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抗战史话
2017-10-16 16:40:45 来源：凤凰湖南站综合 点击： 复制链接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兴衰荣辱，在于该民族是能否坚持、弘扬本民族的主体精神。经历了数千年风雨沧桑的中华民族，在其发展历程中，之所以不断显示出其顽强、旺盛的生命力，就是因为她有非常优秀的民族精神作为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强大内在动力。到了近代，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度过八年全面抗战等艰苦卓绝的难关，扭转近代中国反侵略战争屡战屡败的局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全国人民的自强不息、不畏强权、热爱和平、保家卫国的民族精神，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尊严，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上演了一幕幕威武雄壮、感天动地的历史活剧。
湖湘精神与抗战
湖南人的传统性格，加上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悠久传统，使湖湘人具有极强的历史使命感与自信心。如湘军兴起之后，他们以惟有湖湘人能平大难自居，所谓“道咸之乱，惟我湘士翼戴王室，厥功最高，天下称之”。大有以天下为己任，舍我其谁的气概，人称“自咸同中兴，湘中子弟忠义之气仰，古所谓楚虽三户，亡秦者必楚也。”他们抱着“救中国必从湖南始”，“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存，则国存”的殉道气概，杨度的《湖南歌》唱出了：“中国若为古希腊，湖南当为斯巴达，中国若为德意志，湖南当为普鲁士”的不朽心声，喊出了“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慷慨激昂之音。湘人强悍，而又从不气馁，更敢为天下先。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湖南人民配合中国军队在湖南省境先后进行6次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役。三次长沙会战，尤其是第三次战役给予日军以沉重打击。常德保卫战，城内守军以一个师的兵力同日军恶战16个昼夜。1944年，守卫衡阳的第十军进行了47天的英勇奋战，终以牺牲惨重、又无外援而失败。
在八年全面抗战中，湖南曾出兵200万人，出粮超过5000万担，92万人被屠杀，财产损失达11.3亿元之巨。中国军队在湖南的作战得到了广大民众密切地配合与帮助。老百姓不仅是箪食壶浆犒劳抗日军队, 更积极参加各种协助战斗的活动。例如破坏敌后的交通线, 提供情报, 掩护我军, 运送伤员, 搬运器材, 不仅从精神上给中国军队极大的鼓舞, 而且从人力、物力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仅以第三次长沙会战有组织的战时服务队为例, 长沙县有6,495人, 浏阳86,058人, 平江有34,340人, 湘潭约36,000 人, 醴陵、宁乡、沅江、湘阴等地也在组织训练服务队, 担任筑工事、破坏道路、输运粮弹、收容伤兵掉队兵等任务。
第三次长沙会战
第三次长沙会战缴获的战利品
1941年12月, 日军发动珍珠港战争胜利后，在中国战场的第一次大攻势, 以4个师团12万人的兵力，第三次进犯长沙。在薛岳指挥下，中国军队以三十万人应战, 诱敌深入。日军强袭长沙不成，反陷入包围,。后日军虽拼死冲出，但死伤惨重，是役歼灭日军56900多人。蒋介石称第三次长沙会战为抗战以来最为得意之作。美国参谋总长马歇尔表示庆贺，海军部长洛克斯指出这是所有盟国的共同胜利。而宋美龄更是借中国抗战的胜利，在美国争取国际对华援助。1942年4月19日的《纽约时报》载宋美龄的文章, 摘录如下：
“过去三个月来, 我中国人民以惊奇难信的眼光, 目睹着西洋军队处处对敌人屈降。据他们解释是因为日军实力优越之故”。“过去五年之中, 中国军队完全没有对敌投降的例子，相反地，我们可以举出许多的实例, 证明我中国的官佐士兵每当矢尽援绝，除了投降不能苟全生命的时候, 总是战至最后, 宁愿牺牲生命，不屑选择别的途径”。接着蒋夫人举了在长沙会战中，湖南新墙河中国军队王超奎营在日军包围中五百多人全部战死的例子。蒋介石对外国人的赞美也感慨，英、美在惨败后才知道日寇之强，如今长沙大捷，世界方知“我中华民族固有之精神与文化为不可侮耳”。
