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新化、邵阳的活动
2014-08-01 11:26:42  来源：《抗日战争时期党在邵阳的活动》  点击：  复制链接

　　文/刘建安

　　一九三九年夏天，蒋介石假抗日真反共面目日益暴露，“平江惨案”发生，九战区政治部要求流宣队（作抗日救亡宣传演剧工作，队员多系上海、南京、武汉流亡青年及长沙学生，大多有进步思想）队员集体加入国民党。我不愿加入国民党，且我在该队已受反动派注意，加入了国民党，也不能再在此工作，便请示狄甫同志（即杨第甫，当时省委的军事干事，现任省政协副主席），经他同意离开该队到湘潭去帮助湘潭县委书记谭伟同志（现任外经部办公室主任）工作。十月左右经袁学之同志（现省政协副主席，当时湘潭中心县委书记）介绍到新化上梅中学找阎戈南同志（现名杨藜源，在天津市委工作）联系，（当时的新化县委书记是李涵葳同志，现在江苏省妇联工作），阎问我愿作青年工作还是农民工作，我说愿作农民工作。便分配我到民众教青实验区作教导主任，在离城二十里左右的辇溪乡搞流动教学。一天要跑三处给农民及其子弟讲课。该实验区主任胡克明（已死）及教员张某（不知下落）是党员，我们三人成立了支部，我是支书。同时还联系从长沙迁来的楚怡高级工业学校的教员李静同志（现在北京化工部化工学校任顾问）及学生党员聂梦靑同志（现不知下落）。一九四〇年春，我被调到县城任县委组织部长，书记是刘西安同志（益阳人，不知下落），

　　宣传部长阎戈南。我还记得县委下面：上梅中学有党支部， 党员有袁泰（文革前在《中国青年报》社）、罗又益（阎的爱人）和湘乡调来的几个同志，附小有党员韩淑仪同志（我爱人，当时叫韩安波）；民范女子职业学校有党员一人（袁泰爱人）靑峰农业中学有党员二人（名字不记得了）；《新化日报》有党员编辑孟树德（现任省人大副秘书长）、工人杨卓凡：锡矿山以北的义务教育区有党支部，书记是李华之（又名李化之）同志。民教区迁至城郊，胡克明仍在那里。又从湘乡调来一个姓傅的党员在该区教书。此外，在农村中，如白溪、洋溪等处都有党员。我则在县中女生部兼了几节课作掩护，负责上与邵阳中心县委书记谢竹峰（解放后任省民政厅长，现离休）、下与基层支部及个别党员联系。当时上级曾派于刚（现任中央统战部顾问）、丁务淳（文革前在中央军委工作）、李锐（现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赘（又名李文定，现在省政协工作）等同志与我们联系。一九四〇年五月，李华之同志进城向县委汇报，返回时带有苏联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并将我油印的揭发蒋介石制造磨擦、迸攻新四军的宣传材料，沿途在邮局寄发，不幸在途中被捕（被捕原因尚不十分淸楚，当时估计：一是可能特务发现他沿途邮寄信件可疑；二是李系邵阳人，大革命时入党，大革命失败后被捕过。新化、邵阳是邻县，可能特务认识他。也许二者兼而有之），押至县城，严刑逼供，李坚贞不屈，说娃来城看爱人（当时其爱人在民范女校学习，不是党员）及看望与他业务有关的民教区主任胡克明（他不知胡是党员，胡也不知他是党员）的。敌人将他爱人押至县政府，隔着木板壁严刑拷问李，逼他爱人提供情况。他爱人实不知情（当时保密工作很严密，即使自已的爱人也不能让其知道党的机密），故人无可奈何，只得作罢，将其爱人放回。敌人还抓了胡克明同志，也因找不到证据，只得交保开释。据我们随后了解，敌人对李华之同志，用尽酷刑，无法得出口供，只后只好将他装进麻布袋里，沉入资江淹死。李华之同志忠于革命，牺牲个人，保护组织的崇高品德，确实值得学习。如果不是李华之同志的坚贞不屈，当时新化具事就难幸免了。象李华之这样的好同志，在当时地下党员中，还有不少，以后再加叙述。伪县长王秉丞，以此为由大肆清洗外来的文教界人士。当时人心惶惶，全县震动。县委得知此事，立即派我到邵阳找谢竹峰同志汇报。于刚同志也来新化了解情况，帮助县委解决问题。当即毁掉一切文件及宣传品，并要我们夫妇伪称父病回家探亲，从上梅中学附近迁至县城南郊暂避。后谢又决定我们夫妇先调邵阳。阎戈南夫妇及其他外来同志，都陆续调离新化，大部分介绍到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去了。只有刘西安同 志留在新化，尔后失去联系，下落不明。

