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时期靖县征兵概况
2014-10-17 11:37:13  来源：靖州文史资料（第六辑） 作者：马锡吾  点击：  复制链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渐次入关包围平津，中日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我国旧有的募兵制，即以雇用招收形式募集兵员的制度，远远不能适应抗战的需要。南京国民政府，乃于1936年颁布《兵役法》，改募兵制为征兵制。《兵役法》规定，凡年满十八至四十五周岁的男子皆有股兵役的义务。其中，年满十八至三十五周岁的为甲级壮丁，三十六至四十五周岁的为乙级壮丁。还规定，身体残废、精神病患者、受戒僧侣、大学教授、外侨和外国人加入中国籍的免征；长子（负担全家生活的）、现任保长以上公职人员、现任学校校长及教员、在校学生、在押囚犯为缓征。

　　《兵役法》颁布之后，县政府设置兵役科，成立出征军人优待委员会，分别负责征兵和优抚工作，各乡（镇）、保由乡（镇）队副、保队副具体抓征兵工作。

　　1937年3月，靖县开始第一次征兵。凡在1914年、1915年出生，身体健壮、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的为应征对象，由乡保人员动员，按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规定，自愿报名，体检合格后，填写入伍证书，贴上相片，方才正式入伍（那里又叫照相兵）。全县计征八十余人，出发前一天在县政府举行宴会，欢送入伍青年。亲友或自己家里，亦具酒馔为其亲人饯行。出发的那一天，在县体育场举行隆重的欢送大会，县长王英兆亲临主持，政府官员及出征者亲属皆参加大会，渠阳镇各校师生及群众（每户一人）也参加欢送。县长太太代表与会人员亲自赠给出征者每人雨伞一把，干粮袋一个，毛巾一条，搪瓷碗一个。欢送仪式结束后，随即整队出发，一路鞭炮相送，直到江东老雅坡脚。随后，县出征军人优待委员会，给每个军属送一块金字匾，上题“邦家之光”四字，逢年过节，送一点猪肉或现金以示慰问。

　　这批出征青年，在湘潭整训以后，编入陆军，开赴抗日前线，参加兰考、开封、保卫武汉等战役，英勇杀敌，为国家、民族建立了功勋。出征时第一班班长袁立经，后晋升到团长，参加傅作义部队起义，全国解放后在河北保定橡胶厂任过厂长。李秉章（原十字街人），陈守忠（西门外人）都在山西陵川牺牲，其家属当时领到国民政府的奖状和国防部的抚恤金。

　　“七七”抗战爆发以后，不久天津失守，8月12日，日军进攻上海，血战三个月，上海沦陷，接着南京失守，徐州告急。台儿庄血战，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伤亡很大。抗战一年中，陆军伤亡在百万以上。因此，前方兵源补充，急如星火。后方征兵，开始按年度征，接着改成季度征，后因抗战更紧，战线更长，需要兵力补充更多，于是又改成月月征兵。因前方作战失利，伤亡惨重，出征者一去音信杳无，存亡未卜，加之那里当兵的待遇低，生活苦，危险大，且国民政府的优抚条件亦因经费很难筹措而成了一纸空文，因此，一般人都不愿当兵，自愿兵就很难发动了。

　　为了逃避当兵，有钱有势者，有的进县政府机关当了办事员；有的进学校当了校长、教员或进校读书；也有的吃了公粮，占据保丁、警察的位置，借此得以合法缓征。对此，平民百姓极为不满，提出“取消缓征，要去大家去”的口号，征兵阻力越来越大。

　　1939年，担任靖县“社训”教官的张云程，顺应民众要求，联络黄卓民等人，向县政府提出“开展抗战宣传，号召自愿参军，组织抗日自动兵团”的建议。政府方面，也因征兵阻力大，问题多，如能动员全县应征者（包括缓役）一次入伍，可以大大减轻今后征兵工作的压力。于是采纳他们建议，作出了不分缓征、应征，一律动员从军的决定。一批担任科长、乡长、保丁、校长、教员、科员的公教人员，如易芝祥、杨志干、杨万春、邹为、丁健及青年学生，有的为了谋求个人前程或迫于形势，都报了名。在他们的带动下，很快就组成了一支有800多名青年参加的“靖县抗日自动兵团”。这支队伍由黄卓民任团长，下辖三个营，一营营长易芝祥，二营营长王家儒，三营营长邹为。

　　是年九月中旬的一天，县城各界群众集会，欢送抗日自动兵团开赴前线。到达邵阳师管区后，接兵部队象往日接待壮丁一样对待他们，激起了自动兵团官兵的愤怒，纷纷开小差逃跑，最后正式编入部队的只剩下两百多人。

　　自这以后，征兵的难度就越来越大了，当时政府为完成征兵任务，不得不采取抽签入伍的办法。抽签入伍，谁中谁去，表面看来，似乎公正，但实际上，弊端很多，老实人吃了亏。如廉明乡的黄土坝，当时共有十名应征对象，有一次分配这个保一个壮丁，谁去？其他九个串谋要打一个老实贫民的主意，于是他们便联合买通保上的人，十个阄上都写上“应征”二字，让那个老实贫民先抓。他一抓就中，只怨自己运气不好，那里知道这是一个骗局。后来，中签逃跑的人多了，为防止逃跑，县政府派员到乡公所，由乡保工作人员照壮丁名册秘密抽捡决定应征名次，派兵去抓，这就变成了“抓壮丁”。

　　接兵部队把抓来的壮丁捆绑押送，形同对待囚犯。边远地区，交通不便，新兵在押解途中，苦不堪言，有的逃跑，有的生病，送到前方，能参加战斗的，已是不多了。

　　随着战事日紧，上面下达的征兵名额也就越来越多。有钱人家，为了不去当兵，愿意出钱请人顶替；贫穷者，家有弟兄数人的，免不了要去兵当，不如卖壮丁，既当了兵又得了钱，于是就出现了买卖顶替。乡保长亦正愁抓不到兵，不管谁去，只要抵了名额就行，因此，对买卖顶替，明知不问，有的甚至从中插手。买卖顶替的出现，为一部分人营私舞弊开了方便之门，如有的乡、保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中签应征者，只要交钱若干，便可得缓征。乡保人员收钱以后，便去捉拿外地流窜的人或过境逃兵，抵交征兵兵额，对应征谎称买了一个兵，钱就进入自己的腰包。社会上，也有一种兵贩子，专为买卖壮丁的人牵线，从中取利。也有的以卖壮丁为业，到了接兵部队，贿通接管人员，又逃跑回家，一年卖上几次，收入相当可观。买人顶替后，可获得缓征一年，到期又得出钱买，年年买兵，致使有些人倾家荡产，有的躲入深山老林或流落外地，长期不敢归家。

　　1945年春，抗日战争进入到了决战阶段，国民党政府发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我县靖师、靖中学生，政教人员，社会青年踊跃应征，入伍人数达164人，开赴贵州省贵阳市，编入青年军第二○一五师六一三团受军事训练。训练进入最后阶段，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党政府发出通知，凡是“青年军”可由自己决定，留用就业，退伍回家，照各人的申请志愿书安排。但是，我县这批青年军，当时绝大部分都没有回来，去向如何，详细情况不明。

　　（本文由杨安乾同志提供了部分资料，特此感谢）

责任编辑：李祖琨 最后更新：2014-10-17 11:3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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