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抗日战争中的英雄教师们致敬
2016-08-24 17:08:01  来源：羊城晚报学大大微信公众号  点击：  复制链接

教师寡母周咏南：带领独子从军抗日

周咏南，号秋琼，是湖南祁东县（1952年从祁阳县析出）白地市区万福岭乡元木冲人。出身名门，“不仅爱武，亦爱学文”。5岁时，和兄弟们随名师学武，“至11岁时，练就一身过硬的本领，三五人围攻，她也不在话下”。“9岁能写短文，11岁能吟诗答对，且爱好音乐、绘画，写得一手颜体字”，还著有《孤灯诗稿》。19岁结婚，20岁生子，21岁丧夫。丈夫逝世时，儿子黄天才9个月大。本来，周咏南可能就这样和孩子相依为命，熬过贫困、寂寞的一段，在孩子长成后做奶奶，享受人间天伦之乐。可她凭着对生活的向往，继续深造，成为一名小学教师。

1937年，七七事变让她生活的轨道转了一个弯。全民抗战爆发，周咏南心情很不平静。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后，难民拥入祁阳。眼见无数的孤儿寡母，背井离乡，俱是日寇造成，想到自已经历的坎坷和痛苦，联想到战时寡妇孤儿还在不断地增加，《流亡曲》中“百万荣华，一刹化为灰烬，无限欢笑，转眼变成凄凉”的情景，她的心碎了，认为日寇不灭，难以为家，遂立志投笔从戎，并号召学生共赴国难。

这年冬天，儿子黄天高中毕业，周咏南突然取消了为他完婚的计划。这让儿子很是吃惊：“难道母亲不想养孙继承香火，她自己不想弄孙自乐？”

周咏南接着告诉儿子，也不能去考大学，母子一起报考军校！儿子说：“国家规定，独子不得从军。”她十分严肃说：“日寇并没有规定，不准屠杀寡妇孤儿！”这让儿子无言以对。

1938年冬，母子双双报考黄埔军校。报名时，衡阳招生处负责人田指导员对周咏南说：“你年纪已39岁，超过年龄太多，不能报考。”周咏南含着眼泪指着儿子说：“他是我的独生孤子，9个月失去了父亲，我吃尽千辛万苦，把他拉大成人，难道我舍得把他送到血肉横飞的战场上去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是教员，应以身作则。今送子参军，我亦决心以身许国，报名投考，共赴国难，您忍心拒我于报国门外吗？”田指导员被感动了。

1940年1月，母子同时毕业。在毕业典礼上，校方嘉奖周咏南：“母子从军同学，共赴国难，夙世楷模，殊堪嘉奖。”《救国日报》亦以《母子从军抗日》为题，作了报道，号召全国人民，要像周咏南哪样爱国，寡母孤儿，同时从军抗日。

周咏南本有武功，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到毕业时又练成了“双枪将”，且枪法精准。

1943年冬天，常德会战爆发。会战前，黄天在湖北前线，收到母亲的来信：“吾儿悉知，常德战事，一触即发，尔我母子，既以身许国，勿以安危系念，母如马革裹尸，志所愿也，希继承吾保国之志，激励士卒奋勇杀敌，是所愿也。”

在会战中，周咏南率女兵连参加了津市保卫战。在战斗中，表现得镇定自若，顽强英勇，敢与敌人正面交锋。在激战中，周咏南腿负重伤，却仍然指挥女兵抗击日军。后被抢救，送一二九兵站医治。

周咏南在作战间隙中，常以诗自励，兼励所属女生。其中一首是：　“胡马纵横澧水边，倭头未尽懒升天。昨宵又得从军乐，横枕沙场骷髅眠。”

1944年，周咏南伤愈后，调任一二九兵站医院新闻室少校主任，从事伤兵的安慰工作。

烈士教师赵淮：曾被敌人用猪毛绳蘸凉水抽打

赵淮，河北行唐三区梨沿庄人，抗战开始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他把小学民校恢复起来，自己当教师，坚持工作，被选为全区模范。

1944年冬天，赵淮不幸被俘，和附近村上80多个老乡，被囚禁在南城寨的敌据点里，一个个被绳索绑着，不能坐也不能躺，不让吃喝，有许多人被冻死、饿死。但赵淮仍告诉群众不要暴露抗日秘密。后来敌人让群众每人用一百斤小米自赎；对赵淮不但不放，反绑在柱上，用猪毛绳蘸了凉水来抽打，用铁丝捆起他的手脚，抛在喂牲口的棚子里，任骡马践踏，赵淮老师就这样壮烈牺牲了。直到南城寨据点被打下时，人们才在马粪中掘出了他的尸体。

