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联大：在抗战中坚守并传播教育火种
2018-03-21 10:36:09 来源：陕西党建网 点击： 复制链接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门壁。
1939年3月，学生进步社团自励社成立，图为部分社员合影。
国立西北大学师生欢送抗日从军学生。
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国立西北大学中共地下组织部分负责人。
一、西安临时大学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到了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为了使中华民族文明之火胤续不灭，中国高等教育开始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迁徙，如上海内迁院校25所，北平14所，河北8所，广东7所等等。当年9月初，“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后来长沙临时大学内迁昆明，改组为西南联合大学。而西安临时大学则南移汉中，改组为西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和西北联大是抗战时期国内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两个高等教育堡垒，引领和支撑着全民族抗战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
1937年11月1日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正式开学，15日开始上课，共设6院23系，共有教授106人，学生1400多人，师生们被分别安置在庙后街、通济坊和西南城角。此时的西安正是风云激荡，潮涌浪翻的时候。1937年7月设在西安市七贤庄1号的红军联络处改称八路军驻陕办事处，西安掀起抗日救亡的热潮。而这时候，正是西安临时大学的学生们从全国各地向西安汇聚，他们很快会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的滚滚热浪之中。
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很快建立了党的组织，其骨干力量来自原北平大学地下党，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也很快展开活动，他们与八路军办事处经常保持联系，国立西安临时大学的抗日救亡运动在艰苦的环境中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大学生们组建了“西安临大战地服务团”开赴敌占区周围开展群众动员工作;积极响应全面抗战路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聆听周恩来同志和彭德怀将军的演讲，邀请进步人士丁玲、侯外庐、杨明轩、梁漱溟来校作报告，并经常召开各种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座谈会;西安临大的学生们还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中去，组织宣传队前往陕南开展宣传活动，校话剧团演出舞台剧《飞将军》和街头话剧《放下你的鞭子》，歌咏队经常深入民众演唱《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大路歌》等歌曲。沉寂的西安城被抗日救亡的熊熊烈火烧热了，沸腾了。国立西安临时大学驻足西安，不但给这个落后闭塞的城市带来了现代化的高等教育、思想文化和生活习俗，更重要的是唤醒了陕西人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这是一次巨大的观念和精神的涤荡。
二、迁往汉中
1938年，日军逼近潼关，西安临时大学迁往陕南汉中(城固、南郑等地)。1938年3月16日，全校一千八百多名师生按照军事化编队，浩浩荡荡地踏上了第二次迁徙之路。
师生们先是坐火车沿陇海线从西安到宝鸡。其实，当时的陇海线西安至宝鸡段还是一条崭新的铁路线。修好才一年多，还不是很繁忙的西宝铁路就迎来了这批中国青年精英们的转徙。而三个月以后，也就是1938年6月，这条铁路线将会非常繁忙，大批河南难民将会沿着它一路西迁，那时候国民政府为阻挡日军进攻炸开了花园口黄河大堤，这条铁路线将是血与泪的逃亡之路。
西安临时大学的迁徙队伍到达宝鸡之后，沿着川陕公路过渭河，渡柴关，涉凤岭，翻秦岭徒步200多公里，到达陕南汉中。这是一条艰险之路，虽说是公路，而且是很近的1936年才修成的公路，但是它和今天意义上的公路无法同日而语，那是天壤之别。这条路弯道多，坡度大，路面差，危险至极。这条所谓的公路留坝至汉中段还和西安临时大学颇有渊源。这段路测绘与施工的工程师叫张佐周，而张佐周毕业于西安临时大学组成学校之一天津北洋工学院。
全体师生啃着锅盔，吃着咸菜，白天在崎岖泥泞的山路上行军，夜晚留宿荒郊破庙，路上还要担心土匪的袭扰。但年轻人一路放歌，勇敢无比。经过了一个月的艰难跋涉，一千八百名师生终于全部安全抵达汉中。
三、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1938年4月，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仍设6院23系。徐诵明、李蒸、李书田和教育部特派员陈剑翛为校务委员会常委，商决校务。
由于条件艰苦，汉中无法找到校舍，西北联大师生被安置于陕南三县六地。其中城固县有四处，一是城固县考院设立校本部及文理学院，二是文庙设教育学院，三是小西关外原城固县建议师范旧址设法商学院，四是古路坝天主教堂设工学院。南郑县有一处设医学院。勉县有一处设农学院。
西北联大6院23系形成了学科较为齐全的办学格局，这是西北地区真正意义上成体系的具有全国一流教学科研水平的现代化高等教育的开端。这里云集了大批巨擘硕儒，比如徐诵明、李蒸、李书田、许寿裳、张贻惠、黎锦熙、陆懋德等等著名教授，其中也不乏陕籍才俊比如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奠基人华县人杨钟健，著名物理学家长安人岳劼恒，著名教育家米脂人马师儒。
1938年8月，西北联大工学院、农学院与东北大学工学院、焦作工学院、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分别合并为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工学院就是现在的西北工业大学的前身，国立西北农学院就是现在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前身。
