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塘田战时讲学院
2014-08-15 15:43:15  来源：《抗日战争时期党在邵阳的活动》  点击：  复制链接

　　文/江明　王建中

　　—九三八年夏，台儿庄战役胜利后，国民党军为保全实力，从徐州撤退，著名的马当防线，也没有经过剧烈战斗和取得适当代价，即行放弃。日军乃一面继续实行诱降，一面调集南北两战场的兵力西进，准备进攻中原，夺取武汉。全国最富裕地区，重要交通要道，著名大中城市，相继沦陷，人民惨遭屠杀和侮辱，流亡载道。五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批判了国民党的“亡国论”和片面抗战路线，以及战略战术方面的消极防御、阵地战、消耗战；批判了王明的“速胜论”和轻视抗日游击战争的错误；精辟地阐明了持久战的总方针和抗日游击战争的伟大战略意义。中共湖南省委和中共驻湘代表徐特立同志，依据武汉可能失守、敌军可能进攻湖南的形势分析，便加紧动员和号召全省人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组织起来，保卫乡土，并由吕振羽、翦伯赞以名流学者名义致书国民党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提出“保卫大湖南”的要求和主张：彻底发动和组织群众，积极准备条件，于日寇进攻湖南时全面开展游击战争，及与正面战场配合等等。徐老并主张在日寇攻入湖南时，我党独立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在湖南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

　　在当时形势下，培训党的骨干，已是当务之急。吕振羽同志认为：苗岭山脉的巫山和雪峰山间（包括邵阳、新化、武冈、城步、新宁、绥宁、溆浦、东安、祁阳等县）为中心的山区，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都很适合开展游击战争。其中的四明山，明、清之际，曾有数万群众进入山区坚持反清斗争。而位于这个地区的塘田寺，有现成的大房屋一席宝田的塘田别墅可以借用（席宝田，清末以镇压贵州兄弟民族人民暴动起家，淸廷赏穿黄袍马褂，诰授中宪大夫，赐太子少保）。因此，他向省委建议去那里开办一所为开展游击战争作准备的学校，培养地方乡级工作干部和连排级游击战争军事干部。徐老和王凌波同志都很同意。他们和省委商定后，又写信报告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和洛甫同志。六月，湖南省委决定派吕振羽同志为副院长兼党代表、负责筹办塘田战时讲学院（以下简称塘院），院址就在武冈县塘田寺（今属邵阳县）。为了争取学院能尽可能多的时间存在和发展下去，省委决定尽可能通过广泛的统一战线形式来建立这个学院。通过统战关系邀请国民党政府司法院副院长覃振（号理鸣，国民党元老，湖南桃源人）为院长（实际是名誉院长），湖南省参议会议长赵恒惕为院董事会董事长；准备在日寇进攻湘桂铁路、潭宝公路地区时，以四明山区开展游击战争，作为开辟湘桂黔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据点。

　　吕振羽同志得到湖南省委的指示后，取得覃振、赵恒惕同意，由他们分别担任院长、董事长职务，又利用国民党CC派、复兴派和何键派之间的矛盾，取得何键派刘子奇（号岳厚）的支持，刘并同意担任学院董事。七月，吕振羽同志去邵阳，去塘田布置筹备工作。到邵阳后，以刘子奇的信与第六区专员李琼（何键派）接触，李同总任院董事会董事，并介绍第六区保安司令岳森（原谭延闾派）任院董事。吕振羽同志随即到塘田，在原区立小学校长兼区董吕遇文（号政三、当地开明绅士，吕振羽族侄）的赞助下，借得席宝田的塘田别墅为校址，并委托吕遇文负责院舍的修缮、院具设置等方面的筹备工作，同时还将省委拨给的二百块开办经费交给了吕遇文。由于吕遇文（学院董事）出面筹奋，当地绅士吕忠阶、李心徐、李梯云和大革命时期曾任湖南土地厅长的李荣植、武冈县长林拔萃，均同意任院董事。学院董事会会共有三十余人，包括了湖南各方面的人物。如著名历史学家吕振羽、贾伯赞，老国学家吴剑丰（湘乡人，曾任北平郁文大学校长）、文化界进步人士陈润泉等。解放后曾任湖南省委统战部长的刘道衡同志，当时也是学院董事会的成员。