长期以来，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鼓舞下，中华民族形成了积极进取的开拓精神、不畏强敌的斗争精神，显示出“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坚强意志。在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正是凭着坚不可摧的民族意志，坚持了艰苦卓绝的八年全面抗战，洗雪了百年国耻，振奋了民族精神。这正如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所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
1943年日军发动秋冬攻势，华中第11和第13军联合进攻湖南常德，以打通平汉线。11月，日军以四个师团向湖南西北部津市、澧县、石门、慈利、常德、汉寿一带进攻。在德山、常德展开了一场血战。中国陆军第十军左翼孙明瑾师长阵亡，全师只剩六百余人。第74军第57师，从11月18日开始，外围战三天，城郊苦战五天，城内核心战两天、巷战三天，再碉堡战两天，弹尽粮绝，8529人只有321突围，战况之惨烈，惊天地、泣鬼神。英伦敦新闻纪事报在报导此战时称之为“战史上最光荣”的一段。守军在弹药用完之后，用木柄长矛去刺杀攻城的日兵，后来又与突破进来的日兵白刃战，到最后甚至用手格斗。日军入城后放火烧毁平民的房屋，朝日新闻电讯称：“凄怆：常德血之攻略七日间，黑烟冲天，红莲之焰”。12月4日，九战区薛岳援军到达战场，先克德山，后收复常德，日军占领常德不过五天乃于十日全线退却。日第11军接到再夺回常德的命令，但日军司令横山勇认为此次作战损失惨重，已经无力再战，还是抗命退兵了。正是因为中国军民的顽强奋战，牵制住日军主力，才使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压力大大减轻，并对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在湘北战场遭到中国军队的围追堵截，伤亡惨重，1941年9月24日，陆军第10军第190师少将副师长赖传湘在对日军激战中壮烈殉国，时年37岁。第99军99师295团1营少校营长，年仅30岁的湖南省桂阳人曹克人奉命率全营驻守湘阴县城。9月28日，日军1000多名在飞机的掩护下向湘阴县城发动猛攻，曹克人集合全营坚守并向陷入敌手的坞塘阵地发起反击，使立足未稳的日军溃不成军，仓皇败逃。曹营400多名官兵竟将数千日军阻挡了5天，打得日军尸横遍野，令日军恼羞成怒，城破后，他们将被俘的17名中国官兵和伤员绑住，分别用鞭打、刀剐凌迟处死。这时，被缚在树上的曹克人怒不可遏，丝毫没有被敌人的残酷暴行吓倒，张口大骂：“你们这些没有人性的东西，还是父母所生吗?!” 凶残的日军先是用刀割下曹克人的舌头，割烂嘴唇，然后削掉鼻子，挖去双眼，最后斩断两手，用刺刀挖开胸膛，将曹克人的躯体钉在墙上…… 。
1943年底的保卫常德血战中，73军被四面包围，军长汪之斌命暂编第五师留下掩护，坚守石门阵地，军主力向西突围。留下的暂五师师长彭士量，率部与日军勇猛拼杀，从14日夜晚到15日黄昏，激战一天一夜，该师从师长到士兵几乎全部阵亡，仅有小部分强渡澧水成功。彭士量被敌机击中，重伤后仍忍痛大呼：“大丈夫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死何恨焉!”遂壮烈牺牲，时年38岁。“常德血战”中的“阵亡第一将”彭士量系湖南浏阳人，后被国民政府被追赠中将。
常德保卫战
长沙第三次会战中的外围防守总指挥，79军军长王甲本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他命岳麓山炮群近位轰击。宁可自己受损，也不让日军抢占要地捞刀河一步。在岳麓山炮火密集轰击下，前沿的抗日官兵虽然被炸死了一部分，但死伤更多的是日军，待增援部队赶到后，阻止了敌人的进攻，守住了捞刀河，把会战前的主动权紧紧抓住。1944年9月7日，王甲本及警卫排在东安山口铺陷入日军重围中，全部壮烈牺牲。当战友赶到时，在他们的周围还躺着成片的日军尸体。王甲本仰躺着，头部、颈部、胸部尽是被刀所刺的痕迹，两道浓黑的剑眉紧拧在一起，面部肌肉不规则地扭曲着，眼睛还半睁着，上牙深陷于下唇的肌肉，拉开他血肉模糊的双手，是变黑的血肉和白色的指骨。
长沙第三次会战中，陆军预备第十師的师长方先觉留下遗嘱，内容为：“蕴华吾妻，我军此次奉命固守长沙，任务重大，长沙的得失，有关抗战全局的成败。我身为军人，守土有责，设若战死，你和五子的生活，政府自有照顾。务望五子皆能大学毕业，好好做人，继我遗志，报效党国，则我含笑九泉矣!希吾妻勿悲。夫子珊。”该师28团团长葛先才防守南门外防线，打到伙房、马伕都上阵，兵力几乎殆尽，争取时间让援军赶至，保住了长沙。在此次战斗中，我军与敌之激烈战斗遍于整个会战之中。当时防守北门的第十军190师569团3营营长黄钟少校在其“三战长沙”的日记中记载：……终日在激烈战斗中，浏阳门、北大马路均起巷战，新军路肉搏四次;本师为夺取陈家山牺牲百余名。下午四时火起，烟雾弥天;尤以北大路附近为烈;野外无鸟兽，城内无行人;此为激烈日，亦为决战日，鹿死谁手，唯在能守。经一日之壮烈牺牲，死伤二千余，我寸土未被夺……。
