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女共产党党员帅孟奇的抗战时期经历
2015-01-13 15:58:50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网  点击：  复制链接

　　节选自《中共党史人物传第62卷·帅孟奇卷》

　　(六)

　　帅孟奇化名许伯英回到湖南，住进常德广德医院治疗目疾。这期间组织上又给她汇去诊病费50元，任作民也从武汉办事处写信给她，嘱她好好养病。在组织的关怀下，帅孟奇逐渐康复出院，但她的左眼已几近失明，右眼也高度近视，戴了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回到她阔别10年的家乡。

　　在家乡帅孟奇见到的是白发苍苍年迈的老祖母和卧病在床奄奄一息的母亲，听到的是一桩桩令她心痛的消息。大革命失败后，还乡团到处缉拿她，并扬言要斩草除根。黎箴怕端一遇害，将她改名换姓送进孤儿院，但未能躲过特务的魔爪，端一依然被毒害了；母亲承受不住丈夫被逐出湖南，女儿坐牢，外孙女遇害等一系列的打击，得了忧郁症，经久不愈，成了精神病；丈夫许之桢在苏联误以为妻子已牺牲，另组了家庭。帅孟奇的老战友詹乐贫、陈刚、毛觉民、熊琼仙都在1928至1929年间壮烈牺牲。不久，她母亲也去世了。

　　1927年12月9日，徐特立、王凌波到长沙，随即建立了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徐特立以八路军驻湘代表身分公开演讲，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帅孟奇得知消息，立即前往长沙。

　　1938年1月2日，帅孟奇到长沙寿星街8号八路军驻湘通讯处，见过徐特立，并与中共湖南省特委书记任作民接上了关系。

　　同年1月7日，中共长江局作出决定，将中共湖南省特委改为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1月16日，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在长沙秘密建立，高文华任书记，委员有任作民、郭光洲。5月，长江局又派聂洪钧、谭丕模来湖南参加省工委的领导工作。书记高文华、组织兼军事部长聂洪钧、统战部长兼长沙市委书记任作民、民训部长郭光洲、宣传部谭丕模、秘书长帅孟奇(化名帅光)。

　　省工委的任务是贯彻党中央全面抗战路线，在全省广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开展统一战线与群众工作，恢复发展党组织。

　　省工委秘书处设在玉皇坪一个独家院子的一幢楼房里。这幢房子的主人是国民党少将旅长齐某，由杨第甫以大地主家的"少爷"在长沙读书的名义租下来。帅孟奇以第甫的"姐姐"身分住在这里，同住的还有董纯、欧阳惠林。

　　省工委上上下下都称帅孟奇为帅大姐，她负责财务、交通、并兼管宣传教育委员会工作。当年的省工委青委书记李锐说："只有帅大姐知道省工委各位领导的住处，别人是互相不知道的。我去省工委找高文华，也是先由帅大姐接谈，第二天和高文华见面。帅大姐话不多，给人一个稳重可靠的感觉。我们每月的生活费也是由她发的。"

　　当年的湘西工委负责人梁春阳说："1938年春到长沙向省工委汇报，时值国共合作抗日，救亡运动趋于高潮，到处有民众游行示威、募捐演讲，我为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所激发也想走上街头。帅大姐告诫我：国民党反动派随时会翻脸的，你有责任在身，从湘西秘密来，还要带着省工委的指示秘密地回湘西去贯彻。你不但不能在这里抛头露面，回湘西后，也要保持警惕，不要掉以轻心，历史上血的教训不能忘记"。

　　1938年2月，帅孟奇受派到常德、汉寿等地重建党组织，在常德一位汉寿女同乡的家里隐蔽下来。她考察了抗日救亡运动中表现积极的青年学生周文雄、廖新夏、向光源等，吸收他们入党，还对大革命失败后与党失掉联系的数名老党员进行审查，为他们接上了组织关系，在常德重新建立了特别支部。随后，又到汉寿，找到毛碧云、罗永生、曾玉庭等7位同志，向他们传达了党在抗日时期的政策、策略和当前任务，建立了中共特别支部。

　　省工委为帮助各地逃来湖南的难民解决生活困难，在长沙筹办难民缝纫厂。帅孟奇将汉寿特支委员、剪裁技师曾玉庭调来长沙。曾玉庭向往火热的斗争，不愿到难民工厂去重操旧业。帅大姐对他说："一个共产党员，当看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受到威胁时，应该挺身而出，带领群众战胜敌人；当看到人民群众生活有困难的时候，也应该挺身而出，带领群众战胜困难，度过难关。日本侵略者强占了我们千百万老百姓的家园，难民生活无着，共产党人能看着不管吗?"曾玉庭终于被说服了，在难民缝纫厂里发挥了极好的作用，为前方将士缝制了大批衣被，还培养了一批抗日积极分子。

