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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贵州教育
2017-10-22 10:40:49  来源:中国论文网 作者:刘军  点击:  复制链接

  摘 要: 抗战时期,贵州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得到迅速发展,并呈现出一系列新特征:教育结构较为合理,学校数量和规模发展较快,教学质量大大提高,对推动贵州教育近代化进程具有深远影响。究其原因,一是大批高校和人才的迁入;二是广大民众的迫切要求;三是国民政府的重视。

  关键词: 抗战时期 贵州教育 发展

  抗战爆发后,贵州的战略地位逐渐提升。随着大批高校的迁入,其教育获得空前发展,对推动贵州教育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抗战时期贵州教育的发展概况

  抗战前,贵州由于军阀混战,教育未受重视。抗战爆发后,随着大批高校的迁入,各级各类教育得到较大发展。

  1.高等教育。抗战前,贵州处于无高等院校的不正常状态。抗战爆发后,沦陷区的高校陆续迁往内地。其中,先后有7所高校来到贵州:一是私立大夏大学,1937年迁来贵阳,后迁至赤水,开设文学、理学和法商3个学院;二是国立交通大学,1937年迁来福泉,开设土木工程、探冶工程和铁道管理3个系;三是国立浙江大学,1939年迁来遵义,设分校于湄潭,开设文理学院、师范学院、农学院和工学院;四是国立湘雅医学院,1939年迁来贵阳;五是私立之江大学,1943年迁来花溪;六是国立广西大学,1944年迁来榕江;七是国立桂林师范学院,1944年迁来福泉。

  除内迁院校外,贵州于1938年、1941年和1942年先后设立贵阳医学院、贵阳师范学院和贵州大学3所高校,开设医科、教育、英语等科系。总之,抗战时期贵州的高校不但数量多,而且人才集中,全国知名的许多大师都曾来任教或讲学。在这些院校中,民主空气之浓,学生思想之活跃,教育质量之高,在贵州教育史上是空前的。

  2.中学教育。抗战前,贵州先后成立了一些中学,但发展缓慢。全省31所中学,在校生10539人,仅占总人口的千分之一,[1]352且大都集中在贵阳和较大城镇,多数县无中学。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安排流亡学生开办了一批国立中学。加上敌占区迁入的及各地自办的公立或私立中学,至1945年,贵州已有中学121所,为1937年的4倍,人数增至29522人,为1937年的2.8倍。[1]353这些学校不仅数量及质量有很大发展和提高,而且各具特色。

  3.职业、师范教育。抗战前,贵州职业教育几乎是一片空白。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先后制订了《贵州省职业教育调整办法》、《贵州省职业教育分期辅导实施办法》等法规,规定将全省划为6个职业分区(与专区相适应),每区至少设高、初级职校各1所,并成立“贵州省农工职业教育委员会”等组织,负责推进职教事业。到抗战结束时,全省共有工业、农林、医药类职校13所。[1]356

  抗战开始后,全省师范教育在原有基础上迅速发展,特别是国民政府推行义务教育和国民教育后,为解决小学教师奇缺之难,省政府除增办正规和简易的师范学校外,还在普通中学内增设一批简师班,并在安顺、贵定等地开办4个师范训练所。至1944年,全省已有师范学校23所,学生4784人。[1]354

  4.初等教育和其他教育。抗战前,全省每万人中仅有小学生317人。1940年推行新县制后,贵州拟定了国民教育实施计划,将全省78个县分成3期,逐年完成。第1期每3保设国民学校1所,第2期每2保设国民学校1所,第3期每保设国民学校1所。到1945年,全省共有中心国民小学及国民学校10288所,平均已达每保2校之标准,入学儿童比1937年增加了1倍以上。[1]350同时,还大力兴办社会教育等多种形式的教育,对全省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二、抗战时期贵州教育的基本特征

  抗战时期,贵州各级各类教育在过去的基础上获得了空前发展,并表现出一系列新特征。

  1.教育结构较为合理。抗战期间,就全省来看,不仅中小学教育,职业、师范及其他形式的教育发展迅速,而且高等教育的发展有了重大突破。抗战前,贵州的高等教育处于空白期,但至1945年,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已达4233人。[2]304尤其要指出的是,为唤醒少数民族同胞起来共同抗日,省政府专门制定相应政策,使民族教育得到较快发展。这样,全省教育就呈现出高、中、初等教育和其他形式的教育相辅相成、齐头并进的网状发展态势,有力地推动了贵州教育的近代化进程。

  2.学校数量和规模发展较快。1937年,全省各级各类学校仅2254所,到1945年发展到10777所,8年内增加近3.8倍。以黔东南州为例,据不完全统计,1940年各级各类学校仅有135所,到1945年即猛增至728所。[3]147再以少数民族聚居较多的县为例,各级教育的发展也相当迅速。就中学而言,到1941年左右各县基本上有1所中学,少数县有2―3所。[4]275此外,1937年以后,全省有25个县共办起了3400个补习班。1942年各县续办和增设中心学校民教部990所,国民学校民教部3304所。1944年兴义县各类学校共办成人班和妇女班70余班,入学人数达7410人。[5]322