　　我来邵阳后，任邵阳中心县委宣传部长。书记是谢竹峰同志。中心县委只我两人负责。我分工管兰田（现涟源县城）一带的工作。“长沙大火”后，长沙著名的公、私立中学（如一中、二中、一师、高工、文艺、大麓、周南、明宪等）都迁至兰田、桥头河、七星街、永丰、杨家滩、梅城（当时安化县城）一带，加上国立师范学院也在兰田建校，这一带成为我党和国民党争夺青年学生的重点。当时国民党省政府虽然迁至耒阳，而三资团的青团部却设兰田，省团部的书记长王素波也一直守在兰田。我党则设兰田区工作委员会，原由陈养吾同志担任书记,他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在那里很易暴露，党决定把他调离，不料在离兰田不远的路上被国民党暗杀。党再由沅陵调来刁牧夫同志任书记。当时省临时中学（由一中、二中、一师合并而成）高中部（在七星街）、师范部、女生部（在桥头河）、间立师范学院、周南、明宪（在兰田）、文艺（在杨家滩）均有党员，此外，附近市镇、农村也有农民、工人、小学教员的党组织。可是，我去邵阳时，刁牧夫同志已被捕入狱。刁原是北京民国学院学生，北京沦陷后，随校迁至长沙，在长沙中苏文化协会工作，已为国民党注意，“长沙大火”后，随该会迁至沅俊。国民党假抗日，其反共面目日益暴露后，党组织执行毛主席“隐蔽精干，长期埋伏，储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将他调到兰田。刁工作不太注意，又有北方口音、满脸麻子的特征，已为国民党注由于改名申波，还未被肯定是共产党。后来刁北方老家给他寄钱来，仍用刁牧夫原名，他到银行取钱被国民党证实，回家路上就被抓去，刁被捕后，与刁有关的本地党员和区工委委员梁宜苏、梁介福出面营救，亦被捕。接着，国民党又以办补习班未立案为由，逮捕了区工委负责人梁辅光、梁社两同志，关押在安化县政府（当时兰田属益阳行署）。不久又逮捕了李钦民、吴源泉两同志，他们在被押往安化县城的路上设法逃出，到邵阳通过中心县委通讯处找到我。经我和谢竹蜂同志研究，介绍到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请他们转介绍到新四军去。桂林认为他们逃出来的情况不明，不予接收。要他们回转邵阳。中心县委没法，只好要他们自找出路，离开家乡，免得再遭污手。吴源泉同志（解放后在安化工作），后到外地工作去了，李钦民同志回乡后不久被国民党暗杀了。以后陆续有兰田学生党员吕一民（“文革”前在胡南有色设计院当院长，吕振羽同志家的人）及其妹妹（名字记不得了）等来邵阳联系，先后离开兰田。暑假中，周南女中教员李諍（原在新化楚怡高工）代表学校到邵阳招生，经通讯处找到我，说学校要她入国民党。“长沙大火”前，她曾在省新生活运动委员会妇女工作委员会工作，曾受国民党注意。怎么办？我和谢竹峰同志研究，同意她加入国民党，条件是不暴露党员身份和党的秘密。暑假过后，开学不久，梁宜苏同志派兰田挑脚的工人梁伦佑同志到邵阳找到我，说刁牧夫同志已被国民党假称解往益阳行署，在路上暗杀，其它党组织再没破坏。梁宜苏父亲是蒋介石桂林行营主任李济琛的秘书长，出面保释，只要写个自首书就可以放出。我请示谢竹峰和袁学之同志（他当时负责省委和中心县委的联系工作）。他们意见是在不破坏党组织的条件下，同意自首。出狱后调离兰田，区工委下面的学生和地方组织，就可以重新组织起来。并派我和梁伦佑同志一起去兰田处理这件事。我和梁伦佑同志一起去兰田，住在党员梁新绛同志（临中毕业生，和另外一党员在梁家祠堂办了一个补习班）家里。在兰田到周南见到李静，那时她已按组织意见加入了国民党。到国立师范学院见到了党员彭树生（衡山人，后毕业回去，不久病死）。从他那里知道他同乡党员刘东安在临中高中部毕业后到广西读大学去了。把兰田的党员联系之后，去七星街临中高中部见到学生党员郭昌荣（原省煤炭设计院副院长，现退休）同志，知逍临中师范部有党员潭安猷（现在湖南医学院当政治教师）、刘克柔、范康武（此二人后登报自首，不知下落）。在去七星街路上到了党员吴乾元家里，他是临中毕业学生，知道兰田整个党的情况，便把兰田区整个党的上下联系任务交给他负责，约他到邵阳找我。