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伪时期“北京大学”的人和事
2016-07-08 15:25:42  来源：东昌府新闻网  点击：  复制链接

1937年7月29日北平陷落后，北平教育界开始陆续向南方撤离。9月，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长沙设立临时大学，至11月，除留部分职员看管校产外，大部分教授及重要职员均陆续赴湘，之后又转赴昆明。1938年4月“临大”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此，北大进入西南联大时期，直至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后返回北平复校。这段历史时期，无论是北大自己的校史还是其他历史资料文献，均以西南联大为北大“正身”，而日伪控制下的“国立北京大学”，实则与北大无任何干系，被称为“伪北大”。  伪北大的出笼

日伪组织成立后，倡言“北大复校”，并且颇下了一番功夫。“北大复校”由伪临时政府教育部直接负责，原北大只有文、理、法3个学院，伪北大则设置了“文、理、法、工、农、医”6个学院，基本上是将原来的北京大学和北平大学拼凑而成。

伪北大各院的筹建工作由1938年开始。在理、工、农三学院基本完备之后，1939年1月，伪临时政府教育部恢复“北京大学”，设立总监督办处，以汤尔和为总监督。1月3日，汤尔和就职。1月14日，国立“北京大学”补行“成立典礼”。这所拼凑起来的“北京大学”才算正式启动，成为日伪奴化教育的一颗棋子。

伪北大的教师与学生

伪北大对教师聘用的规定比较严格。各院聘请教授、副教授，须呈报教育部批准，教师资格由教育部审查，审查材料包括履历表、学位证书，还有著作。同时还竭力拉拢、招揽社会上一些有知名度、有影响力的学者、文人来校任教，为其充门面、增加威信，以更好地达到其文化奴役的目的。

伪北大的教员以中国籍教员为主，还有一些日籍和其他国籍的教员。中国教员中有留日背景的人员比重较大，一方面，这些教员有一定的文化背景，便于管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日伪利用华人来影响华人的奴化政策。日籍教员中，有一部分是教书为名，监视为实，也有一些为谋生而到北平的，还有少数著名学者。

“北京大学”的中国教员中，有甘心附逆者，但大多数教员为生活所迫，到伪校教书属于无奈之举。北平陷落后，来不及撤走的教员生活无着，除了仅剩的一两所教会大学外，就只有到伪政府控制的“国立大学”任教。

七七事变前，在清华、北大等同立高校上学的学生，都是神采奕奕，令人羡慕。而沦陷期间上了伪校的学生，个个都是垂头丧气、满脸愁容，不知如何是好，一点儿大学生的神气劲儿也没有了。当时老百姓们也都知道：上学最好不要上日伪办的学校，即使抛开热爱祖国、仇视日本侵略者的思想感情不淡，为自身未来计，也要考虑到日伪学校的资格，将来是否能得到承认。因而不少学生，第一想辗转到后方去考大学，上西南联大、重庆中央大学等国立大学；第二在北京读辅十二大学等不受日伪控制的高校，名声好一些。但是除了毕业后的资格是否被承认，还有一个眼前的吃饭和学费问题。伪北大的学费为30元左右，比私立大学便宜得多，所以沦陷区中许多境况不好的家庭，由于拿不出足够的戗供子女上私立大学，也只有进日伪的大学学习。

日伪“共亲共荣，大东亚共荣圈”的文化侵略、奴化政策尽管有一定效果，但是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目的。公共必修课日文和伦理是学生们逃得最多的课，而学校组织的一些反共亲日演说，往往听者甚少。大部分学生同教员一样，对日伪的文化宣传反应冷淡。他们中一部分人往来于教室和图书馆之间，一心只读圣贤书；一部分人热衷于做家教赚钱，或到社会上谋份差事；还有少部分学生参加了抗日的地下组织。