　　1938年春，省工委设立了以帅孟奇、宋濂、潘开茨、丁务淳(周宏明)、肖敏颂等5人组成的宣传教育委员会，领导全省的训练工作。宣教委员会相继在长沙、邵阳、衡阳等地举办党训班7期，训练区级以上干部200多人，培养了一批骨干，提高了他们的政策水平和理论水平，由他们再回各地去培训党员和群众。

　　1938年11月上旬，省委机关、《观察日报》社、文抗会、战时工作服务团等迁往邵阳。

　　1939年2月初，中共湖南省工委在邵阳八路军通讯处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博古参加了这次会议。通过选举，正式成立中共湖南省委员会。帅孟奇当选为省委侯补委员(王涛牺牲后，帅孟奇递补为正式委员)。

　　1939年3月3日，为纪念三八节，帅孟奇以湘纹的笔名在《观察日报》上发表《抗战中的妇女》一文，动员千百万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文中提出要多办妇女训练班，多办难民工厂、保育院、更充分地发挥妇女在抗日救亡工作中的作用。还提出有妇女会和妇女工作团的地方，要深入到乡村，深入到民众中去，通过宣传，提高农妇的觉悟，使之自愿地动员亲属参军打日本鬼子。

　　3月，省委派帅孟奇到益阳筹建常益中心县委。此时，八路军驻湘通讯处联络员李伏波(原南华县委书记)在沅江被暗杀，临澧、澧县等地的共产党人被密捕、暗杀而失踪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帅孟奇来到益阳，由益阳县委书记李文定安排她住进了党的交通员封淑芳家，地点在三堡窑湾。封淑芳以经营甜酒、纸烟等小买卖为掩护，屋后有一片丛林，可通向有较多党员的长春农村，开会就在高文华家的廖家祠堂。

　　3月底，中共常益中心县委成立，最初由帅孟奇、文士桢、李文定组成，不久调走了已暴露身分的李文定，换了余克伦。帅孟奇任书记，文士桢管组织，余克伦管宣传。帅孟奇、文士桢和管理文件的毛碧云住在石码头对河路边的一幢三开间的房子里。

　　常益中心县委领导益阳、常德、汉寿、沅江、桃源、临澧、澧县地区的革命斗争。这一带南屏武陵山、北临洞庭湖，湖河交错，沃野千里，是湖南北部的战略要地。大革命失败后，这一带有2000余人被杀，经过抗战初期重建党组织，到1938年底，已有党员700多人。这一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很火热，常德、汉寿、益阳各县以共产党员为核心建立了总工会，益阳县的工会有两万多会员。汉寿还有妇女会。各县都有"抗日宣传基站"。党的力量较强的益阳蔚南女中、龙洲师范、作育学校、常德的隽新中学都办了农民夜校、职工夜校，还组织各种宣传队、演出队深入乡村、部队、街头宣传。销售各种进步书报的书店、书社也很多。但此时薛岳加紧反共，4月，《观察日报》被查封，塘田战时讲学院被强行解散。常益地区的国民党县党部、三青团也加紧活动，制造事端，他们派遣人员伪装进步，与宣传队积极分子接近，沅江县的5位党员就上当受骗，暴露了身分，被国民党逮捕。他们还派遣人员打入总工会等群众团体，竞选理事，并强拉工人加入三青团。国民党县党部还逼迫县长举办保甲训练，布置监视和限制共产党的活动。帅孟奇1940年在延安写的《抗战初期常益中心县委的工作报告》中写道：此时"三青团在各县都有了组织"，"他们抓民众团体的领导"，"打击进步县长和军队中的政工人员"，"在各县增设特务机关，监视抗日积极分子，捕捉共产党员"。面对这一新情况，帅孟奇召集中心县委各县负责人研究，作出三条决定：

　　1、严守党的纪律，防止敌人打进来破坏，要求党员坚守"四不五要"纪律。四不，即不暴露身分；不该去的地方不去；不必打听的党内情况不去打听；不发生横的联系。五要，即接头地点、开会场所要有专人负责；接头要有准确的暗号和标记；开会、接头点有专人望风、放哨；会址和党员住处要准备有疏散的路线、地点；要准备各种符合职业身分的服饰、用品和用具。

　　2、主动打出去，挑选一批精明能干的党员，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和机会，打入国民党政府乡、保政权，担任乡、保长职务和党、政、军部门的职务，以取得合法身分，掩护组织开展抗日活动。

