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后的四川（1）
2017-11-15 15:07:41  来源：360图书馆  点击：  复制链接

　　险恶的环境和交通是“异乡”发生的原因之一

　　国中“异乡”

　　四川地处西南，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距离较远。四面环山，铁路未修，交通不便。与西南以外地区的联系，水路主要经三峡，陆路主要经剑门关，这两处又多险峻。地理因素一直是四川与外隔绝，一个主要原因，也因这种隔绝，在民国初年到七七事变之前，四川被很多国人视为“异乡”。

　　除了地理的主因外，自1924年熊克武以北伐名义率部出川，其后的10年间，国民党基本上在四川丧失了政治影响力，四川政权落入新兴军人的手中。比起更具全国性质的国民党人，四川新兴军人行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善于内斗，而不大参与全国政争。自1920年代始，新兴军人占据权力中心，四川战争乃真正成为“内战”，也就丧失了道义上的正当性。1925年，就已有人批评四川军人“并无何等远大思想，只求其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金钱狼藉，于意已足”。

　　当时人认为，四川新兴军人“没有统治全国的奢望”。窃以为“奢望”二字颇能曲尽四川军人的心态。川军多头并立，军事竞争十分激烈，能站稳脚跟、立定地盘已不易，遑论“统治全国”?四川军阀刘文辉曾称，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自以为已经能够收拾四川的其他军人了，就“不愿局促于四川一隅，一心想要从夔门以外去扩大政治局面”，但很快败退。大部分军人还是要实际得多，以自保为主。

　　与此同时，四川军人的自信心也在下降。不但无向外发展的“野心”，连统一四川甚至自保也要引外援为助。当时，“在国内几乎没有一个较大的军阀处，甚至没有一个通都大邑没有四川军阀的代表”。四川多头并立，不能统一，颇为外省军人看不起。因此，他们很少与川军结盟。结交外援成了一厢情愿，结果只能用内斗的方式解决问题。

　　傅葆琛曾经说，四川人“素来不去管外边的闲事。外边的人也非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不去管四川的事”。20年代的四川在全国政治地图上处在一个非常“偏僻”的位置，对“外边”的影响远还未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因此，也就常常处在忙于逐鹿中原的外省军人和“中央政府”的关注视野之外。从实际看，南北政府对待四川军人多采取承认现状的态度，分别委以官衔，借以羁縻。这些“官衔”又往往成为四川军人内战的凭资。

　　外省人不了解四川，四川在中国如同“外国”：“军阀林立，兵匪如毛，蜀道艰难，外省人闻而生畏，不得履其地知其详，有加以秘密国之称者。省外人视四川，几如外国人之视中国，且或更有甚焉。盖外国人虽不知中国，然常派人来华调查，省外人不知四川情形，鲜有闻入四川作切实调查者，省外人之知四川，全凭报纸所载之一二简短通信而已。”

　　如此异类的四川，在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却摇身一变成为了“抗战大后方”，而这个华丽的转身，又不得不说南京国民政府“抗战大后方”计划。

　　四川如何进入蒋介石视线被选为“抗战大后方”，最迟在1933年时，蒋介石已将四川纳入抗战根据地的备选名单了。大西南的四川在被国民政府控制前就被关注了。

　　蒋介石原本瞩目大西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鉴于日本的局部侵华和中国首都南京的危险境地，开始筹划在中国内陆地区寻求一个安全的战略基地，并初步打算以西北为长期抵抗之后方根据地。1931年9月2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载准备将首都迁到西北，准备与日军一战的思想。10月3日，蒋介石在与熊式辉商量备战计划时认为，无论和与战，西北实为政府的第二根据地。这说明，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不久，蒋介石心目中的后方根据地是在西北，战时首都放在了西安。

　　很快，这一设想就有了实践的机会。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次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余决心迁移政府于洛阳与之决战，……否则随时受其威胁，必作城下之盟也”。1月30日，国民政府即发布《移驻洛阳办公宣言》，表示“政府为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不受威胁，决定移驻洛阳办公”。国民政府迁都洛阳，是由于首都南京靠近上海，一旦战事发生，毫无坚守的余地和希望。随即，国民政府在洛阳召开了一次国难会议，其讨论的中心内容是以“西北作最后的长期的抵抗根据地，打破自建立民国以来最严重最危急的当前的困难”。3月1日至6日，国民党在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决议：一、以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二、以洛阳为行都。三、关于陪都之筹备事宜，应组织筹备委员会，交政治会议决定。

　　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被迫迁都，并开始了对西北根据地的经营。正如宋子文所说，“西北建设不是一个地方问题，是整个国家问题。现在沿海沿江各省在侵略者的炮火之下，我们应当在中华民族发源地的西北，赶快注重建设”。

