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新疆培训特种兵始末
2017-11-11 11:45:11  来源：论文网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战时期，新疆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所具备的特殊条件，而成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重要的国际交通要道、中国安全的军事基地和八路军培养及训练特种技术兵种的基地。八路军在新疆培养和训练了一大批特种兵骨干，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此还培训了许多飞行员和机械师，装配了一批战斗机，成为我军现代化军事技术骨干和国民党空军骨干，为抗战胜利和中华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一

　　1937年9月，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由于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执行消极防御的战略，日军得以迅速侵占我国大片领土，国民政府先后迁都武汉、重庆，西南和西北地区就成为中国抗日的大后方。

　　抗战全面爆发后，英、美等国采取绥靖政策和所谓的“中立”政策，而与新疆毗邻的苏联，则把中国的抗战看作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1937年8月21日，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应中国政府的要求，开始大力支持中国，大批的军火、物资、药品、志愿航空队员、苏联军事顾问等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由于大批的物资和人员途经新疆、甘肃和陕西到达抗日前线，从而使新疆成为重要的国际交通要道。

　　1936年10月，红军五军、九军、三十军及四方面军总部共两万余人西渡黄河，11月10日，过河部队成立了西路军。西路军在甘肃河西走廊一带，粉碎了马步芳、马步青等部的围追堵截，但因种种原因，西路军惨遭失败。1937年3月，三十军余部编为左支队继续向西行动。4月，西路军左支队接到中共中央及毛泽东、朱德的指示电，进入新疆转赴远方(指苏联)求学。4月底，突破重围的400余名红军指战员先后到达了新疆的星星峡，陈云以中共代表身份，通过苏联与盛世才建立了联系，经盛世才同意，接应西路军左支队进疆。5月7日下午，西路军左支队进驻新疆省会迪化(今乌鲁木齐)。

　　“七?七”事变后，陈云经请示中共中央同意，取消左支队番号，成立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中共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决定撤销原定的总支队去苏联学习的决定，改为就地学习。总支队在中共驻疆党代表的领导下，组织指战员开始了文化和政治学习。后根据中共中央把总支队办成多兵种的军事技术学校的指示精神，总支队决定利用盛世才军官学校里的教员、设备和苏联教官，为八路军培养现代化军事技术骨干，新疆就成为中国安全的军事基地和八路军培养及训练特种技术兵种的基地。

　　二

　　特种技术兵种的训练，大体分为文化知识学习和军事技术训练两个阶段。

　　陈云同志在学习动员会上指出：文化知识是学习其它知识的基础，没有文化就像盲人。现在学习文化知识，是为了更好地学习军事技术。希望大家像在战场上冲锋陷阵那样向文化进军。经过动员，指战员们增强了学好文化知识的信心。

　　总支队针对每个人识字多少分别编班，学习的课程主要有语文、算术，还有政治、历史、地理和日文等。学习语文，是按识字多少编班，数学不分高低班，一律从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开始，政治课主要学习政治常识、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党的建设等。大队以上的干部还专门组织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教材一是用中小学课本，一是自己编写。陈云等同志设法购买了一部分中小学数学课本，又从公开发表的文章等材料中选一部分印成语文课本。

　　由于教员很缺乏，开始时只能从“新兵营”里挑选。各大队的语文、数学教员，由部队里读过书的同志担任。中学文化程度的教高级班，高小文化程度的教初级班。各大队的政委负责上政治课。陈云同志经常给指战员上政治课，滕代远同志上语文课，以后又专门从延安派来了几位教员，使文化学习得以顺利地进行。一些从苏联回国暂时留在新疆的干部也充当了教师。

　　“新兵营”指战员绝大多数没有上过学，一些同志形容自己是“大字墨墨黑，小字不认得”，学习文化对他们是一件非常艰苦的事，但为了抗日救国的需要，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他们的学习热情很高，学习很用功。为了记住生字，他们不停地写，反复地念，并在操场、寝室、墙上、树上，甚至在厕所里也挂上识字牌，即使午休和晚上睡觉时，他们躺在被窝里也仍在思索、划字、算算术。

