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北京大学
2017-03-10 09:52:11  来源：北京大学  点击：  复制链接

“一二·九”运动与北京大学

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入侵中国，阴云笼罩着古都北平。清华要南迁长沙，东大要西迁太原，教育界准备上“最后一课”。一伙日本浪人跑到红楼前，狂叫着要“接收北大”，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在国家垂危的紧要关头，北上抗日的工农红军胜利到达陕北。1935年8月1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中共中央联名发表了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工农军政商学各界同胞一致团结，也为处于屈辱、悲愤和苦闷中的北平青年学生指明了救国的出路。11月18日，党领导的北平市学生联合会成立，它成为北平学生“一二·九”斗争的发动者、组织者和领导者。12月2日和8日，北平学联两次召开会议，决定请愿，并议定了请愿游行的时间和路线，这个决定也完全表达了北大学生的愿望和要求。

12月9日清晨，北平数十所大中学校的数千名学生冲向街头，举行爱国请愿大游行。青年学生冲破层层封锁，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并在沿途散发传单，发表讲演。在这场运动中，北京大学有两百余名学生参加了游行，当时，由于校学生会尚未成立，没有在全校范围内进行动员和组织，不少同学还在上课。当一支游行队伍到达红楼，交通队员们高喊着“北大！起来”“北大！恢复五四精神！”的时候，校园里的钟声敲响，同学们从教室、实验室、图书馆和宿舍里跑出来，一个住在东斋的同学立即撕开被单，写上“北京大学”，用两个竹竿打了出去，北大在自己的旗帜下汇入游行队伍。

12月9日的请愿与示威，给北大学生运动以极大推动。当晚，北大很不平静，同学们为反动当局对爱国学生的威力镇压而愤怒。次日，全校正式成立了学生会并选出领导机构，全校罢课，扩大抗日宣传，成立救亡宣传委员会。由此，北大学生有了自己统一的组织和行动纲领，并掀起了一个全国性的学生爱国运动浪潮，抗日救亡斗争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二·九”运动不仅为抗日战争准备了群众性的思想和政治条件，还准备了干部条件。经过“一二·九”运动教育和锻炼的一大批青年学生，后来走上了同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同工农武装——八路军、新四军相结合的道路。
 

离京南下：再苦也值得

1937 年全面抗战开始后，平津接连失陷，北大、清华被日军占领，南开经日军轰炸后化为断壁残垣。为存续中华文化血脉，更为保护学术精英、为抗战建国积蓄力量，是年9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令，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次年2月，长沙临大再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此次迁校，历时八年有余，其中的艰辛与颠沛很难想象。北大教授郑天挺、罗常培、魏建功离开北平南下，在天津逗留时，充当文化汉奸的钱稻孙闻讯追到天津，试图将郑天挺等十余名北大教授拦下，要他们留在北平，以假北大的存亡为由死死相逼。最后，郑天挺等人还是摆脱了钱稻孙的缠绕，依然踏上艰苦的南下之路。吴宓教授参照中国传统中的几位古人，为自己设计了三条道路：“自杀”，“为僧”，“抗节”而就义，与国家民族共命运。

在颠沛的迁校途中，一代学人心系抗战建国，未忘学术之志业。行路之难自不必说，但旅途也有丰厚回报。除湘中迷人的自然景色大多数师生先前所未见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漫漫跋涉使原来在象牙塔中、纸堆里埋头钻研的师生们走进了最真切的现实，一路上，他们穿越苗寨、考察地质、调查社会，在艰困的迁徙中不忘钻研学问以复兴国家的使命。在长沙临大《关于迁校步行计划的布告》中也提到，“此举借以多习民情，考察风土，采集标本，锻炼体魄，务使迁移之举本身即是教育。”例如，著名教授闻一多，在专心研究学问的同时，又极其关怀社会现实。沿途的壮美景观、历史名胜、少数民族多姿的服饰、奇异的语言，都丰富了他对古典文学的研究。冯友兰曾幽默的说：“颠沛流离并没有妨碍我写作，民族的兴亡与变化，倒给我许多启示和激发，没有这些启示与激发，书是写不出来的，即便写不来也不是这个样子。”
 

西南联大：弦歌不辍还是投身抗战洪流？

国难深重之际，教育界曾就教育及学术的走向掀起一场辩论，即究竟应该弦歌不缀，还是全面投入抗战的洪流。前者声音最终胜出。对西南联大而言，偏居西南一隅的学人在此完成了精神上的转变，并用赤诚之心和杰出的学术成就为科学救国、文化抗战打下了坚实基础。

战时的西南联大，生活上简单困苦，学术上成就非凡。如周培源教授即秉承科技服务于抗日的思想，在自学空气动力学、弹道学等基础上，带领一批师生开展当时前沿的湍流研究，建立起普遍湍流理论，在简陋的条件中创出国际一流的学术成果，为抗战贡献极大。战时仪器设备奇缺，物理学家吴大猷就用从北平带去的一些零散光学元件，组装成一台大型光谱仪，没有稳定的平台就用砖头砌，没有需要的金属架子就用木头做，拼拼凑凑的光谱仪居然也做起了实验，并取得了相当成果。而化学系教授曾昭抡则干脆在课堂上教起了学生如何做威力巨大的炸药。除了从事研究的教授，西南联大还有很多人为抗战中发出的学术光辉做出了贡献。

中华民族的教育事业，在国难中发展，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顽强不惜的生命力量。

《西南联合大学校歌》的歌词，是这次中国教育大迁移真实写照：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西南联大是中国近代史上成就斐然的著名大学，其在抗战中的迁徙与蛰居云南，既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大规模地走出象牙塔，走近民众、深入民间、接触社会，也是一代学人在国难逼迫下，科学报国、文化救国理想的集中实践。
 