　　为此，国民党中央很快成立了西京筹备委员会，加紧对陪都长安(即西安)的筹划与建设，并先后讨论通过了蒋介石提议的《切实进行长安陪都及洛阳行都之建设事宜案》和行政院秘书长诸民谊等人提出的《开发西北案》。前者决定“为统一事权起见，将长安改为行政院直辖市，即兼负建设陪都之责任，其市区应根据陪都之计划，划定适当区域，市之经费，由国库拨款”。后者决定设立行政院直辖的西北拓殖委员会，负责对陕、甘、绥、宁、青、新各行省全境及外蒙西部等处的开发建设。全国经济委员会也专门设立了西北办事处，侧重从事西北的交通水利等建设。国民政府对西北根据地的重视，直接引发了“开发西北”的热潮。

　　由此可见，在“一二八”事变后，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是以西安为陪都、以西北为战略后方准备对日作战的。

　　但是，国民政府选择西北地区，只是因为国民政府尚未将西南诸省真正纳入其统治范围，相比之下，其控制区中只有西北可堪一用。但是，由于西北地区经济落后，自然条件较差，文教相对落后，人力资源不足;在地理上，西安靠近华北，一旦华北沦陷，西安和西北地区容易受到威胁;加之西北地区接近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对于坚持反苏、反共的国民政府来说，其感受到的威胁并不小于日本;同时，西北地方军阀一直未被国民政府完全控制，也是一块不小的心病。因此，将西安作为未来的战时首都，将西北作为未来抗战的核心后方基地并不理想。对此，国民政府在确定建设西安和西北之后，蒋介石并不十分满意。他在1933年8月17日的日记中表示，“大战未起之前，如何掩护准备，使敌不加注意，其惟经营西北与四川乎?”终于，最迟在1933年时，蒋介石已将四川纳入抗战根据地的备选名单了。开始有在四川经营抗日后方根据地的考虑。蒋介石之所以在还没有控制四川的时候即瞩目四川，一方面固然与他对四川历史及战略地位的认识有关，另一方面也因西北现实状况实在当不起这个“根据地”的担忧不无关系。

　　生灵涂炭到引狼入室：四川军阀混战刘湘坐大

　　蒋介石的策略是，在貌似公允的表象下，暗中扶助刘湘，使四川局势朝中央期望的方向发展。蒋介石和刘湘合作整合四川的日子是他们的蜜月期。

　　四川军阀混战生灵涂炭

　　自护国军兴以来，川中各派势力都趁机抢占地盘、割据称霸，四川即开始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1928年北伐完成后，四川宣布归属国民政府体制，但“实际上却依然维持其半独立之地位”。与此同时，各军阀派系之间的互相攻伐也愈演愈烈。西南地区接连混战。据不完全统计，从1912年“省门之乱”到1935年中央军入川，四川地区“大小战争达四百次以上”，其中“规模较大的战争就达到二十九次”，几乎每年都有大规模的混战发生。四川各派军阀在经过一系列醒风血雨的吞并混战后，渐渐形成杨森、邓锡侯、田颂尧、刘湘、刘文辉、刘成勋、赖心辉、刘存厚等几个军阀巨头。他们在你征我伐的环境中形成了别竖一格的“防区制”。即整个四川的土地由八大军阀巨头瓜分为大大小小的地盘，以大小不等的县为单位，占有县数的多少代表着占有防区的多少。每一个防区的驻军长官直接任命地方的行政长官，而这些行政长官往往也都是由驻军军官担任。他们可以在自己的防区内为所欲为，包括自由征税、任意扩充军队。

　　防区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每一次战争的结果，就是一次重新分配防区的结果。由战争所带来的防区变化是四川军阀间战争的主要目的。日本局部侵华造成的民族危机，并没有对当时的西南政局产生多大的影响。”不特割据的现象依然存在，而且苛捐杂税日益加重，……当此国家已到生死关头，不但不知稍作一点后备的工夫以求免于灭亡，甚至是山高皇帝远似的在那里使鬼弄法，连亡国灭种的感觉都没有。这种社会观念层面的认识或许改变得慢一些，而政略、战略层面的认识却改变得早一些，其中的一个关键性转折就是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入川以及1932-1933年进行的“二刘大战”，这不仅使得蒋介石不得不更多地关注并介入川局，而且引发了全国舆论对改造川局的广泛讨论。