　　教员们也很认真。一位学员回忆滕代远同志教语文课时的情景：“每每走上讲台，都耐心讲解，循循诱导。当看到我们这些经过长征、刺刀见红的青年战士，竟连一些常用字还不会写时，显示一种难以察觉的疼爱和心焦。……晚上，他还要为我们批改作业，对的划个红圈，错的打个叉，并在旁边注上正确的，常见到他窗前的灯火深夜不熄。”讲政治课的陈云同志，善于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剖析中国和世界革命的实际问题，且具有渊博的社会、历史知识，讲课时常旁征博引，深入浅出，使同志们受到很大的教益。

　　此外，教员对学员的要求也很严格。语文课每天都规定应背会的字数，算术课每天也布置几十道习题。在课堂上要检查、提问，每星期有测验，每月有考试。对学习成绩优秀者颁发奖品，对学习不认真、成绩不好的同志，则点名批评，帮助他们总结经验教训。

　　经过半年的文化学习，许多同志能认识两三千字，也能读报，写小文章，数学也能开平方，进行因式分解，进行四则运算了。同时，大家还学会了一些简单的日语，如“优待俘虏”、“缴枪不杀”、“不要替法西斯卖命”、“打倒法西斯”、“中日两国人民应该团结起来”等抗日战场上的用语。

　　1937年12月，除一些主要负责同志如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郭天民、曾传六等奉命返延安外，“新兵营”指战员转入了学习各种军事技术的阶段。

　　总支队完成文化基础知识补课的任务后，陈云同志又及时提请新疆迪化军官学校和苏联教官帮助“新兵营”学习军事技术。这件事得到了苏联总顾问巴宁中将的赞同和新疆督办盛世才的同意。这样，“新兵营”指战员开始了特种技术兵种的学习和训练。

　　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总支队指战员中学习汽车驾驶的有57人，学习装甲车的有50人，学习炮兵的有87人，学习无线电的有34人，学习空军的有42人，还有学军医和兽医的共11人，去苏联学习情报的20余人。1938年春，根据盛世才的要求，总支队还选调了一批干部到盛世才的政府和军队中工作。

　　总支队一、二大队合并为一大队，由王世仁、卢富贵领导，主要学习汽车驾驶、修理技术，地点在新疆汽车局。学习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学习汽车原理，第二阶段学习汽车驾驶，第三阶段学习汽车修理。在理论学习告一段落后，转入实际驾驶操作。实习用的汽车是借用新疆汽车局的苏式羊毛车(吉斯五)。教员耐心教，大家虚心学，很快就学会了驾驶技术。1938年春考试时，成绩都在60分以上。后来，总支队又抽调了苟在尚、石子平、吴兴舟等20多名同志到盛世才的汽车修配厂学习汽车驾驶技术。在学习汽车技术的基础上，总支队抽出李志明、王崇国、杜发树等50人到盛世才的装甲车队学习装甲车技术。教官有李国卿等。学习的内容包括机械学、战术学和枪炮的射击技术。装甲车队有装甲车16辆，型号有两种：一种小型的是苏式布瓦26，乘员有3人，一种是大型的苏式布瓦27，乘员6至8人，装甲车上的武器除机枪外，还配有一门炮。学习时，就用这些装甲车进行教和学，还进行了两三次实弹射击。

　　1937年冬至1938年秋，四大队的全体指战员开始学习炮兵技术。学员有朱光、曹克林等60余人，苏联顾问如列如可夫教射击和战术，盛世才军官学校的教官教操作。1938年秋，从苏联回国的原东北抗联战士王松、岳山、林富等20余人编入四大队，也参加了炮兵技术的学习。

　　1937年秋，陈云同志将总支队中的无线电报务员何仁忠、杨大奎、高家传等20余人集中起来，开办了第一期无线电通讯训练班，学习收发报技术，训练班由王子纲、刘寅负责，荆振昌、徐明德任教员，1938年初结束。1938年4月，邓发同志又组织了第二期无线电通讯训练班，由荆振昌负责。他与徐明德二人任教员，学员有贾善、郑如宽、朱家林等28人。1939年，第二期无线电通讯训练班结束。

　　1938年1月，邓发从总支队卫生所抽调谢华等5人到盛世才的军医学校学习，谢华任组长。同时抽调陈银山、易良荣到兽医所学习，1939年12月结业。1939年10月，党代表陈潭秋又从总支队抽调了谢良洪等4人到兽医学校深造，学习内容有病理、解剖、内科、外科等，苏联教官包约申列翁捷夫和石洛夫授课。1941年结业时，王明朝、谢良洪、胡孝炳取得了前三名的好成绩，被授予中尉军衔，后被分配到盛世才的兽医所、兽医学校工作。

