８９岁义务护校人回忆抗战时期的教育
2016-01-26 17:22:57  来源：新华网   点击：  复制链接

　　 ７０多年前，由于当日寇的侵略，中国全国上下难觅一间平静的教室，大中学校或迁移或新办于重庆、昆明等大后方，在极度困难的战争岁月里坚持传道育人。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重庆创办的难童学校——育才学校，成为抗战时期教育的缩影。

　　 重庆市合川区草街镇凤凰山脚下，林木掩映中有一座古庙名叫古圣寺，寺旁边一间平房里住着８９岁高龄的义务护校人杨兴莲。７５年前，杨兴莲老人进入古圣寺里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读书。后来，他义务守护这所学校数十年。

　　 如今，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古圣寺每年都会吸引众多的学生前来参观。走进古圣寺，只见雕梁画栋，大树成荫。几座配殿是教室，中轴线上的大雄殿是陶行知为全校师生讲课的礼堂，两侧厢房则是师生宿舍。当年的课桌、钢琴都保存较好，似乎在向游人诉说７０多年前动荡岁月中学子们的求学故事。

　　 １９３８年９月，陶行知与邓颖超在香港会合，宣传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在去香港的轮船上，他看见一个４岁的法国小女孩随着乐曲跳舞。陶行知不禁联想到灾难深重的祖国，日军侵华造成大量的儿童失去父母、流浪街头，于是他决定创办一所难童学校。１９３９年７月２０日，陶行知创办的难童学校在重庆北温泉小学举行开学典礼，取名“育才学校”。８月初学校迁入合川草街古圣寺。

　　 杨兴莲老人１９３９年进入育才学校读书，在这里共上了４年学。尽管年事已高，但当年在育才学校读书时的情景，老人依然记忆犹新。

　　 杨兴莲老人告诉记者，自己出生于当地一户地主家庭。那时即使家境较好，女孩子也是不准读书的。１９３９年学校搬来的时候，１４岁的杨兴莲家离这里不远，常常到这里来看热闹。一天，一位老师让她进学校学识字，父亲后来知道后非常生气，不许她再去。

　　 “当时，农村人都很愚昧，看到陶行知先生跟外国人说话，就说他是外国人，大人们都不让我们进学校。后来陶先生就挨家挨户做工作，告诉大人们学习识字的重要性，让娃娃们过来读书。那个时候，女人要缠脚，陶先生就向村里妇女讲述缠脚的害处，后来很多妇女不缠脚了。我当时也缠脚，正是因为陶先生，我脚上的布才被取掉。”杨兴莲老人说。

　　 经过陶行知的一番劝说，杨兴莲１９３９年进入育才学校学习。“学校当时分为普修课和特修课，普修课是基础文化课，特修课我学的是舞蹈。”

　　 陶行知１８９１年出生于安徽，早年参加辛亥革命，留学美国，回国后与蔡元培发起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探索教育改革。抗战全面爆发后，陶行知主张战时全面教育，倡导教育救国。育才学校不同于当时的普通学校，陶行知将自己的教育理念付诸实践。陶行知认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学校根据学生的兴趣和特长，把他们分为社会、文学、音乐、戏剧、自然、绘画、舞蹈７组，教导学生团结起来做追求真理的小学生、自觉觉人的小先生、手脑双挥的小工人、反抗侵略的小战士。

　　 “当时我们的老师是后来担任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的戴爱莲女士。我们什么舞都学，西式舞蹈也学。在寺庙门口的空地上，我们还跳秧歌呢。”杨兴莲老人回忆说，古圣寺地处偏僻，树林遮蔽，虽然躲过了日机轰炸，但生活十分不便。“吃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很多老师还要从北碚县城走十几里路过来上课。”

　　 抗战中后期，育才中学办学经费捉襟见肘。陶行知一方面力求外援，争取民主人士帮助，一方面自力更生，师生种地生产。为支持陶行知办学，周恩来、邓颖超两次前往古圣寺慰问师生，送来物资和捐款。

　　 尽管当时条件艰苦、办学经费极度紧缺，但育才学校可谓“名师荟萃”。音乐家贺绿汀、电影艺术教育家章泯、舞蹈家戴爱莲、诗人艾青、画家陈烟桥等著名学者担任各组主任，翦伯赞、何其芳、丰子恺、田汉、姚雪垠等众多名人在学校兼课。此外，学校还有２万余册图书、３架钢琴、５架风琴和小提琴和１千多件实验仪器。

　　 杨兴莲老人自豪地说，育才学校每天都会组织演讲，下午还有朗诵、唱歌、舞蹈等文艺表演。在陶行知以及诸位名师的培养下，育才学校学生的全面素质得到显著提升，经常赴重庆市区宣传演出。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冯玉祥等多次出席观看育才师生表演节目。育才学生还长期主持国民政府中央广播电台向苏联、美国等国家的少年儿童播发的广播节目。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曾两次在育才学校讲学。他在《记古圣寺》一文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十几岁的孩子，能够在座谈会上侃谈时局，从国内到国际，从政治到军事，明如指掌，能够写出文学的创作，能够自编剧本，自己导演，能够自己作曲、作歌，能够写生、速写，能够画出星宿的图谱”，“陶行知生活教育的奇迹，就发生在在这所古老的寺院之中，使人的奇迹代替了神的奇迹”。

　　 开办之初，育才学校学生当中有革命烈士遗孤１２人，难童１４０人。育才学校在古圣寺７年，共招收了６００名儿童。全校６００多名师生中有３００多人参加地下党，有４３人参加了华蓥山游击队，有２１名师生是革命烈士，育才学校因此被誉为革命的摇篮。新中国成立后，很多育才学生成为党的领导干部、著名艺术家、学者。

　　 １９４６年，陶行知号召：“制止内战，反对独裁，建立人民的新中国。”为了民主，李公朴、闻一多相继遇害，有人通知陶行知，陶行知却坦然地说：“我等着第三枪！”在生命最后的一百多天里，陶行知开展了一百多场演讲。１９４６年７月２５日，陶行知在上海突发脑溢血逝世，享年５５岁。

　　 ７月１６日，陶行知预感时日无多，在《给育才学校师生最后的一封信》中提出五项修养，“一为博爱而学习，二为独立而学习，三为民主而学习，四为和平而学习，五为科学创造而学习。这些也希望大家共勉并指教。”

　　 一提到陶行知，杨兴莲老人就尊称“陶先生”。“陶先生每次给我们讲课，总是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人只有读书才能成才，国家只有重视教育才有未来！”杨兴莲老人说。

责任编辑：雷攀 最后更新：2016-01-26 17:2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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