  3.教学质量大大提高。抗战期间,贵州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质量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以中学教育为例,1943年8月,国民政府曾指定贵州、江西、甘肃三省举办高中毕业生会考及升学联合考试,贵阳高中名列第七,学生进入高校的录取率在90%以上。据当时教育厅写的质量分析报告指出,这样的成绩,不但在贵州,即使在全国也是一流的。

  三、抗战时期贵州教育发展的主要原因

  抗战时期,贵州各级各类教育获得跨越式发展。概括地看,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点。

  1.内迁高校和人才的影响。抗战爆发后,大批高校和人才的迁入,带来了先进的文化、科技、教育理念和活跃的学术气氛,为贵州教育近代化提供了历史机遇,大大改变了其教育的历史面貌。

  (1)地方高等教育直接受益。大批高校及文化界精英的涌入,极大地提高了贵州高校的师资水平和办学质量。内迁高校教师知识渊博、教学经验丰富、思维模式新颖。但他们长期受战乱流离之苦,所以到贵州后便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人才培养事业,从而为贵州带来了大批高素质的近代化教师队伍。

  (2)新的教育价值取向得以确立。因地势偏僻,贵州受西学的冲击相对微弱,相当一部分人仍视登科入仕为正途,更多的则是漠视教育的功能。随着大批高校和人才的迁入,人们的教育观念大大改变,办学积极性空前提高。具有近代教育观念的高等学府与知识群体扎根贵州,他们表现出的现代型的治学精神和模式,给滞后于时代的贵州带来了清新的文化学术空气,培养了当地人民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尚和勇于开拓进取的理性精神,以及爱好科学、广泛择业的健康心态。其中浙江大学的贡献可谓典型。浙大以“求是”为校训,提倡“通才”教育,重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广大师生在厄境中依然不辍治学。在这种文化氛围的熏陶下,遵义从此有了新的文化取向,人人皆知勤奋学习。“遵义青年以往常以经商、当兵、做小职员为途,自此也发生重大变化,读书风气浓厚,大学生和中学生的人数有了明显增加”。[6]38-39

  (3)民众文化素质得到提升。抗战前贵州教育普及率低,文盲众多,民众受教育观念迟滞。中等教育发展缓慢,各种社会教育更是近乎荒芜。高校内迁缓解了贵州中、初等教育师资生源不足的矛盾,推动了其大发展。除内迁的师范学校在教育开发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外,以浙大为代表的综合大学对所迁地区的中、初、学前教育等在内的各层次教育,以及社会、职业、边疆教育等在内的各类型教育,都有不同程度的推动。浙大在湄潭创办附中,还与教育厅等合办职校;交大迁来福泉期间,在县城开办夜校招贫困农民子女入学,创办东亚体育专门学校,招附近各县学生50名,毕业后成为当地体育骨干教师[7]403;大夏学生为附近幼儿园设识字班。浙大师范学院还与当地教育部门联系,对中小学教师进行培训,编大纲,进行教学示范。贵州中、初等教育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不仅招生数量扩大,而且质量也明显提高。内迁高校还为边远地区中小学教育发展等做了许多拓荒性的工作,使当地青年受到良好教育。

  2.广大民众的迫切要求。抗战时期,在内迁高校的影响下,贵州广大民众由“被动学习”逐渐转变为“主动学习”。加之自民国初年推行民众教育以来,通过通俗教育馆、教育学校等机构,民众从中学到不少知识,受益良多。教育部也曾对贵州的民众教育予以赞扬,有“南黔北晋”之美誉。[2]414可见,民众渴望受教育的热情已经开始高涨。

  3.国民政府的重视。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关于教育的规定有:“改订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教程,……训练各种专业技术人员,与以适当之分配,以应抗战需要;训练青年,俾能服务于战区及农村;训练妇女,俾能服务于社会事业,以增加抗战力量。”[8]487可见,抗战期间,出于巩固统治和组织抗战的需要,国民政府对教育是比较重视的,制定的措施也基本切合实际。

  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后,贵州的地位立显重要。为建设抗战的后方基地,国民政府强化了对贵州的统治,以吴鼎昌为首的新政府认识到教育的“感召”作用,把它比作催生万物的“春风”、“化雨”,[9]是当时“最迫切需要的工作,应该积极推进”,[10]97为此,制订了一系列政策,推动了贵州教育的发展进程。

  参考文献:

  [1]贵州通史:第4卷[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

  [2]贵州省志?教育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

  [3]欧多恒.论民国时期贵州民族地区的教育[J].贵州文史丛刊,1988,(2).

  [4]黄义仁.布依族史[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

  [5]韩达.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

  [6]遵义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峥嵘岁月,流风遗泽[G].浙江大学在遵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

  [7]孔令中.贵州教育史[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

  [8]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G].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9]贵州日报,1942-12-30.

  [10]贵州省政府秘书处.吴主席讲演稿存[G].1939.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10-22 10: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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