据《行唐县志》记载：“革命根据地和游击区，由抗日民主政府动员农村中思想进步和有一定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经过短期培训，到小学任教师。他们边教学边做抗日工作，尤其在日军不断扫荡的残酷环境中，仍有300余名教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据赵淮的学生赵晨妮的儿子赵雪兵介绍，年近八十的母亲时常回忆赵老师为他们讲课时的场景，“战争时期条件艰苦，赵老师用石子在瓦罐底部写字教书，日本人来了就埋进土里，走了再挖出来继续讲课。”

在这个西靠太行山的小村庄里，还保留着70多年前抗日英雄教师赵淮执教过的小学。现在有一名在此任教了15年的教师赵焕运，教着14个孩子。

卧底教师陈钦：我们的队伍干掉过两个鬼子

陈钦出生在浙江宁波邱隘横泾村。抗战爆发后，宁波成为日军攻击的目标，不断受到空袭，陈钦跟着父亲逃往象山。

1941年2月，陈钦被分配到象山十里乡任教。同年4月19日，日军在象山石浦登陆。

在十里乡，也有不少和陈钦一样痛恨日本侵略者的学员、老师，他们和当地其他年轻人一起，打算成立一支抗日队伍，并且拥戴一名在家养伤的军官朱敌做他们的队长。很快，这支队伍就有五六十名队员了。

人有了，武器怎么办呢？陈钦说，武器有枪支，也有大刀片，其中枪支有两个来源：一是当年十里乡、泗灵乡警备班的枪支弹药，还有一批是日军的两支部队撤到泗洲头后留下的武器。

陈钦记得，抗日队伍组建后，打的第一场战斗是风水墙外阻击战。“当时日本人经常来村里骚扰、抢劫，我们队伍就决定，要给他们几次有效的阻击。”陈钦说，那天，朱敌得到情报，日本鬼子要通过风水墙洗劫西洋村，抗日独立中队五六十人，就在路上进行埋伏，把两边的石墙加高两米半，每两三公尺就留有一个枪洞。

当时日本人有20多人，一个个都趾高气扬的，走在最前面的一个机枪手的机枪是背在身上的，根本没有要拿出来用的准备。

“打！”朱敌率先开了枪，很快，子弹密密麻麻地射去，首要目标是机枪手，因为那20多个鬼子，拿的最有杀伤力的武器就是机枪了。

很快，机枪手倒地。这一下，鬼子们都慌了，他们压根没想到路上会遇到埋伏，也不知道对手有多少人，于是连忙掉头逃跑，一边跑一边往后乱开枪。

“看到鬼子跑了，我们还是继续朝他们射击，过了几天后才发现又打死了一个鬼子。”陈钦说，不过，他们并没有向鬼子发起进攻，因为他们的队伍刚刚成立，战术水平、武器装备都还不行，冲出去会吃亏。

除了打鬼子，除汉奸也是这支民间抗日队伍的主要任务。

1943年底，发展日趋庞大的“象山县抗日别动中队”转战台州，陈钦则继续留在象山，以教师的身份为掩护，继续进行抗日救亡运动。

抗战胜利的那天，陈钦和往常一样在学校里上班，通过广播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他兴奋地跑到教室里。“同学们，今天不上课了，大家尽情地玩吧，鬼子投降了！”面对学生，陈钦顾不上老师的形象，大声地向学生们喊道。很快，教室里一片欢腾。

抗日烈士梁雷：从教师成长为游击司令

梁雷，原名德谦，字雨田。1911年1月31日出生于河南邓县。早年丧父，靠寡母抚养成人。社会的不平，苦难的童年，生活的磨练，使他对旧社会无比痛恨，逐惭养成发奋向上、不畏强暴的倔强性格。他在读小学时，就受共产党员吴寿青引导，奠定了进步思想基础，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开封第一师范求学时，参加了“左联”，并于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期间，积极开展地下工作，宣传抗日救国，参与领导了开封南关推水工人（当时没有自来水）为要求增加工资进行的罢工斗争，并取得胜利。