　　3、各级党组织要运用群众团体组织取得合法身分，为抗日办实事，为群众办好事，以取得群众的拥护。

　　帅孟奇严格执行周恩来4月底在衡阳所作的："转变党的组织形式与群众工作方式，整顿、巩固党的组织，向党员进行秘密工作教育，组织发展要质重于量，巩固重于发展，各级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不再兼群众团体的职务，群众工作也要扭转过去大轰大擂的方式，把群众工作放在合法团体中去开展"的指示，在常益中心县委着手严密组织。一方面对党员进行秘密工作教育，纠正过左过火的现象，坚守"四不五要"纪律；另一方面隐蔽转移已暴露身分的同志，清洗动摇分子和奸细。帅孟奇分批约见所属各县党组织负责人，和他们一道对每个支部，每个党员进行查思想、查表现，分类排队。澧县出现自首分子和入党表格丢失，造成填表人被捕的情况，决定先解散澧县工委，保存个别同志的关系，经审查清洗动摇分子后再重建组织。清除了贪图享受、生活腐化的益阳兰溪区委书记汤石安和白鹿区区委委员欧阳锡珊，并通知党内同志与之切断联系。甩掉了不起作用的汉寿许家冲支部和牛路滩支部。共清除了二三十人。

　　派遣了三十多人打入国民党的乡、保基层组织和党、政、军各界，为获取国民党内部的重要情报及党组织的活动提供了许多方便。

　　各级党组织依靠群众团体为抗日办了许多实事和好事。如军民共同破坏公路，修筑工事；帮助农民抢收；慰问伤兵，为他们拆洗衣被、写家信；举办抗日阵亡将士子弟学校；为部队打草鞋，送蔬菜；秋天时疫流行时，要求政府派人下乡打防疫针等，担任乡、保长的党员在这些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在清理整顿组织的同时，为提高党员的思想理论水平，在益阳作育学校、廖家祠堂和汉寿新民农场举办党的干部训练班，组织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和党中央关于白区工作的方针。帅孟奇也为训练班讲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靠共产党领导"等课。她还在益阳做了关于妇女运动任务的报告。

　　1939年6月，国民党制造了"平江惨案"，涂正坤、罗梓铭等6人遇难。这是国民党顽固派向中共和抗日民众发起进攻的信号。"平江惨案"后，薛岳肆无忌惮地反共，中共湖南地方组织处在危险之中。

　　7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发出秘密工作条例，要求各地党组织建立完全的秘密机关。湖南省委决定分批撤退已暴露身分的党员干部去延安或新四军；对没有暴露的党员干部进行调整，以社会职业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同时，撤退党所领导的战时书报供应处及各地宣传基站；各中心县委也迁入农村。

　　帅孟奇领导中心县委及时转移已暴露的同志，安排他们的去处，选择路线、筹措路费，准备掩护的身分证，交代注意事项。她安全地送走了三十多位同志，有的去延安，有的去重庆，有的安排在本省其它地区隐蔽。对留下的同志要求他们根据各自的特长在本地谋取合法的社会职业，以作长期隐蔽的打算。1939年冬，仅益阳、汉寿两县就有69名同志找到了社会职业，有的开店，有的当教员，有的当手艺工人，有的种田。帅孟奇自己也以失业工人身分在益阳县西门河边城墙脚下的一处低矮房子里用一台旧木机织毛巾。尽管国民党特务四处侦查，要破坏常益地区共产党的领导机关，但他们作梦也没有想到这位身体虚弱，眼力不好的织巾妇女，就是中共常益中心县委书记。

　　1939年冬季，湖南形势更为恶劣，薛岳在各地部署清查"异党"活动；日军也在湖北集结重兵，准备南犯。帅孟奇为应付这一逆转局势，将各县的机关转往农村，切断了党内一切横的联系，并要求有条件的党组织掌握枪支，准备打游击。她还拖着伤残的腿，拄着一根竹棍和林煦春一道到益阳、汉寿交界的山区--益阳马迹塘去察看地形，准备将中心县委机关迁到那里去指挥武装斗争。

　　1939年底，帅孟奇、欧阳方、李明秋、谢竹峰、毛朗明5人当选湖南省出席党的七大的代表，于是她离开湖南前往延安。

　　(七)

　　帅孟奇先到衡阳，再从衡阳出发，经桂林、重庆，于1940年2月初抵达延安，先住在中组部招待所。在这期间，帅孟奇给中央组织部写了《抗战初期常益中心县委的工作报告》，汇报了常益中心县委的工作情况及经验教训。

　　早在1937年5月，张闻天在中共苏区代表会议开幕式上，已将帅孟奇列入烈士名单追悼。及至夏之栩等出狱，中央才知道帅孟奇传奇般地活了下来。帅孟奇一到延安，就受到朋友们的关心，组织上的照顾，她心情无比愉悦。

　　在延河边上，帅孟奇遇见了过去的丈夫许之桢。许之桢深感内疚，难于启口，还是帅孟奇宽宏地原谅了他："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也怪不得你，以后就像大家一样叫我帅大姐吧，我们本来就是表姐弟嘛!"一句话释去了许之桢内心的重负。

