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抗战系列之——三战长沙
2017-08-02 14:49:47  来源：新浪  点击：  复制链接

　　第二次长沙会战与第一次相隔了两年，而第三次长沙会战与第二次只相距两个月，这是为何?

　　1941年12月7日(中国时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并大获成功。当天夜里，日军第23军下属的第38师团在海空力量的支援下，开始进攻香港。英、加、印守军仅步兵7个营约7500人，加上其它辅助部队，总兵力约1.5万人，根本无法抵御日军的进攻。于是，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求援。

　　中国政府于12月9日正式对日、德、意宣战，与英、美成为反法西斯阵营的盟国。因此，中国政府一口答应了英方的请求，令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攻击广州方面的日军，策应英军，并为此调拨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部分部队作为支援。

　　日本第11军军长阿南惟畿获知此情况后，于13日向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提出在江南(指湘北和赣北)地区采取牵制性攻势的建议。畑俊六当即同意，但同时指出，此次作战应到汨罗江一线即止。

　　不过，阿南惟畿内心一直有着自己的小算盘。军人是靠军功说话的，眼看着其它部队在太平洋战场上把英美打得大败，自己的直接竞争对手、第23军(军长酒井隆中将)进攻香港也颇为顺利，13日已占领了整个九龙半岛，拿下香港岛也指日可待。而且，军队高层还有对上次长沙会战的一些微词，阿南惟畿急于用一场彻底的胜利来替自己正名，于是就有了这场来得过早的大战。

　　日军部署

　　此时日本第4师团和荒木、早渊等支队都已不在第11军的序列中，如第4师团已被调往菲律宾作战。再加上数千名在上次会战中阵亡和一部分失去战斗力的伤兵不能得到及时补充，阿南惟畿手中的兵力有些捉襟见肘。为此，畑俊六特地从华北调来独立混成第9旅团支援第11军，就算这样，其总兵力也只有约6万人，比两个月前少了1/3。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第11军此次名义上是牵制性作战，支援第23军进攻香港。也就是说，如果日军很顺利地占领了香港，第11军此次作战的前提就不存在了。如前文所言，日军对香港的进攻进行得很顺利，因此，阿南惟畿急于尽早开战，以获取战功。

　　阿南惟畿原本定于12月22日开始进攻，但畑俊六认为这太过于草率，因为主力第3师团和由华北驰援而来的独立混成第9旅团都肯定不可能按时到达预定地点。因此，阿南惟畿被迫把总攻时间向后推迟了两天，至24日。由此可见，日军此次的战斗部署是相当仓促，而非精心策划的(13日提出建议，24日就进攻了)。

　　国军部署

　　虽然国民党的宣传机器还是把第二次长沙会战描绘成一场“大捷”，但作为最高指挥官的薛岳对于实情是非常清楚的。战后他马上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和检讨，并在11月中旬的高级军官会议上提出了著名的“天炉战法”。同时，薛岳要求积极加固各防线的防御工事，以备不时之需。应该说，第九战区并没有因上次的惨败而消沉，军队士气也未受明显影响，抗敌激情不减。

　　在兵力方面，我们知道第九战区投入战斗的仍有11个军、26个师，但在兵力总数上，各方面的资料都语焉不详。笔者猜测其原因是，上次会战后，中国军队损失达7万人以上，要在短短两个月内填补这个“大窟窿”是不可能的，因此，这些师中的大部分都不满员。虽说中国不像日本，补充兵员相对容易得多，但这些新兵也绝不可能在两个月内形成战斗力。因此，笔者要给这26个师打个7-8折，这样国军的总兵力应该在16万人左右，约为日军的2.7倍。

　　新墙河到长沙外围

　　此次作战，日军的进攻路线与两个月前几乎一样，笔者只简要介绍一下日军的推进情况，而不再赘述战斗具体经过。

　　12月24日夜，尽管第3师团和独立混成第9旅团尚未完全到位，但阿南惟畿也不能再等了，命令第6和第40师团率先向新墙河防线发起了进攻。在此驻守的是我第20军的第133和第134师。虽然我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两个不满员师对付日军两个主力师团，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日军于25日晨就渡过了新墙河。根据“天炉战法”的安排，薛岳及时命令第20军放弃正面阵地，保存有生力量，然后随时侧击日军。

　　25日傍晚，阿南惟畿获悉香港英军已投降，心中一面暗自庆幸战事已展开，另外也知道，既然牵制性作战的理由已不存在，那自己就必须干得漂亮些，以树立在军中的威望。于是命令第6师团于27日从新市渡过汨罗江，第40师团则夺取长乐。