　　1938年3月，邓发从总支队选派刘庆南、沈先传、王振坤等7名同志到苏联学习情报工作，1938年11月，这批同志返回新疆后在边务处及其所属机构中工作。1939年冬，陈潭秋同志又从总支队中挑选出杨天云、张明敬、谭政文等15人，为第二批赴苏联学习情报的工作人员，其中有3人一个月后返回新疆，其余同志于1941年春回新疆。张明敬被分配在迪化新疆省边务处总电台工作(任报务员)，杨天云在和田电台工作，谭政文在哈密办事处工作，卢友玉、李勇文在兰州秘密电台工作。

　　1939年7月，为了进一步提高指战员的军事素质，“新兵营”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野营训练。野营训练中，邓发、陈潭秋两位党代表同“新兵营”指战员朝夕相处，情同手足。周恩来同志到苏联治伤，路过迪化时，还代表中共中央看望了“新兵营”全体指战员。他对指战员们说：“大家学得好，中央都知道。现在敌人用坦克大炮打我们，我们也要有坦克大炮来打击敌人，不要看现在底子还小，很快我们就要建立一支自己的特种兵部队。”9月下旬，野营训练结束，通过这次训练和演习，这支特种部队在政治上、思想上、军事上都有了很大提高。

　　三

　　抗战时期的新疆，不仅成为培养和训练特种技术兵种的基地，还是重要的空军基地。

　　1937年秋，陈云同志与盛世才商妥，先后从总支队抽调了25名同志，又从延安抗大、摩托学校选调了19名同志，到新疆航空队学习。

　　1938年3月3日上午，在航空队的操场上举行了开学典礼，新疆督办盛世才、苏联军事顾问巴宁参加了典礼。在典礼仪式上，盛世才宣读了学员名单、编组情况及教学计划。吕黎平、方子翼、袁彬等25人被编在新疆航空队第三期飞行班，吕黎平为班长。严振刚、朱火华、彭仁发、吴茂林等18人，被编为新疆航空队第二期机械班，严振刚为班长。

　　1938年3月28日，航空学习班正式上课，教员由飞行教官兼任，有时也由苏联教官上课。学习的课程有《航空历史》、《飞行原理》、《发动机构造》、《飞机构造》等。在基础课学完后，转入了专业知识的学习，飞行班和机械班分开上课。飞行班学习飞机操纵、领航、仪表、气象等专业课程。机械班学习飞机发动机的分解和维护。4月4日，飞行班开始上飞行课，由盛世才航空队中队长黎焕章，飞行教官任兆群、杨兆荣分别带飞。苏联教官负责指挥和检查考核。使用的教练机是乌―2型、拉―5型和依―15型、依―16型。教练机场在迪化东门外的初教机场、博格达山下的欧亚机场、地窝堡机场和高家户机场。

　　6月底飞行班带飞，每个学员都带飞50多次起落，约有15至20个小时。到10月间都放了单飞，10月以后转入中教机训练，训练的飞机是拉―5型侦察机，至1939年夏，中教机也放了单飞。

　　1940年夏，航空队停飞了几个月，直到苏联援助盛世才的6架依―15、两架依―16战斗机在1941年到迪化后，才恢复了飞行课。吕黎平等10名学员被送去飞依―15和依―16战斗机，到1942年7月初，飞完了拉―5和依―15、依―16三个机种，每个学员约飞行280个小时。

　　经过一年半的刻苦学习，1939年9月机械班毕业，成绩都在4分以上，并能操作和维护两种飞机。机械班18名学员毕业后，被分配在盛世才的航空队，成为飞机维修骨干。飞行班于1942年4月毕业，25名中共学员中有24名完成了学业，他们均留在了盛世才的航空队，继续巩固、提高飞行技术。