几个头面人物和事件

“总监督”汤尔和 “北京大学总监督”汤尔和，称得上是民国时期文化界和政界的“名人”。他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金泽医专，其间被推为拒俄义勇队临时议长，参加同盟会。又游德，获柏林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12年成为北京医科专门学校首任校长。该校是我国第一所国立医学学校，是后来的北京医科大学的前身，现在已并人北大，成为北京大学医学部。

汤尔和晚节不保并不偶然。他是有名的亲日派，先后在北洋政府中担任教育总长、内务总长、财政总长等职，与奉系军阀的关系尤为密切，对日本十分崇拜。七七事变后，汤尔和出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议政委员会委员长兼教育总长。伪临时政府刚成立时，汤尔和异常活跃，他经常以对外代表的资格发表宣言，接见新闻记者谈施政问题。之后他主要负责奴化教育，处处秉承日本帝国主义的意旨行事。

1940年3月，汪伪中央政府在南京成立，北平伪“临时政府”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汤尔和任常委兼教育总署督办。当时他已患肺癌卧床不起。同年11月8日，汤尔和病逝。

首任“校长”钱稻荪 北平伪“临时政府”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后，“北京大学”不再设总监督，而改设校长，因此伪北大的总监督实际只设了一届。“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是钱稻荪。钱祖籍浙江吴兴，其父钱恂是晚清外交家，亦是主张派遣学生赴日本留学的倡导者之一，其叔父即是五四时期的“闯将”、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钱玄同。钱稻荪自幼随父游历日本、意大利、比利时诸国，精通日、意、法、德文。归国后曾任教于北大和清华，教授日本及东洋史，并热心于日本古典文学的研究与引介。他是将但丁的《神曲》翻译成中文的第一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钱稻荪先后出任伪北大秘书长、校长兼文学院院长等职。与周作人一样，钱稻荪有着深厚的日文功底和对日本文化的深刻理解，或许这也是他放弃了自己的民族立场、甘心附逆投敌的原因之一。钱稻荪相信日本人一定会胜利，而中国如果抵抗则不但亡国，还会灭种。他在北平沦陷前不很得志，受到日本人的重用后，便甘心当他们的走狗。

这里顺便插说几句钱玄同。北平沦陷后，北师大迁往西安，身为师大国文教授的钱玄同患高血压重症在身，不得不留在北平。同样有留日背景的钱玄同对待日本人的决绝态度，与钱稻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终日闭门谢客，拒绝为日伪组织服务。他将名字改回自己的原名“钱夏”，表示自己是“夏”而非“夷”，表明他永不做日伪政权的“顺民”。钱玄同与周作人是故交老友，1939年元旦周作人遇刺一事，对他震动很大，悲愤交加，于 1939年1月17日突发脑溢血逝世。

北大留平教授 当初北大南迁时，校方承认的留平教授有4人，分别为周作人、孟森、马裕藻和冯祖荀。周作人后面单说，此处不赘。

孟森，在沦陷后不久便病逝。他曾有诗规劝伪满洲国“国务总理”、旧友郑孝胥，从此与数十年老友绝交。1937年冬，北平沦陷后，日本宪兵前往北大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向孟森强迫索取宣统元年(1909年)测绘俄蒙交界地图原本。孟森曾撰文考证这一地区，地图曾刊载津、沪两地《大公报·图书周刊》，被日本军部注意，故派兵强索。孟森因此气愤至极，步行回家，祭拜先灵并写下“白发孤儿辞先灵”诗句，后即卧床不起。

马裕藻，早年曾在日本留学，就读于日本帝国大学和早稻田大学，曾任北大国文系教授和系主任。北平沦陷时，因年迈、高血压未能转徙内地。日本人曾数次命其好友周作人来请他出山任教，马裕藻让其子马泰拒之门外不见，最后让马泰说：“我父亲说了，他不认识你。”从此不出，过着清寒的生活，1945年4月去世。去世前他总说：“天快亮了吧，天快亮了吧。”

