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初期徐特立同志在长沙
2014-09-06 16:47:24  来源：湖南省参事室 作者：黄英博  点击：  复制链接

　　—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徐特立同志和王凌波同志来到长沙，住在犁头街口一家名叫临湘的小旅店里。徐老是我在长沙师范肄业时最崇敬的老师，对我的政治倾向早有所知；王凌波同志则是我一九二九年在上海提篮桥坐牢时的难友，我们都是因从事地下工作而被捕判刑的。由于以上的关系，我参加了八路军驻湘办事处的筹备工作，并担任秘书，负责协助徐老接待宾客，处理来往文书，作讲演记录，等等。为了便于工作，有一段时期，我和徐老同住一室。因此，对徐老在湘任八路军(后改为第十八集团军)驻湘代表期间的活动情况，比较了解。

（一）

　　徐老由陕北回到家乡长沙时，正值上海失守，南京吃紧，京沪一带人士纷纷向后方撤退，长沙一时车水马龙，拥挤不堪。许多人对战局前途、民族命运十分担忧，因此，每天到八路军驻湘办事处找徐老的人络绎不绝。综合来访者向徐老提出的问题，大致有如下几个：（1)抗战将来如何发展？结局怎样？（2)共产党的态度究竟如何？是真和国民党合作抗日，还是权宜之计？（3）国共合作后，是否会再次分裂？对此，徐老总是根据党中央号召抗战的宣言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精神，耐心细致地给予回答：现在对日抗战，是一场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只要举国上下紧密团结，组成坚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抗战坚持到底，胜利是完全有把握的。”“我们共产党是坚决抗日到底的，是真诚讲团结的，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现在大敌当前，‘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国共两党联合抗日，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至于国共合作后，是否再次分裂，我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不会循环的，而是不断前进的。人民是不会同意分裂的，谁再搞分裂，只能自取灭亡！”这些精辟而诚恳的答复，使许多来访者消除了疑虑，对抗敌前途增强了信心。

　　由于到办事处拜访徐老的人与日俱增，这就引起了反动派的极大不安。他们迫于形势，表面上赞成联合抗日，可内心对共产党还是极端仇视，因此，时时刻刻都对徐老进行监视和干扰。省会警察局派出若干密探，轮流来办事处侦察徐老的行动。有的在周围守候观察，有的混在来访者中，装着认真求教的样子，提出一些带有敌意的问題。例如：“你们共产党讲抗日，究竞能出多少兵力？”“你们用梭镖、鸟铳，也能战胜日本吗？”有的还故意试探徐老，说：“我想去延安，可以吗？”对此，徐老都坦然作出回答，明知来者不善，还是尽量不使对方难堪。我们有些不理解，他告诫我们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我党真诚与国民党联合抗日，没有半点阴谋，有什么不可以同他们谈的呢？依我看，他们回去向主子汇报，正好达到我们宣传联合抗日的目的。”

　　经过一段时间，反动派对徐老光明磊落的态度和理直气壮的言辞，感到无稻草可捞，因此，对他的戒备，也就稍有松懈，不象以前那样严密了。

（二）

　　徐老当已六十出头，但精力却非常旺盛。每天二十四小时，除了睡眠四至六小时外，其余时间不是接待来访者，便是阅读和写作。冬天，他从不在火炉旁坐一会。大家劝他歇一歇，他也只在火炉旁烘烘手就走了；夏季，他不放下工作乘凉，汗流浃背时，也只拿蒲扇摇几下了事。有时我们忍不住问他不怕冷热的原因，他说:“一个人做事要精神集中，全神贯注，这样就会既不感到冷， 也不感到热。”据我所知，徐老在任八路军驻湘代表期间，他的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协助恢复湖南自“马日事变”后被破坏的党组织；与国民党省政府交涉释放被关押的“政治犯”，发展进步力量，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等。

　　这里谈谈徐老宣传抗日救国的活动情況。当时不论是学校或其他单位邀请他去演讲，或者是对一些人的谈话中，他总是全力以赴，认真地抓住时机，理直气壮地阐述团结抗日的重要性。他在讲演和谈话中，经常有这样一段话：“如今对日作战，单靠国民党一党不行，单靠共产党一党也不行，尤其是单靠军队更不行，必须联合各党各派的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武装全国人民，实行全面抗战。绝对不许动摇、妥协，而要坚持持久战。”同时，他还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他常说有人认为我们的武器不如敌人，我们的部队素质也不如敌人。这场战争打不赢，难免不亡于日本。我认为这种观点对抗战是极端有害的。我们虽然没有大量的现代化武器，但我们是在进行一场正义的战争，我们可以夺取敌人手中的武器，在战争中壮大自己。至于有人认为‘日本帝国主义没有煤，没有铁，我们只要坚持六个月，日本就会崩溃，那也是不合乎实际的。敌人存在不可克服的困难是事实，但并不象有些人想象的那么严重，如果我们过于乐观，对于持久抗敌也是极其不利的。”

