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立武汉大学的管理机构设置及其特点
2017-10-22 10:00:47  来源：中国论文网　作者：涂上飙  点击：  复制链接

　　【内容提要】 抗战时期国立武汉大学的管理机构设置有校务会议、院务会议等权力机关和教务处、训导处、总务处等行政机关。由于机构的精简、权力的合理配置以及行政人员知识结构的互补，行政效率很高，分析其管理机构设置及特点，对今天的高校管理工作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抗战时期 武汉大学 管理机构设置 特点

　　【作者简介】 涂上飙，武汉大学档案馆馆长，博士，副研究员。

　　高校的管理工作是学校整体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领导人的素质、能力和声望，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有效划分，机构的设置以及有效的管理措施等都会对高校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认真考察抗战时期武汉大学的管理特点，对今天的高校管理工作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机构设置

　　抗战时期武汉大学设立的管理机构，大致包括两大类：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

　　1. 权力机关

　　当时的权力机关包括校务会议、院务会议、各专门委员会、教务会议、训导会议、总务会议和系务会议等。

　　校务会议是大学的最高权力机构，拥有最高决策权和立法权。它由校长、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各院院长、各系系主任、会计室主任以及教授代表组成，校长为主席。校务会议负责审议大学预算、学院的设立与废止、大学课程、大学内部各种规则、学生试验事项、学生训育事项、全校纪律事项、校长交议的事项等。院务会议由各院院长及下属系系主任组成，院长为主席，主要讨论本院的预算、学科及课程、学生成绩、学术、设备、出版等事项以及校长院长交议的事项。教务会议由教务长、各学院院长、各系系主任及教务处下设各组主任组成，教务长为主席，讨论一切教务事项。训导会议由校长、训导长、教务长、主任导师、全体导师及训导处下设各组主任组成，校长为主席，讨论一切训导事项。总务会议由总务长、总务处下设各组主任组成，总务长为主席，讨论一切总务事项。

　　各专门委员会是聘任、考试、图书、仪器、财务、训育、体育、卫生、出版、免费公费审查、学生贷金审查、社教推行等委员会，负责各自范围内的政策制定和监督执行等职责。

　　系务会议由全体教授组成，系主任为主席，讨论系内一切教学事务。如学生的毕业论文、课程变动、学分的计算、增加课程、抗战的史料编撰、讲义印刷等工作。

　　2. 行政机关

　　依据1939年的行政组织大纲规定，当时学校设三处一室，即教务处、训导处、总务处和会计室。

　　教务处负责处理和协调教学方面的事务。下设注册组、出版组、图书馆，各设主任一人，秉承校长、教务长的意志，综合处理属下的各类事务。训导处负责处理学生训导方面的事务。下设生活指导组、军事管理组、体育组，各组设主任一人，秉承校长、训导长的意志，处理所辖具体事务。总务处负责处理公文及后勤方面的事务。下设文书组、庶务组、仪器购管组，各组设主任一人，秉承校长、总务长的意志，处理具体事务。会计室设主任一人，主任下设佐理员及雇员若干人，由国民政府主计处任用，受校长的指挥，负责办理学校的审计、会计等事务。

　　学校行政机关的校长，总辖全校校务，对内依据规则主持校务，对外代表学校。因是国立大学，校长由国民政府任命，对国民政府负责，要贯彻执行国民政府的方针、政策;同时校长还要对学校负责，要充分调配好各种资源，促进学校的发展。可以说校长是大学与政府之间的联系人。校长下设教务长、训导长和总务长，分管所辖的三处，协助校长分管各自领域里的工作。教务长和总务长要求必须是教授担任。

　　二、机构特点分析

　　纵观抗战时期武汉大学管理机构的设置、人员的配备以及权力的划分等方面都有自己的一套方式和方法，有力地保证了学校工作的正常运行，当时管理机构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在机构的设置上，精减而高效