冯祖苟，是中国现代数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他早年留学日本，在北大任数学系教授和系主任。北大南迁时，冯祖荀因健康原因滞留北京，曾在伪北大任教，其间曾协助将北京大学数学系的学籍档案转移至昆明。1940年冯祖荀病逝。抗日战争胜利后，北京大学返京，1947年由校方出面为冯祖荀重新安葬。

值得特别一提的周作人

日伪时期，失节附逆的名人不在少数，其中最有名的、也是影响最大的，当属文化名人周作人了。“周作人附逆”被人称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三大谜之一。(另两谜系“李叔同出家”和“王国维自沉”，各自都有许多故事。)直至 20世纪末，有关周作人的各种研究依然是学界热点，而关于其“附逆”现象和因由，则于定论之外众说纷纭。

北平陷落前后，学术界人士纷纷南下，在乎的各高校也陆续南迁，但周作人却未出现在南下的队伍中。其原因一说是周认为南方是左翼作家的“地盘”，去了恐怕会对他不利；另说当他看到同事们纷纷离开北平，也一度犹豫过，但其日籍妻子羽太信子等人都不赞成，认为北平有众多“日本朋友”，即使日本人打进来，也不会为难他们的。周作人最终留在了北平，未随校南下。

1937年年底，北京大学第二院，即理学院的保管员来找周作人，说日本宪兵队派人看了学院，叫两天内让出该院。其时，留平教授孟森已经去世，马裕藻不愿管事，遂由周作人与冯祖荀出名具函去找伪临时政府教育部长汤尔和，由其当夜去与日本宪兵队长谈判，北大二院得以保全。这应当说是周作人为北大做的一件好事。

1938年2月9日，周作人在北京饭店出席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此会是为鼓吹“中日两国文化提携”，实现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而召开的。会后大阪《每日新闻》刊载了会议消息，并随发了与会者的照片。这是周作人附逆投敌的起始。

这则消息一经传出，中国文坛为之震惊。之后，谴责之声不绝。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通电全国文化界，严厉声讨周作人等的附逆行为；《抗战文艺》发表茅盾、郁达夫、老舍、胡风、夏衍、张天翼、丁玲等18位作家署名的《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对周作人的作为给予严正的批判。

1939年1月1日元旦这天，周作人在寓所被刺，因子弹打在毛衣纽扣上而未受伤。行刺者何人，一直以来有种种说法。周作人一口咬定，这是日本军方所为。日本军警方面则认为刺客为国民党特务。有一说是周作人的侄子丰三(时为辅仁大学附中学生)的同学得知周作人的矛盾处境，为保全周作人的声誉而将其枪杀，丰三也因此抑郁而于1941年3月自杀。还有一说是天津一些中学生组织的“抗日锄奸团”所为，其动机是为了爱国抗日，惩治周作人的附逆行为。周作人被刺这段公案，可以说至今仍无确论，但是却使正处在欲隐不能、欲走又不肯的苦闷中的周作人作出了抉择。

1939年1月12日，周作人收下伪北大任命他为“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聘书。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道：“下午收北大聘书，仍是关于图书馆事，而事实上不能不当。”这是周作人接任伪职的开始。3月28日，周作人接受了“北京大学”委派他为文学院筹备员一职。此后，周作人时而参加伪北大的各种会议、与钱稻荪等人商讨文学院事宜以及参加招待日伪的宴请等。

汤尔和死后，“教育总署”督办一职出缺，在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31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了“特派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一案。周作人就任伪教育总署督办的来龙去脉颇为复杂，历来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教育总督”：一职由于汤尔和的死而出缺，时为新民学会副会长的缪斌早已垂涎于这一高位，其背后有日方一派力量的支持。而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一派却属意于周作人。这场争夺战引起了包括国共两党和美国等各派政治势力的关注。而这场政治斗争的最终结果，被于今一派学说认为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让周作人出任伪督办，而抵制为祸较烈的缪斌。不管周作人是百分之百的主观，还是百分之五十的主观、百分之五十的客观，归根结底是他“走马上任”了，从“半只腿入水”变成“完全下水”了。

