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宝属工委从事地下工作的回忆
2014-08-01 11:18:56  来源：《抗日战争时期党在邵阳的活动》  点击：  复制链接

　　文/王来苏

　　一九三九年“平江惨案”以后，国民党企图在耒阳、湘南等地制造一网打尽的第二次惨案，先后杀害了来阳县委组织部长邹大富、安仁县委书记唐明煌和郴县的黄凤德（李林的妻子）等同志。因此，按照党中央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 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一九三九年冬，湘南特委书记王涛调走，周里同志转移到湘潭易俗河，组织上调我到周里同志处工作。周里同志为老板，罗时宾同志（周里同志爱人）为师傅，我当学徒，以打袜子为掩护，广交朋友，宣传抗日救亡，揭露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破坏国共合作、实行卖国投降政策的丑恶面目和反动本质。

　　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中央号召我们自力更生，各找职业，做到经费自给。我们既要筹集活动经费，又要维持生活，打袜子的营业收入难以维持下去。周里同志和我商量，秘密回家（来阳）挑点茶油卖点钱。我刚回到耒阳，找到城边秘密联络点王家祠堂王诗喜家，得知王诗杰同志奉宝属工委书记谢竹峰同志指示，也回家来筹集经费，差点被叛徒王诗州告密抓走了。王诗州原是我党派去的保长，后叛变投敌。王诗杰同志回家当晚十点多钟，廉正乡乡长郑积成和王诗州就带来了四十来个便衣特务把村子团团包围，王诗杰同志越墙逃跑，敌人连放数十枪未中。我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即隐蔽回家。次日找王诗杰、王诗堂、王书洪等同志和县委赖绍尧同志请示省工委。上级通知我和王诗杰同志一起去宝庆（即宝属工委谢竹峰同志处），王诗堂、王书洪等同志暂去桥兴煤矿隐蔽。

　　我与王诗杰从家里和亲职之间筹集了一点钱，于一九四0年五月启程去邵阳，按约定的地点会到了谢竹峰同志。谢早已作了安排，要我们暂时到邵阳汽车站的装卸工人廖澄淸（常宁人）处落脚和做些临时工。在这里，我们为我党来往 于湘西、衡阳的同志作响导，传递、转移、收藏、保管我党的文件和书信。万万没想到，这段时间竟成了我与王诗杰同志相处的最后时日。诗杰同志是我党一位能文善武的好干部，对党忠心耿耿，有勇有谋。因为是个大麻子，目标大，组织上调他去桂林找新四军，据说后来在皖南事变时牺牲了。

　　八月间，我患了伤寒病，竹峰同志把我送进普爱医院。因为未能即刻交足住院费，医院迟迟没有抢教。谢竹峰同志换了他仅有的一个金戒指赶来医院交钱时，我已生命垂危，奄奄一息，不省人事了。后来医护人员告听我：你这条命是那位夏先生（谢改姓夏）从死里把你救活的。

　　病愈出院以后，组织上安排我在宝属机关（住五里亭陶家）与谢竹岭、赵毅、赵五奶（赵彭南）一起纺纱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竹峰当老板，赵毅当“老板娘”（开始以“夫妻”名义作掩护，后经组织批准结婚），赵五奶为师傅，我当学徒。四个人都是党员，就成立了机关支部，选我为书记和作保卫工作。赵五奶很不简单，别看她是位小脚女人，五十多岁，办起事来并不比男同志差。一次我送她去武冈，步行二百里，没点问题。为了党的工作，她把自己的小孩丢在家里托人带，去洞口联络点做刘松同志的假母亲。刘松被抓了壮丁，生活没着落，她帮人家洗衣服。沦陷时与党失去联系，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解放后，又把一个孩子送去抗美援朝，她对党忠诚老实，作风扑素，解放后去世。我们很怀念她。

　　后来，我们发现这家纺纱店引起了伪保长的注意，加上靠纺纱也难以糊口，就搬迁到城郊的刘寡妇家，改以打袜子为掩护。这时，谢、赵经组织批准结了婚。又从新化调来了陶子和李菊英两同志当师傅，我仍为学徙，打了一个时期的袜子，还是不行。因为物价飞涨，棉纱买不起，生活仍难以维持。于是，组织上决定我们改行卷纸烟、摆摊子（这时陶子和李菊英回新化去了），但还是赚不了几个钱，随时还有被抓壮丁的危险，最后决定我同刘建安、知淑仪一起开饭店。在潭宝路五里牌马路边租了一家姓赵的两间房子，刘、韩夫妇当老板，我当师傅，除卖饭菜，还兼营烟、糖、饼干等食杂果品。有天晚上，老刘家的一口蛮好的皮箱被人偷走了，箱子里装的尽是马列主义书籍，要是落到国民党当局手里，我们就有被捕的危险。于是我们火速转移。老刘夫妇去洞口，我又回到谢竹蜂同志处住下。竹峰同志认识了砂子坡一四四后方医院的郭医师（山东人），因为他刚结婚，想找一间好一点的房子住。他看到我们住的房子不错，又松动，要我们租一间给他。我们抓住这个机会，说我们生意不好，要他相忙找点事做，结果他帮助我们在医院附近租了一个草棚，我就用这个草栩开了一个小吃店。在这个医院当班长的张永和老头，是郭军医的山东老乡。因为走日本，家破人亡，没儿没女，无依无靠。郭军医要我认他做干爹，我对他很尊敬，老头也真把我当亲儿子看待，教我做面、饭，帮我在伤病员中收欠款，象个父子商店，对工作起了很好的掩护作用。这间草棚成了我们工委的联络点。高文华、谢竹峰、刘建安、刘松等都曾在这里居住过和开会研究工作，作过如何开展工作、广交朋友、宣传抗日和有关同志转移的重要决议。这时，谢竹岭同志夫妇和岳母已搬到我对面山坡上谢家岭居住。由于草棚里外来人过往较多，而且身份不同，终于引起了医院特工人员和伪乡、保长的怀疑。为避开敌人的视线，组织上又给我找到一个新的差事：到五里牌辎汽二团医院当看护兵。在这里，我很快就学会了换药，打针和发药。为了站住脚，开展工作，要广交朋友，我经常到医务所中校一封“父亲病危”的假信去找熊主任，要他替我出面担保，请事假，开证明条子。他有点挽留之意，但我提的几件事他 都一一办到，还护送我到邵阳汽车站上车。我是一九四二年冬（十一月或十二月）离开邵阳到衡阳去的。

　　此文摘自王来苏同志的《地下工作十七年》

责任编辑：刘帅 最后更新：2014-08-01 11: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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