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伤员在黔阳
2014-05-30 16:05:26  来源：《抗日圣地重千秋——抗日时期的怀化综述》  点击：  复制链接

　　文/熊纯耀

　　“七七事变”的那一年，我在常德读书，那时，常德还是抗日的大后方。南京失守后，日军长驱直人，威胁着武汉。由于国民党采取“攘外首先安内”的政策，放弃对武汉的防守。这样，也就严重影响湖南的安危。当时湖南的军政要人，奉令对长沙实行“焦土”政策。日军未进攻长沙之前，便自行从四门放火，将一座繁华而古老的长沙城，经几昼夜的焚烧而成为荒墟。从此，人心惊慌，社会动荡。前方的伤病员相继转至常德，大部分学校的教室改成陆军后方医院的病房。看到那些拄杖的、跛脚的伤员，内心很同情。学校不定期的组织慰问，.表示对抗日将士的一点心意。开始转来的伤病员在医药上、生活上还是比较好，很多医药器材也是从美英进口的。

　　1939年，我从常德回到安江，有时也去洪江。同样，这些地方和乡村也都有伤病员医院。仅沙湾一地，便有国民党军政部后方医院三个：“九七”、“七七”、“五一”。其中“九七”医院专供军官治疗，“七七”、“五一”医院为军士治疗。“九七”医院院部设在蒋家团，“七七”医院院部设在唐家团，“五一”医院院部设在蒋家祠堂。病床分散，除沙湾外，上至岩门、滩头，下至石修、太平场。这样做，一方面为了便于疏散防空，另一方面是为了利用民房及沿河交通。

　　对从前方转运至沙湾的伤病员，由于物资供应比较困难，特别是医药供应困难，治疗不够及时，使不应致残而致残、不应死亡而死亡的人数日益增多。

　　为适应战时的需要，对伤员分为伤愈、住治两个系统，于1941年成立军政部第十九临时教养院，院址设洪江杨家祠堂（现洪江玻璃厂）。院长刘作昆，教育长孙铁臣，总务主任王学源，军需主任孙振邦。全院分为九个中队：一、七、八、九为军官队，二、三、四、五、六为士兵队。军官队中，有的人手中有点积蓄，可从事经商和手工卷烟。这些人大部分住在安江、洪江、滩头、川岩等地。士兵的五个中队，有组织的搞点生意和淘金。分住在沙湾、石修、老屋背、磨回、太平场等地。不久，从洞口迁去洪江的军政部第十五临时教养院，院部设在洪江天王庙，主要收容从外地转去已基本治疗好的伤病员，分住在灶王宫、药王宫。后又编队转靖县（现靖州）。在靖县成立“荣誉军湘西会战中受伤的中国士兵

　　人垦植处”，处长赵凌宵。十五临时教养院于1942年底也全部迁去靖县与“荣垦处”合并。随着战局的告急，十九临教院于1945年3月从洪江迁去贵州施秉县。

　　1945年春，日军为加强对湘西地区的进攻，决定首先打通三塘（金屋塘、瓦屋塘、龙船塘）、三江（安江、洪江、芷江），然后夺取芷江机场，控制湘黔线，进军西南，以威胁重庆。日军集结大量兵力，向雪峰山方面推进。国军也先后调遣部队，驻防安江、洪江、溆浦，决意在雪峰山进行堵击。此时，国军后方医院，大都后撤。为了收容从前方下来的伤病员，各地相继成立临时性的收容所，经收容所初步绷扎，再行运送后方医院治疗。安江廖家祠堂的收容所，便是其中的一个。那时的收容所药物缺乏，设备条件差，加之有的医务人员缺乏人道主义，给伤病员造成了一些痛苦和灾难。廖家收容所里，有些重伤员，未停止呼吸，便被抬去河边掩埋，凄厉的喊声，惨不忍睹。沅水边埋葬了一排排尸体，每逢汛期，被洪水卷走。