1932年8月，开封地下党、团组织遭破坏，梁雷转移到泌阳县立师范任教，从此，开始了教师生涯。先后在民权县师范、杞县大同中学，邓县女子师范等校任教，从事革命活动，尤以在大同中学时间最久，为革命贡献最显著。在学校，梁老师既进行独具特色的课堂教育，又组织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成为大同中学进步师生的灵魂人物。为党和祖国培养了一批批革命青年，有的参加了新四军，有的活跃在抗日救亡的其它战线上。有些人在新中国成立后，仍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继续艰苦奋斗，辛勤耕耘。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河南党组织派遣梁雷于8月初奔赴太原，参加薄一波等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办的太原军政训练班教导队。8月下旬，山西省牺盟会任命梁雷担任牺盟会雁北战时委员会主任、雁北十三县游击司令，接着阎锡山又任命他为第二战区战地执法司令，同年10月25日又兼任偏关县县长。

在雁北广袤的大地上，梁雷组织民众，武装民众，训练民众，保护生产，发动游击战争。他把偏关县旧政府改造成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府；把逃亡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改善民生，深得贫苦农民的拥护；他主办的中共晋绥边区特委的机关报《怒吼》周刊，是指导全边区人民抗日救亡的唯一喉舌；他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汉奸，煞了投降派的邪气，长了抗战军民的威风；他组织了十三支游击大队，独立开展游击活动，到处袭扰打击敌人。其名字威镇雁北大地，使敌伪闻之胆寒。

1938年2月中旬，在日军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大举扫荡的形势下，梁雷带领县政府机关人员撤出偏关县城，到南山区光明村、柏家嘴村一带打游击。3月18日，数百名日伪军偷袭包围了柏家嘴村，在突围中，梁雷为掩护战友转移，不幸壮烈牺牲。豺狼成性的日本鬼子，竟把他的头颅割下来悬挂到偏关县城的城门上。

教师无间道邱大江：和伪警察交朋友保护抗日

邱大江，名义上是日照文化古镇夹仓小学的一名教师，实际上是抗日武装组织在夹仓小学设的秘密联络点的抗日工作负责人。

邱大江身材高大，体魄健壮、知识渊博、多才多艺。文化课及音乐、美术、体育课样样都教得好，特别是字写得好，画画得好，口才也好。他讲课有声有色，听邱老师讲课真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

邱大江老师教国语和修身，自始至终贯穿着爱国、爱校、爱家的崇高思想和精神。在夹仓小学，当时日本鬼子文化侵略的魔爪也伸向了幼小的学生心灵，在小学高年级设上了日语课，强迫学生早上读日语。邱老师出于对日寇的憎恨，坚决抵制小学设日语课和强迫学生早读读日语，时间不长，学校停止了日语课。邱老师教学生唱反日顺口溜：日本鬼，心真狠，小小的心灵也插针；日本鬼，没良心，坐轮船沉了底，坐飞机翻了滚……有一次，邱老师在课堂上讲日本鬼子汉奸卖国贼屠杀抗日工作人员和当地老百姓的事，他心情非常沉重，临下课时，在黑板的一边写下了“一定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下课后，值日生恋恋不舍地、慢慢地、轻轻地把黑板擦干净。

邱老师能言善辩，谈笑风生，社交能力很强，居然和当时的伪警察所长华宝锦交了“朋友”。他们不时在学校大白果树下喝茶聊天，有时在学校礼堂打乒乓球。后来学生才理解，这是邱老师在做地下工作，打入敌人内部，分化、瓦解敌人。与伪警察所长交往，目的是为了取得敌人的信任，了解敌人内部的情况，提供给当地的抗日武装组织。夹仓伪警察所几次被抄，缴了敌人的枪，地下抗日武装队员安全撤出，都与邱老师细心周密的策划分不开。这一点，当时夹仓的老百姓心里都是很明白的。

在邱老师这些爱国志士的推动下，夹仓的地下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在夹仓街道两旁的墙壁上以及学校周边的白粉墙上，汉奸文人写上了“共存共荣”“成立大东亚共荣圈”等大字标语，字虽写得快，但很快被涂改打叉，气得敌人不得了，他们知道抗日的人民不好惹，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更令日本鬼子和汉奸坐立不安、心神不定的是夹仓伪警察所多次被贴上了策反标语，抗日地下工作者多次直接进入敌人的炮楼和院落。

1943年夏天秧地瓜的时候，一天下午黄昏时，十余个抗日武工队员打扮成农民，挑着水桶，带着地瓜苗，大摇大摆地混过了城墙大门的警察进入庄里，直奔伪警察所大院，缴了门卫的枪，进入炮楼，把敌人的枪栓拆掉带走，迅速撤离伪警察所顺着城墙的缺口到了城外。这时抗日武工队才响起枪声，暗示群众，他们已安全撤离，进入城外的高粱地了。