英雄不朽：北大抗战烈士

北大见证并引领着一次又一次大动荡、大变革。这园子里激荡着不衰的激情，同时保有理性的智慧。自由、民主、科学的精神鼓舞一代代人高举进步的旗帜，呐喊着冲破桎梏，用青春和生命迎来中国崭新的未来。时值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纪念日，感念先烈已逝，长卧净土，为他们不一样的青春年代再次热血喷张。

北大学生运动十分活跃，日本人视北大为反日运动的中心。由于蒋梦麟在北平教育界的地位与名望，日本人早就想拉拢他，希望与他建立所谓的“友谊”。蒋梦麟多次公开表示日本侵华“不友好”的态度后，日本人开始对他施以威胁、恐吓等卑鄙手段，企图迫其就范。 

日本人指责蒋梦麟煽动学生反日，要求宋哲元严加惩罚并强逼其离开北平。宋哲元将此信息告知蒋梦麟，蒋却我自巍然，继续留北平主持北大校务。在蒋梦麟领衔表态反对华北自治后。日本军方十分恼火。于11月29日请蒋梦麟到日军司令部“谈话”。

蒋梦麟将此事告诉了家人和几个朋友，于天黑之前单枪匹马来到日本军司令部。 

蒋梦麟在自传《西潮》中有生动精彩的描述：

“我们司令请你到这里来，希望知道你为什么要进行大规模的反日宣传。”他一边说，一边递过一支香烟来。 

“你说什么?我进行反日宣传?绝无其事!”我回答说，同时接过他的烟。 

“那么，你有没有在那个反对自治运动的宣言上签字?” 

“是的，我是签了名的。那是我们的内政问题，与反日运动毫无关系。” 

“你写过一本攻击日本的书。” 

“拿这本书出来给我看看!” 

“那么，你是日本的朋友吗?” 

“这话不一定对。我是日本人民的朋友，但是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敌人，正像我是中国军国主义的敌人一样。” 

“呃。你知道，关东军对这件事有点小误会。你愿不愿意到大连去与坂垣将军谈谈?”这时电话铃声响了，大佐接了电话以后转身对我说，“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专车。你愿意今晚去大连吗?” 

“我不去。” 

“不要怕，日本宪兵要陪你去的。他们可以保护你。” 

“我不是怕。如果我真是怕，我也不会单独到这里来了。如果你们要强迫我去，那就请便吧――我已经在你们掌握之中。不过我劝你们不要强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东京在内，知道日本军队绑架了北京大学的校长，那你们可要成为笑柄了。” 

他的脸色变了，好像我忽然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你不要怕呀!”他心不在焉地说。 

“怕吗?不，不。中国圣人说过，要我们临难毋苟免，我相信你也一定知道这句话。你是相信武士道的。武士道绝不会损害一个毫无能力的人。”我抽着香烟，很平静地对他说。

罗家伦评价说：“蒋梦麟先生是郭子仪第二，大有单骑回纥的精神。” 

曹聚仁在盛赞蒋梦麟“临难不苟免”的骨气时，还说“这男子汉的气度，并非胡适、鲁迅诸氏所能及的。”

蒋梦麟校长

丁济阳，安达市太平庄镇人，1908年出生，中共党员。丁济阳在学生时期参加革命活动，是北大法学系的学生代表。“九一八”事变震惊全国人民，也震惊了北平大学(今北京大学)的莘莘学子，正在北大法学系读书的丁济阳毅然决然，踏上革命征途。

1932年8月至9月间，丁济阳同他的父亲丁德身等人去巴彦参加抗日游击队，在巴彦、依兰一带开展游击战，打击日本侵略者。后来，由于寡不敌众，丁济阳所在的这支抗日游击队遭到日军残酷围剿而解散，丁济阳同丁德身一起拼命将30支长枪和一些子弹用马驮回家掩藏。不久，丁济阳又接受党组织给他的新任务，以大学生身份打入敌人内部，到伪新京(现长春市)“日满协和会”做地下工作。

1942年，党组织暗地里将丁济阳转到齐齐哈尔女子高等学校，让他以教师身份做掩护，继续为党做地下工作。7月15日凌晨2点多，丁济阳在齐齐哈尔市安达胡同2号被日本宪兵队逮捕，被关押在哈尔滨道里中央大街秘密拘留所。丁济阳被捕以后，爷爷丁玉宝曾去看望过两次，只见到一面。他第一句话就问：“家里一切都好吗？”丁玉宝听了这句话，心像刀绞一般难受，他明白济阳虽然被敌人酷刑折磨，但还是惦念藏枪的事，就含泪说：“都好。”丁济阳点点头表示满意。

据和丁济阳一起参加革命的杜效伯、郑炳文回忆，尽管敌人对丁济阳用尽了各种惨无人道的毒刑和各种引诱，在一年刑讯中，丁济阳始终坚贞不屈，思想毫不动摇。在敌人的审讯笔录中查悉，丁济阳回答的只有在齐齐哈尔做教育工作，现住齐齐哈尔，没有说家住安达，没有说出家藏枪支，更没有承认打进敌人“日满协和会”做地下工作。敌人一无所获，于1943年将丁济阳秘密杀害，时年35岁。

除此之外，还有无数个他们，她们，将最美的青春献给革命，将满腔热血洒在通往新中国的坎坷路途中。历史之警钟长鸣，他们不曾老去。

责任编辑：吕凤 最后更新：2017-03-10 09:5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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