　　1938年冬，盛世才准备利用空闲的P-5型初教机，再训练第四期飞行员。但当八路军的飞行学员到达迪化后，盛世才以其中有中共党员为由，决定停办第四期飞行训练班，也坚决不同意让从苏联归国的少校飞行员和工程师常乾坤、王弼同志进新疆航空队任教官。邓发于是在1939年春于中共驻新疆代表处的驻地，举办了一个航空训练班，将当时在迪化准备学习航空的同志和1939年5月从苏联回国经过迪化的同志组织起来，一边学习航空理论，一边等待机会争取进新疆航空队。这个航空训练班的学员有郑德、吴元任、李凡等13人。在新疆航空队学习的42位红军干部，也经常利用星期天和节假日在办事处听常乾坤、王弼的辅导，解答疑难问题。航校培养飞行员的成功率：第一期10人中淘汰2人;第二期16人中，淘汰4人;第三期的中共学员，平均为小学文化程度，飞出来24人，仅淘汰1人。这种成绩的取得，主要是学员有明确的学习目的，也和常乾坤、王弼的航理辅导是分不开的。

　　在新疆，除盛世才创办的航空队外，苏联还在新疆帮助国民党筹建了空军教导队，培训飞行员。国民党空军教导队于1939年筹建，设在伊宁艾林巴克。空军教导队主要工作人员均由重庆国民党中央派遣，教员从苏联聘请，主要训练歼击机飞行员。到1941年底，教导队共有官佐91名，学员164名，学生90名，机械师118名，共计463人。

　　建立空军，就需要有飞机。抗战爆发后，中国对飞机最急需，除向苏联大批购买外，还希望苏联能帮助建立飞机装配厂。1938年7月，中国驻苏大使杨杰向苏联政府提出了要求，苏联接受了中国方面的要求。1939年8月11日，中苏签订了建立飞机装备厂的议定书，厂址设在乌鲁木齐市郊头屯河，对外叫农业机械厂。工厂计划年产依―16歼击机300架，飞机零部件由苏方提供，产品由中国包销，协议期限为10年，期满后，中国可购买苏联股份，将工厂转为己有。工厂自1939年底破土动工，至1940年9月完成第一期工程，10月开始部分生产，投产第一年就生产依―16型单双座机各50架，SB型机70架，E0153型机130架。这些飞机的出厂使抗战初期中国空军的力量得到加强。

　　四

　　抗战时期新疆培训的特种技术兵种，分期分批地奔赴抗日前线，成为八路军、新四军的现代化军事技术干部骨干和国民党空军骨干，为准备反攻日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为中华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的胜利奠定了一定的技术基础。

　　1938年初，总支队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学员何仁忠、杨大奎、高家传等20余人，在学业结束后，由刘寅带队返回延安。

　　1939年11月，根据形势的变化和抗日战争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总支队除参加航空队的学员留下外，其余同志撤回延安。朱德总司令向盛世才发了撤回总支队的电报。12月1日，盛世才收到国民党军令部关于蒋介石批准总支队徒手归队的电报。陈潭秋党代表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当时的实际情况，经充分研究，决定总支队中的31名干部和病员乘飞机，其余329名同志乘汽车返回延安。盛世才拨出30辆汽车并派参议丁宝珍带两个卫兵负责护送，每辆车上都配有武器，以应付路上发生的紧急情况。1940年1月11日，总支队从迪化启程，2月5日平安到达延安。2月下旬，饶子健、姚运良、宋承志等大队长(团级)以上干部、病员及随员31人乘飞机到兰州后，转乘汽车回到延安。

　　1940年7月，原准备去苏联学习，后因情况变化而未走的总支队成员陈福海、刘琦、金中池等31人，分乘两辆汽车，由盛世才派龚副官护送，于1940年8月抵延安。

　　1942年以后，盛世才公开反苏反共，破坏了与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暴露出他反动军阀的真面目。1942年7月10日，盛世才将航空队的中共党人一律迁出，9月17日，又把他们集中于督办公署后院营房。1943年2月，航空队的中共学员被盛世才软禁在刘公馆。1944年11月，又被投入盛世才的第二监狱。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6月10日，在党中央的营救下，在主政新疆的张治中先生的大力帮助下，中共航空队员同在新疆工作的其他中共党人一起被无罪释放。张治中特派西北行营交通处处长刘亚哲护送129人自新疆起程，于7月11日安抵延安。

　　抗战时期，由于新疆当时所具有的特殊地理位置及历史背景，客观上成为中国特种技术兵种的训练基地及重要的航空训练基地。许多中共党人在这里接受了特种训练，有的很快走上了抗日救国的前线，有的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有许多人成为我国各军兵种的技术骨干，成为我国空军事业的奠基者和领导者。他们不仅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军事技术基础，而且为我军兵种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1-11 11:4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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