　　八月初，吕振羽同志冋长沙向省委和徐老报告筹备情况。省委同意立即以覃、赵名义，向同意任院董事的诸人发出聘书和院董事会成立的通知，并发函征求新董事。同时由覃、 赵亲自写信给张治中与省政府教育厅厅长朱经农（CC派）， 告以筹办战时讲学院的缘起和宗旨，请其担任名誉董事。张治中回信表示谅解和同意。朱经农则回信拒绝担任名誉董事，并附限制成立私办大专院校的条例一份，声称“须按合法手续进行筹备”，企图迫使我们半途下马。针对这种情况，省委和徐老指定聂鸿钧（省委组织部长兼军事部长）、王凌波与吕振羽共同研究。他们认为在国民党各派的矛盾中和武汉已受威胁的情况下，CC派一时不可能用强力来加以阻止；而加强对覃、赵的统战工作，免使中途生变，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徐老和省委都同意这种意见。因此，一面即以覃振亲笔信复张治中致谢，请其多加赞助和支持；同时复函朱经农，表明塘田战时讲学院非正式大专院校性质，乃系旧时书院式的战时讲学机构，不能按平时大专学校的手续筹备；一面将招生广告在报上登出，并分送各县教育局、师范、中学，请其保送学生，同时省委还通知各县、市党组织动员和选派优秀青年入学。

　　省委决定张天翼（著名文学家）、曹伯韩、杨卓然、雷一宇、李仲融、林居先等同志与吕振羽同志去塘院工作。张天翼同志为教务长，吕遇文为事务主任，曹伯韩、李仲融等为教员，杨卓然为支部书记，雷一宇为生活指导员兼党支部组织委员，林居先为党支部委员负责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工作。同年十一月，因杨卓然去省委汇报工作，不知去向，省委并调走张天翼、雷一宇、林居先，另派陈润泉来校任教务长，派游宇同志接任党支部书记兼生活指导员，阎丁南同志为党支部宜传委员并负责“民先队”工作，王煜为党支部组织委员（塘院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后，去桂林途中被同行党员发现王有问题），王西彦先生接任张天翼同志的课程，并请老国学家吴剑丰前去讲授孙子兵法。同时决定由吕振羽、游宇、阎丁南同志组成党的三人小组。为避免暴露吕振羽同志的政治面貌，他不参加支部的活动，三人小组在院内也不公开。以后，又调研究班学生王时真同志（即江明，原为院学生会主席）任院长办公室秘书兼民众教育指导员。

　　八月底，吕振羽等同志陆续到院，九月上旬开学。报到同学百余人，从政治面貌说，其中有我党的一个县委书记，两个党员，几个民先队员，也有曾误入歧途参加过三靑团的青年，还有国民党从邵阳等地派来的反动分子如肖萍（又名李剑萍，后改名李云涛）、方品、吴总权等；从学生成分说，有印刷工人、小学教师、失业军人，还有尼姑，而以青年学生居多数；从地区说，有来自江西、福建及湖北、东北各省的，而以武冈、邵阳、新宁、东安、祁阳、新化、湘乡、湘潭、宁乡等县的学生为多；有由赵恒惕及其他方面介绍来的，而由党内介绍与动员来的居多。到一九三九年四月，学校被国民党反动派三路派兵“勒令停办”前，先后到塘院学习的二百五十余人，有的已陆续派回各地开展救亡工作。

　　塘院是当时中共湖南省委在国民党统治区所办的一所以统一战线形式出现的培训干部的学校，直属省委领导，是省委工作重点之一。省委和徐老对塘院的工作都很重视，经常给予指示，并多次向上级党组织汇报塘院的情况。塘院的负 责干部，除事务主任吕遇文外，都是省委派去的，且多为我党党员和进步人士。塘院的教育方针、内容和方法等都经过省委以及徐老和吕振羽同志的专门研究，徐老还及时将创办塘院的情况写信向党中央、毛泽东和洛甫同志作了汇报。在他写的《在湘十个月的工作报告》中就曾说：“一个月前，我们的同志吕振羽在宝庆办了一个学校，名叫战时讲学院，已经找好校舍，开始招生，由司法院副院长覃理鸣当院长，吕振羽当副院长……。不久前，我曾写信给泽东、洛甫同志，要求派几个下级干部去当学生，将陝公和抗大的学风带去，以便在湖南进行抗战教育。”