纵观周作人附逆的经过，他不顾民族大义，投敌附逆，成为历史的罪人，给自己带来永远洗刷不掉的污点，这些固然令人愤慨；而他从一个自由知识分子，一点点地丧失独立人格，最终沦为政治的附庸，既可悲，也是莫大的嘲讽。

伪北大的灭亡

1945年8月，日军宣布投降，这所“国立北京大学”也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抉择。1945年国民党教育复员会议上对日伪沦陷区日伪控制下的高等学校进行了讨论，大致有两种意见：一是从严处理，侧重于士林气节；一是从宽处理，侧重沦陷区教育界反抗敌伪的事实，以收拾人心。最后在会议闭幕时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作了总结：“一方面要严办，同时要用教育的力量来弥补过失，要使收复区各级学校与民众的错误观念，尽快纠正过来。对收复区的青年与儿童学业，要以十分关切和诚挚的态度来处理。”国民政府对伪北大作出的决议是：(一)立即解散； (二)伪校教职员处置办法，照通常办理；(三)伪校学生由教育部另筹安排办法，其后方原校不承认其学生籍。

1945年9月4日，国民党政府任命胡适为北京大学校长。时胡适远在美国未归，由傅斯年暂代北京大学校长。傅斯年其人一贯出言无忌，雷厉风行，人称“傅老虎”。他为彻底根除日伪统治时期奴化教育的影响，保持北大的纯洁和爱国传统，对伪北大的教职员一概摒弃，坚持不予录用。

傅斯年说：“专科以上学校，必须要在礼义廉耻四个字上，做一个不折不扣的榜样，给学生们、下一代的青年们看看。”他承认由于长期战乱，高校内缺乏师资，但是不能因为缺乏师资而放弃最基本的原则。“学校是陶冶培植后一代青年的地方，必须要能首先正是非，辨忠奸。否则下一代的青年不知所取，今天负教育责任的人，岂不都成了国家的罪人?”最后他表明自己的态度说：“这些话就是打死我也是要说的。”当时北平报纸评论傅斯年对伪教人员抱有一种“不共戴天的愤怒”，这一形容恰好说明了傅的人格和气节。

在这样的政策态度下，伪北大教职员在伪北大解散后，都离开了北大，傅斯年“为北大保持一个干净的记录”的想法实现了。

在伪北大上学的学生，则须经过甄别和补习，再进入北大学习。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于1945年11月建立，伪北大各院系学生被安插在临时大学1—8班进行学习，期终考试合格者方能进入恢复后的北大及北平等大学继续学习。伪北大的肄业生经甄审合格后，按成绩编定相当年级，发给转学证明书，由甄审委员会予以2个月到3个月的补习后发给证明书，相当于毕业证书。毕业生也须登记甄审合格，各机关方得予以任用，而赴日等敌国留学学生，一律不予登记。

这些做法也引发了伪北大学生的不满及与政府之间的一些冲突。1946年3月，北京大学和师范大学校友联合会召开反甄审大会，到会学生代表600多人，并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拒绝甄审，发表《北大师大校友联合会甄审登记公开信》，呼吁北平、天津、南京、上海、汉口、济南及各地青年学生、毕业生，“迅速联合起来，共同为要求民主、争取本身的自由平等而奋斗”。5月26日，北平专科以上学校校友联合会在师大礼堂召开成立大会，要求立即取消甄审，会后组织请愿游行。翌日，复派代表到行辕谒见李宗仁，要求取消甄审。6月教育部在甄审问题上迫于压力，步步退让，最后不了了之。

至此，伪北大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实体，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伪北大的兴亡，在厚重的中国现代史中，并不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在北京大学百年历史中，它被视为异类，连左道旁支都谈不上。但它确实存在了七八年的史实，应该引起我们的正视。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屈辱的一页，应当为我们所了解，加以研究，引以为鉴。

责任编辑：唐旭 最后更新：2016-07-08 15:2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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