　　不久任作民一家带着沈绍藩烈士的孤女沪子到了延安，黄海明带着陆更夫烈士的遗腹女曼曼也到了延安，方方带来了杨匏安烈士的儿子杨志。帅孟奇对烈士的后代非常关心，她把沪子领养在身边，送她去保小读书，每逢周未就把孩子们接来，用自己每月5元钱的津贴，买些肉、枣之类，给孩子们改善生活。沪子身上长了疥疮，帅孟奇急得到处找药，每天替她清洗疮面，敷药，挖灰灰菜，用来洗涤粘着脓血的衣衫。曼曼从小在狱中长大，体质差，帅孟奇把别人从香港带给她的鱼肝油送给曼曼吃，孩子们在帅妈妈这里得到了温暖的母爱。

　　3月下旬，帅孟奇被分配到马列学院学习。在去之前，于1940年3月7日，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还专门给马列学院总支书记张启龙写了一张便条：

　　张启龙同志：

　　湖南来的女同志(帅孟奇)是老党员，坐牢时是有名的帅大姐，非常坚决，为同难人之模范，但身体受刑太甚，故甚弱。现拟来马列学院，为她的身体适当起见，要找这样的住的房子：

　　(一)离课堂近些，最好不上山下山；

　　(二)住三个人的房子，住多了人，她睡不着，且互相妨害。至于饮食丝毫不要特别，只照学生一类。

　　以上请在两天内答复我。

　　陈云 七日

　　张启龙不仅按陈云的吩咐为帅孟奇安排了住房，还给她配了一名公务员，照顾她的生活。

　　这时周恩来从苏联疗伤后回到延安，听说帅大姐到了马列学院，特地来看望她，见她身体很差，就让她在马列学院不编班，当个旁听生，身体好就去听课，不舒服就多休息。

　　在马列学院学习期间，审查七大代表资格的审查委员会，对帅孟奇历史进行了审查，结论是："据各方证明，帅同志在狱中和反省院的表示是坚定的"。"在1932年被捕直到1937年出狱的情形以及过去的历史是清楚的，是适合代表资格的"

　　1940年7月，帅孟奇奉调到中央农委工作。农委不务农，实际上是中央的机要交通局，局长是吴德峰，帅孟奇任政治秘书兼总支书记。

　　中央农委单独座落在一座小山上，有一百来人，分3个处。在农委工作的同志随时有派往白区工作的可能，因而农委的同志不能同外界接触，不让上街，不让看戏，，不让会友。一些同志不安心在农委工作，情绪波动。帅孟奇深入到各个处和同志们谈心，用自己在白区斗争的经验阐明农委工作的重要性和艰巨性，使大家懂得组织上不让外出的道理。为了充实农委的文化生活，她请来文工团，专门为农委演出。她还主动关心大龄青年的婚姻问题，有意识地调一些女同志来农委工作。由于她对人的理解和关心，取得了同志们对她的信任，都愿意同她谈心。

　　1943年初，帅孟奇奉调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党委委员兼物资局支部书记、人事科长。

　　这时，延安整风运动中审查干部的工作已经开始，由于康生用逼供信将审干引入岐途，把国民党区域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说成是打着红旗的假共产党。1943年4月20日以后，审干由内部转向公开，延安掀起了群众性"坦白运动"和"抢救失足者运动"，逼供信越演越烈，被"抢救"的人越来越多。帅孟奇对这种做法表示怀疑，更不同意把国民党区域的地下党组织都说成"红旗党"，她向任弼时反映了自己的意见。7月30日，毛泽东明令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8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重申审干工作的9条原则，严禁逼供信，反对乱捉乱打。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原则，并指示进行甄别。

　　根据中央指示，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成立了甄别工作委员会，帅孟奇任主任，周扬、王子宜参加，工作人员有刘泽西、李育英、华子扬等。

　　帅孟奇本着对党对同志负责的精神，领导甄别工作委员会对边区政府机关七八十人一一甄别平反，连1938年就被社会部怀疑为特务，关押审查了六七年之久的陈楚平也获得了彻底平反，做了结论。1986年李维汉回忆这段历史时说："特别是帅孟奇，她严格掌握政策，赤诚对待同志，坚持对一个人只作一个结论，不留'尾巴'，并同本人见面。因之，一般说，甄别工作是做得比较好，比较快，比较令人满意的。"

　　1944年8月，帅孟奇在中央党校一部学习时，小组会上王凯对她在物资局审查干部的评价是："政策能很好把握，没有什么偏差。"

　　1945年4月，帅孟奇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责任编辑：李祖琨 最后更新：2015-01-13 16: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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