　　塘院的教育方针，是以阶级教育为中心的抗战教育（即寓阶级教育于抗战教育之中，寓马列主义于爱国主义教育之中）。教学方法，采取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生活实践、工作实践相结合，个人阅读与集体讨论相结合，其基本精神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根据学生文化程度的差别，学院分设研究班、补习班两级。研究班开设历史、文学、哲学、政治经济学、文艺创作等专修课，补习班开设国文、数学、自然等专修课，并以“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抗日民族战争讲座”（为着冲淡颜色，以孙中山先生纪念周会的形式出现）、战时防护常识和体操（以长跑和爬山为主）为两级同学共修课。研究班的文学和文艺创作先后由张天翼、王西彦担任，哲学由李仲融担任，政治经济学由曹伯韩担任。补习班的国文先后由王时真、陈啸天担任，数学先后由徐昭等人担任，自然由陈润泉等担任。共修课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由吕振羽担任，抗日民族战争讲座由吕、阎、曹、雷 等共同担任，战时防护常识和体操由退职家居的军官李华白（当地人，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第八期学生，曾任长及炮兵总队长）、王煜担任，歌咏先后由林居先、周白担任。教材大都由教师自己编选，由谱匠用活字木版或同学自己刻写腊纸油印，在印发前大都经过集体讨论。

　　由于学院正确地执行了省委的教育方针和教学计划，特别由于形势的发展，同学们的进步很快，迫切要求抗战，渴求真理，追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学院党组织又正确地执行了建党方针和建立、发展民先队的工作，至一九三九年四月学院被“查封”止，共吸收民先队员一百八十余人，党员五十余人。

　　为了对群众进行阶级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密切与群众的联系，加强群众对学院的了解、信任和支持，为今后战火延及附近地区时领导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准备条件，我们通过举办民众识字班的形式，开展了对学院周围的群众工作。先后创办了儿童识字班（均为附近农民子弟，在下午学习）、成人识字班（为附近贫苦农民设的夜校）、妇女识字班（派女同学到附近村子上门教学）、对河识字班、水西唐家识字班（帮助当地恢复已停办的初级小学，并附设成人识字班）、油塘李家识字班（派同学在当地小学担任教学工作，并附设成人识字班）等。识字班都设有国文、算术（笔算和珠算）、唱歌三门课。国文教材全系自编自写，内容由简到繁，由浅入深，由近及远，由单字到造句、谋篇，由群众日常生活到社会生活和抗战等，边编边审边教，给群众以适用的常识，启发阶级觉悟和鼓舞抗战情绪。有时由于教学上的需要，每每在一夜间动员同学用毛笔写出几十本笔划整齐的《民众识字》课本来。这在群众中产生了极好的影响，不少人说：“过去的学生长年上学还不会记帐，入识字班几个月，就学得点实用本事。”那时，在学院周围的田野、山村和夫夷江岸，到处都回响着抗战的歌声，这就密切了学院与 当地群众的联系。具体表现在几次匪警中，群众纷纷自动到学院将妇女老幼接到其家中隐蔽，识字班的孩子常将其自家生产的李子、甘蔗、花生塞进识字班老师（均是塘院学生）的口袋里国民党反动当局三路派兵包围学院、“勒令解散”时，群众情緒怨愤，纷纷议论：“这样好的学堂也不让人办，只好叫人去当土匪”，不少人不顾农忙活紧，都自动放下农活来帮助学院疏散人员、财物等等。这使塘院师生受到了平时难以受到的实际教育，加深了对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解。

　　由于学院影响很大，附近的一些中小学、师范，或派人前来参观，或写信要求给予抗战歌词，有的还请学院派同学担任其歌咏教学。为了满足他们的要求，附近一、二十里内的白仓司白仓小学、金称寺古峰小学、连溪吕氏小学的歌咏课，都由学院同学每周轮流前去教课两次；五、六十里内的，如黄亭寺唯一小学、塘渡口资汇小学、隆寺回隆小学等，都由学院推荐同学前去任教。学院街头剧团和歌咏队在塘田寺、金称寺、黄亭寺、塘渡口、回隆寺及学院周围几十里的农村、集市作了多次演出，教唱抗战歌曲，宣传抗日，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和称赞。同时，又根据情况分析和条件的可能，派遣同学回到本乡，以小学为依据，建立抗日工作据点，在今武冈、邵阳、邵东、隆回、洞口、绥宁、东安、祁阳、湘乡、城步、新宁以及洪江等地，当时都有救亡室、歌咏队、读书会或战时救护队组织的出现。

　　为了扩大塘院影响，与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阴谋进行斗争，我们创办了院刊《战时塘田》，在湖南《力报》副刊上开辟了专栏，将学院创办的缘起和宗旨、教学方针、方法及全院师生员工学习、工作、生活等方面的情况公诸社会。