1939年8月，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改为国立西北大学，将该校原有之师范学院和医学院独立设置，分别改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和国立西北医学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就是现在位于甘肃兰州的西北师范大学的前身，国立西北医学院就是合并于西安交通大学的前西北医学院的前身。胡庶华为西北大学校长，继承西北联大的教学体制，仍为西北地区唯一之大学，而其他院校均为学院。组成西北大学的文、理、法商学院均来自原北平大学的主体文理学院和法商学院，而北平大学抗战胜利后并未复校，现在的西北大学即成为继承其主体的唯一大学。
这样西北联合大学分立为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师范学院和西北医学院等五个独立的办学主体，他们留在了祖国的大西北，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汉水之滨弦歌不辍，秦巴山地批帐设坛，谱写了一阕感人至深的光辉史诗。
西北联大及其后分各校在坚持办学的同时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师生们成立了许多先进的抗战社团，比如社会科学研究会、展望社、自励社等等。抗战时期，延安革命根据地是我党引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精神高地和思想旗帜，是当时中国最有希望的地方，它就像磁铁一样吸引着西北联大及其后分各校的师生们。1942年4月，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马师儒教授回陕北省亲期间参观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并受托转致毛泽东对老师、同乡、文学院教授黎锦熙的诚挚问候。当时还有大批青年学生通过各种途径，克服重重困难前往革命根据地献身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抗战的激情始终燃烧在汉水之畔，据统计，从西安临大时期一直到抗战结束，西北联大及其后分各校共有308名学生参军。更令人感动的是1944年，西北大学地质地理系教授郁士元投笔从戎，志愿从军，那年他已经43岁，这就是广为传颂的教授参军的佳话。
那时的办学条件当然极为艰苦。国难当头，物资匮乏，所有师生无论男女都是一袭蓝布长衫，天冷时就加一件姜黄色的棉袄。后来的几届学生连棉袄都没有。每天早上打饭就是一场战斗，经常有同学在争抢稀饭时将头上的帽子掉进饭桶。在几乎没有任何教学设备可用的情况下，师生们只得因陋就简，自己动手创造学习条件。同时师生们还要时刻保持警觉，以防日本飞机进行轰炸。刚迁到陕南的那一年，学校就经历过三次大规模的轰炸。
艰苦岁月没有湮灭学校教育救国、科技救国的顽强精神。学校在陕南除了坚持正常的教学以外，还因地制宜地开展起科学研究，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教育事业做出贡献，借以回报秦巴人民。这种因地制宜的办学思路，逐渐凝练成为学校的办学特色，为以后各校立足西北打下了坚实的实践基础。1939年1月，时任教育次长的顾毓琇来校题词“学风当绍横渠之大，文化求复汉唐之隆”，鼓励学校立足西北，为西北地区高等教育和文化经济建设做出贡献。中文系研究西北方言及民歌，历史系挖掘、整理了汉博望侯张骞的陵墓，并收集陕甘宁青新等省史料，成立考古室;教育系与陕西省教育厅合作，利用各中学投考试卷改进国英数三科教材;生物系开展秦岭植物调查;地理系开展汉中盆地地理调查;经济系做西北经济调查，并编制物价指数及工人生活指数。理学院师生为当地解决糖浆不能结晶问题，而化学系利用桐油制造汽油。
四、国立西北联大的贡献
国立西北联大为西北地区现代化的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北联大分离出来的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医学院等五所高校全部留在了祖国大西北，1937-1946年之间，西北联大及其后分各校形成了505名教授、1489名员工的教职工队伍的规模，总计培养的毕业学生达到了9257名。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大学在国家高等教育格局调整中，分流重整，组建了一大批高等院校。比如西北大学部分院系先后分出，组建和参加组建了西北民族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俄文专科学校、西安师范学院、西北政法学院、西北财贸学院等校。为新中国高等教育新格局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西北联大及其后分各校在西北的办学历程也奠定了我国西北地区高等教育的学科格局，西北地区众多院校的学科设置、学科特色以及学科优势，如果溯源的话，最终都会追踪至西北联大时期的学科格局。
西北联大及其后分各校在西北办学历程中所凝练出来的精神品格为西北地区众多院校的大学精神提供了丰富滋养。从西安临大到西北联大，再到后期分立各校，他们的办学历程与中华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自建校之日起，就胸抱炽烈的爱国热情，心怀远大的强国理想。适于世用报以国华，救亡图存兴学报国一直是大学精神的主脉和最强音符。西北联大在城固办学的艰难时刻，淬炼出了“公诚勤朴”的校训。黎锦熙教授曾撰文阐述了“公诚勤朴”的含义。黎锦熙教授，湖南湘潭人，1937年随北平师范大学迁往西安，后辗转汉中城固，在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大学执教十年之久，历任国文系主任等职，与毛泽东有师生之谊。他讲道，“公诚勤朴”校风养成，盖与西北固有优良之民性风习相应。“公”以去私，用绝党争;“诚”者天地之道也，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此足以去弱，弱源于虚，诚则实亦;夫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此足以去贫，非仅治学修业宜尔也;勤以开源，朴以节流，然朴之意又不止此，乃巧诈之反也。从那时起“公诚勤朴”就成为西北众多大学的精神基因，铸就了这些大学强大生命力的源泉和精神动力。
西北联大推动了陕西地区乃至于西北地区的经济社会进步。陕西关中地区曾经是华夏文化的中心。在以陆路交通为主的时代，西安扼守了欧亚大陆文明交往的咽喉，在文明交往和碰撞中创新发展了优于并引领全国的思想文化系统。1937年京津各高校的内迁给陕西乃至于西北地区的文化建设带来了绝世机遇，西北联大在陕办学，带来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价值观念，对陕西地方民众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生活习俗产生了巨大的涤荡作用，对推动陕西地方经济社会的建设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北联大在陕西，推动了陕西社会的现代化步伐。
来源：陕西日报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8-03-21 10:3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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