命西迁云南昆明。期间，面对日军的进犯，校内有九百余学生不愿西迁，或奔赴前方，或到延安抗大学习，或参加了“战地服务前团”。“痛南渡，辞宫阙。驻衡湘，又离别”，精准写出了长沙临大临时过渡、迁徙不定的战时情形。

　　“到云南，是因为有滇越和滇缅两条路可通到国外，设备仪器容易运进来。但是即便如此，举校搬迁，又是战时，谈何容易!经费、交通、安全，一系列的问题。”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的李娅研究员认为，当时从长沙到昆明，既无直达铁路，原有的简陋公路汽车又难通行，唯一妥当的通道便是乘粤汉铁路到广州，经香港由海路到越南海防，再改乘滇越铁路到达昆明。

　　李娅介绍，当时根据临时大学常委会安排，派遣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教授秦瓒先往云南联系，指挥教官雷树滋提出搬迁路线。雷树滋是云南元谋人，经常往返于云南与京沪之间，他提出了走水陆两路的计划。一路是水路，安排女生、教职员和部分因病不能步行的男生，经粤汉铁路至广州转香港，乘轮船入越南海防，再乘火车经河口入昆明，虽数易舟车，但较陆路既方便又迅速。另一路是陆路，师生共同组成“湘黔滇旅行团”，由军事委员会指派中将黄师岳担任旅行团团长，黄钰生、闻一多、曾昭抡、李继侗、袁复礼、吴征镒等11名组成教师辅导团，带领学生徒步横跨三省，经由湘西、贵州，到达昆明。而陈岱孙、冯友兰等十余位教师则乘坐分程包租汽车，沿湘桂公路经桂林、柳州至南宁，再经越南转滇越铁路到达昆明。

　　一路上，师生们高唱抗日救亡歌曲，到学校讲演，会见来访中学生，向老百姓介绍抗战局势，控诉日寇暴行。同时，师生们沿途采风问俗，顺便做社会调查及文化考察;辅导团的老师们也不失时机地进行实地教学。闻一多教授讲桃花源地名的考据意义，指导学生收集民歌、研究地方民族语言;李继侗教授介绍云南农村的情况;袁复礼教授一路讲解河流、地貌和岩石的构造变形……

　　1938年4月28日，经过长途跋涉，湘黔滇旅行团进入昆明，“会师”先期抵达的梅贻琦等师生。“文化长征，终抵滇云”。三校完成了由长沙西迁云南的教育壮举。

　　1938年5月4日，长沙临大奉教育部令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正式开课，分理、工、文、法、师范五学院。据资料统计，到达昆明就学的学生，加上在昆明接收的借读生，共有学生993人。

　　校训校歌——西南联大的精神之魂

　　“西南联大三校历史不同、学风各异，却能并肩携手、团结一致，校训校歌在其中发挥着巨大凝聚、调和、激励的作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蔡毅说：“若将大学视做一个人，校训校歌即这个人的大脑与座右铭。”

　　“刚毅坚卓”——西南联大的校训，四字简单明了含义却丰富深刻。它倡导的是做人做事的态度和人生的态度，而不是具体的科研、教学指标，是做人做事永远应该追求的境界。

　　蔡毅介绍，1938年11月30日，西南联大第94次常委会认真讨论，定校训为“刚毅坚卓”。而教育部一面限令催促各大学上报校训，一面又通知各校，要以“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为全国所有学校的校训，还必须制匾悬挂。而西南联大却不以为然，仍以“刚毅坚卓”为自己的校训。

　　通过对保留文献研究，蔡毅说：“当时，陈寅恪先生提倡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刘文典敢于破口大骂蒋介石;闻一多不畏权势，掷地有声的‘最后的演讲’等教授学者，他们皆具有一种‘上马杀贼，下马赋诗’的英雄豪气，他们用自己的行为和生命对‘刚毅坚卓’做出了最好的践行与阐释。”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诞生于艰难困苦环境中的西南联大校歌，用《满江红》词牌填写歌词，把学人西迁称为“万里长征”，内容不长，但意境深宏、气象远大。

　　“由于这样的校歌校训，便孕生出西南联大‘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优良风气。”蔡毅认为，“弦歌不辍，遗泽千秋。西南联大的校歌校训是相同相近连为一体的精神财富。”

　　精神上高大辉煌如圣殿的西南联大，现实中却只是矮小简陋几所平房。抗战时期的昆明，物质缺乏、硝烟弥漫，联大的师生们却在这里度过了一段精神富裕的日子。

　　大师云集——西南联大的传承之源

　　早年留学德国，获海德堡大学博士学位，后来任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的冯至曾经说过：“如果有人问我‘你一生中最怀念的是什么地方?’我会毫不犹豫的回答，‘是昆明’。如果他继续问，‘在什么地方你的生活最苦，回想起来又最甜?在什么地方你常常生病，病后反而觉得更健康?什么地方书很缺乏，反而促使你读书更认真?在什么地方你又教书，又写作，又忙于油盐柴米，而不感到矛盾?’我可以一连串的回答，‘都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