由七星街到杨家滩文艺中学找到党员何本濬同志（现名何林天，原在中央教育部工作）。他还联系了向理为、向理筹两个党员同学。从杨家滩便往安化县城梅城镇去找梁宜苏同志。当时他已交保就医，约好在城外见面。他谈了刁牧夫同志被杀及他们被捕情况，并说敌人曾严刑审问过他们，他们均坚贞不屈。下面的组织没有破坏，他父亲出面保他，只要填个表就可放出。我说填表会要暴露组织。他说，他填的是已被国民党暗杀的陈养吾同志介绍入党的，他自己介绍了与他一同被捕的梁介福同志入党，只有三个党员，并不暴露组织。梁辅光、梁杜另案入狱，与他们没有牵连，另外想法营救。我见符合谢、袁意见，便同意了，并约好出狱后到邵阳找我，我便再回兰田。见到梁新绛同志时，他告诉我从三团得来消息说，国民党知道共产党派人从安化到兰田来了。我发觉可能我在安化的活动被敌人注意了，立即从兰田回到邵阳，把全部情况向谢竹峰同志汇报了。谢和我分析我已被敌人注意，不能再到兰田活动，就要我写信给吴乾元，要他到邵阳联系，可去信多次不见来，也不写回信。兰田的组织联系，到此就断绝了。据说吴乾元后来在国民党省党部工作，解放后，被我镇压。但组织并没有继续破坏。1940年春，梁宜苏、梁介福同志释放来邵阳找到我。我和谢竹峰同志研究，叫他们到桂林找梁宜苏父亲去了。因为他们是自首放出来的，就没有把他们的组织关系转出去，但也没有向他们说明。他们去桂林后，曾由原通讯处写信告诉我，梁宜苏先在大公报工作，后考入伪军事委员会电台工作（在贵州），梁介福也在贵州一带工作。后因该通讯处不能用了，音讯从此断绝。我所知道的中心县委在邵阳的通讯处还有两个：一个是鼓楼亭安徽难民妇女制鞋合作社，该社主任曹芙英同志是党员，我爱人韩淑仪曾在该社作会计。大约是在41年秋天，原在文艺中学的党员何本濬在醴陵民众教育馆工作被捕，押回原籍新化，经过邵阳时，经此通讯处用暗号向组织报告他已被捕。老韩接信即回家报告。我和老谢研究，此通讯处不能用了，老韩立即撤回。我们在原地居住也不保险，于是紧急决定，离开邵阳到辰溪暂避一下。老神走后，鼓楼亭曹芙英同志的事，我们没有再过问，曹芙英同志的消息，我就不再知道了。另一个通讯处是回澜街益泰油坊内有个店员党员李春芳（现名李亭，在邵阳造纸厂，已离休），是我们的通讯员。大约是40年11月，我到李处联系，李说特务要抓他，把党放在那里的书籍及纸张（作秘密通讯用的）交给我，便离开该处到桃花坪（现隆回）去了。这个通讯处也不能用了。1942年夏天，谢竹岭同志传达省委意见，要我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去建立联系。我到安江俞大猷（我姨妹夫，他那时在修芷江飞机场）处搞了一张假证明去重庆，经新华日报门市部用暗号接头。到了办事处，听了周总理作的整风报告，看了半个月整风文件，回来向周里同志汇报，并把能记下来的内容写给了周里同志。周里同志约好日子，大约是九、十月间再到我的住处见面。在此之前，谢竹峰同志家门口发现有人暗中探看，疑是敌人发现，要立即撤走，谢的邻居也知道我的住处，并要我们一齐撤走。当时谢与省委的联系也就靠我和周里同志的单线联系了。赵毅同志和老韩母女，就到衡阳老韩表妹夫黄楚瑜（当时湖南省银行衡阳办事处主任，解放后在长沙留用，后病死）家暂住。老谢到湘南老根据地找党组织，后来黄给老韩找了一个地方当小职员，老谢回来和赵毅在江东岸小街上租了一间房子居住。我当时不敢在家里居住，白天躲在和邻居合伙的晒红辣椒的棚子里等周里同志，晚上也就睡在那里，等到周里同志来时，就把情况向他汇报。周里同志还约我43年春节后在衡阳普爱医院候诊室见面，当见面时，周里同志问我能否找到职业作公开活动。这时刚好得知我离流宣队后进入该队的郑骅同志（广东人，现在南京锡剧团）因和伪省教育厅有关系，要他到永兴县民众教育馆当馆长，他要找人去工作。这年三月，我便去该馆当教导主任，不久，老韩母女也来了。当时衡阳《大刚报》还有一批进步人士，如杨枣（后被国民党暗杀）、蔡克诚（47年入党，“反右派”时自杀）及梁中孚（“文革”前在湖南日报社）、黄明（解放后听说在福建工作）等，与我均有联系。