　　由于学院的教学工作和院外群众工作、统战工作的开展，院刊的发行，学院影响扩大，从而也就导致了我院与国民党反动派间越来越尖锐、复杂的斗争。

　　在院内，国民党反动派从邵阳及新宁等地派来破坏学院的肖萍、方品等人（研究班学生），他们来院之初，伪装进步，不久即现出本来面目，进行破坏。第一步他们在同学和教职员工中，散布流言蜚语，鼓动同学闹事，拉拢一些思想落后或警惕性不高的人游荡狂饮，每至深夜；并到院外偷窃群众果、蔬、竹笋，损坏群众的生产工具、船只等，企图以此来激起群众对我院的反感，破坏学院的声誉。第二步，他们在院外散布谣言，说“学院寿命不长了，政府（指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已下令查封”。后来，他们竞然拿出手枪威胁进步同学，制造恐怖气氛，企图使学院陷于混乱。塘院党组织研究这神情况后，便通过党和民先队在院内展开反谣言斗争，同时，采取一些表示要扩大学院的种种措施，以安定人心，并通过识字班向院外群众作必要的解释。对持枪威胁的行为，发动党员、民先队员进行揭露，并通过当地乡自卫队在院内外出示布告，令私藏枪支者于限定之日缴出枪支。肖萍、方品等人慑于形势，即于次日离院去邵阳城。数日后方品偕吴总权回院（肖萍已在群众中孤立，不复返院），从表面看，不似前之嚣张，实质上他们改变手法，伪装积极，设法和我们接近，吴总权、方品、廉叶（廉是伪中央政治学校毕业生，学院解散后，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即任命他为湘中教育督察专员）等，一面多方侦察我党和民先队的活动，一面反复找吕振羽等同志要求设法介绍入党。吕振羽等同志识破了他们的阴谋，与之进行了复杂的斗争。这种斗争，一直延续到学院被迫解散为止。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长沙大火以后，张治中被免职，薛岳接任湖南省主席。陈立夫就电令薛岳强行解散塘院，电文大意说：“据报湖南塘田战时讲学院，实即奸党之西南抗大，宣传错综复杂的思想，愚弄青年，欺骗群众，希图捣乱社会秩序，危害三民主义，应严加查办，制乱未萌……。薛岳即以湖南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名义，令第六区（邵阳）专员李琼，保安司令岳森“派要员查明具复”。由于统战关系，林拔萃于一九三九年一月以电活约吕振羽同志去武冈，说“有屯急待而商。”吕到武冈后，林将六区转来的薛岳的训令给他看，并说：“我的地位不能帮你顶，只能帮你拖，你最好去找覃院长、赵董事长代顶一下”，吕感到情势紧边，急赶回院。学院党组织根据这种情况，决定一面派人向省委报告，一面派陈润泉去长沙找赵恒锡，必要时转上重庆去找覃振。二月，当地白仓乡乡长亲来告知，他已接到林拔萃转令“查明具复”的训令，请学院代拟呈复文稿。学院就复文内容提出了一些建议，拟诸乡公所自行起草，并约定在最后定稿时由学院派人前去一阅。二月底，吕振羽同志亲自到穴仓乡公所，对呈复文稿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并亲自到看写好发出后才回院。由于乡长、县长、六区专员、司令都用拖的方法来帮助学院，白仓乡公所的复文大约到四月才到达薛岳那里。此时，薛岳一面复令申斥六区专员、司令、县长、乡长“无视政令”、“虛词搪塞”，一面严令六区派专员率兵前往塘旧寺，勒令解散塘田战时讲学院，并不断以电话向六区督催。林拔萃得令，又约吕振羽同志去武冈县城。吕到武冈后，方知六区已派文某率兵一连，武冈县教育科长秦某、科员周石安偕武冈县保安团兵一连赴塘田，另一路也由桃花坪向塘田寺进发。而林拔萃则表示自己力量用尽，不能给予更多的帮助，并说此事全系县党部书记长易瑞芝等人搞的鬼；同时还拿出一费省和六区发来的关于解散塘田战时讲学院的电报对吕说：“老弟（指吕振羽同志）召了这些电报，就知道陈立夫和薛岳把你当老虎打了。恐怕自从打武冈以来，再没布比这更大的案子了。”“塘院是没法救了，老弟，你赶快回去收拾。”“祝你前途无量！”四月二十二日，当吕振羽同志问到塘田时，始知国民党的三路兵马已于二十一日以分进合击的形式先后到达塘田，贴出布告，封锁了学院大门。薛岳的布告大意说：“查有吕振羽者，假借覃院长、赵参议长名义，擅自开办塘田战时讲学院，宣传错误思想，愚弄青年，蛊惑民众，图谋扰乱社会秩序。兹派员率 兵前往，勒令解散，丝豪不得姑徇。该院员生人等如有抗拒情事，准予格杀勿论。”从此以后，塘院便进入了反包围和有计划撤退的斗争之中。