　　国军汨罗江防线的西面为第99军(欠第197师)，东面为第37军，共5个师。27日上午，一场恶战如期而至。晚到一些的日军的第3师团此时已赶到汨罗江北岸，他们的对面是国军第99军的两个师。激战至当晚，日军击退了守军，渡过了汨罗江。而28日，我第37军还在汨罗江中段与第6和第40师团激战，但29日晨，这路日军还是在飞机的支援下，渡过了汨罗江。至此，日军的三个主力师团都渡过了汨罗江，完成了战前预期的任务，按理应该撤退了，但阿南惟畿却于29日晚发出了进攻长沙的命令，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这几天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所展现出来的战斗力出乎阿南惟畿的意料，比如，上次会战中，日军仅1天就杀到了汨罗江边，而这次则花了4天时间。于是他意识到此前认为第九战区已遭受重创、不堪一击的观点是有问题的，必须给予中国第九战区再一次打击，消灭其有生力量，这样也有利于消除派遣军高层对其的微词，于是临时决定进攻长沙。

　　阿南惟畿于27日向中国派遣军提出了进攻长沙的计划，而派遣军方面给出了模棱两可的答复：“进攻长沙，由总军根据东京的批示和广东方面的情况，另作指示。不必消极”。派遣军总部一方面没明确同意阿南惟畿的进攻计划，另一方面又鼓励他“不必消极”，摆明着一副：“进攻可以，出事自己负责”的态度。于是阿南惟畿基于对战场态势以及自身利益的考虑，临时作出了进攻长沙的重大战略调整。

　　又经过1天的激战，日军第3和第6师团分别击退了长沙外围中国军队的阻击，于30日分别到达了长沙的东南和东北部地区，对长沙城的进攻一触即发。

　　本来李军长让预10师担任预备队，但方先觉师长坚决要求担任防守第一线的任务，如不完成，愿军法制裁，同样抱着一雪前耻的决心。31日，预10师渡过湘江到达长沙以南的防御阵地，方先觉下令调走全部船只，一只不留，效仿楚霸王当年破釜沉舟之举，以示同日军血战到底。与此同时，第10军的其它两个师(第3，第190师)也全部进入了预设阵地。另外，第73军也已到达岳麓山，随时可以增援第10军。

　　1942年元旦清晨，日军的第3师团就对长沙城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其对面的是预10师的第29团，团长张越群。我军虽奋勇抵抗，但到了下午4时，第一线阵地还是失守了。不过第29团并未放弃抵抗，且战且退，继续迟滞日军的攻势。到了傍晚，日第3师团派上了预备队，第29团终于顶不住了，被迫放弃阵地后撤。方先觉师长于是命令第30团团长葛先才接替第29团继续抗敌。当天夜里，方师长写了封遗嘱给妻子，内容是：

　　“藴华吾妻：我军此次奉命固守长沙，任务重大，长沙的存亡，关系抗战全局的成败，我决心以死殉国，设若战死，你和五子生活，政府自有照顾。…… 希吾妻勿悲。夫，子珊。”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我军利用在岳麓山上的德制150毫米榴弹炮，对日军位于白沙岭的阵地发起了猛烈的炮击，收效颇大。2日零时，葛先才指挥第30团官兵对白沙岭的日军加藤大队残部发起了反攻，经过激战，击毙了加藤大队长，并从其尸体上搜出了日军的作战计划和命令等重要情报，还得知日军弹药已严重不足。

　　2日，阿南惟畿命令第6师团进攻长沙东门，我第190师(师长朱岳)也与日军的石井联队展开激战，朱师长亲赴前线督战，虽遭受重大损失，但守住了阵地。同日，薛岳命令第73军的第77师渡江支援第10军，大大提高了长沙的防御力量。

　　3日，日军猛攻浏阳门，并丧心病狂地使用了毒气，守军第3师在师长周庆祥的率领下，与日军展开多次肉搏战，最终打退了日军的进攻。到了3日下午，日军第3师团的弹药几乎全部用尽，仍未能攻入第10军的核心阵地。此时，阿南惟畿不断得到情报，中国军队正从四面八方向长沙汇集，形势对日军不利。第11军参谋长木下勇建议第3师团当夜“反转”(即撤退)，阿南惟畿经反复考虑后采纳了此建议。第3师团长丰岛房太郎得知反转的命令后，仍不死心，要求缓期一天反转。

　　4日，日军第3师团联合第6师团对长沙发起了最后的攻击。我军预10师、第190师和第3师虽已伤亡惨重，但仍然抱着必死之决心顽强地坚守阵地，日军的进攻仍不能得逞。例如，葛先才的第30团，在得到第77师增援时，全团只剩下50人。当晚，日军被迫开始了反转。