　　徐老在长沙公开讲演，除首先在银宫电影院（现改新华电影院）公开讲演一次外，我记得还有如下几次：应联大（西南联大前身，迁湖南时设在韭菜园原圣经学院内）邀请两次；应中央戏剧学院、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学联妇联等邀请各一次。在银宫讲演的題目是《国际和国内的政治形势》，时间大概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此外还应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邀请，每星期三去讲演一次，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徐老每次讲演，会场上总是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讲完后，总有不少听众不愿离去，有的挤上台，围者徐老请教各种问题。徐老总是耐心而详尽地答复，直到对方满意为止。有时徐老出了会场，仍有不少人同他边走边谈，十分亲切。

　　除了在大会上讲演以外，徐老还经常应邀参加各界举行的小型座谈会。如学术界的薛暮桥、李仲融、杨东莼；文艺界的张天翼、邵荃麟、曹禺；妇女界的罗琼、王庚琪、梁淑德、孟素等，都曾邀请徐老参加过他们组织的各种座谈会。至于个人的约会那就更多了，一般都在晚上进行。徐老总是按时赴约。黄炎培由沪来长后，当即邀请徐老到他住处深谈两次；张西曼、赵君迈等路过长沙，也都邀徐老作过多次长谈。此外，专程来长拜访徐老的人也不少，如著名生物学家、中山大学生物系主任董爽秋教授，曾与恳谈多次后，请求徐老介绍他和儿子去延安参加革命。徐老认为他在中大任教对人民更有利，就进行了劝阻，只同意把他的儿子董玉清送往陕北（学习后参加工作时牺牲)。

　　当时有不少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要求徐老推荐去延安参加抗日工作。徐老把这一情况向延安作了汇报。延安指示要慎重吸收这批力量。徐老根据中央指示，积极而慎重地吸收了一批有志青年，设法把他们送到了延安，在短训班学习革命理论。

　　徐老还注意支持进步报刊，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田汉主办，廖沫沙主编的《抗战日报》上的重要社论，都是经过徐老过目、修改后才发表的。徐老还亲自为该报撰写过多篇社论和专文，如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发表的《淞沪抗战的教训与国共合作》；同年十二月发表的《抗战到底与自力更生》等。经常向该报投稿的青年胡大愚、封凯等，也常将稿件送请徐老审阅修改。黎樹、潘开茨、杨荣国等创办的《观察日报》，也曾得到徐老的鼓励与协助。该报创刊时，黎、杨曾多次向徐老请示办报方针和报型问题，徐老当即将党中央的抗战宣言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重要文件交给他们，还关切地问他们办报经费和印刷困难等问题。当听到都已有着落时，他才放了心。报纸出版后，遂日送徐老一份审阅。该报的重要社论和其他重要文章，大都经过徐老过目修改。中苏文化协会从南京迁来长沙后，根据徐老建议，办了一个名叫 《中苏文化》的刊物，撰稿者都是一些进步人士，如翦伯赞、吕振羽、张天翼、萧敏颂等。徐老也为该刊写过好几篇文章。此外，徐老对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和其他一些群众组织以及进步人士创办的各种刊物，都曾给予积极支持。“妇女抗救会”罗琼等主编的《湖南妇女》；吕振羽等主编的《今天》，徐老都亲往参加过编辑会议，有时还撰文支持。

　　在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的同时，徐老还鼓励和支持各界救亡活动的组织工作，为了适应当时文化界广大人士的要求，在地下党的策动下，首先成立了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这个组织的建立，是经过一番激烈斗争的。在成立会上通过宣言和组织章程时，就出现了意见分歧，敌我阵容分得一清二楚。当选举理事干事时，国民党省党部派来不少文化特务蓄意刁难，但他们的阴谋并未得逞。这与徐老的积极努力是分不开的。

（三）

　　当时湖南关押了不少革命同志，徐老到长沙后，即找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交涉释放“政治犯”。张虽满口答应，但拖拖拉拉，执行不力。徐老反复耐心交涉，张才应允将被关押人员名单交由省政府下令释放。可是下面又层层设卡，释放一个同志，不知要费多少口舌，排除多少干扰。可徐老不厌其烦，常说：“这也是一种斗争嘛！当然不比战场上的战斗，那种战斗靠流血，这种战斗靠耐心，要耐烦同他们交涉，否则，一拖就完了。”