　　抗日战争时期，有一部分抗日负伤的国民党部队的伤残兵员来到靖县垦荒生产，做了一些事情，特别是为靖县的解放作过不少工作，有一定影响，本文就有关情况作简单叙述。

　　一、荣军的来历

　　来到靖县的这部分伤兵是当时国民政府军政部设在湖南的抗日战士。那时候，战事紧张，伤残兵员很多，在1938年里，仅设在湖南（属中央军第九战区）的12个临教院，就接纳伤残官兵30000余人。因战事不断，伤号日趋增多，为减轻财政负担，当局规定，轻残伤兵愈后遗散，自谋生活出路。此时，半个中国沦陷，伤兵何处为家？

　　第九战区伤兵管理处处长赵凌霄倡议创办伤兵员屯垦区，集中伤兵垦荒生产，实行自给。赵的倡议，得到国民政府军政部的核准。赵便集中芷江临教院(乂称十一临教院）和郴州临教院（又称十五临教院）的轻残官兵来靖县建办伤兵员垦区。

　　I940年，赵选调一批管理人员在靖县成立伤兵员垦区筹备处。1941年初，十一、十五临教院的伤残官兵正式迁来靖县。1942年，国民政府军政部把伤兵员垦区筹备处更名为“军政部联合勤务总司令部湖南荣誉军人生产事务处”，简称“荣军生产处”，本地群众习惯称荣军生产处的官兵为“荣军”。

　　来靖县的荣军官兵及家眷共5000余人。其中：官佐近1000人（部分不是伤残），家属子女1000余人，轻残伤兵3000余人。

　　二、荣军生产处的组织机构和经费来源

　　荣军生产处设处长一人，副处长二人，赵凌霄任处长，张贯之、王君实任副处长。处部设在靖城伞铺街文庙内，处部下设行政管理机构和生产管理机构两大部门。

　　行政管理机构为：总务课、村政课、技术课、秘书室、视察室、副官室、特务连、驻新厂垦区办事处等单位。行政管理机构（除新厂垦区办事处）在靖城伞铺街文庙内办公，工作职责及编制情况是：总务课10余人，负责全处的财经事务，课长贺敬宇；村政课10人，负责生产处与地方政府的联络和伤兵员的教育工作，课长刘延年；技术课10余人，负责全处的技术咨询，课长曾大寿；秘书室负责全处文书档案工作，主任刘国英；视察室负责全处各项工作的视察，主任孙坚中，视察吴君庭；副官室负责士兵的接待工作，主任高邦平；特务连（原属赵凌霄警卫连）有人枪丨60余，负责全处人员、财产的安全保卫，连长徐永贵。

　　生产管理机构为生产合作联社、第一屯垦总队、第二屯垦总队三个单位。

　　生产合作联社亦设在文庙，由屈凌汉负责，社部有管理人员数十人。分财务、会计、审核、保管、出纳、采购等业务组。社部有五个小厂和一个服务手工业组，共荣军官兵五百余人（技术人员和部份工人从外招聘）。五个小厂即电厂、机械厂、造纸厂、纺织厂、印刷厂。电厂（在城东光明寺）供给生产处机关和城内居民照明用电；机械厂（在城东光明寺）生产农具、翻砂和加工机器配件；纺织厂（在城郊教场）纺织粗布；造纸厂（在江东岩湾）生产纸张；印刷厂（在大码头）接洽内外印刷业务。服务手工业组为荣军官兵加工食品，供应百货、运输物资，为屯垦队伤兵加工生产工具、修建住房。

　　屯垦总队的工作是垦荒生产。屯垦总队下设屯垦中队，中队下设屯垦分队，每分队由近四十名伤兵组成。第一屯垦总队有8个中队、4十个分队，有官兵1500余人，家眷500余人，总队部设靖城濂溪官，成员分布在寨牙、江东、飞山、艮山口、太阳坪等地。第二屯垦总队有8个中队、近40个分队，有官兵1500余人、家眷500余人，总队部设新厂，成员分布在铺口、藕团、平茶、新厂、横江桥等地。

