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抗战时期的邵阳地下党
2014-08-01 11:15:16  来源：《抗日战争时期党在邵阳的活动》  点击：  复制链接

　　文/谢竹峰

　　我自1939年6月至1942年8月在邵阳从事党的地下活动，时间长达三年之久。

　　我到邵阳之初，正值“平江惨案”发生，政治形势开始恶化。当时湖南省委机关迁驻邵阳回澜街，我一到邵阳就和省委接上了关系。省委书记高文华同志向我传达了省委扩大会议的精神，然后要我回家乡耒阳去看一看。经他批准，我以 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上尉副官的名义回到耒阳。首先和县委接了头，先后见到了县委书记赖绍尧和县委宣传部长李振鹏等同志。还带了一些书籍，请耒阳县委转交湘南特委。这一次，我共在家乡逗留了二十天左右。

　　1939年7月，我由耒阳返回邵阳。省委命我担任邵阳县委组织部长，当时的书记是唐麟同志。不久，唐麟调离邵阳，我就担任了县委书记兼组织部长，谢劲之同志担任宣传部长。

　　县委机关当时驻邵阳城内遥临巷，我去几天以后迁到了青云街刘宅刘劭吾家里。我单独住一栋房子，谢劲之住在儒林街他自己的家里。和我住在一起的还有共产党员袁泰、李曼靑夫妇和一个姓易的（即易淸源）同志。袁、李都是大学生，以教书作掩护。袁还负责编辑了一个《学生时代》杂志，借以宣传抗日救国，后因经济困难，只办了两期就停刊了。易是从延安来的老红军，担任邵阳城镇区委书记。“平江惨案”之后，我们党的活动转入秘密状态，碰头是秘密的。我的直接上级是高文华同志，他按时与我单线联系。

　　大约是八、九月间，省委机关将由邵阳迁往湘潭。为加强邵阳地区的工作，省委决定成立中共宝属工作委员会，要我任中共宝属工委书记兼组织部长，谢劲之同志仍然是宣传部长，后又调李文定同志（李鳖）任委员。管辖的范围包括现在的邵阳、新化、安化、武冈、新宁、城步等县。

　　我记得当时宝属地区党组织的概况是：

　　邵阳——有中共邵阳县委，起初由我任书记，后由彭柏林同志继任。下有城镇、廉桥两个区委和廉桥、三斯堂、流光岭、斤冲、火厂坪、范家山、罗塘冲、三民中学等十几个支部，约有二百个党员。

　　新化——有中共新化县工委，书记阎戈南，委员刘建安。这里党组织很健全，尤以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为最多。如上梅中学、青锋中学、楚二中学、民范女子学校等都有党支部。

　　安化——有中共蓝田（现涟源县城）特区委，原直属省委领导，省委搬湘潭后，就划归宝属工委领导。区委书记楚梁宜苏，委员有梁杜等。

　　此外，武冈、新宁、城步、绥宁等县都有党员。

　　这年十一月，高文华同志急急忙忙来到邵阳城找我，说他弄到了敌人开的一张共产党员名单，其中有我的名字，他再三叮嘱我要慎重。根据这一情报，为躲避敌人追捕起见，第二天早晨，我和谢劲之同志就搬到了郊区——资江北岸柑子园，距城约三四里地。柑子园的主人因怕敌机轰炸，已搬到远处一个农村去了。李文定夫妇也搬了家，他们在维新街借了一个铺子，办起了“女子自立缝纫店”，参加缝纫的有陶先觉、赵端衫、赵毅等八、九个女子，办了一段时间后，来这里接头联系的人也多起来了，惹得一些流氓、伪军官也来串门子。不久，省委便建议撤销了这个店子，同时把李文定夫妇调走。我和谢劲之住的地方，接头的人也很多。我们没有职业，敌人很注意，为麻痹敌人，我便从邵阳罗塘冲请了刘巧庄和他的妻子来织袜子、罗巾等。刘是共产党员，是由组织安排来的。另外，我们还在信阳街（即大信街）开了一个小百货店，由王诗杰当老板（他原在怀化县槐树下车站当工人，暴露身份后转来邵阳）。

　　李文定调离邵阳后，宝属工委就只有我和谢劲之两人负责了。不久，谢劲之也离开了邵阳。1940年春，省委从湘西调丁纯（又名丁务淳，淸华大学毕业，解放前当过淸华大学支部书记）、陈楚两人来邵阳，丁继任宝属工委宣传部长。 此时，蒋介石的反共阴谋越来越暴露，中央对白区的党组织提出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钭。根据中央的方针，省委要求我们尽可能做到职业化、社会化。为贯彻中央方针和省委指示，我们宝属工委时时刻刻提防着敌人的破坏，做了大量的工作。

　　一天上午，一个保长穿着一身黄色制服，戴着博士帽，从我们房门前经过，与我狭路相逢，他斜着眼仔细打量我，似有怀疑，这就引起了我的警惕，我躲在房侧偏僻处见他走进了一个姓蔡的家里，等他离去后，我就到蔡家去探问情况。蔡老倌告诉我：“保长问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经常有那么多人来往？”这就使我更警觉起来了，我扯了个谎对蔡老倌说：“我是来做生意的，现在父亲病危，母亲写了信叫我回去。”我随即拿出信给他们看了看。蔡老倌一家见我这样说，都信以为真。下午，我就收拾好东西，离开这里，搬到资江南岸去了。我又跑到信阳街，要王诗杰也转移，不久他回到耒阳老家去了。果然不出所料，第三天，那个保长就带了伪警备司令部一个排来到柑子园搜捕我。附近的老百姓对他们说：“那人是好人，真是做生意的，最近收到信，说父亲快要死了，所以回家去了。”敌人搜了我家没得到任何证据，又听老百姓这么一讲，就没有再追究了。