无论从哪方面看，中国的抗日战争都是弱国打败强国的典范。七七事变前，日本的工业总产值就达到60亿美元，而中国只有13.6亿美元，其差距是4.4∶1。日本陆军在数量上虽少于中国，但其训练有素，武器精良;而日中空军军力比率是8∶1，海军军力比率是13∶1。由此可见，日本的军事力量占有明显优势。但八年全面抗战的结果众所周知，现代化程度低、积贫积弱的中国战胜了现代化程度高、既富又强的日本法西斯。那么，贫弱的中国靠什么战胜在经济、军事力量方面比自己强大数倍的日本帝国主义呢?从有形的国力来说，在于中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经得起长期战争的消耗。从无形的国力来说，则在于中国军民的有为保卫国家顽强奋战的爱国主义精神作后盾。日本侵略者虽然一时蹂躏我大片国土，但它不可能征服中国人民的意志，不可能打垮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这是日本之所以最终失败而中国之所以最后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国破家亡的惨烈现实，中国军民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主义光荣传统，与强大的日本军国主义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又一次谱写出可歌可泣的中华民族精神新篇章。
自古以来，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中华儿女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就表现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视死如归、杀身成仁的民族气节。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就是这种崇高民族气节的生动写照。在抗日战争中，无论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还是国民党领导的抗日军队以及广大的爱国民众，都没有退缩，没有偷生，而是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着民族国家的尊严，表现出视死如归、杀身成仁的崇高民族气节。
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每当出现外敌入侵时，中华儿女都能够万众一心，共御外侮。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凝聚力又得到进一步增强。中华儿女清醒地认识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整个民族都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当时在中国大地上，不仅有几百万军队在同日本侵略军拼死厮杀，而且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处处都涌动着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一首《松花江上》唱出了东北人民打击日寇、早日收复家园的强烈愿望;一首《满江红》唱出了全国人民痛恨日寇、志灭日寇的决心;一首《义勇军进行曲》把所有中华儿女都团结到一起来，用自己的血肉筑起中华民族新的长城。早在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就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坚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倡导国共合作，并主张全面抗战。七七事变后，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背景下，曾经血战十年的国共两党终于以民族大义为重，共捐前嫌，化干戈为玉帛，共纾国难。在抗日战争中，除极少数汉奸、卖国贼以外，绝大多数中华儿女不分阶级阶层，不分民族种族，不分性别年龄，不分文化程度，不分宗教信仰，都团结在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下，共同为国家民族的生存而战，从而形成了全民族全面抗战的格局，使敌寇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民族精神既有稳定性，又有时代性。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精神有了新的发展，这就是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伟大实践——“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抗战爱国精神。
责任编辑：李少通 最后更新：2017-10-16 16:4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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