　　在反包围与有计划撤退的斗争中，我们胜利地达到了孤立敌人和保存自己的目的。

　　四月二十二日晚，学院党组织开会研究了情况，决定了反包围与有计划撤退的步骤：一、利用六区保安团某连与县保安团某连间的矛盾以及六区连长曾某“只要院里办文件，即可撤退的”表示，抓住有利时机，办好文件，争取该连先行撤 退，再迫使县保安团某连撤至对河；二、为保证全院师生员工的安全，分别撤退，党员干部撤至挂林、疏散回家或介绍工作，吕振羽同志与部分老师留下来办理结束工作和等待省委指示，争取保全全部院产，不为敌人利用；三、加强全院团结，保持正常的情绪和秩序，防止坏人破坏和造谣，动摇人心：四、尽量拿事实在院内外群众中进行教育，揭露阶级敌人的反动面目，争取群众的同情；五、成立塘田战时讲学院结束委员会，以吕振羽、陈润泉、吕遇文、游宇为正副主任，同学代表和员工数十人为委员，阎丁南和李仲融同志负责同学的撤退工作，游宇、曹伯韩同志负责教职工疏散工作，吕遇文负责院产处理和财务工作；六、遇事尽量去依靠附近村镇群众帮助解决，并随时掌握国民党派来的保安团的动态。

　　由桃花坪前来的连长张某（据传此人之兄曾是党员，在大革命失败后消极的）是一个青年，是附近资汇乡三坡田人，他曾向院后周家院子的群众表示：“我自己对吕院长和塘田学院的先生们是很敬佩的，这回奉命来解散这样好的学校，良心实在是有愧。该连士兵大多数也是附近各乡农民子弟，他们夜里露宿于院后及两侧围墙下，也都有怨言。因此，我们便选派附近各乡同学，尤其是他们的亲戚故友，分别进行活动，学院并备热茶热饭招待他们，扩大了该连与另一连之间的矛盾。三日后该连即撤至塘田寺。至此，由武冈县城派来的一连更陷于孤立。在张连撤退过河后，所谓查办专员周、秦二人来到院长的办公室，要求给予一个全院师生离院的固定日期，并提出缴出“院印”、“院牌”和全院人员名册的无理要求。吕振羽等同志当即向他们提出反要求：一、军队不全部撤退过河，根本无法办理结束工作；二、结束日期，自军队撤退过河起，约有二十日以上；三、学院“院牌”、“院印”并非政府颁发，无缴销必要，要“全院人员名册”更没有理由，绝不能同意。争执数小时，周、秦才勉强同意当日请示县长，只要县长同意，第二天即可将军队撤至对河待命。可不缴出“院牌”、“院印”，但要在结束前一定时日内截角。而在名册问题上争执激烈。最后吕振羽同志拍案而起，厉声怒斥：“为什么故意提出这种毫无道理的要求，来阻挠学院的结束工作？你们要报功请赏，可拿我的脑袋去，何必在这些靑年学生和忠于民族抗战教背的教职员身上打主意！这个学院是进行抗战教育的，你们封闭了这个学院，难道还想按名册去陷害他们？如果硬要这样干，我没法结束，一切都不负责，现在没什么可谈的，你们要怎样就怎样吧！我明日就回家，去找林县长和李专员、岳司令谈，必要时我还要去找薛主席、赵参议长。”他们还想再谈下去，被吕振羽同志等严词拒绝。周、秦觉得这样无法复命，次日便请武冈第九区学务委员吕音南前来调解（可能当夜请示了县府），同意不缴出花名册，并告诉学院，只要学院按日前双方同意的事项如期办理，当日午即可把军队撤至对河街上。