　　蒋介石扶植刘湘

　　在四川实力派中，蒋介石最初支持实力最强的二刘(刘湘与刘文辉)共同奠定川局，“中央自当补助其不足。”1928年四川省政府成立，刘文辉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为川康裁边军队委员会委员长，形成二刘合作共掌川省格局。刘湘为对付强敌刘文辉，与南京中央政府的联系曰渐增多，刘湘在中原大战、宁粤分裂等重大事宜上都釆取拥护蒋介石的态度。中原大战中，刘文辉附和反蒋的汪精卫改组派，刘湘则站在拥蒋立场。二刘在国民党高层派系政争中的选边站位成为其后处境的影响因素。刘湘因拥蒋而成为“拥护中央”，得到蒋的认可与支持。1930年12月，负责在川省联络的曾扩情向蒋建议整理川局以刘湘的第二十一军为基干，“暂设机关，或派员驻渝，督促进行”，得到蒋之同意，希望刘湘到武汉详谈。1931年6月15日，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上，刘湘与韩复榘、龙云、何键、徐永昌等地方实力派头面人物共同当选国民政府委员。

　　蒋介石的策略是，在貌似公允的表象下，暗中扶助刘湘，使四川局势朝中央期望的方向发展。从1927-1933年底，四川境内大的军阀混战主要有下川东、上川东之战及二刘之战。这些大战的背后，都有中央的影子。下川东之战中，中央对于溃退的杨森下令“川军各将领协同堵截，勿予收容”，1932年10月，刘湘敢在“九??一八”事变后，冒天下之大不韪挑起内战“二刘之战”，没有蒋介石对他“安川计划”的首肯(蒋介石秘派曾扩情给刘湘传话“如能有把握，在很短的期间内解决刘文辉，可便宜行事”)是不可能的，而密电允许刘湘解决刘文辉的同时又公开通电要求川中各军“捐除嫌怨，泯息内争，团结一致”。大战打了一个月之后，才下令“扣留入川军火”，蒋介石又暗中帮了刘湘一把。就这样，四川军阀包括刘湘在内在不自觉中替蒋介石中央削弱了川中割据势力，为中央统一四川做好了准备。不动一枪一弹，南京国民政府中央成了四川军阀混战的最大赢家。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被迫放弃鄂豫皖根据地，翻越大巴山，不费吹嘘之力便攻陷通江、南江、巴中三县，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消息传到成都，田颂尧的二十九军正在跟刘文辉的二十四军进行巷战。红军乘“二刘大战”的世纪，先后打败了田颂尧、杨森、刘存厚，占领了四川大片土地，并发出了“赤化全川”的号召。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的胜利引起了全国一片哗然。

　　当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后，南京国民党中央就屡电四川军阀，要求四川军阀严加追剿，这让刘湘在红军进入川境之后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蒋介石和刘湘就为先“安川”还是先“剿共”产生了纷歧。刘湘坚持先打败刘文辉，统一四川，然后再“剿共”;对此，蒋虽不赞同，但也无可奈何。于是，刘湘一门心思对付刘文辉“将刘文辉赶进荒无人烟的西康境内，他取得了四川境内凌驾于任何人之上的霸主地位。但，此时的刘湘却发现红军的势力已大为扩张，”剿共“颇为不易。

　　刘湘于1933年10月4日正式就任”四川剿匪总司令“，随即将参加围攻川陕根据地的川军分为六路，大小军阀起上阵，向川陕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六路进攻。但咋红军的打击下，1934年7月下旬，唐式遵指挥的第五路被红军伤毙一万人左右，成为四川军阀对红军进攻以后在一个地方失败最惨的一次。8月中旬，第五、六两路再次遭到重大失败，两路全线崩溃，宣汉不守，损失奇重。随后，其他各路防线也全部失守，六路围攻计划失败。刘湘引咎辞职。刘湘的辞职，导致川省政治、经济、军事陷入混乱之中，社会各方呼吁南京中央介入四川，收拾局面，统一川政。蒋介石经过权衡，决定以经营四川为”安内“、”攘外“之关键。

　　经营四川，刘湘去留敏感且关键。对此，国民政府中的军事将领不乏激进主张。建议乘机将刘湘罢免军权调出四川的看法并不少见。

　　但蒋介石衡量局势，更倾向与刘湘合作。其一，川省内争不断，但主张川人治川。在川省动乱之时，即使在呼吁南京中央介入川局最为积极的川籍乡绅、京官中，也多主张敦促刘湘复职。实含既需南京中央援助，亦保持川人治川的双重意图。其二，在”安内“”攘外“全局之下，经营四川，稳定压倒一切，”勿使川生腻贰“，由此与较为强势的地方实力派头面人物继续进行合作势所难免。其三，川省实力派中，刘湘是川人治川的合适人选。蒋介石设想的理想局面是：实现川政统一，军令军政交还中央，中央保障刘湘现有军政地位，“并赋予法定上之全权建设新四川。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1-15 15:0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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