邱大江老师为了抗日，有意在夹仓小学“走教”，他是夹仓北的河套村人，离夹仓小学有三里路，早来晚归，便于搜集情报及时传送下去，个人吃尽了苦头。特别是后来敌人发现了邱老师是地下抗日工作者负责人时，就给夹仓伪警察所长华宝锦发出了秘密抓捕的命令。苍天有眼，在生死关头，伪警察所长华宝锦“良心”发现，把在夹仓小学交的“好朋友”邱大江老师秘密放走了。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了，就在这一年的夏天，邱大江又回到了学校，可是这次来夹仓小学，他不是来当老师的，而是作为抗战胜利后日照人民政府的代表以日照县第一任公安局长的身份，站在了夹仓小学南大门外操场的主席台上，召开群众大会，审判伪警察所长华宝锦。

体育教师刘树藩：空军抗战胜利第一人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8月13日，日军以重兵向上海发动进攻。8月14日，即淞沪会战爆发后的第二天，日军鹿屋航空队18架九六式重轰炸机14时50分由台北起飞，轰炸大陆沿海机场，其中9架飞临杭州笕桥机场上空。因当时天空乌云密布，能见度极差，投弹命中率不高。中国空军第4大队在高志航大队长率领下，驾驶霍克III式战斗机腾空迎战，从云层上摸索到云层下，发现敌机后，立即占据有利位置，展开攻击。日机慌乱投下其余炸弹，企图逃跑，但中国空军健儿紧紧咬住敌机，瞄准开炮，击落日机3架。曾在浙江舟山中学担任过体育老师的刘树藩也参加了此次战役。

据查，刘树藩老师祖籍山东，生于1916年11月13日。父廷弼，经商辽宁开源，全家移居于此。1931年“九一八”日军侵略东北，他和家人从东北流浪至上海，后来经人介绍到定海中学（舟山中学前身）任体育教师。年纪虽轻，但个子不小。他性格沉默寡言，为人温和友善，上课认真负责。

1932年1月28日夜间，日本侵略军发动事变，由租界向闸北一带进攻。经历过“九一八”苦难的刘树藩辞掉教师的任职，前往上海寻找投军机会，不久正逢国家招收空军学员，他便报考空军。1934年春间，他考入中央航空学校第五期。第五期学生400余人，分编为两个学生队，分为飞行、机械两科。他是飞行科（又称驱逐科）学员。在学习中，他克己自励，守诺不二。1935年秋间，第五期学生毕业。他任空军第四大队第二十一中队少尉队员。

1937年8月14日，奉命由河南周家口驻地，驰援淞沪会战，进驻杭州笕桥，经两时余之长途飞行，抵达降落后，敌机临空来袭，刘树藩立即随队起飞应战，正要加速追击，因油尽，发动机熄火而迫降野外。然触及树端，刘树藩头部受伤，在送到杭州广济医院15分钟后，因流血过多而牺牲。为空军抗战牺牲第一人。时年二十一岁。

传奇“教书匠”王世读：割下鬼子人头为死难乡亲献祭

1938年农历十月初六，住在离阿陀街30里的日本鬼子，在去阿陀街抢山会货物时，遭到当地老百姓用老母猪炝、抬杆、土炮的激烈打击，死亡日军3人、伪军5人。为了报复，日军于十月十三，动用近百名日伪军，在凌晨时刻包围了阿陀街。先是用重炮轰，然后冲进村去，不论男女老少，见人就杀，接着又火烧全村，来了个灭绝人性的抢光、杀光、烧光的“三光”屠村，几乎将300多户的阿陀村变成了无人区……

阿陀村小学教师王世读，时年26岁，是教小学国语的教师。通过学习有关报纸刊物，他的思想比较进步，特别是亲眼看到了日寇“三光”政策的残害事实，尤其是他哥哥被日寇炮弹炸死的真实情景，使他对日寇更加憎恨，几天后他打听到血洗阿陀村的是日军驻坊子火车站的三个鬼子后，决心去杀掉他们，为哥报仇。

王世读中等身材，但身体健壮，少年时学过一些武功，思维敏捷，身体灵活，是该村民团队伍中的骨干分子，也是用土炮打死鬼子的射手之一。经过二次侦探之后，在同年初冬的一天下午，他换好衣服，带上应用物件以后，与民团队员、本村兄弟小赵一起，傍晚时赶到了坊子火车站，在一家小客栈里住了下来。