　　通过全院师生员工的努力和附近群众的帮助（他们不少人在农忙时节放下自己的农活，用自己的船只，挑担来帮助学院撤退和疏散），撤退工作进行得很快，不到一个星期，即完成了人员的疏散撤退计划，淸算了全部院产和公私账目。山于同学们的一致要求，不发还剩余伙食费，将此作为组织一个出版社的基金来纪念塘田战时讲学院。因资金不足，又将处理全部院产的余款数千元一并充作此项基金，成立石火出版社，公推吕振羽同志为股董会董事长，石火出版社设在桂林，由陈润泉、曹伯韩、李仲融等前去具体负责，由撤至桂林的同学中一部分党员邓晏如、王琦蔚、吕健云等参加工作。

　　在结束工作基本完成的时候，学院组织召开了“话别会”，全院师生员工，附近各村部分群众参加了话别会，并邀请了周、秦和两个保安团的连长以及自卫队长吕音奇、学务委员吕音南等人参加。大会一开始，群众情绪就极为激动。

　　当吕振羽同志一上台，才说出“同学们”三个字就哽不成声时，全院人员连同与会的院外群众都不禁失声痛哭。当吕振羽同志讲完话后，同学、老师、工友都纷纷上台发言，控诉国民党当局封闭学院的罪行。院外群众议论说：“这样好的学堂也不许办，只好不要读书人，想必要我们的崽女当瞎子。”话别会开到深夜，才在激昂的院歌声中结束。“话别会，后二、三日内，师生们陆续向目的地琉散，吕振羽、游宇、阎丁南等同志撤至油塘。

　　在结束工作的进程中，省委派李锐同志前来传达省委指示，完全同意学院党组织的撤退计划和措施，并指示学院党组织，从家居武冈、新宁、城步、绥宁接（当时均未建立党组织）的党员同学中，各选拔数人，进行一周左右的训练，回家建立空门县的省直属党支部。因此，学院便一面在油塘开办违党训练班；一面筹建金称寺支部，指定王时真同志为书记、吕恒芳（即吕一平）任副书记，李志国为组织委员，姜景为宣传委员，一面决定建立新宁直属支部。但由于新宁同学中的几个党员不能全部回去，便指定郑圭田为书记，并由李锐同志与郑圭田一同去新宁，帮助建立新宁直属支部。训练班结业后，又在洞口、绥宁、城步建立了党的支部。洞口支部由雷震寰同志任书记，绥宁支部由李子华任书记，城步支部由肖强欤同志任书记。至此，省委交给的建党任务已完成。除新宁直属支部由李锐同志向省委直接报告外，七月，吕振羽同志去邵阳（今邵阳市），将金称寺、洞口、绥宁、城步四个直属支部的关系转给省委，并报告了建党经过。从此上述各县均建立了党的组织。

　　在建党工作进行的同，我们还印发了《塘田战时讲学院全体师生员工向全国各界人民申诉书》、《致覃院长、赵董事长书》、《告别湖南全省同学书》、《告别武冈各界书》（这都是在话别会前经过全体师生员工讨论通过的）等，同时又编辑了约十万字《战时塘田纪念册》（这个册子曾经省委审查，后因情势紧张未印发）。

　　今天回忆起来，我们认为当时省委和徐老决定在国统区创办塘田战时讲学院这样一所学校是正确的，他们为塘院制 定的方针和任务也基本上是正确的。塘院党组织也正确地执行和实现了省委规定的方针和任务，培养了一批干部，教育和组织了群众，边立了空白地区的党组织，宣传了革命的思想，播下了红色的种子。正如“七大”代表、邵阳中心县委书记谢竹峰同志一九四四年在延安对吕振羽同志所说：“塘田战时讲学院在邵阳一带群众中的影响是大的、深的，为后来的工作准备了条件。”

　　塘院同学经过革命理论的学习，又大都经受了群众运动、工作和一些阶级斗争的锻炼，提高了觉悟。此后，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不同程度上起了传播革命思想和宣传抗日的作用；有许多同学奔赴战场，转战祖国南北，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献出了自己的靑春和智慧；有的人身陷敌人监牢，竖毅不屈，有的在组织和领导地下武装举行反蒋起义中经历艰苦卓绝的斗争，其中如曾国策（皖南事变牺牲）、谢维克（在邵阳被国民党反动派暗杀）等同志，已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还存许多同志解放后已成为党的骨干，在各条战线上继续为党奋斗。塘院的影响深深地刻在人们的心里。

　　（这篇回忆录是吕振羽同志于一九五九年五月委托王建中、江明两同志起草的，并经他亲自审查、修改。近年来，江明同志又两次对原稿进行了修订补充。这次编入时，我们在文字上作了一些刪改和调整。）

责任编辑：刘帅 最后更新：2014-08-15 15:4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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