　　战时昆明的生活是贫乏而艰难的，颠沛流离，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薪水一贬再贬，许多教授连最基本的生活都难以为继。加上常常遭遇日机空袭，生命安全也难以保障。

　　长期研究西南联大史的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研究员朱俊介绍，朱自清在1942年冬天时，因家累颇重(有9个孩子，薪金还要分别给老家和成都的夫人，分三处用)，无余钱添置冬衣，那年昆明的冬天特别冷，只好在龙头街市场买一件赶马人用的披毡来御寒。他上课时从住处司家营出发，披着披毡入城上课，进教室后解下放在一边。

　　有一次李广田在大街上遇到朱自清，“假如不是他老远地脱帽打招呼，我简直不敢认他……他所披的毛毡，样子像蓑衣，也像斗篷，颜色却像水牛皮。以后我在街上时时注意，却看不见有第二个是肯于或敢于穿这种怪大衣的。”西南联大师生们不仅“奇装异服”、衣衫褴褛，吃的也是“清汤寡水”，多为一些野菜、粗粮之类。金岳霖、李继侗等单身教授，自组膳团，菜钱不够时，就自己在住处后园种菜。闻一多家人多，一家平时连豆腐也不大吃得起，饭桌上常常是炒蚕豆、清水煮白菜、萝卜等“老三样”。

　　西南联大教授们甘守清贫，为延续国家的文化命脉和学术进步而思索、研究、写作、创造。

　　朱俊说：“据资料记载：华罗庚每晚工作到深夜，从1938年到1945年间，华罗庚为世界数学史开创了一门新学科——矩阵几何学，攻克了十多个世界数学史上的难题，写出了《堆叠素数论》和《数学导论》两本专著及十几篇论文。”

　　西南联大学生王浩回忆：“在课堂上，有些学生常直言指出教师的错误，而教师因此对学生更欣赏。”而这种师生间的探讨，不仅在课堂上，有时也延伸至了课后的学术交流。西南联大还提倡从游教导，梅贻琦曾形象的说：“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

　　朱俊认为：“西南联大时期，联大教师克服重重困难，活跃于各种学术、社会团体和学术书刊中，各种学术讲座、学术报告不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1937年至1941年，华罗庚每年均在苏联《报告》杂志上发表数学论文;周培源的湍流理论研究，在国际上首次提出速度脉动方程在湍流理论中的研究问题……1941年至1945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举办的一至五届学术研究评奖，联大共获32项，其中一等奖7项，占总数的47%。

　　就是在这种异常艰苦的条件下，朱自清在联大讲授宋诗、文辞研究等课，期间撰著或出版了《经典常谈》、《中国歌谣》等著作，还同叶圣陶合著《国文教学》等著作;沈从文在联大讲授中国小说史、各体文习作等课程，发表了《一种新的文学观》、《谈短篇小说》等文学作品;金岳霖作为享誉世界的哲学家，在联大时期发表了《势至原则》等哲学论文，出版了《论道》等著作;陈省身发表了《微积术的发现与发展》《中国算学之过去与现在》等论文;冯景兰主要讲授矿床学、地文学和土木系的工程地质学，他对矿床学研究精深，云南矿业部门常请他去看矿……大学和研究所的工作在继续着，中国文化在他们不懈的坚守中延展着，传播着……

　　文以载道的治学精神，在一个特殊时期成了民族存续的终极选择。西南联大与云南教育文化事业的跨越式发展可谓交相辉映。联大驻滇时期，不仅带来了一流的教育理念，使一流大师与本地师生患难与共，将名家风范以言传身教的方式引入云南，使三迤大地再一次站在中国近代史的关键位置。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结束北归，一批教授留任云南大学和作为对云南8年养育之恩回馈而留下的师范学院，其中不乏刘文典、钱穆等大家。

　　(图片由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提供)

　　链接

　　群星璀璨

　　西南联大在滇8年，大师云集，人才辈出，他们博学多识、学贯中西、声誉卓著。

　　西南联大著名教授有朱自清、罗常培、罗庸、闻一多、陈寅恪、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雷海宗、钱穆、刘文典、吴晗、江泽涵、潘光旦、华罗庚、陈省身、李继侗、吴大猷、任之恭、周培源、吴宓、陈序经、陈岱孙、叶企孙、杨武之、钱端升、庄前鼎、贺麟、王竹溪、王力、黄钰生、马约翰、吴有训、邵循正、曾昭抡、郑天挺等。

　　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西南联大师生有赵九章、郭永怀、陈芳允、屠守锷、杨嘉墀、朱光亚、王希季、邓稼先。

　　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西南联大师生有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吴征镒、郑哲敏。

　　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西南联大师生有李政道、杨振宁。(记者 陈鑫龙 施铭 实习生 汪婷婷)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8-03-21 10:5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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