　　当时学校行政机关设立了教务处、训导处、总务处和会计室，简称“三处一室”，分别管理教学事务、学生的思想教育、公务和后勤以及财务四个方面。处室下面再按工作属性分设几个小组，通过小组将工作分解，落实到位。这样机构设置不多，层级简单，有利于保证行政工作中的高效率。

　　2. 在管理权力的划分上，将决策权和行政权分开，实现了管理权的合理配置

　　学校所有重大事情的决策、决议都归口于校务会议。由于校务会议由行政系统的主要负责人和教授中推选的代表组成，也就保证了校务会议决策、决议的权威性。为解决校务会议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学校还设立了各专门委员会，决策、讨论某一领域里的问题。如1942年的考试委员会，主任委员朱光潜带领刘永济、刘秉麟、桂质廷、谭声乙、陆风书、刘博平、方重、曾昭安、刘正经、柴有恒等委员，主要负责本年度有关考试方面问题的决策，形成一致意见后，报校务会议决定。由教务长牵头，领导由各学院院长、系主任组成的考试委员会，熟悉情况，一般能保证决策的相对正确性。校务会议决策、决定的事情，交由行政机关去执行、落实。

　　3. 在行政人员的配备上，重视主要人物的学历、学科、专业等知识结构

　　整个乐山时期，曾任过武汉大学“三长”的有周鲠生、曾昭安、朱光潜、杨端六、赵师梅、余炽昌、邵逸周、涂允成、徐贤恭、葛扬焕等。他们的基本情况是：

　　周鲠生，1945年7月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之前为教务长，英国爱丁堡大学硕士、法国巴黎大学博士，曾任北京大学、东南大学政治系主任、教授;曾昭安，数学系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曾任武昌商科大学数学系主任、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教务委员会主席;朱光潜，外国文学系教授，香港大学文学学士、英国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法国斯塔司堡大学文学博士，曾任清华大学讲师、北京大学教授、四川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杨端六，经济学系教授，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会计科科长，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经济组主任兼代所长;赵师梅，电机系教授，美国理海大学机械电气科毕业;余炽昌，土木系教授，唐山大学工学学士、美国康乃尔大学工程硕士，曾任北宁铁路工程师、国立东北、北洋、湖南等大学教授，国立山东大学土木系主任;邵逸周，矿冶系教授，英国伦敦帝国学院皇家矿务学校毕业，获得A.B.S.M.及D.I.C.学位，曾任英国坎诺契司煤矿测量科长，缅甸矿务公司工程师;涂允成，土木系教授，国立唐山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士、美国康乃尔大学土木工程硕士、美国爱阿华大学工学博士，曾任国立北洋大学教授;徐贤恭，化学系教授，北京大学理学学士、英国伦敦大学化学博士;葛扬焕，法律系教授，北京大学法学学士，曾任省立河北大学教授、国民政府法制局秘书。

　　上述十位“三长”人员，有五位是博士研究生毕业、八位有国外求学的经历。由这样一支学历水平高、阅历丰富、学科覆盖面广的人员组成的行政领导队伍，无疑会在辅佐校长办学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八年之中，担任教务长的有四人，三人是文科、一人是理科背景，这就将厚基础、重研究的学习风格融入到管理之中，有助于形成学校自己的学风。尤其是“海归派”占多数，国外的教育理念、培养模式以及教育方式等都会在大学不断予以移植，促使民国高等教育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4. 在权力的优化配置上，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高校中的行政权力是其行政机关和人员为实现学校组织的目标，按照一定的规章制度对高校进行管理的权力。它的存在，对于高校的有序运转及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它的运用要有度，当时学校的行政权力相对过大。作为行政首脑的校长，拥有着行政方面的领导权，但他又是学校权力机关――校务会议的主席，他的意见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决策的确定。同时，校务会议人员组成，代表行政权力的人员校长、“三长”、会计室主任、各院院长、各系系主任，计24人，代表学术权力的教授代表只有10人，学术权力很难在决策中发挥真正的作用。看来合理配置好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涂上飙.乐山时期的武汉大学(1938-1946)[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10-22 10:0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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