　　我到邵阳时，开始住在邵阳东门外三、四里潭宝公路北不远的农村里。于刚同志及其爱人陈德明（现名陈辉英）常来我处联系。不久，王铁铮（当时叫小白，现任中央党校一部主任）同志寄居我家，后因他系北方口音，附近有人怀疑，便即搬家到回澜街不远的农村居住，王铁铮同志爱人李英华同志（李锐同志的姐姐，现也在中央党校）在兰田姐姐处生了孩子，便和爱人一起调到广西去了。之后我们便由邵阳党员李仁同志（小名李矮子，小学教员、小报记者，后来不知下落）介绍，到邵阳东郊潭宝路边五里牌扮作难民，开小饭铺作掩护，准备长期埋伏下来，并由老谢派王来苏同志（现衡阳市人大常委主任）来当伙计。我们除了作党的工作外，白天炒菜卖饭、卖香烟、削皮荸荠，晚上便在油灯下认真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主席著作和支部工作纲要等，工作生活都很愉快。以后王来苏同志离开我们到沙子坡（现邵阳地委招待所附 近）靠谢竹峰同志家（他在那里打洋袜子作掩护）不远的一家伤兵医院门口开小吃店作掩护，刘松同志（邵阳人，以后不知下落）也到他那里帮忙。国民党抓壮丁，王便到伤兵医院当看护兵。我们因何本濬事离开邵阳一段，后回邵阳，就住 在离原开的饭店不远的地方，买了一副石磨，以磨面粉做小生意作掩护，一直到离开邵阳。

　　此文系摘抄刘建安同志一九八一年十一十三日 《地下斗争十二年间记》新化、邵阳部份；

　　标题是编者加的

责任编辑：刘帅 最后更新：2014-08-01 11:28:06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上一篇：对邵阳《真报》的回忆

下一篇：湖南会战：战时国军的作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