　　荣军初来靖县时，一无工厂，二无土地，又无资金。为此，荣军生产处向社会各界募捐。社会各界人士捐助了不少资金，地方富户捐献了一批田土。处长赵凌霄在任第九战区伤兵管理处长时，与美国教会的一个牧师相识，通过牧师的关避难怀化

　　系，美国教会为伤兵捐助了不少药品。赵凌霄还写信给爱国华侨陈嘉庚，请求为伤兵垦区捐助。陈嘉庚先生发动华侨捐资，募捐了100万法币（当时的纸币）给伤兵屯垦区。此外，荣军生产处还向当时的中国农民银行靖县分理处贷款100万法币。

　　荣军生产处用捐资贷款买木材、建住房、买机器、办工厂、买田土、办垦区，开展生产活动。屯垦总队伤兵的劳动收人全部归已所得，合作联社的工厂和服务手工业组的收人，除上交部份利润外，其余由生产者按劳分配，一般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从工厂上交的利润中支出。伤兵员生活来源有保障，大多数安居乐业。

　　三、荣军在靖县所做的几件事

　　荣军来靖县后，处长赵凌霄建议靖县县政府把四鼓楼到汽车站这段狭小的街道（即旧西街）扩建成能行驶汽车的公路街道。县政府采纳了赵的建议，随即动工修建。荣军也参加了修建。西街公路街道建成后，政府在街的中心（今农贸市场口）修了一座两层楼高、占地面积约10平方米的方形瓦木结构亭子，取名“荣誉亭”，以示纪念荣军修建西街街道之事（现已废）。

　　荣军生产处，在东门外的光明寺内（现供电所处）建起了火力发电厂，在城东门外修建了洗澡堂五间，在城内办起了消费合作社、小吃部、茶馆，在河街兴建了碾米厂，还在濂溪官内办了一个无声电影院，后改为京剧院。1942年春节前后，剧院演出了《打渔杀家》、《群英会》等戏剧，丰富了县城人民的文化生活。

　　屯垦总队的伤兵员在各个乡村垦荒种田、兴修水利，还在靖城附近和新厂一带的荒坡上大面积植造油桐。

　　荣军生产的工农业产品除满足内部消费外，还对外销售，如纸张、粗布、桐油等就远销贵州、洪江。

　　为使伤兵员能长期安心在靖县，生产处和地方政府协商，鼓励伤兵员在当地选择对象，成家立业。因此，不少伤兵员在靖县建立了家庭。但亦有少数伤兵员居功自傲，欺人霸道，破坏他人家庭，为群众所愤恨。

　　1945年春，有几个进步伤兵员订阅了共产党刊物《新华日报》，靖县县政府发觉后，要赵凌霄出面查办。赵思想倾向进步，设法拖延几天后，回说没有此事了之，而将那几个进步伤兵保护下来。县政府无奈，上告湖南省政府。湖南省长薛岳为此，特派亲信李尚镜到荣军生产处任副处长职，以事监视荣军官兵的进步活动。李来靖以后，于1945年5月趁赵外出之机，捏造了赵“私藏武器、图谋不轨”，“贪污公款、中饱私囊”等六条罪状，向国民党中央军法司告发，由此，赵被逮捕，押去芷江，禁闭半月，又解送南京羁押。后国民党中央军法司派员到靖县，作了6个多月的调査，查明赵没有“不轨”行为，证实李尚镜的控告纯属诬告，将李法办。1946年，赵得以释放返靖。一场轰动全处的“红色案件”方告结束。