　　在交涉释放“政治犯”的斗争中，还有另一种情况。对一些“重要犯人”，国民党方面总是推诿说“没有此人”，“要查查看”，“可能改了名字” ，等等，尽管如此，经过徐老耐心说理，加之迫于舆论压力，大部分同志都得以出狱。如原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遗军二十一师参谋长乔信明同志等三千多人，从地方监狱押到长沙陆军监狱后，徐老立即去探望，代表党和八路军慰问他们。并向他们讲述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新形势，要他们耐心等待恢复 自由。这些同志都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徐老立即将乔信明等同志的名单提交省政府，要求根据两党协议，一律从速释放。但省政府没有马上执行，而是将他们移往桃源县监狱关押，并传说有被杀害的可能。徐老再次赶往省政府据理力争，他们才不得不指令桃源县将乔等释放。又如王自申（解放后曾任中南政治学院院长）、黄涛、李服波等同志，都是经过徐老多次交涉获释的。先后被营救出狱的同志有数十人。大多数同志因倍受折磨，疾病得不到医治，长期缺乏营养，出狱后都须经过一段疗养，才能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徐老对他们十分关怀，总是多方慰勉、照顾，这些同志感到了党的温暖，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四）

　　徐老在工作之余，还刻苦学习，坚持不懈。他常把自己看过的，有教育意义的书刊或文章推荐给我们。他在百忙中除阅读毛主席一些单篇文章外，还阅读了不少经典著作，如《资本论》等。《联共（布）党史》也是他经常翻阅的书籍。我当时读了一部都德 《世界政治》，徐老看到后，拿去读了几遍，对书中的内容作了详细的分析。他同意的观点，就在上面圈点，不同意之处，就在天地头上作眉批。徐老还重视对革命理论的探讨，撰写过一篇哲学 论文——《关于矛盾统一的几个要点》。这篇文章，曾一再修改，交由陈碧莹（我的爱人，当时在办事处任收发）誊正，先后达五、六次之多，于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日在《联合旬刊》上发表。可见徐老对读书、写作，是十分认真而又善于独立思考的。

（五）

　　徐老在长沙的生活十分简朴。当时他穿的是从延安穿来的那套灰布棉军服和另外两套单衫，里面是一件棉纱衣。吃饭时，总是大家都上桌了，他才放下工作来就餐。并不止一次地对大家说：“以后不要等我啰，我晚来一点吃是一样嘛，会吃饱的。”徐老最喜欢吃蔬菜，不爱吃荤菜，特别是肉类。他曾对大家说：“红罗卜营养价值最高，不要烧得过烂，破坏了所含的维生素。”

　　在日常工作中，徐老对工作人员要求是很严格的。有一次，办事处收到印尼华侨寄来的一批捐献物资，全用木箱装着，上面商标是英文，大家不认识，不知里面究竟是何物。于是撬开一箱， 原来全是虎牌万金油，大家随便拿了一些。徐老知道后，制止说:“这些物资是爱国华侨远道捐献给前线抗日部队的，我们丝毫不能挪用，请大家赶快放好，钉好箱子，要原封不动地运到总部（指八路军总后勤部）去。”大家都照徐老意见办了。

　　徐老对我的教育也是严格的。有一回，徐老的一位朋友（也可能是学生），镌刻了两颗精巧石章赠给徐老，印文为“师墨”、“徐特立印”。他非常高兴。随即命笔写了两幅小横披，益上了这两颗印章，一张给我，上面是：“改变自己的思想，不是反省而是革命。”另一张给陈碧莹，上面写着：“我们不只是要说明宇宙，主要的还是要改造宇宙。”字迹苍劲，意义深长。这不仅在当时给了我们莫大的教育，而且在整个人生道路上也是一盏指路明灯。

　　一九三七年徐老六十寿辰时，毛主席给徐老的祝寿题词中写道：“……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习新的东西。什么‘老’，什么‘身体精神不行’，什么‘困难障碍’在你面前都降服了。……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继续学习你的，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题词是写在一块鲜红丝绸上的。徐老十分珍视这个题词，把它珍藏在一个小包 包里，随身带着，曾拿给我们看过。毛主席对徐老的髙度评价，是完全符合徐老一生的实际的。

　　徐老从一九三七年冬回到长沙到后来离开，不过两年多时间。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经过他的积极努力，湖南抗日救亡工作发展很快；停顿十年之久的湖南地下党组织恢复了活动；—批久陷囹圄的革命者恢复了自由，重新踏上了革命的征途；不少有志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徐老在这段时期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当时，湖南工作条件十分艰苦，上有日本飞机轰炸，下有国民党特务、汉奸监视，生活条件也很差，可徐老全然不顾，并常说：“冒关系，我看不会出什么问题的。”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

　　（黄英博，1906年4月生，湖南长沙东南乡人。1937年12月，在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任秘书。1950年5月，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参与参事室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的编辑、审稿等工作。）

责任编辑：裴琳琳 最后更新：2014-09-06 16:5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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