　　乘胜追击

　　日军回去的路比来时要艰难得多。要知道，日军原本没打算进攻长沙，后勤安排以汨罗江为目的地，加上久攻长沙未果，因此在撤退时，日军已几乎弹尽粮绝。反观中国军队方面，第10军的顽强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士气，而且还有不少生力军(如第4、第79军等)加入战斗，因此日军回家之路显得十分狼狈。

　　在浏阳河附近，日军主力即遭到我第26军(北)和第4、第79军(南)的南北夹击，虽有空投弹药，但只是杯水车薪而已。于是，阿南惟畿命令位于金井的第40师团南下驰援，但又遭到我第37和第78军的阻截。不过，日军还是在6日晚突出重围，向福临铺前进。在此驻防的是我第20和第58军，不过，日独立混成第9旅此时刚刚赶到，我军两面受敌，福临铺一度失守，但后被我军夺回。这样一来，我第20、58、73军在北，尾追之第4、26军在南，于8日晚，我军在青山铺附近完成了对日军第6师团的第二次合围。双方一直战斗到11日清晨，第6师团才在第3和第40师团的救援下，再次突出重围。

　　笔者这里要插一句，中国军队的攻坚能力实在有限，在整个八年全面抗战中多次合围日军旅团或师团，甚至几次逼得日军主将都准备破腹自杀，但大部分最终都功亏一篑，未能实现全歼的战果。以下是几个著名的战例：

　　台儿庄战役。合围了日第10师团的濑谷支队(下属两个联队，相当于大半个旅团，约6000人)。战果：重创了濑谷支队和前来解围的第5师团坂本支队，国内宣传成全歼有夸大的成分。

　　昆仑关战役。合围了日军第5师团下属第21旅团。战果：重创了第21旅团，击毙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后追晋为中将)

　　上高战役。合围了日军第34师团。战果：重创第34师团，但还是让其突围成功。

　　宜昌战役。合围了盘踞在宜昌城内的日第13师团。战果：重创第13师团，其师团长内山英太郎中将已做好了自杀的准备，但最终还是被成功解围。

　　雪峰山战役。抗战中的最后一场战役(1945年5-6月)，日军的战斗力和意志都已大不如前(如日军首次出现了成批投降的情况，因此俘获了大量的俘虏)，我军围住了数个日军师团。战果：全歼了第68师团下属的第58旅团和重广支队等。我军本有机会全歼第116师团，此时全歼日军师团已不是奢望，就连我空军都比日军强了，但最后因指挥失误(也有人说是陈诚基于私利)而让其侥幸逃脱。详情笔者另文再述。

　　言归正传，13日，日军主力终于来到了汨罗江边，14日上午9时，日军各师团一齐由汨罗江北岸出发，继续北进。沿途还是遭到我军的截击，两天后的16日，日军全部退回到了新墙河以北，双方基本恢复了战前态势。这段路日军走了12天(1月4-16日)，相比之下，从总攻开始到长沙城下，日军才用了6天时间(12月24-30日)。

　　至此，第三次长沙会战结束。

　　战后总结

　　目前中方一致把第三次长沙会战形容成一场大捷，主要标志就是守住了长沙，击退了日军。不过，百度百科“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词条对此提出了质疑。笔者还是想用独门的“2-3，4-5”理论对此作个评判。

　　按照中国方面的战报，中方伤亡2.9万人，毙伤日军达5.7万人。而日方则称己方战死1591人，负伤4412人，击毙(不包括击伤)中国军人2.8万人。首先，双方说对方的伤亡数字都有很多水分，不足为信，而对己方的伤亡数字，其可信度要高很多，就算都有故意压低的嫌疑，那也是双方都有的行为。因此，笔者以为，此战中方伤亡2.9万人、日军伤亡6000人的说法是可以取信的。如此来算的话，中日双方的伤亡比是4.8：1，如前文所说，双方的兵力比是2.7：1，这两者正好都落在了“2-3，4-5”的范围内，并且都偏上限(中方有更多的兵力，却有更大的伤亡比)。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为双方打了个平手，是更有利于中方一些的评判。因此，“大捷”说有些靠不住。当然，在战时为鼓舞士气是可以理解的，但70年后，从还原历史真相的角度，笔者同意百度词条中的说法：双方各打了半场好仗，平局说似乎更合理。

　　此战过后，两年内，日军对第九战区没有再敢轻举妄动。不过，到了1944年，在湖南的土地上，又发生了几场震惊世界的恶战。

责任编辑：左晓 最后更新：2022-12-21 10:3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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