　　1947年后，时局变化，驻靖荣军陆续往外迁徙，1000多人往洞庭湖滨建办农场。100余人去会同坪，树开建煤矿。生产处的纺织厂、机械厂迁去洪江，电厂的部份人员调去辰溪、沅陵建立电厂，还有的伤兵因不愿生产被调往贵州镇远残废军人教养院，也有部份伤兵员自动离走。1949年初，留在靖县的荣军官兵还有1400余人。

　　四、荣军在靖县解放时的活动

　　1949年4月，南京、汉口等地相继解放。处长赵凌霄与部份荣军官兵打算弃暗投明、迎解起义。5月，赵准备派处部人员孙坚中、会同煤矿主任郝振方、靖县电厂主任刘顺成去汉口与解放军联系。后来，赵得知，当时在荣军生产服务组负责船舶运输的张正云在垦区进行迎解活动。赵派刘顺成把张正云请到自己的住处，与张就迎解工作进行了两秘密谈话。谈话中，张很赞尝赵的主张，也把肉己当过红军的经历对赵说了。此后，赵、张、刘多次在一起商量迎解准备工作，张正云负责在处部活动，刘顺成负责电厂的迎解工作。张正云、刘顺成还外出与解放军十三兵团取得了联系。此外，张、刘还通过地方人士储俊联络靖县自卫团副团长明一轮举旗起义。

　　1949年10月5日，解放军四野十三兵团三十八军三三四支队进入靖县。这天，赵凌霄、张正云、刘顺成组织城内荣军官兵在生产处部周围和城内一些要道上张贴迎解标语。部队入城时，赵凌霄、田庆谷、段杰与靖县进步人士曹振家等人到城外接宫亭迎接，数百名荣军官兵与靖城人民一道，举着迎解旗帜，放鞭炮欢迎人民解放军。10月7日，赵凌霄、田庆谷、屠昌寿等人参加部队首长王日轩主持召开的靖城各界人民代表会。在成立“靖县人民治安维持委员会”的会议上，赵凌霄被部队首长指定为“维持会”主任。会后，赵凌霄把荣军生产处所有的枪枝300余支交给部队，受到部队首长的表扬。荣军生产处电厂照常发电，碾坊为解放军加工大米。

　　1950年元月，由靖县自卫团改编的靖县人民自卫大队扩编，荣军伤兵员100多人参加了靖县人民自卫大队，赵凌霄的副官田庆谷担任了自卫大队的参谋，配合解放军剿匪。在解放军奉令撒离靖县时，靖县自卫大队随之撤退，配合四一八团守卫连山，在击溃土匪的战斗中；参战的荣军伤兵员表现很好。1950年10月，四一八团完成配合围剿湘西中心区土匪的任务后，返师靖县，靖县人民自卫大队随之人靖，并改编为县大队，继续配合部队剿匪。

　　靖县和平解放后，赵凌霄积极协助解放军做劝降土匪的工作，曾劝降了国民党湖南省第十行政专员公署专员杨镇南及其部下100余人，诱捕了国民党省委委员兼湘西办事处主任杨景，被解放军任命为洪江军政委员会委员，继任湘西行署建设处副处长，后回老家山东，任山东省政协委员，1984年病逝。张正云亦于解放后离开靖县担任了会同县自卫大队指导员，后调任晃县龙岗烟厂厂长。刘顺成担任了靖县电厂厂长。

　　1949年10月至1950年10月之间，数十名荣军被土匪杀害；有的荣军因害怕土匪袭扰而迁离靖县，参加县大队的100余名荣军，也于1952年随靖县县大队一起调会同军分区。至此，留在靖县的荣军已经为数不多了。

　　解放后，荣军生产处设在靖县的电厂、造纸厂等企业由靖县人民政府接管，70余名荣军伤兵员转为国家公职人员。对定居在靖县农村的200余名荣军伤兵，3地人民政府分给土地、房子，安排务农，荣军伤兵真正有了美好的归宿。

责任编辑：赵丁言 最后更新：2014-05-31 15:4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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