　　我到资江南岸后，几天都没有找到房子。因为邵阳城连续几次遭到敌机轰炸，城里的居民都搬到郊区农村去住，到处挤满了人。同时，要租房子必须有家具，否则容易引起敌人的怀疑，房主也不愿出租。为掩护起见，党组织先后调了赵毅、赵彭南、曾国维等几个女同志来，租了一处房子，办了一个纺纱厂。这时，王诗杰同志从耒阳带了王来苏同志来邵阳与我接头。不久，王诗杰同志转到广西桂林去了，王来苏就留在纺纱厂当炊事员。这个纱厂只办了四五个月就解散了，女同志各自回到自己家里去了。

　　同志们分散后，我就转移到邵阳城东郊刘家村。我改姓夏（与谢谐音），群众都称我夏先生。后和省委研究，调了陶先觉、李叙英、赵毅三位女同志来这里办了个织袜厂，李叙英当师傅，我当老板。为了掩护工作，我和赵毅对外假称 “夫妻”，秘密地进行紧张的革命活动。这年秋天，高文华同志来了，我向他汇报了这一情况，经他批准，我和赵毅正式结婚。我们在刘家村住了大约一年时间，后来搬到沙子坡（谢家岭）居住了一年左右。

　　我们是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生活和斗争的。继“平江惨案”之后，益阳的党组织也遭到了破坏。1940年夏，国民党省政府调了反共三杰之一的王秉丞来到新化当县长，大肆反共。这年暑假，他就暗杀了共产党员李化之同志。邵阳县委 负责人彭柏林同志和三民中学学生谢国安同志也先后被反革命分子暗害了。到了冬季，安化县蓝田区委也遭到了破坏，区委书记梁宜苏和委员梁介福、梁杜、刁牧夫等四人被捕。他们在监狱里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只说自己爱国，要求抗日。后来，通过梁宜苏伯父（李济琛部下）出面担保，释放了“三梁”，但刁牧夫同志还是被暗杀了。刁牧关是北京人，民国大学毕业，会写文章，办过刊物。这位同志牺牲得惨，据说敌人是用麻布袋把他装着丢到河里淹死的。我现在想起来，当时省委不该派他到蓝田去，一个北方人，不懂南方的风俗习惯，又没有职业，到那里一活动，难免不被敌人发现。

　　血的教训，使我们党的领导更加警惕了。省委书记高文华同志找我接头时，指示我们要学会一套应付恶劣环境的本事，要长期埋伏，并规定了许多注意事项。根据他的指示，我们宝属工委（这时丁务淳同志被调走，补充刘建安同志为委员）从1940年下半年起采取了以下几条措施：

　　一、通知新化、武冈等地的党员迅速撤离，先转到邵阳。后来，一部分转到广西等地，一部分参加了新四军、八路军。武冈有一个金称寺支部，没有撤离，在当地隐蔽下来了。

　　二、留在邵阳的共产党员都分散居住，各找职业。如王来苏同志就在邵阳城外伪陆军后方医院内买了一个小茅棚住，开小饮食店，还贩卖桃子、李子、茶水等。刘建安和韩淑仪火妇则在五里牌开饭店，我们夫妇就在沙子坡打袜子，大家都找到了职业。

　　三、建立单线联系，平时尽量少来往。特别是我住的地方，更加保密，除省委书记高文华外，其他人都不知道。

　　四、开辟新据点。先想在会同找个落脚地作为我们紧急时的第二线，但没有成功。后来，派一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刘松同志挑着货郎担到洞口去联系，在汽车站附近租了一间店子，做小百货生意。为了掩护起见，我们给他从农村（廉桥三斯堂赵毅家乡）找了一个假母亲一共产党员彭满秀（又名赵彭南，四十多岁）我约他们在邵阳见了面，双方都表示同竞。见面后，刘松同志先去了洞口，约定彭满秀带她的儿子于中午赶到，到了约定时间，我亲自送她去。可她尚未赶到，刘松就被抓了壮丁，不久解到湖北去了。彭氏到达洞口后，见“儿子”不在，硬是大哭了一场，哭得十分伤心，群众都信以为真。彭满秀同志和他的小儿子按照我的意见，仍然在这里做生意。刘松同志后来在湖北开了小差，回到邵阳来，我就介绍他到伤兵医院当了洗衣工。这对“母子”就这样分离了。彭老太婆组织观念很强，很能干，生意越做越兴隆。到一九四九年为止，这里一直是我党的联络据点之一。

　　由于宝属工委采取了上述正确措施，就使我们在极端严重的白色恐怖环境里，同敌人进行了有效的斗争，保扩了党的组织，保存了党的有生力量。

　　一九八四年九月

责任编辑：刘帅 最后更新：2014-08-01 11: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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