坊子火车站是一个小站，来往旅客并不太多。晚十一点半最后一趟火车过后，除驻车站的日军以外，站上的伪军和其他杂务人员都陆续去睡觉。说来也巧，这天有一个鬼子去潍县（今潍坊）火车站有事未回，约晚12点时，一个腿有残疾的日军，三拐两拐，走到电灯照不到的住房，右手刚掏出钥匙想投锁开门时，突然从墙角处窜出一个黑影，瞬间窜到他的身前，左手死死地拤住他的脖子，右手掏出雪亮的匕首，刺进了他的胸膛，正在此时，另一个胖墩鬼子转过墙角，也准备进屋睡觉。但他似乎听到了什么声音，立即呼叫：“巴格，巴格”，并随即掏出手枪，飞步跃向屋门。当胖墩举起手枪时，王世读早已转过身来，飞起一脚，踢飞日寇手枪，并且随即用匕首刺进了他的喉咙。世读环顾四周，见无什么异常，即弯下身去，用锋利的匕首，割下日军二颗人头，扔进自带的油布袋里。他一声“猫叫”快速钻进一条小胡同里。同去的队员小赵，听到他的信号声后，也紧紧跟在了他的身后，二人一猫腰噌噌噌，消失在夜幕里……

当坊子火车站的日伪军像炸锅一样，响着警笛到处追拿凶犯时，世读二人已逃回阿陀街。

次日早饭后，世读来到本村新的坟墓群中，把两颗鬼子人头，摆在了哥哥坟墓的供石上，点上香纸后，边哭边说道：“哥哥和父老乡亲们，鬼子的人头已摆在地上，我给你们报仇啦!”

用鬼子人头祭祀亡灵的特大喜讯，像长了翅膀一样，很快传遍了安丘、昌乐的广大城乡，大家纷纷伸出大拇指夸赞：“王世读，好样的。你就是我们心中的抗战英雄!”

1942年初秋，占据潍县城的日本鬼子，组织数千名民工，重修潍县至安丘的公路，其中阿陀街民工负责修建临近安丘县城北的一段，白天有8个鬼子在该段监工，世读得知这一消息后，认为是杀鬼子的绝好机会，特向潍县抗日联军营部说明了自己的歼敌计划，为此，营长放了他半月假。他从潍县回到了阿陀街，找到了民团队伍里十几个好兄弟，共同研究了去出夫杀鬼子的计划。第二天一早，他就化装成民工，与兄弟们到公路工地上干起了重活，并对鬼子监工行动进行了详细观察。

出夫第四天一早，世读推着一辆独木轮小车，与7个民团兄弟一起，早早来到了工地，干活时，有6人分别在一段工地上，世读与本村兄弟大牛各自推起了独木轮小车，分别向工程点送石灰，快晌午时，世读借送石灰的机会，绕工地走了大半圈，当他走到日兵机枪不远处，又对南北工地扫了一眼，见自己兄弟都靠近了监工日兵时，放下车子，从白褂子底下，掏出一只白鸽子，抛向天空。这鸽子腿上拴着一只小小风铃铛，鸽子展翅飞向东南高空，“当啷啷……”铃声传遍工地，所有的民工和监工的日兵一齐抬头向天空望去，这是世读发出的行动信号。于是，与他同去的兄弟分别向自己的目标动了手，而世读操起小车上的厚铁板锨，几个箭步跃到守护机枪的日兵身前，恰在此时，那个坐在一块石头上的日兵，知道有了特殊情况，刚直身端起机枪，世读的大铁锨，已经抡到他眼前，“啪”的一声，脑浆崩裂，倒在地上，世读一弯腰，扔掉铁锨，顺手捡起机枪，一勾板机“哒哒哒”，枪声震惊了整个工地，这枪声是世读发出的撤退信号，与他同去的兄弟，各自完成任务后快速钻进了公路西侧的高粱地……安全回到了阿陀街。可是，世读被日军沿公路巡逻士兵的大盖枪打穿了他的左耳朵，鲜血顺着脖子流到前胸、后背……

这一仗，世读他们共缴获日军大枪、匣枪8支、歪把子机枪一挺，4支大枪、匣枪给了阿陀街民团，其他的全部给了潍县的抗日联军，壮大了抗战力量。联军司令部给他记了二等功，抗战英雄王世读的名字，在潍县、安丘、阿陀一带的群众中，越传越响亮了……

 

责任编辑：王笛 最后更新：2016-08-24 17:0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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